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值得后人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压*迫这一致命的症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帝国的结局一定是个巨大的历史废墟。蒙古统治者没有抓住“汉化”的历史机遇,他们太多的精力,都浪费在消受和享乐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虽然非常辽阔,却没有给“黄金家族”赋予优秀而又辽阔的政*治视野的基因。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晚期带来的血与火,从某种意义上也涤荡了汉民族的颓靡苟全与委曲求全。残酷有时促人警省,杀戮有时会让复仇的雄心苏醒。相比满清,蒙古统治者人群本质上仍存有草原蓝天下那种质朴的野蛮和不加掩饰的爽朗,他们来得急,去得快,输得起,放得下。所以,在历史的丛林中,骄傲的蒙古雄狮是那样阳刚,白山黑水中大辫子的群狼阴柔却更具破坏力。
有一种悲怆值得人们原谅: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轰然达至巅峰之后,无论前瞻还是后顾,都将是往下而行。时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剑仍旧那样锋利无比,只不过它们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帜从大都消失之后,几百年过去,出于政*治原因,出于民族偏见,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对于元朝,除过激的、以偏概全的“讴歌”以外,无外乎就是更加矫枉过正地把它“一团漆黑”化。其实,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治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积火药与弹道技术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可以想见,虽然号称“停滞”,但时代,一直在进步着。
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均创作于元末。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有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让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