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文化观转型与“象思维”之失作者：象思维
提要：上世纪初以降，自从教育制度西化之后，在开启科学思维理性之窗时，却关闭了自己“象思维”的悟性之窗，至使中国学人陷入失去主体话语境地。后来几代学人，由于只有单一科学思维理性，以至于不能真正进入和领会中国传统经典。中西思维方式不同，源于语言不同。“象思维”作为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是最具本原性和原创性的思维。在“轴心时期”，西方在“象思维”基础上产生出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并逐渐构成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象思维”则经过儒、道、佛三家而推向高级形态，构成中国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崇尚不同最高思想观念（非实体与实体）的中西思维方式，各有不同的功能和价值，但都非万能。两种思维方式相互不能取代，而只有经过会通，才能推进各自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象思维 概念思维 悟性 理性 实体 非实体 诗意联想 会通
中国上个世纪，由于文化观受到“西化”冲击而出现偏差，以至于对各项事业发展都曾
产生负面影响。为了纠正文化观发生的偏差，必须认清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以及这种区别
根源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为此，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思维方式的本质区别和各自不同的价
值。本文拟提出三个问题并加以扼要的讨论：（一）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及其后果，（二）“象
思维”的本原性与原创性以及“象思维”的特征，（三）必须坚持“会通以超胜”的文化观。
（一）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及其后果
众所周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陷入民族危亡的严重危机。在救亡中，中国以西方为师，首先使中国教育制度实现了几乎全盘西化的改*革。这场改*革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引起的显著变化，就是在接受西方理性科学观念时，却把中国特有的悟性观念抛弃了。或者说，在开启逻辑概念思维这扇理性之窗时，却把中国“象思维”这扇悟性之窗关闭了。在这里，首先需要对于“象思维”这个今天已经显得陌生的词语作一点解释。“象思维”之“象”，字面意思指动物中的大象。但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这个“象”转义成一个特殊用语，以至在汉语以外语言中没有相关的对应词语可以翻译，只能音译。例如英译只能是thinking of Xiang（象）。这个特殊用语之“象”，除了指直观具象外，主要指超越具象的精神之象。其深刻内涵，后文将具体展开论述，此处无庸赘言。可知，由于上述中国“象思维”视野之窗被关闭，所以对于中国传统经典，从此便开始以西方种种哲学视角和方法*论加以诠释和研究。不过，这种研究和诠释，就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那一代学者而言，如鲁迅、胡适、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等等，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和功力，同时也没有完全丢弃“象思维”视野，所以他们的研究和创作还保留着中西思想文化会通之特色。但是，后来的学者，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日渐淡薄，以至于数典忘祖，所以诠释与研究中国传统经典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因为中国传统经典，如《易经》，孔、孟、老、庄之书等等，都主要是 “象思维”之产物。所以当“象思维”视野之窗被关闭后，完全用逻辑概念思维，首先领会中国传统经典就大成问题，更不用说对其正确诠释和研究了。现在有些中国学者的研究，由于只有逻辑概念思维视野，走进中国传统经典，已经变得困难。有些所谓研究，由于只有单一逻辑概念思维视野，甚至不能不陷入对文本作外在的肢解。例如，发问庄子寓言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如何，并以之为出发点所作的这类研究和所写之文章，就是这种所谓肢解的典型。因为庄子之书，纯系富于诗意的寓言，主要是“象思维”之产物。就是说，只有借助“象思维”视野，在体悟中才能真正走进庄子之思，才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比较可信的研究。
上述开启西方理性之窗和关闭中国悟性之窗的后果，就是使中国哲学与文化在整个20世纪都被覆盖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之中。以至于在中国文化界出现了“失语症”问题，即丧失中国主体话语，只知道西方话语。虽然说的写的是中国话，但其中已经充斥着洋味，缺少中国韵味了。此外，特别值得中国学者深思的问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思想家（例如叔本华、尼采，一直到海德格尔等等）已经开始批判西方中心论，并向东方特别是向中国传统经典借鉴这种批判的思想资源时，当时的中国学者却对此盲然，而不闻不问。这就足以说明，当时中国文化精英们视野的局限。记得有一位米国女汉学家舒衡哲曾说，在“五四”时期中国那些思想精英，无论对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缺乏深入反思，认识肤浅而存在片面性。这真是旁观者清的深刻洞见。具体来说，这种片面性就是，在文化上只知道西方之长，不知道西方之短，而对于中国则只见其短而忘其所长。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所长，就是作为其魂魄的“象”与“象思维”。
（二）“象思维”的本原性、原创性与中国“象思维”之特征
必须说，“象思维”是人类共有的本原性思维，其最初形态表现为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就“象思维”的原创性而言，可以说人类后来文明中的一切创造，都有赖于它。并且，“象思维”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所有创造。在原始人那些巫术性音乐和舞蹈中，已经孕含了后来宗教、哲学、艺术等一切文明的原创萌芽。这已经是被文化发展史证明的事实。例如，在人类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各民族口头流传的神话创造，就是“象思维”“具有永恒魅力”的创造，是想像力没有受到语言逻辑等规则束缚而最为自由的一次大爆发，空前绝后的一次大爆发。这里所谓“空前绝后”，是指在语言逻辑成为文明社会交流工具后，人类想象力无拘无束状态已经结束。因此，人类的想象力已经不可能象神话时期那样自由翱翔了。
在世界几大文明差不多同时成熟之“轴心时期”（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但根据现代研究，这里的历史上限又向前有所推进），中西首先在语言文字发展途经上分道扬镳。这时，虽然中西语言文字都在符号化，但是中国语言文字与西方语言文字却在符号化中走着不同的道路。西方形成完全符号化的多音节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完全抛弃象形性，以音表意，语法文法精密，在认知心理实验中表现为左脑优势。因而，西方古文字，如不知其发音就是死文字。而中国的汉字，则在“隶变”（汉代从篆书转为隶书）符号化后，仍然保有象形性根基。汉字以形表意，语法文法简单，语序严格，在认知心理实验中表现为左右脑均势。因而，中国古文字即使不知其发音，其含义仍然可以从其字形上辨认。
思维的运行不能不借用语言文字。由于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中西在思维方式上也必然不同。从根本上说，这主要表现在“轴心时期”中西各自形成的最高思想观念，其性质根本不同。西方这一时期，以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思想集大成者，提出“实体”、“第一实体”作为最高思想观念。后来西方哲学家的诸多体系，在尼采之前，其核心概念都属于不同形式的实体。这种“实体”在主客二元大框架下提出，因此这种实体概念具有对象性和现成性特点。在宇宙事物形成思想上表现为“构成论”。而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思想最高观念，无论易道之“太极”，道家之“道”、“气”，还是儒家和禅宗的“心、性”，都在“天人合一”大框架下提出，都与西方实体性观念不同。其表现为非实体性，是动态整体性观念，因而不可对象化和现成化。在宇宙事物形成思想上表现为“生成论”。
正是在把握各自不同的最高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中西主流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本质上确乎可以说，西方在“语音”中心前提下，形成了理性的逻辑概念思维方式。这就是把不同实体作为现成对象进行概念规定式的把握。具体表现为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或数理逻辑的演算而形成公理系统等等。与此不同，中国则在“象形”中心前提下，形成了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方式。这就是最终达到体悟主、客一体，即与动态整体一体相通来把握整体。具体表现为，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之体悟。
事实表明，就思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象思”比语言逻辑之思，更加深广。“象思”要进入和把握的是动态整体，这是逻辑概念之思无法问津的领域。“象思”之象，其层面丰富深邃。主要可分两大层面，即形下层面与形上层面。人的嗅、听、视、味、触诸感觉之象，均为形下之象。而超越此形下之象进入精神之象（例如意象、幻象等多层面），特别是进入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之象，即动态整体之象，乃是形上之象。
就“象思维”而言，“观物取象”、“象以尽意”，这八个字可谓字字千钧。其中最关键的词语乃是“观”，因为“取象”与“尽意”都由“观”来实现。通常所谓观，指眼睛看，但“象思维”之观，则始于看之“观物”，而又必须超越之。即使进入超感官之象仍然处于不断超越过程之中。如同老子所言：“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并在“玄之又玄”中，开启“众妙之门”，或者“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这里所谓“观其妙”、“观其徼”、“观其复”之“观”，都属于超越眼睛看那种直观而又处于不断超越之“观”，从而能进入体悟并与动态整体相通的“象思”活动。其中所谓“玄”，就是思经过“悬置”与超越进入混沌状态。唯有这种“玄观”状态，才能打破逻辑概念思维所设立的一切框框，进而才能在“物我两忘”中与动态整体宇宙一体相通，并获得最大的想像空间和思的自由度。
为了便于理解中国“象思维”的特征，下面试把“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做若干比较。其一，“象思维”富于诗意联想，具有超越现实和动态之特点。而概念思维则是对象化规定，具有执着现实和静态之特点。其二，“象思维”诗意之联想，具有混沌性，表现为无规则，无序，随机，以及“自组织”的“悬置”与超越。概念思维之对象化规定，则具有逻辑性，表现为有规则，有序，从前见或既定前提出发，能合乎逻辑地推出种种规定或结论。其三，“象思维”在“象之流动与转化”中进行，表现为比类，包括诗意比兴、象征、隐喻等。概念思维则在概念规定中进行，表现为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以及数理逻辑演算与整合成公理系统等。其四，“象思维”在诗意联想中，趋向“天人合一”或主客一体之体悟。概念思维则在逻辑规定中，坚守主客二元，走向主体性与客体性之理性确定。其五，可以作这样简单的归结：“象思维”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智慧，而逻辑概念思维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智慧。显然，对于人类发展，两者相得益彰，都决不可缺少。
三、坚持“会通以超胜”的文化观
“会通以超胜”，由中国明末大儒徐光启提出，极富远见。其意在推进中学与西学会通，并认为，唯如此方能获得超胜之结果。这是一种具有深刻内涵和普遍意义的文化观。就中西思想文化核心问题而言，最值得探讨者，就是“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的问题。首先必须指出，如果说由逻辑概念思维支撑的西方理性和科学，并非万能。同样，由“象思维”支撑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虽有自己特殊之长，但也绝非万能。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近代发展落后于西方，与自己如何认识和运用“象思维”问题大有干系。当“象思维”在联想与体悟中进入与动态整体宇宙一体相通之境，从而获得最大想像空间和最大思想自由度时，精神状态随之也就进入最具原创的时段。在这样时段，确实可以有新发现和能提出新问题。但是“象思维”之所作，仅此而已。进一步，要明确所发现之新问题和解决所提出之新问题，则必须走中西会通之路，就是说，还要借助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当然，会通在这里，不是一方吃掉或取代另一方，而是促使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精神境界能有机地连通起来。就此而言，中国传统中使“象思维”仅仅停留于个体与整体一体相通那种自我审美受用上，必须加以打破。在借助“象思维”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后，必须走下与宇宙一体相通的“神坛”，从形上境界下到形下境界，以便能接受和运用逻辑概念思维以具体解决问题，并在具体解决问题中继续发挥“象思维”推动创新的作用。
但遗憾的是，中国文化界在整个20世纪里并没有深刻领会徐光启关于“会通以超胜”的指引。以至于在文化观上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曰：坚持“全盘西化”，二曰：坚持“国粹主义”。现在看来，这两种文化观，都流于极端和片面，并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样，西方也有类似的文化观，如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不过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思想家已经反思和批判自己这种片面的文化观，并向东方寻求思想发展的文化资源。由此可以看到，在思想文化发展道路的选取上，必须坚持“会通以超”的文化观。历史经验也证明，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土之后，虽然经过多次与中土思想文化发生冲突，但终于成功会通与融合。而其所以能成功，就在于无论佛教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两方面，都不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而是在双向扬弃中达成各自创新。经过佛教思想的洗礼，中国思想文化自隋唐以降出现了新面貌。而佛教由于接受中国思想文化的洗礼，也在中土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可知，“会通以超胜”的文化观最适合于推进中国文化复兴，而且具有普世意义。
2007年6月老树写于北京西郊稻香湖畔
2007年11月修订
2008年4月再修订
此文为象思维国际研讨会特约稿件，同时发表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0卷
“象与象思维”研究专栏 |
发表于 2012-12-17 14:1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