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曾国藩在他一生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却总是以两副面孔交替出现。一时候,他“备陈民问疾苦”,满纸仁义道德,到处示恩示德,一腔爱民热血;另一时候呢,他又磨牙吮血,狰狞狠毒,执刑唯恐不严,杀人唯恐不多。他认为,用刑以逞威,用仁以示惠,是实行礼治的两个相反而相成的方面。他说:“除莠去草,所以爱苗;打蛇杀虎,所以爱人;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曾国藩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杀人与爱人统一了起来。有时候,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杀人行为,就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为自己开脱。他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几乎留心田以赡养子孙”。他似乎有一种“良心”被发现,在杀人屠城时要存一点“爱民之念”,于冥冥之中生怕子孙后代得到报应,所以要“留心田以饭子孙”。这种矛盾心态,使曾国藩极易接受孔子的“不教而杀谓之虐”的思想。
但是,实际的情况又是什么呢?从长达十二年的镇*压太平天国,到攻剿捻军,到滥杀天津的无辜,都说明了曾国藩是以刑杀为主的,“德政”倒是表现得很少。虽然他在京做官时有过“平银价、清冤狱”等主张,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有过“重农事”、“禁扰民”等劝诫,但前者因他当时不是有实权的官员而无法实施,后者则因为战事频繁,“常常顾不上”而没有任何实际的表现,都是他嘴边上说说罢了。晚年,他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虽然有过赈救灾民、清理狱讼等举措,但也不过是别有用心而收效甚微。有人把他在攻陷安庆、金陵后恢复县学府学,赶修江南贡院等算作他的“德政”,其实呢,曾国藩本人说得很清楚,他只不过是想要获得扶持名教的美誉,争取江南士子的拥护罢了。也就是说,他的一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副狰狞无比的刽子手面目,而丝毫没有留下任何仁爱慈善的形象,这是不能怪任何人的,要怪只能怪他自己了,因为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曾国藩的“仁”和“刑”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他强调要“分别良莠”,把民分为“良民”、“莠民”或“奸民”两大类,认为“民可爱,奸民不可爱”。但是,他分别良莠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礼”。言行符合“礼”的是“良民”,否则便是“莠民”。说得再白一点,遵循封建的道德标准,言行有利于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的人,是“良民”,否则便是“莠民”。他对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讲其“仁”,而对劳苦大众,即他认为的所谓“莠民”或“奸民”是从来不讲“仁”的,讲的是什么呢?是刑罚,是刀枪。他把刑罚和刀枪对准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的参加者,对他们举起了白花花的大刀,结果是堆起了血淋淋的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