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茶运与国运

寒江一叶

“以茶制夷”的共识

　　鸦片、银子与茶叶三者的关系，是晚清非常具有共性的话题之一。魏源说：“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未有，而本朝独有之。”
　　1838年，江南道御史周顼（贵州贵筑县人）上书道光说，内地不是每个人都吸食鸦片，但茶叶大黄却是外夷必需之物，他们要是几个月不吃茶叶、大黄，就会双目失明大便不畅，健康就会受到影响。于是他要求与外商交易的时候，只准纹银交易，而不准以茶叶、大黄置换洋货。
　　因为国内许多人抽鸦片，老外当时可以用鸦片来换茶叶或其他物资，而国内的人也可以用茶来换鸦片或其他产品（茶与鸦片在晚清都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但这样一来，大清不但收不到税，财政无从保障，而且还会让茶叶、大黄等洋人的养身之物输送出境。
　　因此，周顼建议在产茶叶、大黄的地方，稽查转运，设立票据，统归沿海地方官员兼管。要是有人走私出洋，或者减价出售，都要严惩。
　　这份奏折引起了道光帝的重视，他也顺势提出了意见，鸦片大量流毒中国，导致纹银出洋数逐年增加，产生了银贵钱贱，进而影响到了地丁、漕粮、盐课等诸多层面，倘若不防范，必然出现“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遂下令两广总督邓廷桢据实查访。
　　邓廷桢等人调查后发现，这种办法存在客观上的难题，甚至会引发相反的效果。主要是，倘若限定茶只能与纹银交易，那么内地之货与入口之货不能相冲，外商收入得不到保证。而茶呢，更不好说，要是统一由官方定价，遇到丰收自然是农民受惠，可是一旦歉收，那农民、商人和官家就会陷入困局。让地方出立票据，有许多官员就会乘机揩油，扰民也难以避免，最后是官、商、民三者皆输。
　　尽管邓廷桢从现实困难层面否决了周顼的提议，但邓廷桢也认为，茶叶是对付外夷、尤其是英国人最为有效的商贸手段。差别在于，在绝对控制茶叶的层面上需要讨论的空间太大，茶叶问题也变成可控与不可控的商榷范畴。我们可以从林则徐对曾望颜的反驳中，再次温习这场争论。
　　直隶顺天府的府尹曾望颜给皇帝进言的奏折，“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乃茶叶、大黄。而此二物，皆我中原特产。无论何国夷船，皆不准其与我朝通商往来”。
　　曾望颜认为，这样的办法会给外国商船带来麻烦，他们船上的货物不仅不能卖出，而且由于得不到茶叶、大黄，夷人之性命就完全由天朝掌控，那么夷人一定就会放下架子来祈求通商。曾望颜主张封关禁海，剿办海盗，再禁大小渔船，断绝走私渠道，让外商产生畏惧之心后，主动求商。这跟直隶总督琦善的主张如出一辙，琦善说：“外夷土地坚刚，风日燥热。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为口粮，不易消化，若无大黄，则大便不畅，夷人将活活憋死。故每餐饭后，需以大黄茶叶为通肠神药。”（艾特略·宾汉《远征中国纪实》）
　　琦善与曾望颜二人，都是朝廷器重的重臣，也都是西人艾特略·宾汉口中富有智慧、敏锐的中国政*治家，并知晓“夷情”，他们的建议到底如何？道光皇帝心里没有确切答案，他把曾望颜的奏折转给林则徐，希望得到意见。
　　林则徐认为此举不妥，因为粤东200年来的互市，是建立在“推恩外服，普示怀柔”的基础之上，鸦片主要由英国商人在贩卖，一旦海禁，就断绝所有外商贸易，这不符合实情。何况不是所有的船只都参与了鸦片贸易，只要不夹杂鸦片的船只，仍然可以让其参与贸易，如果得罪了所有夷商，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天朝，后果堪虞。另一个层面上，大海四通八达，禁之甚难。
　　林则徐不赞同全面海禁，他通过查访后得知，茶叶、大黄确实是外夷所需，不过大黄出口多不过一千担，并非必有之物，不值得严禁。茶叶历年所销，高达30余万担到50余万担之间，这数量非常高，可作为钳制英国之物。但林则徐认为，做生意是循环的，即便与英国断绝了茶叶贸易，他们依旧可以从其他国家转买，这势必又要全面海禁，不是明智办法。但茶叶似可限量供给，每年连箱供给50万斤。其实早在湖北任总督时，林则徐就提出通过提高对茶叶、大黄的价格来达到使白银回流的方案。
　　林则徐还注意到了其他大臣没有注意到的茶叶细节，“大黄每年出口，本属有限，不过附搭药材项下。英夷所销尤少。惟茶叶所在必需，然有绿茶黑茶之分，英夷所销多系黑茶，现在严密稽查，不使影射偷漏”。黑茶，这里是指红茶，英文把红茶翻译成blacktea。
　　林则徐不赞同全面海禁，还与他对海路诸夷的认识有关。他认为鸦片最大的贸易者是英国（米国等国家同样参与了鸦片贸易），其他国家大可不必跟着英国一起受到中国的贸易制裁。他在虎门销烟前夕，就采用了分化政策，让美商等“良夷”大尝甜头。
　　1839年5月2日（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赞同林则徐等人做法，如果外商缴纳烟土，“自应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怀柔”，并暂缓断绝茶叶、大黄等供给。英军进逼天津的时候，在广东的林则徐依旧给皇帝上书，坚持认为是全面斩断贸易的后果。之后，道光皇帝给正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下旨说，“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茶叶大黄，永远不准贸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
　　漕运总督周天爵算过一笔账，禁止中国的茶叶、大黄出口，这至多不过损失几十万两白银的商税，却可以换回千万两因鸦片流失的白银，很划算。当外国商人断绝了茶叶、大黄来源时，必然向大清乞求救命，保证以后不敢再向中国输入一勺鸦片。到时，清廷可以杀掉数十为首者，再杀掉数百内奸，最后网开一面，准许茶叶、大黄出口。他的意思很明确，只要茶叶在我们手中，还怕什么？

              作者 周重林 摘自http://www.wens*h*i*tiandi.com/JingXuanYueDu/20130320/2883.html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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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奇效与茶叶富国论

　　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工作，一开始采用武力手段收缴，收效甚微。之后，他不得不采用了一种怀柔手段——给通晓汉语的外商红绸二匹、黄酒两坛，让他回去劝说大家缴纳鸦片。之后又给被封闭的外商馆送去吃的喝的。茶叶换鸦片一项，确切地说，就是每当鸦片商人缴纳一定数量的鸦片，清政府作为补偿，就配给一定数量的茶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商的抗拒心理，让他们不至于血本无归。
　　1839年4月1日，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人到虎门布置收烟工作，带了许多标兵去壮声势，但效果不佳，仅仅收到了5箱鸦片。可是到了第二天，林则徐提出茶叶换鸦片的补偿政策后，收到了烟土1150箱（袋）。之后收缴鸦片工作顺利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茶叶的奇效。
　　梁廷枏在《夷氛闻记》里的记载有很大差异，说缴纳一箱鸦片给50斤茶叶，这大约是坊间传闻误导所致。民间野史轶闻记载更加离奇：“向闻林文忠公烧西商鸦片烟土而不给价，故致启衅。近闻人言，彼时实以茶一箱，易烟一箱。而茶为胥吏所办，中多杂以砂石。既至欧洲，又以不能售，寄回。商人耗本无算，遂致激成衅端。”（《清代之竹头木屑》）
　　茶叶质量姑且不论，但茶叶数量节节攀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茶叶补偿政策的误传率增大了外商的期待，那些缴纳鸦片的外商得到的线报肯定是多渠道，有林则徐通过洋商透露的，也有其他小道消息。
　　林则徐这份奏折写出来送出去，等了一个月才得到道光的批复同意。但这种提前的私下承诺，具有风险性，后来琦善接替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后，做虎门销烟善后工作时，最先面对的就是英国商人索偿鸦片价值问题。
　　用茶叶换鸦片的政策，最终让林则徐收缴21306箱（袋）鸦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这一阶段，可谓大获全胜。后来，义律拒签永不来华售鸦片的保证书和拒收清廷赏给的茶叶，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给英国女王的信函，由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起草，里面谈到，英国都禁止鸦片贸易，说明深知其害，为什么要把这种害人的东西拿来流毒中国？中国与英国两百年的贸易，为英国贡献的都是有用有利之物，“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中国之丝绸，为英国人赚了大把银子，糖料姜桂、绸缎瓷器都是英国所需之物，而英国输入中国的，却都是一些可有可无乃至有害之物，天良何在？林则徐请人翻译成英文，但最终并没有送到英王手上。此信后来在《澳门月报》发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林则徐的这种质问口吻，到了民间则变得粗暴而直接。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中发出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唯夷橄》，有着林则徐致女王书的影子：“汝虽有大呢羽毛，非我湖丝焉能织就？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不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广东省文史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
　　以茶制夷的共识，是建立在很广泛的基础上，不仅朝中权臣如此看，知识界和民间也认为如此。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米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把这种流行思想再次描述了一遍：“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茶和大黄对于西方都是必需的东西，而只有中国可以供给茶和大部分的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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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转引了一篇发表于1851年3月15日《北华捷报》上文章，上面说：来自西方的外国人都天然爱好牛奶和奶油，耽于这种奢侈嗜好的结果造成了结便的毛病，这毛病只有靠大黄和茶才可洗他们的肠胃，恢复他们的精神；一旦把这些东西予以剥夺，他们便会马上病倒……如果我们停止了与夷人通商，他们的国家里边便会发生骚扰和混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要我们的货物的第一个理由。
　　英国人好红茶的传统，起源于福建武夷山。福州虽然是五口通商中开埠最晚的（1844年开埠），到1853年才有茶叶输出，但其后呈井喷之势。尤其受到太平天国影响，上海一带茶叶贸易大部分都转到福州和厦门。
　　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650万公斤(13万担)，次年即增至1350万公斤（26万担）；根据1871-1873年的外贸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又占全国茶叶的35%至44%，福州港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成为中国港口的执牛耳者。
　　咸丰五年(1855)，闽浙总督王懿德等人看到茶市旺盛，大把的银子让朝廷眼红，于是他奏请在福建设关收茶税。咸丰在位期间，福建茶饷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时常补国库之需，但也为茶商带来无尽的苦楚，有些茶叶要收60多次税才能卖出。
　　李东沅在《论教传》里很有远见地说：“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洋人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编续》卷一一二）也因此，福州茶区成为英国派发植物猎人掠夺的重镇，茶叶盗贼福特·琼斯多次深入武夷山盗取茶树，并成功带走八位精通红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茶叶故事也从这里有了惊天转折。
　　1841年1月，得知英国要求开*放宁波口岸时，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说此举万万不可，浙江乃东南赋税之区，又是茶丝主产区，“蚕丝素为夷人所重，至茶叶则夷人更以之为命，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在此，而外夷之受制于中华亦在此。故粤东与夷人交易，茶叶为先”。如果英国在此通商，一切物资就可就近而取，这会让许多人少了谋生手段，朝廷也少了税收。
　　道光对刘韵珂的朱批耐人寻味，他说：“此说何来，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这个时候，道光或许对“以茶制夷”的主张产生了动摇。
　　五口通商后，林则徐等人提出的通过提高茶价格来富国的思路依旧有市场。1842年，江南司郎中汤鹏建议茶叶、大黄、茯苓、蚕丝逐年加价，两三年一番，这样一来，不到10年，英国人穷了，中国却走向富强之道。
　　五口通商把中国拉进世界贸易体系，上海也取代广州成为新的贸易大港。晚清思想家冯桂芬、洋务派干将丁日昌，都认为中国富强之路，取决于茶、丝的发展。
　　茶叶确实可以富国，清初全国的茶叶产量为235万担，到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出口。嘉庆年间（1796-1820），政府茶叶财政收入仅为57万两白银。
　　从1867到1894年，即便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中国茶叶的出口额也能与之相平衡。1880到1894年，茶叶关税收入达到了5338.9万两，年均449万两，茶叶确实为大清财政带来很好的收入。庄土国估计，从1700到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从1700到1840年间，从欧洲和米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1847年3月，英国议会设立了对华商业关系特别委贯会，他们找了许多对华贸易的人作证言，以期寻找到出口中国的商品。但调查结果并不好，从1845到1846，英国输往中国的工业产品，与中国运往英国的茶相比，损失高达35%到40%，有些制造业者已经放弃了对华贸易。中国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但英国需要中国茶，并依靠它获利。
　　其中的最大特点是茶叶价格完全由中国来决定，茶叶在充当等价物的时候，也是以茶叶基价为准。利物浦东印度公司中国协会议长威廉·尼可尔的证言说，英国的棉轻纱到了中国，是现货交易，即中国用茶来换轻纱，而不是先卖出再换现金购茶。仁记洋行的吉布证言，他遇到的中国人，会用茶叶换棉织品。他们能决定料子的价格，决定不了茶叶的价格，一切都以茶叶价格为基础。
　　从茶叶可以制夷到茶叶可以富国，可以看到晚清对待贸易思路的转变，从控制到贸易，从制裁到合作，从要死要活到大家都好过，已经折射出清廷的乏力，但这都建立在茶叶可控的基础之上。
　　就在英国人*大张旗鼓地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实验之时，茶叶就不再是天朝独有之物，这份长期被寄予厚望的柔软物质，一旦走出国境，无形的茶叶长城也便顷刻间轰然倒塌。
　　今人对晚清“以茶制夷”多有批评，乃至当作笑话剪辑，实有不了解这一观念背后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