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alhyh 于 2013-5-7 11:22 编辑
四，若干铜器年代的判定 1，墙盘与器 第五组钟（76FZH1：8、30、16、33、62、65）（以下简称五组钟）与墙盘两者之间有部分文字内容大致相同，内容如下： 墙盘：“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会受万邦，……雩武王既?殷，微史剌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卑处□”。 五组钟：“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匌受万邦。武王既?殷，微史剌且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并五十颂处”。 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根据《爵》（76FZH1：88、92）“乍父丁”和《钟》（76FZH1：64）“追孝于高且辛公、文且乙公、皇考丁公龢林钟”，以为是墙之子。所以，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是五组钟抄录了墙盘。 实际上，这样的看法，不仅有失武断；而且，明显不合常理。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是一个祖先祟拜十分盛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儿子抄录父亲的文字，甚至于还擅自改动。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祖宗神灵，犯下了弥天大罪吗？ 另外，在爵（76FZH1：94）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乍父乙乍尊彝”，这似乎在表明墙并不是的亲生父亲。 有人认为：在“乍父乙乍尊彝”中，是“丁”误作为了“乙”。 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根据2件十三年壶同铭但字体各异的情况来看，当时制作有铭铜器，一定是有铭文底稿的。况且，铜器属于礼器，是在祭祀中使用的，制作时的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没有确实可靠证据的情况下，随意认定铜器铭文有误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只要仔细地查看一下器中的有关铭文，就可以发现：被称为父的实际上有两个人。 第一个人，称为父丁。 爵（76FZH1：88、92）：“乍父丁”。 钟（76FZH1：64）：“追孝于高且辛公、文且乙公、皇考丁公龢林钟”。 第二个人，称为父乙。 爵（76FZH1：94）：“乍父乙乍尊彝”。 四年盨：“用乍文考宝簋”。 三年壶：“用乍皇且文考尊壶”。 钟（76FZH1：9、10、29、32）： “曰：不显高且、亚且、文考……”。 上述铭文中的“文考”应该就是“父乙”。 有人会说：器中的“文考”指得是墙。 这种说法，同样有悖常理。 “文”是取文德之类的褒义以为美称。在《墙盘》中，墙颂扬其父为“文考乙公”。如果是墙的儿子，“文考乙公”就是的祖父。在中国，从来不缺乏褒扬溢美之词。即便是在现代，人们也不可能会用父辈褒扬祖辈的颂词再来赞美父辈。那么处在祖先祟拜十分盛行的西周时期，并且生处世袭史官之家，而且还经常和文辞打交道的，又怎么可能会用其父墙称颂其祖乙公的美称再来褒扬其父墙呢。钟（76FZH1：64）：“追孝于高且辛公、文且乙公、皇考丁公龢林钟”也恰恰证实了在的眼中，祖辈与父辈、“文”和“皇”是不容混淆的。 既然如此，四年盨不称“皇考”而称“文考”，三年壶不称“文且皇考”而称“皇且文考”。这就只能说明， “皇考丁公”与“文考”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是不是有两位父亲呢？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王国维曾经说过 “殷人祀其先祖，兄弟同礼”(1)。也就是说，在“父丁”和“父乙”两人之中，实际上上有一个人是他的叔父，即其父的兄弟。 那么，谁是的叔父呢？ 从微氏家族铜器群的铭文中可以发现，折、丰都有接受周王赏赐的记录，而更是受到了周王的两次册赐，并且铭文末都有族徽“木羊册”。反观墙，不仅没有受到周王赏赐的记录，而且制作铜器的数量相当限，铭文末也没有族徽“木羊册”。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应该是丰的儿子，是微氏家族中“高且辛公”的嫡系传人。墙在微氏家族中则属于旁系。也就是说，丰是他的旁系兄弟，是他的旁系子侄。 由于墙在微氏家族中身为旁系，是继承世职为官。因此，墙与师酉簋中的史墙只能是两个同名之人，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因为“殷人祀其先祖，兄弟同礼”，所以，为其父乙公作器时，爵（76FZH1：94）称“父乙”，四年盨称“文考”，三年壶“皇且、文考”，钟（76FZH1：9、10、29、32）称“高祖、亚祖、文考”。当为其旁系叔父墙作器时，爵（76FZH1：88、92）中亦称“父丁”、钟（76FZH1：64）中仍称“高且辛公、文且乙公、皇考丁公”。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微史剌且”就是微子，折是其孙腯。“甬叀乙且”就是微仲，“亚且且辛”是其次子。微氏家族的真实家世应该如下：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第五世 第六世 文考 四年 盨 皇且 文考 三年 壶 高且 亚且 文考 钟（76FZH1：9、10、29、32） 高且—→剌且 —→乙——→折(辛)—→丰(乙)—→ ↓ 乙且→亚且且辛→文考乙公 —→墙 墙盘 高且辛公 文且乙公 皇考丁公 钟（76FZH1：64） 其世族与周王的对应关系如下： 文王 武、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高且 剌且、乙 折 丰 乙且 亚且且辛 文考乙公 墙 在弄清楚墙和 的相互关系之后，我们接着讨论墙与 谁抄袭谁的问题。 作为侄子的抄袭墙，是晚辈对长辈的不敬。但是，作为旁系叔父的墙抄撮，则可以视作长辈对晚辈的赏识。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在五组钟“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匌受万邦”中的“匍有四方”是西周中期的习惯用语，而墙盘“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会受万邦”中的“匍有上下”则修饰意味较重。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墙抄袭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墙盘铭文应该是在五组钟铭文的基础上扩写而成的。 李学勤指出：“的青铜器至少包括两个王世。最早的是盨，记周王对的册命，当作于初袭职时；其次十三年壶，字体显较盨为晚。而同于三年壶；簋、钟同时，据字体又晚于三年壶”(2)。文中所说的钟应当指得是钟（76FZH1：64）。此钟既晚于三年壶，说明在三年壶制作之时，墙仍然在世。所以，墙与虽然辈份不同，但是，却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 墙盘与五组钟不仅仅在文字内容上大致相同，甚至从字体上来看也十分接近，如出自一人之手。这也就说明了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将墙盘、五组钟和四年盨、十三年壶、三年壶的字体比对之后能够看出，墙盘、五组钟和《三年壶其中1件，在字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字的宝盖头呈近似园弧形。 从2件十三年壶同铭但字体各异的情况来分析，墙盘、五组钟和十三年壶很有可能是同一时间制作的同一批铜器。由于制作数量较多，人手不足，临时增加了制作人员。因此，出现了2件同铭的十三年壶字体却风格迥异的现象。 从墙盘铭文记述了止于穆王的重要史迹这一点来看，墙和应为共王时期之人。但是，器中三年壶最迟，四年盨最早，而且磨损严重的事实，却与史籍中穆王在位时间较长（五十五年）的记载相吻合。所以，墙与在穆王之世的可能性更大。
注释： (1)、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2)、李学勤：《西周青铜器的重要标尺》
《墙盘》和《五组钟》的字体比对 《墙盘》、《五组钟》和 《四年盨》、《十三年壶》、《三年壶》、《钟》的字体比对 2，四年盨 四年盨：“隹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王才周师彔宫，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王乎史囗（年、敖、微）册易敡靳、虢韨、攸勒，敢对扬天子休，用乍文考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木羊册。” 可以和“史囗”联系铜器的有望簋、扬簋、王臣簋、蔡簋、谏簋。 “史囗”，一般释为年，也有人释为敖、亦或释为微。其实，只要将“史囗”与同一铭文中的“年”比对一下就可以看出：四年盨中的“史囗”当为史年，而除了望簋中的“史囗”确为史年外，扬簋、王臣簋、蔡簋、谏簋中的“史囗”都不可能是史年。 能够与 “司马共”系连铜器的有师晨鼎、师俞簋、谏簋。 师晨鼎：“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师彔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师晨，入门，立中廷，王乎乍册尹册命师晨”。 师俞簋盖：“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师彔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师艅，入门，立中廷，王乎乍册内史册命师艅”。 谏簋：“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才周师彔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谏，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敖册命谏曰”。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即《四年盨》与其它三件铜器对册命过程的记叙有所不同。 在四年盨中，“司马共右”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王乎史年册易” 。 而在师晨鼎、师俞簋盖、谏簋中，“司马共右师晨（师艅、谏）”和“王乎××册命师晨（师艅、谏）”之间多出了“入门，立中廷”。 是四年盨在无意中漏记了“入门，立中廷”的礼仪吗？ 我们知道，周王册命王公大臣的过程，也是王公大臣朝觐周王的过程。因此，“××右□□”和“王乎××册命□□”之间的“入门，立中廷”，应该就是王公大臣朝觐周王的礼仪。和我们今天举行盛大活动之前要多次彩排一样，王公大臣在接受册命、朝觐周王之前也一定会进行多次演练。况且，出身在世袭史官之家的对朝廷的礼仪应该是相当熟悉的。所以，《四年盨》所记的册命过程中没有“入门，立中廷”，不可能是由于无意中漏记造成的，而应该是在当时周王在册命过程中，并没有“入门，立中廷”的礼仪。 师晨鼎、师俞簋盖王年为三年，四年盨在四年，谏簋是五年。有没有可能是周王在三年的册命过程中，采用了“入门，立中廷”的礼仪，到了四年却不实行了，而在五年又恢复了？ 笔者以为，周王册命王公大臣应该是一件非常认真严肃的事情，其过程也必然有着一套相当规范的程序。随意更改册命过程中的礼仪的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因此，四年盨与师晨鼎、师俞簋盖、谏簋应该不在一个王世。 望簋：“隹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周康宫新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倗父右望，入门，立中廷，北乡，王乎史年册令望”。 望簋中，在“宰倗父右望”之后，“王乎史年册令望”之前，除了“入门，立中廷”之外，还多出了一个“北乡”。这表明，《望簋》与《四年盨》也不可能属同一王世。 和四年盨中朝觐礼仪相同的铜器有一批，具体如下： 虎簋盖：“隹卅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新宫，各于大室，密吊内右虎，即立。王乎入史曰：‘册令虎。’”。 免尊：“隹六月初吉，王才郑，丁亥，王各大室。丼吊右免。王蔑免历，令史懋易”。 免簋：“隹十又二月，王才周，昧爽，王各于大庙，丼吊有免，即令，王受乍册尹者，卑册令免”。 趩尊：“隹三月初吉乙卯，王才周，各大室，咸。丼吊入右趩，王乎内史册令趩……隹王二祀”。 走簋：“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朢庚寅，王才周，各大室，即立，司马丼白右走，王乎乍册尹走”。 师奎父鼎：“隹六月既生霸庚寅，王各于大室，司马丼白右师奎父，王乎内史驹册令师奎父”。 辅师嫠簋：“隹王九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周康宫，即立，荣白入右辅师嫠，王乎乍册尹册令嫠”。 师毛父簋：“隹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师毛父即立，丼白右，内史册命”。 豆闭簋：“唯王二月既眚霸，辰才戊寅，王各于师戏大室。井白入右豆闭，王乎内史册命豆闭”。 扬簋：“隹王九月既眚霸庚寅，王才周康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徒单白内右扬，王乎内史史敖册令扬”。 虎簋盖 一般认为属于穆王时期。 在与井叔有关的免尊、免簋、趩尊中，免尊的形制与临潼南罗一号墓铜尊相似，惟免尊腹部更为粗壮，有所区别。南罗一号墓的时代为穆王。因此，免尊、免簋、趩尊也应该属于穆王时期。 和走簋、师毛父簋、豆闭簋、师奎父鼎、辅师□簋一样，可以和丼白相联系的还有长甶盉和五祀卫鼎。 长甶盉中记有“穆穆王蔑长甶”，是穆王时期的标准器。五祀卫鼎铭文中有“余执共王卹工”，一般被认为是共王时期标准器。 1975年岐山县董家村一个西周窖穴中出土了裘卫所作之器四件：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廿七年卫簋。其中的廿七年卫簋所记的册命过程如下： “唯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格大室，即位。南伯入佑裘卫，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内史赐卫…”。 与廿七年卫簋中朝觐礼仪相同有以下铜器。 吴方彝盖：“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成大室，旦，王各庙，宰胐右乍册吴，入门，立中廷，北乡，王乎史戊册令吴……唯王二祀”。 王臣簋：“隹二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各于大室，益公入右王臣，即立中廷，北乡，乎内史敖册命王臣”。 吴方彝盖和王臣簋的王年同在二年，吴方彝盖的日辰为“二月初吉丁亥”，王臣簋的日期是“三月初吉庚寅”。两者历月相差一月，而干支只相差三天，它们不在一个王世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认为王臣簋属懿王时期。吴方彝盖的时代无疑在共王。由此可见，有可能从共王即位之时起，就开始在册命过程中增加了“入门，立中廷，北向”的朝觐礼仪了。所以，走簋、师毛父簋、豆闭簋、师奎父鼎、辅师□簋不可能属于共王时期，当在穆王世。 扬簋中的“司徒单白”即三年卫盉中的“单白”，由朝觐礼仪可知，扬簋时代不在共王，也应该属于穆王时期。 从朝觐礼仪来看，望簋的时代应该在共王。师晨鼎、师俞簋盖、谏簋则最早也要在孝王时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年盨的年代应该定在穆王时期。其中的“司马共”与师晨鼎、师俞簋盖、谏簋中的“司马共”应当是同名而不同王世的两个人。“史年”与望簋中的“史年”是否为同一人则难以判断。
有关铜器中“史囗”或“内史囗”与“年”字的字体比对 | 
发表于 2013-4-23 23: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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