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源流

高老夫子

“四库”源流

        中国古典文献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文献的分类同样有着悠长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分类理论应用于文献目录制作的国家。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分类,肇始于西汉刘向的《别录》。尔后刘向之子刘歆摘取《别录》以成《七略》。东汉的班固又删改刘歆的《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对古籍的分类完全因袭《七略》。西晋的荀勖在《中经新簿》中首创四部分类法,即经、子、史、集四大类。东晋的李充在《晋元帝四部目录》中又对荀勖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变了四部中子、史两集的次序,而以经、史、子、集为四部之序。 自是以后,相沿成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至《清史稿·艺文志》,均以四部分类法载记历代典籍,于是四部分类法遂成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方法。 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均按四部分类法将图书分为四库。《唐六典》云:“书有四部,故分为四库。”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更加扩大了“四库”的影响。“四库”一词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古籍的代称。

      《汉书·成帝纪》载：“(河平三年)秋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政府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典籍收集整理工作。命陈农到各地征集遗书，又命刘向对所征集的大量图书进行整理、校定。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继续校书。

      阮孝绪《七录序》载：“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遗。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父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书，奏其《七略》。……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术数略》，次《方技略》。”

      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别录》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的汇编，篇幅比较多。《七略》是摘取《别录》内容成书，比较简略，所以叫做“略”。

      辑略为说明其他六略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六略书籍的用途,是六略之总最，诸书之总要，相当于全书的概要。


　　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


　　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


　　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


　　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筮、杂占、刑法六种。


　　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


　　 以上六略三十八种，著录603家，共13269卷。

     《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实际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书虽然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保存下来。

　　
     《汉书·艺文志》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十故有《辑略》(注：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删除《七略》中的辑略，保留了其中的内容，把辑略中的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列于六略之后，小序列于三十八种之后。在分类方面，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著录书籍方面，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补，分类上的合并、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注明“出”、“入”、“省”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因此，《艺文志》虽仅得《七略》十之三四，但存其目，我们还是据以可窥见《七略》之概貌。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刘歆《七略》……首之辑略，以总集诸书之要，则分列品题，实六略耳。班固《艺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篇，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书三万三千九十卷，固节其猥冗，仅得十之三四”，“然《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艺文》仅一卷者，但存其目耳”。《七略》的散忘应该说是很可惜的。

      魏晋时期 ,一种新的分类法——四分法应运而生。西晋的荀勖在《中经新簿》中首创四部分类法,即经、子、史、集四大类。

      荀勖在晋，先掌管宫廷乐事,曾研制笛律12支，以校正音律。泰始十年(274)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等依刘向《别录》整理宫内藏书。由于工作繁重，他上书辞去乐事，专心致力于图书的校勘编次。他们用了大约6年时间,对10万余卷图书进行整理复校,以黄绢抄写,青白丝绸包裹，仿魏秘书郎郑默所编的宫廷藏书目录《中经》(又称《魏中经簿》)编成《中经新簿》，又称《晋中经簿》。
      据阮孝绪《古今书最》所记载，该书共16卷，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隋书·经籍志》记为29945卷)。这部目录共分甲、乙、丙、丁四部，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甲部记六艺及小学(相当于《七略》的六艺略，收录经部书)；
       乙部记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数术(相当于《七略》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收录子部书);
       丙部记史记、旧事、 皇览簿、 杂事(将《七略》中春秋类目以外的史书，收录于此)；
       丁部记诗赋、图赞、汲冢书(相当于《七略》的诗赋略,收录集部书)。
       又集佛经目录，附于四部之后。


　　荀勖的《中经新簿》现已失传。根据文献记载,《中经新簿》虽然只记书名、卷数，对撰写人略作释语, 并无提要，著录方法也比较简单，但由于它根据《七略》以后300年中的学术变迁,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减和庋藏的方便，因袭郑默的《 中经 》，将经、子、史、集四部按甲、乙、丙、丁排列，已突破了《七略》的文献分类格局，构画出四部分类法的雏形，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李充是东晋重要的文学家,文论家,目录学家,曾有《李充集》二十多卷行于世.他对《论语》,《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和道学名著《庄子》颇有研究,并"注《尚书》及《周易旨》六篇,《释庄论》上下二篇.”其《翰林论》是文体论在东晋发展的重要表现,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总集编撰影响巨大.李充所任著作郎在晋官品中为第六品,掌管国史编撰.藉此,李充得以对古代典籍"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编纂《晋元帝四部书目》,创制经,史,子,集四分法,并为后代袭用，直至清代《四库全书》仍是如此。

       《晋书·李充传》称:"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树尝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可见这个李充也不仅仅是个文弱书生。还杀过人。其人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李充在《学箴》说“名之攸彰,道之攸废.乃损所隆,乃崇所替" ，要想提高衰落的道德,就要抑制虚浮的名声.“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仁义对社会以及个人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遗弃仁义,而要去除危害仁义的东西,尤其是虚浮之名。

       李充任大著作郎期间,"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密阁以为永制." 《隋书·经籍志》也称"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

      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李充制《晋元帝四部书目》,虽仍称"甲乙丙丁",但"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最终确立。李充"经史子集"四分法的创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他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文学分离。
      钱大昕评价说：“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

      李充"四分法"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为后世书目编修提供借鉴.《七录序》称:"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

     陆倕《新刻漏铭》云:"弘度遗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无彰器用,譬彼春华,同夫海枣,宁可以轨物字民,作范垂训者乎 "

    《旧唐书·经籍志》说：“而荀勖,李充,王俭,任昉,祖暅,皆达学多闻,历世整比,群分类聚,递相祖述.或为七录,或为四部,言其部类,多有所遗。”

      李充"四分法"创制后,后世官修书目基本沿其体制,如《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隋代又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直到清代《四库全书》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