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3-11-3 21: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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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际恒（1647-1715年）字立方，一字善夫，号首源，安徽休宁人，寄居浙江仁和(今杭州)，清代杰出经学家。初为贡生，折节读书，涉猎百家。泛滥词章。后尽弃之，改专精经学。屏绝人事，专心治经，历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于诸经皆有论说，认为《古文尚书》为伪，所列之证据，与阎若璩不谋而合，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攻击图氏之说，又与际恒争辨，但始终不易其说。又著《庸言录》，杂论以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六十九种，真书杂以伪者十种；非伪书而作者伪者七种；书非伪而书名伪者二种；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四种。其前人辩论精确有价值者，悉载于前，以期征信。使千百疑案昭然。指《周易》十翼为伪书，认为周、程、张、朱，皆出于禅。治学注重从多方考证，不盲目信古，多发前人所未发。为清初最勇于疑古者，有论其考驳伪古文当不在阎若璩之下。也有谓其未免好为异论。另著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好古堂书目》等。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3-11-3 22:02:56

春秋通论序

(前阙)书之旨亦隐而弗彰，不亦过与!妄夫目春秋为朝报，而春秋隐；愚夫尊之过高、求之过深，而春秋愈隐。然则春秋一经，有不亡于妄且愚之目者几希！故诸经之亡，皆亡于传注，而春秋为尤甚。何则?一经而有三传焉，又多乎哉！彼三传者，皆汉以上之书也，今之学春秋者，有离于三传者乎?有不求三传之异同，即以为毕春秋之能事者乎?愚谓不必求其异同，祇宜求其是非而已。三传之异同者，事也，其是非，则心也，事可异同，而是非之心必不可惑乱。公羊、谷梁闇于大义，纰缪滋多，不足深论，左氏书虽后出，事若先成，举世见其凿凿，率不敢于非议，间有卓识之士摘取而议之者，然终不出其范围，仍就其事以为论，而时形已见，方疑而忽信，此违而彼从，吾未见其可也。夫是非之心人所咸有，是则终是，非则终非，未有两岐于是与非之间者。尝考其书，其合理者人心自同，可不必论，若其解经之语，大半纰缪，与公、谷等而其叙事惟富，于文辞浮夸是尚，亦多失实，非果亲见当时策书而受经于圣人者。是以学者必宜舍传以从经，不可舍经而从传。韩昌黎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当时有邹、夹二氏，故言五传，今不传。诚哉是言也。?自三传作俑以来，其流之弊大端有二：一曰例也，一曰常事不书也。例之一字，古所未有，乃后起俗字，执此一字以说春秋，先已误矣，而谓孔子尝执此一字以修春秋乎！使孔子执一例以修春秋，孔子既不若是之陋，乃据其所为例者求之，又多不合，孔子又不若是之疏。孔子裁定旧史以取其义，不过数大端，而其事已毕，如造化之因物付物，自然合理，何尝屑屑焉如经生家着一书、执一例以从事哉?呜呼!自例之一字兴，而唐王仲俺、宋朱仲晦无不以孔子自命矣。岂惟「惟」，中研本作「为」，今据北图本改。王与朱，执一例以往，人人皆孔子、户户有春秋矣，又何难焉！若夫常事不书之说，实起于公羊，而唐宋诸解经者靡不奉为龟鉴。夫以为常事不书，则春秋所书者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事必以非礼也、非法也，非礼非法必皆讥皆贬也，于是明明得礼者必以为非礼，明明合法者必以为非法，深文罗织，罔顾是非，每条必砌成罪案，使孔子为法家峻刻之尤，而春秋且为刑书，为谤帖。嗟乎!谁毁谁誉之谓何，而诬圣人至是哉!由是竖儒自不知书，错解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语，谓孔子假南面之权，行赏罚之典，黜陟诸侯，进退百职，以匹夫而为天子，虽以天子之尊，亦不难贬而削之，是乱臣贼子孔子躬实自蹈，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臣贼子乎?诬圣灭经，罪大恶极。不知「春秋天子之事」云者，以其主于尊周室，明王法，用一国以该天下，犹曰「天子之事，非诸侯之事也」云尔。错解孟子一语，以致错乱孔子全经，则又三传之流弊至此为已极也。予用是发愤从事兹经，大破三传积习，而后起之邪说悉屏弗论，独摘孟子中所述「则丘窃取」之言反复深思，求其「取义」所在。此从来诸儒所略而弗道者，虽以蠡测海，自知不量，然竭其心智，亦或得其一二，非灼然人所共信者不敢妄云。次之则为「书法」。「书法」人亦言之，然究不出「例」与「常事不书」二者为说，安在其为「书法」也。盖「书法」虽不同于「取义」，亦必断自圣衷，出自圣笔，学者均不可略已。以是二者分别孔子之新意与鲁史之旧文，加诸标识，无徒混焉莫辨，一往求之过深，震惊为神奇不可知，而春秋之旨，或因是以彰焉，未可知也。彼昌黎之言，人畴不知，第以空言是托，求其束诸传而究遗经者，吾目中未见其书也。不揣狂悖，大?依斯言以成此编，不知有左，何论*公、谷。全经前后起应，首尾贯穿，即微(征)「微」，二本同，疑当作「征」。左亦自坦然明白，不惟不用其解经之戾辞，而亦何藉其叙事之琐语邪!孤行一经，实自予始，质诸圣人，谅可无罪，世即有訾我者，亦弗恤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七月，新安首源姚际恒识。

春秋通论卷前

春秋论旨

自古说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予已着端于前序，兹更详之。例字始见于杜元凯释例，以左氏之例而释之也。其言曰：「传之义例，总归诸凡，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是例者，实创于左而发明于杜也。嗟乎！自有「例」之一字，而春秋之义始不明于天下矣。圣人据鲁史以修春秋，何尝先自定其例乎?其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不曰：「其『例』则丘窃取」也。圣人如化工然，变化日新，随物付形，无不各得。如门人问仁、问知、问君子、问为政，同一问而其答之也各异，初无一定之义，则其不尚例?可知矣。使圣人执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学规、胥吏之计簿，而乌足为圣人之书，可传于天下万世哉！且史者尤不可执一例以为之也。史以记事，事有万变，例岂能齐！此合而彼违，此同则彼异，必致疏漏多端，是自取败阙也。乃杜氏执例以求见其或合或否、或同或异，而例之说穷，于是无以处此，则又曰「变例」，后人因而为之辞曰「美恶不嫌同辞」，夫「例」者，一定不移之谓也，曰「变」，则不合之别名也，例既不合，则无例可知矣。「例」者，此为美辞，彼为恶辞之谓也，令美与恶同辞，则无例可知矣。是皆自缚自解，归于遁穷，究无说以处此，而世之人犹以例求春秋者何也?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贬之说因以兴焉。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不惟孔子原无褒贬之心，而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孔子不云乎「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自言其平日之存心也，岂其修春秋而反是，此所谓孔子原无褒贬之心也。若夫直书其事，如朝王、如救伐，此即是褒，不能加一字以褒之也。如弒君、如灭国、此即是贬，不能加一字以贬之也。若其它事，本无可褒贬者，则益不能加一字以褒贬之可知矣。乃执例者势不得不求其褒贬，求之不得，乃于书日、书月、书名、书字、书氏、书人、书爵、书国、书师，与其或不书以上者之类而求之曰此褒也、此贬也，是使圣人为巧佞之夫、险侧之辈，资文字为喜怒，借笔墨为讥弹，埋一字以中伤，砌数言以成案，意刻而文深，心危而语隐，即稍貌为长厚者，亦所深耻不为，而谓孔子为之乎?嗟乎！为其说者其亦思之否也，此所谓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又自有例之一字，而「常事不书」之说因以兴焉。公、谷谓常事不书者何也！彼见春秋君、大臣、大夫子少善多恶，故少褒多贬，因为常事不书之说，则凡所书者皆贬也。不知孔子又云「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圣人虽言无毁誉，然誉犹善于毁，故又言誉有所试，不更言毁，自见毁之必不可有矣。会若此，则是圣人纯有毁而无誉，不更失圣人之心乎！此因褒贬二字不能平施经中，乃侧重于贬，故又为常事不书之说也。凡此二邪说，皆例之一字启之，君子所以叹息痛恨于三传也。

史者，记事之书也，春秋即史也。既为史，则书其事即是褒贬。如史记为后代之书，以文辞是尚者，亦且直书其事，不以己说参入其间，己说乃别为论赞，而况春秋之一字不多设乎!则褒贬之说，春秋断断无矣。史以记事，则常事书，非常之事亦书，若独取非常之事书，而常事不书，何以为史?犹之独取常事书而非常之事不书，不可以为史也。则常事不书之说，春秋断断无矣。二说既无，则例亦无矣。此皆由世人习而不察，失记春秋为鲁史，而别以春秋为孔子之神异经、秘密藏故耳，今为道破，其亦可以醒悟焉。

近圣人之世莫过孟子，而孟子愿学孔子，故其言春秋亦最详。其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谓孔子主乎尊周、明文、武之道法，故虽一国诸侯之事，实天子之事也。于是述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谓其尊周也；罪我者，谓尊周则诸侯之僭窃自见，恶其害己也。孟子又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此惟指春秋所书弒父与君者言之，谓书之则将流恶名于千戴，故惧也。其义皆明白显易，别无甚深奥。自宋人茫昧不解孟子之言，其于「天子之事」，有人焉，谓春秋只一个「权」子，因而有人焉，谓仲尼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于是使孔子为僭窃之人，其书为僭窃之书，而春秋亡矣。其于乱臣贼子惧，谓事事皆有贬，皆所以使之惧，每一事必锻炼成一大罪，求其所以诛乱贼之心而后已，虽明知诬罔，有所不恤，于是使孔子为法家之人，其书为法家之书，而春秋亦亡矣。予尝谓今日欲解春秋，必先解孟子，良不诬也。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一语真孔子自言作春秋之要旨，而诸儒偏置而弗道，何也?盖以其不知其义之为何义也。夫义之所在，鲁史臣宁不知之?然必不能如圣人之至精至粹，故孔子于其合者仍之，其有未合者则以己意为之，所谓窃取之是也。后之人虽不能尽测，然其大者亦自显然可见，约而求之，岂无数端为世人之所可共信者。若其余，则不敢穿凿以失圣人正大之心，不敢繁多以没圣人谨严之意，爰是加诸标识，则春秋之眉目灿然略见，而圣人之心事亦或跃如于纸上矣。至于书法，固圣人之余事，亦宜标出，以别旧文，使人知为圣笔不可略也。吾见春秋书目，昔人有舍例从法之书，舍例是已，从法何不言从义乎，诚以书法犹属文辞，不足以尽春秋耳，愚主是二者以论春秋，质诸后世君子，其亦可不惑乎!

春秋时去上古淳朴已远，其风不古，而人心之不淑亦已甚矣，故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则凡春秋所书会盟征伐之事，大抵皆属不善，故圣人据事直书，而不善自见，非贬之也。设使孔子为唐、虞史臣，则其所书皆善言善政，亦岂孔子褒之乎！故谓之「常事不书」，此最惑乱春秋、诬罔圣人之邪说。予谓史所记者，大事耳，如会盟征伐，必其有关于一国及天下之故而后书，若小事则有不胜纪矣，故而改之曰「小事不书」。

自古以例说春秋，予?为埽尽，惟标「取义」及「书法」二者。又「常事不书」之说，予改为「小事不书」，如是则春秋之旨庶可复明，圣人复起，当不易斯言。

予尝见世儒说春秋亦有埽例者，然所埽止胡传后起最不通之例，若公、谷之例则未能全埽，而左氏之例且不敢于轻议矣。又所辨论者，以此例之是驳彼例之非，而自为其例，究不出例之范围也。此由例之一字从来已久，深入其肺腑故耳。

古人间有以书法*论春秋者，而取义则从无人及之。盖春秋以取义为大，不可混取义为书法，犹之不可混书法为取义也，须辨明始得。

取义必其真确无疑、灼然可共信者方敢标出，若臆度影响之见、似是而非者，?不敢妄标一字，以冒不知而作之罪。

春秋之有三传久矣，而左传尤如影之附形，学者顷刻不可离也。然予谓经有三传，经之所以滋晦也。公、谷之纰缪，世所尽知之，故且无论，而左氏之诬罔不实，世或未尽知之也。何则?公、谷言义，纰缪可以立见，左氏言事，其诬罔难以悬知。故世敢于辟公、谷而不敢于辟左氏，为此故也。近世季明德、郝仲舆辈亦知辟左，然旋辟而旋据之，终不能出左之范围，此非左之以事胜乎?予观左解经之语，亦大半纰缪，与公、谷同，而其事实与经抵牾者什之三四，然则经反非耶?故其事难以悬知者，亦以经知之而已。夫传以证经也，传不足以证经，安用传为?岂可舍经而从传哉！退之束传之言，盖亦发愤有见乎此。然第言之而未见有行之者，故予仿其意以着此编。经凡于一事必有首有尾，如蛛丝马?，未尝不可以见，而其会盟征伐，亦可合前后总观而得之，若夫传之繁文琐事、怪语夸辞，以及帏房猥迹，一切屏去，廓然以清，亦殊快人意，何必沾沾焉尽据其事以说经乎！且诸例实作俑于左，则其害经也尤大，又不可不知也。左氏固周人，但非亲见孔子，亦亲见国史也。故与经多抵牾。然以其为周人，其言亦时有可据者，故予于他经，凡后人说之不合者，则以左传正之，而于春秋，凡左传说之不合者，则以春秋正之。

左传虽出于张苍，然实显于刘歆，见歆移太常博士书。或因谓歆伪作，夫歆则安能作左传，岂不高了刘歆。

编中公、谷皆不置办，以不胜辨也。惟左氏有与经抵牾及诬罔不实者则辨之，以世未能不信左也。至于宋胡安国亦妄自称传，其纰缪已极，世人稍具心目者无不周知，又安用予辨为。故公、谷与胡氏?不之及，惟其中凡言礼制者似乎凿凿，实则皆枉撰无稽之言，间一及之，无俾世惑而已。安国传大?祖述程正叔，故朱仲晦称之，至今以行于世。又兼袭孙明复尊王发微，刘原父意林诸书，取其最纰缪者，并非全自撰者，又不可知其所由云。

刘原父春秋权衡专攻三传，盛名之书也。然吾观其攻左，惟在解经语，人亦多知其缪。又多辨杜注，杜注之荒缪亦何足辨，而彼皆沾沾以此为事，其切要处则鲜及之。若其攻公、谷则益无论，盖亦浅陋之书也。

李廉氏春秋会通专于详例，颇为害经，然正予破例可资以查核。

张洽氏集注，明初与胡传并用，亦以张为朱仲晦之门人，故其后专主胡而张废。予观此书与胡亦相伯仲，但缪妄不若之甚耳。

昆山新刊经解，春秋不下二三十种，佳者绝少，略可观者，吕大奎氏或问、程积斋或问而已。

黄东发解春秋语多有可观，闻见于他处，未见其全书也。

高拱氏春秋正旨一篇，议论甚正。

郝仲舆春秋解甚平庸，非左一帙，亦浅陋无当。其书专办楚之非夷，以己为楚人也，致(至)（「致」，二本同，疑当作「至」）为可笑。按：楚本蛮方，蛮与夷别，古南方皆蛮国，故孟子言南蛮，夷则远为外国也。郝于蛮夷且未辨，胡哓哓为?吴越亦蛮也，今江浙文采富丽且甲天下，人何尝以蛮少之?而其人亦何尝以蛮自歉邪?

季明德春秋私考主于辟左，可为有识，然其自解则多武断，是其所短。至于考事必隐括颠末、贯穿前后，最为晓畅，宋明以来之说春秋者，未能有过之者也。

凡经书鲁君所行礼事，多春秋时之礼，春秋时之礼，即周礼也，故周礼虽亡，而赖春秋所书，犹可得其千百之什一。奈何诸儒误执「常事不书」之语，?为非礼书之，所以示讥，然则诸传及后人反知周礼，而春秋之君臣反不知乎?此由误执谬语以致曲说诬罔有所不恤耳。不知此乃大事所以书之，亦可为小事不书之证。

谓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然则孔子为幸灾乐祸之人矣。「有年」、「大有年」，即童稚亦知祥瑞，乃违心反说以为记异，其可恨如此甚矣。「常事不书」一语，流毒以至于此极也。

吾今始知后人解春秋，率皆推求一二字以为说者，亦无怪其然。何则?盖由于不知鲁史之旧文何在，圣人之取义何在、书法何在，不得不藉是以为解经话柄，若舍此，直无置喙地矣。

谓春秋委曲用心藏一二字为刺讥，此世之阴险薄夫所为，然则解春秋作如是观者，定是此一辈人耳。

或问春秋既无褒贬，然则孟子「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其义何居！曰：前已言之矣，正由误解孟子此语，以孔子为天子，以春秋为刑书也。然尚有未尽者。按：孟子此章主言治乱之事，故指其一事言之，谓春秋书臣子弒君父，则乱贼自惧，乱贼惧则天下治矣。孔子之时本治也，故以此为一治，便于伸其治乱之说耳。孟子与孔子道同而迹不同，孔子言言质实，孟子生于战国，尚议论丰采，其言多有不可执泥者，苟或执泥，便会错去。如谲谏而怂恿、好货好色，不将为逢君之恶邪?尚论圣贤所宜?知此竖儒笨伯事事必求所以使乱贼惧，真不值一笑也。

世儒解春秋，得孔子之意者上也。言一事必合前后，论之周匝无遗，使人一览首尾，了然者次也。若仅就此一事评论善恶得失、灾祥报应，肤辞套语，漫衍盈幅，此是史论，与经旨毫无干涉，斯为下矣。吾见宋人解春秋大率不出下者，而宋后至今诸家亦不能免焉，愚着绝去此弊，宁为简略，不敢一字稍涉史论，览者审之。

编中取义者以○识之，书法者以△识之，注字于傍，其无识者约略皆旧史文也，非敢于圣言有所点污，诚思冀得圣衷之一二尔，知我者亮之。

无例之说既备于前，又各详于经*文之下，书成，复加荟萃诸传及后人所造种种谬例，牛毛茧丝，分条明辨，名曰春秋无例详考（「春秋」，中研本作「春称」，今据北图本改。），以附于后。吁!竭其愚衷，大声疾呼至再至三，冀得世人醒悟，且俾览此即可了然，无俟旁搜曲讨也。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3-11-3 22:19:56

春秋通论卷一

新安首源姚际恒

隐公惠公庶子，在位十一年。

春秋始于隐公者，必当日祇就鲁史原本从隐公而始也。其前或别一史官，或散佚难讨，均未可知，无他义也。或以平王为言，鲁史无与周事，且何不托始于东迁之时，而托始于其末年乎?

元年

诸侯奉天子正朔，其有国也，则各以其始年为元，盖由来久矣。

春王○取○义正月。

王者，君也，主也。春为四时之首，一岁所托始，犹君主之义，故曰「春王」，为此称者，所以重天时、端岁首也。春虽二、三月，亦必称「王」，而夏、秋、冬虽四、七、十月，亦不称「王」，后世于春曰青帝、曰东皇，虽近不经，然未尝非本此为其名也。此出孔子之取义，而非鲁史旧文。何以见之?有「春」下无「王」者，乃仍旧文偶遗耳。春秋本无例也，后人不明此旨，以「王」为王者之王，附会孔子尊王之义，以「春」字句绝，「王正月」三字连读，不知孔子固尊王，然以史纪事之月而寓尊王之义，亦殊无谓。春秋之时，侯国虽强，王室虽弱，即以桓、文之强大，犹秉正朔，未闻敢有改易，岂虞我鲁之不奉正朔，而特加「王」以明之乎?且王称「天王」，亦孔子之取义也，而亦有时仍旧文称「王」，所谓春秋无例也。若「春王」则惟一「王」字，并不称「春天王正月」，此亦可见「春王」之王，非王者之王也。自予道破此旨，学者试平心思之。「春」之下，「正月」之上，夹入一王者「王」字于中，岂不近稚?以「王」属「春」下固不可，若以「王」属「正月」上，正月固周王之正月也，建子。春独非周王之春乎?改时。当日「王春正月」乃可，何以独曰「王正月」乎?又若「王」字主于尊王，则一岁之正月足矣，何必兼二三月而言邪?兼二三月言，是以「春王」为义，而非「王正月为义明矣。不然，二三月可王，四五月以往，何不皆可王乎?惟其错解「王」字，所以有后来夏时冠周月之谬说，苟知「春王」二字本相连，奚至有此谬说哉?令常人不必通春秋之义者，顺口读去，必曰「春王二字连。正月」，而不曰「春一字断。王正月」者，亦可见人心之有同然也。且左氏亦曰「春王周正月」，以「春王」二字连读，否则，当以「春」字句绝，又曰「周王正月」乃可，今日「王周」，岂成文理耶?是「王」之属「春」不属「正」，尤断断然矣。若夫正月之为建子也，春之为子月之冬也，前人已多辨正，力破邪说，人多知之，可无俟予赘矣。经凡四公不书即位，此隐公与庄、闵、僖公也。盖皆即位于先君之年，故不书也。详无例详考。左氏于此谓「不书即位，摄也」。据谓隐公、桓公均非适，而隐居长，则自应立，岂可谓之摄乎?隐在位十一年，生称「公」，死称「薨」，与他公同，初无摄之事迹可证，固不待欧阳氏而后知其谬矣。所以然者，由左氏不得其不书即位之义，于四公皆附会其说以实之。谓庄不书即位，为文姜出故也；闵不书即位，为乱故；僖不书即位，为公出故，皆非其事而妄言。详无例详考。于隐公益无以言之，则创以为摄，尤属凿空无据。合而观之，其悉为附会，昭然可见矣。彼第从「摄」之一字辨之者，犹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耳。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邾，近鲁小国，非附庸也，仪父其大夫也。鲁、邾以邻国相盟，邾子不亲至，而使大夫往，其后亦然，是必有疾不能往也。仪父，名，古多以「父」为名，如蔡侯考父、齐侯禄父可证。左氏谓即邾子克，其谬有三：克为名，则仪父为字，全经于诸侯未有称字者，一；诸侯卒，名，及灭国、出奔，或名，从未有盟而称名与字者，二；前称邾仪父，后称邾子克，经从无此体，三。

夏五月，郑伯克书△法段于鄢。

「克」者，胜之之辞，敌国则言伐、言败、言取。全经无言「克」者，今变文言「克」，则以其为兄弟之亲，不可以敌国言，此孔子之书法也。左氏曰：「称郑伯，讥失教也」。称「伯」是其爵，并无讥意。又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则，楚世子商臣弒父，称「子」，岂予其为子乎?又曰：「如二君，故言克。」二君从未言克也。又曰：「不言『出奔』，难之也。」经于来告则书，不告则不书，岂有来告而难之不书乎?且经于内讳，未尝于外讳，何难之有?可见摘取经字造为谬例，实左氏之作俑也。

秋七月，天王○取○义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天子，常称也，春秋时皆称天子为王，故孔子加「天」于王上，犹之称「天子」也。且以当时楚、吴诸国有僭称王者，故加天以别之，此孔子尊王之义之大者，所以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天王」字他经无见，况史臣乎!其出孔子新意可知王称「天王」，春称「春王」，王之天犹春之王，正是一类语义，亦可无疑于「春王」矣。宰，非冢宰也，宰本为有职之通称，如邑宰亦称宰是也。经称宰有二：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与此宰同，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周公」，称爵不名，则为冢宰可知也。仲子，惠公妾，桓公母，此必鲁以惠公及仲子之丧同赴于周，故天王亦同下赗诸侯，礼也。惠公、仲子，二襚也，不书「及」，二襚同也。或作「惠公之仲子」解，谓以天子之尊，下赗诸侯之妾为非礼，不知此云「惠公、仲子」，与书「僖公、成风」同，若云「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风」，无论君与妾、子与母，前后不应混同其文，而春秋亦断断无此书法也。左氏谓「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按：天王下赗诸侯，距隐公改元方七八月，何云缓乎?其云「子氏未薨」，尽人知其谬。赗者，因其来赴告也，世无不赴告而预赗生者之理，盖误认二年「夫人子氏薨」为仲子也，因是谷梁又以仲子为惠公母、孝公妾，以证其蚤薨，尤可怪，其事于何据乎?乃主其说者谓据僖公、成风之例，不知谷梁正误解「僖公、成风」耳。说见上。至云「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反若全赖此解为天王出脱者，则更可笑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小国，近宋。见庄十年「宋人迁宿」。兹公往宿与宋人盟，而宿亦与可知。「及」，公及也，或言「公及」，或言「及」，无例。谓此为「内称及，外称人」，两微者也，非也。「人」者，通上下之称，或亦微者，未可知，若内及，则不必微者也。庄二十二年「及齐高徯盟于防」，又谓「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何居?或亦以此为「公及」，谓不言「公」为内讳，然庄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又何居?「及」犹与也，书「及」，或主我，或主彼，均不可知，无例。左氏于前「及邾仪父盟」，谓公「欲求好于邾」；于此谓「公立而求成焉」，皆为「摄」之一字为此揣摹之说耳。故凡谓「及」者我所欲与，内为主，又皆祖此为说，俱不可从。

冬十二月，祭伯来取○义。

「来」，来朝也。王臣来朝，不可以训，故上不言「使」，下去「朝」字。

公子益师卒。

公子而纪其卒，未有不为大夫者，书「公子」，常也。间有书「大夫公子」者，亦同，无例。不日，史阙，亦无例。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会」者，两相会之辞，或内为主，或外为主，均不可知，无例。必谓会为「外为主」，非也。然考其地，则亦有可知者。潜，鲁地，是戎来而我会之也。春秋之时，戎杂居中国久矣，公会之，要亦有不得已者与?然据义，中国不当与戎为盟会，此亦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无讥意。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国，近莒，鲁之地，盖尝属鲁，兹莒取之。人者通上下之称，故书人无例。莒亦小国，故常书人。

无骇帅师入极。

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称「公曾孙」，则为之赐族，族即氏也，孙尝以王父字为氏，此无骇据左氏谓公子展之孙，则当为展氏矣。左氏子(于)「子」，二本同，疑当作「于」。八年「无骇卒」乃云「羽父请谥与族」，请谥，可也，请族，非也。焉有终身为大夫而无氏者哉!决不待卒而后请族明矣。说详「无骇卒」下。极亦近鲁莒，附庸小国。春秋初，鲁大夫无专兵之事，凡称某帅师者，皆公使之也，故或书「公使」，或不书「公使」，无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日，不日，无例。余说见前「会戎」下。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伯姬，惠公之女。先言「女」者，从外称也，再言「伯姬」，从内称也。逆女或称使，或不称使，无例。大夫或称名，或称字，亦无例。以不称使谓昏礼，不称主人，撰为「有母」、「无母」之说，谬甚。以书大夫名谓非正，讥不亲迎，尤鄙儒之见。天子诸侯无亲迎之礼，所谓「亲迎」者，迎于境上，非远适他国也。

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纪、莒皆近齐，而纪尤甚，故纪既昏鲁，而要莒为盟，以防齐也。左氏谓「鲁故也」，则以其昏鲁而要莒盟，使莒、鲁交好，殊迂。「子伯」，字必有误，或「伯」字衍，左氏以「伯」为「帛」，然不应大夫先诸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二本原阙此条，今据经*文补入。

左氏以为桓公之母即仲子，则是元年天王先赗矣，谬不待辨。公羊以为隐公之母，谓不书「葬」，成公之意，子不终为君，母亦不终为夫人，亦谬。经已明言「夫人」矣，惟谷梁以为隐公夫人，近是，故人多从之。公在，故不书「葬」。

郑人伐卫。

左氏谓郑此郑讨公孙滑之乱。经于郑伐卫书，于卫伐郑何以不书?未敢信，后仿此。言「伐」，有言「战」者，有不言「战」者，言「战」，详也，不言「战」，略也，无例。既伐矣，安有不战者哉?谓不言「战」，卫已服，此鲰生之见。卫非弱小于郑，何事兵临而即服耶?四年「卫人伐郑」，卫之未服，居然可见。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必书，志变也。或言月与朔，或言日，或言朔，或不言日与朔，史之详略异而失之也。「日有食之」，本之小雅，可见古人亦用经。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孙桓王立。天王崩，或志「崩」，不志「葬」，或志「崩」、志「葬」，史之详略异也，无例。杜氏谓「不书葬，鲁不会」，非也。凡书「葬」，不必定是鲁会，必如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师，葬景王」，始是鲁会也。不独天王，凡诸侯书「葬」皆然，往会则书，其但书「葬」而不言「某往」者，亦非鲁会也。说详无例详考。天子崩，诸侯本有会葬之理，但夷陵至于春秋，王室弱，诸侯强，不知有王矣。难以这诸侯会之礼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氏作「君」，公、谷作「尹」。（北图本缺此条小注。）

尹氏，周之世卿，尹吉甫之后，当时皆称其为尹氏，不敢名也。如诗「尹氏大师」，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周卿士不「卒」，「卒」者，亦如文三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刘卷卒」，但彼名此不名异耳。书「刘卷卒」者，以其新在会也，若此尹氏与王子虎，以其权势所在而和交之故书与?尹氏，不书名、不书爵，盖循当时之称，亦第曰「尹氏」耳，则以名字爵位为褒贬者，其非可知矣。不然，以其有罪，却其爵可也，何为并却其名耶?惟其所书如此，故左氏不解，而以为「君氏，声子也」与?

秋，武氏子来求赙。

鲁不奔丧、会葬，可也，岂赙礼亦不致乎?书「来求赙」，以见王之过小，鲁之过大矣。不书「王使」，未逾年，不称不也。称「武氏子」者，大夫之子，遗其名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天子曰「崩」，诸侯曰「薨」，今外诸侯皆称「卒」者，嫌与内君称「薨」同也。或曰「从赴称卒」，非也。外诸侯卒，书日书名，常也。或不日或不名，阙也，无例。

冬十有二日，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石门，齐地，郑庄要盟于齐僖。是时，鲁、宋为一*党，齐、郑为一*党，而齐、郑尤为强，宋、郑之争始此，而齐之伯亦由是以肇焉。

癸未，葬宋穆公。

外诸侯书「葬」，说者谓鲁人往会，故书。今按之殊不然。使凡书「葬」皆鲁往会，则如宣十年「公子归父如齐葬齐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之类何以书，而其它皆不书乎?且如哀十五年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方伐之归，而即遣人会葬，必无此理也，说详无例详考。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莒，小国也，前既入向，兹又伐杞，取其邑，何其暴与!

戊申，卫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公子弒君者，适人、归生比，皆书「公子」，独州吁、无知不书，岂同一弒君父也，又分别贤否与?故书「公子」与不书「公子」，无例。邪说者乃谓「以国氏」，夫不书国，知为何国事乎?又谓罪君父不待以公子之道，若然，乱臣贼子皆得以借口，不惧而反喜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卫地，前公与宋盟于宿，兹宋欲伐郑，将搂鲁、卫以共伐，故与遇于卫地，此宋所欲明甚，然则谓「及」为我所欲者，非可知矣。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伐郑之役，据左氏谓宋殇公之立，以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故谋伐郑。今观首书「宋公」，则宋为主兵以雠郑可知也，卫则为其所搂，且非君往，故与蔡同称「人」。或专以卫为言，卫固杀君，于此条则无与也。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夏，四国伐郑，不得志，至是要鲁，鲁使大夫帅师，复共伐之。春秋书法，凡大夫出征皆不书「公使」，其鲁大夫出征，春秋前之为公使者在焉，后之专兵者亦在焉。左氏见不书「公使」，遂谓「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公不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此昧于经之书法无「公使」之文，而附会为此说也。鲁、宋交好，盟于宿，又遇于清，岂有来乞师而不与者乎?春秋之初，大夫无专兵之事，因其同一书法，而遂以后之大夫专兵目前，其误甚矣，不可不辨。称「公子」与不称「公子」，无例。桓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又称「公子」矣。左氏于此曰「书曰『翚帅师』，疾之也」，于逆女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夫桓自娶夫人，与先君之好何与?且先君之好，惠公事也，于何征之乎?是此等例实起于左，于公、谷何这焉?公、谷袭左而益肆其邪说耳。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杀州吁称「人」，不得其实也。左氏以为石碏，果尔，经当书其名矣。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立君未有书者，为人所立则书，以见其国乱无主，权移于下也。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若夫国不可一日无君，而晋之恶，此时又未着，固无不宜立之意在也。左氏亦谓石碏立，经亦书「人」，不必从。或以不书「公子」为贬，则尹氏立王子朝，书「王子」，岂褒乎?

五年春，公观鱼于棠。

非礼也。

夏四月，葬卫桓公。秋，卫师入郕。

郕，卫之邻国，卫宣初立伐邻，见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成也。立宫以祀仲子，宜也。礼，妾附于妾祖姑，此谓有子者则例得入庙世祭矣。鄙儒谈礼，一切皆谬，总因「常事不书」之一语误之也。仲子，桓母，必贵在隐母之上。然隐、桓均庶，则隐长为宜立，而桓在隐世膺天王之赗，得降其母，故隐亦为之立宫献羽，桓骎以强，卒致乎弒兄。左氏以仲子为桓，是也，以为即子氏，非也。辨见前。季明德又以仲子为隐母！按：子为君，当如僖公母成风称「夫人」矣，此何以不称「夫人」乎?其非可知已。盖不称「夫人」，以桓非君也。于此见春秋时何尝不严嫡庶之名分，而鄙儒犹多哓哓，何哉?

初献六羽。

天子八佾，而鲁以祀文王用之，因以祀周公，驯至于群公之庙皆用之。今以妾母之宫始酌而从诸侯之六，孔子称初，有幸其合诸侯礼之意焉。

邾人、郑人伐宋。

邾，小国序于宋上者，是时无伯，以主兵者言也。然鲁、宋方睦，邾?连郑伐宋，宜乎后之为鲁伐与?

螟。

记灾也。

冬十月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氏谓葬之加一等，岂以其书「公子」耶?后之书「公子卒」者多矣，岂皆葬之加等乎?甚矣其诬也!

宋人伐郑，围长葛。

此围而即还也，故次年春，郑人得以来输平，至冬，宋人又伐，乃取长葛耳。公、谷误以此围为直至次冬，安有围及一年之久者乎?谬例谓将卑师少称「人」，今伐而围其邑，其非师少可知。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

郑方见逼于宋，惧鲁之复助宋也，故来输平。后八年，郑始来归祊，而鲁受之，或谓此时预许归祊，非也。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前此鲁、宋、卫为一*党，齐、郑为一*党，自郑输平之后，而鲁始得与齐盟，郑为之也。于是鲁、齐、郑为一*党，而前之同宋伐郑者，后且同郑伐宋矣，其反复如此。

秋七月○取○义○

无事，时首必书，重天时也。则春又为三时之首，其书「春王」益可信矣，此亦孔子之取义。间有不书者，仍旧史偶遗之也，正以其有书、有遗而知之。

冬，宋人取长葛。

外取邑亦书，此书者，非以其久也，公、谷说误，见前。不言郑，蒙去年「伐郑，围长葛」之文，春秋一字不多设，于此可见。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叔姬，媵也二本「媵也」下原有「媵也」二字，疑衍，今删。，媵不书，书之者，所以为日后归酅张本。书「归酅」者，所以着纪国之始终也。若谓以为贤而志之，替秋岂列女传耶?且文姜之秽迹，又何以详戴焉?甚矣!俗儒之论大抵如此。

滕侯卒。

小国君卒有不书名者，佚也。左氏谓「不书名，未同盟也」，非也。即以八年蔡侯考父卒言之，隐之世何尝与蔡同盟乎?不书「葬」，亦以国小略也。

夏，城中丘。

凡城必书，以设险动众，国之大事也，非以其不时讥也。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既盟于艾矣，又来聘，齐、鲁交好也。或称「弟」，或称「公子」，无例。泛则称「公子」，亲则称「弟」也。「齐侯使，弟不失亲亲之义，竖儒谓罪其有橱爱之私，然则待弟之道，固当困抑之、憎恶之乎?仁人之于弟也，亲爱之而已矣，其说云何?

秋，公伐邾。

元年与盟，今背盟以伐，直书之义自见矣。左氏谓「公伐邾，为宋讨」，非也。邾与郑伐宋已及二年，今鲁既结齐、郑，与宋渐疏，后且致伐，何为而为宋讨乎?盖鲁与邾邻，前虽与盟，至是欺其弱小而伐之，自此邾属于鲁而叛服不常，鲁多伐之矣。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楚丘鲁地，详僖二年「城楚丘」下。隐公虽与戎盟，然豺狼之性不可与交，庄公时即伐鲁矣，是时戎方窥鲁，见凡伯聘归而伐之以归。若以楚丘为卫地，此时未闻戎在卫地也，戎与狄异种，卫为狄患，不为戎患也。按：经于此自当书「伐」，若云「戎执凡伯于楚丘以归」，无故而执之，何与?又自当书「伐以归」，若云「戎伐凡伯于楚丘」，执之以归，非春秋书法谨严之意也。妄夫张皇言之，殊无谓。

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

鲁既与郑平，宋、卫恐郑之亦结于齐也，故先为此遇，然后要齐为瓦屋之盟，所以绝郑也。左氏谓「齐侯将平宋、卫」，意谓平宋、卫于郑也，若然，十年，宋、卫何为入郑乎?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　庚寅，我入祊△书△法△。

左氏谓郑以祊易许田，而经无其文，迨桓公之时，郑伯以璧假许田，是归祊为一事，假田为一事，当舍传而从经可也。郑欲鲁离宋、卫之党，故啖之以利。然归祊之日未尝不朵颐许田，特方欲结鲁，未敢遽言也，迨桓纂位之后，遂肆其欲，以璧假为名，卒取偿于鲁矣。阅前后经*文，并非两相交易之谓也。祊非我有，曰「来归」，齐归郓、讙、龟阴田，我田也，亦曰「来归」，可见其无例矣。然例无而书法则有之，曰「我入祊」，明非我有也?齐归则无其文。春秋之初，内外大夫皆书名，无例。名宛，非贬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邪说谓宿未能同，名故「男卒」。按：蔡未同盟而名之，宿元无已同盟而不名，其说恰相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自隐元年至庄十四年，诸侯之会无伯者主之，惟主会者先焉；自庄十五年以后，诸侯之会皆伯者主之，以伯者先焉。此瓦屋之盟，宋主之也，左氏谓齐人卒平宋、卫于郑，则是齐王之何为先宋哉?盖误以齐桓以后解此也。且左氏谓齐人卒平宋、卫于郑，而郑且不与也，又宋、卫雠郑，欲致齐以绝郑，岂齐之本意乎?故明年齐郑卒伐宋矣，此盟何益哉?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莒人」即莒子，以其国小，常称「人」，诸传昧此，以为微者，又以微者例当言「及」，不当言「公及」，于是多方辞费以解释之，是无故而自生荆棘也。岂知「人」者上下之通称，而「及」与「公及」无例，即与微者盟，亦可称「公及」乎！

螟。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春秋之初，大夫皆书名，内之无骇、翚、挟、柔溺，外之郑宛詹、纪裂繻，皆名，未以氏称也。自僖公以后，内之天(大)「天」，二本同，疑当作「大」。夫未有不书氏者，若藏孙、叔孙、季孙、仲孙之类是也，其甚则生而以字书者，季友、仲遂之类是也。外之大夫未有不书氏者，齐高徯、晋赵盾、阳处父、卫宁速、孙良夫、宋华元、华孙皆是也，此盖因时之变而非书法之变也。春秋之初，惟内大夫卒而称「公子」者二，公子益师、公子彄是也。此二公子者，隐之叔父，以尊故书之，其余惟名而已，故无骇、挟皆不氏也。然无骇、挟之不氏，又异于翚、柔溺之不卒矣。无骇、挟，世禄也，翚、柔溺，非世禄也，非世禄则亦不卒矣，此宋吕大圭氏说，无以如此，故为之删改而录焉。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九年之内王使三至，而公不一答，盖直书之而义自见。然王灵之不振，亦王有以自取之与?

三月癸酉（「癸酉」，中研本作「祭酉」，北图本作「癸酉」，今据经*文改。），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三月，今正月，雨雪之雨为下。

挟卒。

说见上。

夏，城郎。

郎，鲁要地，故城之。

秋，七月。冬，公会齐侯于防。

八年，齐虽与宋卫盟瓦屋，然非齐之本义也，自是将谋伐宋，而先会鲁，所以坚鲁之心也。明年，会郑伯，盟中丘，而乃伐宋矣。左氏谓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伐之，即据其述葛繻之战，郑庄实不王矣，而乃谓郑以此加兵于宋乎?且于「取郜」、「取防」下云「郑庄公可谓正矣」，其颠倒是非如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候、郑伯于中丘。

此为伐宋之师期也。

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伐宋」，二本原作「伐郑宋」，「郑」字为衍，今据经*文改。）

左氏谓「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自有此「先」字，遂有「翚不氏，先期也」之邪说矣。夫中丘三国咸集，师期已定于此时，何得谓翚为先期乎?上书「公会齐侯、郑伯」，此书「翚帅师」，下书「公败宋师」，是翚之帅师为公使甚明，则四年之「翚帅师」，其为公使亦明矣！不可以验左氏之诬而予说之正乎?诸侯征伐必命将帅师，不亲临阵也，故书「翚帅师」，而下称齐人、郑人。「人」者，犹之乎翚也，下书「公败宋师于菅」，即翚败宋师，将之功归于君也。且胜负宜以国见也，若称「翚败宋师」，岂成书法耶?世儒贸贸见书「翚」则以为翚，书「公」则以为公，茫然若鲁有两师者，经之书法全然不晓，而尚欲解经乎?吕大圭氏有「公为奇兵」之说，赵鹏飞氏有「公复潜师，出其不意而败之」之说。

六月，公书△法败宋师于菅。

说见上。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谓「郑庄公于是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不独是非失实，且与郑何与?经书我取郜、取防，传言郑取而归于我，岂可信耶?刘原父谓如传言，春秋为纵漏郑伯取邑之罪，反移其君也，诚然。不言宋，亦蒙上文。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

宋报夏之伐也。郑幸菅之败，师还在郊，宋、卫乃乘其虚而入之。戴，郑之与国，宋、卫又要蔡共伐之，而郑因其伐戴，揜其不备，伐取三国之师焉。或以「取」为「取戴」，夫戴若为三国所得，郑取还之，可也，然三国未尝得戴也，若为郑取戴，夫伐戴者三国也，郑不伐戴，何为取之耶?即郑自伐戴可也，何必因三国之伐始取之耶?至有谓郑即取戴，又兼取三国之师，以一取四，尤必无之理。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郕近于卫，卫之与国，齐、郑入其国，犹宋、卫伐戴之意，左氏亦谓讨逆、王命，悉诬。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滕、薛邻国，故相要同来朝鲁，而经亦并言之。刘原父谓二君不特言者，讥其旅见，然则岂有二君同来，而今日见一君，明日又见一君乎?此总为「常事不书」之说所误，以致此深文耳。其说有关典礼，不可不辨。

夏，公会郑伯于时来。

郑将伐许也。

秋七月王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许与郑邻，故郑楼(搂)（「搂」，二本同，疑当作「搂」。）齐、鲁以入之，利己之私也。入人之国，而左氏犹谓之知礼，其诬可胜道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取○义。

鲁十二公，惟隐、闵二公薨不书地，不书葬，以见其为弒也。不书弒者，为尊亲讳也，而以不书地、不书葬见之者，不没其实也。桓亦遇弒而书地、书葬者，以其于外也，若不书葬，嫌于内之弒之也。此等处，史臣所不能，惟孔子明乎为人臣之义而然也，故为孔子之取义也。或谓不书地为不忍言，不书葬为贼未讨，皆井蛙之见，不足深辨。其「贼未讨不书葬」，详无例详考。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3-11-3 22:40:23

春秋通论卷二

新安首源姚际恒

桓公惠公庶子，隐公弟，母仲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踰年于岁首行即位之礼也，故书。主褒贬之邪说者，桓弒君自立，首宜不书「即位」，不予其为君矣，乃隐不弒君而不书「即位」，桓弒君而书「即位」，褒贬安在?大事如此，则小事可知矣。

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

郑庄未忘乎前之归祊也，兹乘桓公之弒立，有所要求，故以璧假许田焉。用奸谋以济，其贪如此。经曰「假」，而传曰「易」，经曰「以璧」，而传曰「以祊」，全不相合，乃犹谓郑为周公祊故，讵非梦语耶?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前因会而有璧假许田之事，兹因假许田而为此盟，大抵以利交、以势交也。

秋，大水。冬十月。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督弒其君殇公，立穆公子冯，是为庄公。是华督者，冯之党，孔父者，殇公之党也，殇公被弒，孔父所必及。「及」者，自此及彼之辞也。左氏喜谈女德，谓督因孔父之妻之美先杀孔父，而后弒其君，则书「及」当于君，不当于臣矣。此与荀息、仇牧同一书法，荀、仇皆先君(书)（「君」，二本同，疑当作「书」。）弒而后书死，则孔父亦可知也。外君卒书名，故君虽被弒亦书名。孔父亦名也，说详隐元年「邾仪父」下。从来皆误以为字，而或执君前臣名之义，始有迁就以为名者。然则均是父也，何以孔父为名而仪父为字耶?

滕子来朝。

杞、滕、薛皆侯也，经于杞或称「伯」与「子」，于滕或称「子」，于薛或称「伯」，皆降也。其故何也?以杞、滕、薛三国皆小国也，其朝觐贡赋力不能备其礼，愿降卑以从事，故其来朝会及卒以是赴告，则史亦以是书而已，岂有所更易哉?旧史既无所更易，孔子又岂有所更易哉?

三月，公会齐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取○义○○。

「成」，一训「就」，一训「平」，此「成」字则主「平」言也，诸传皆主为「成就」义，大谬。春秋立文从无褒贬之法，若果书此会为成就宋乱，则是妄为褒贬之文矣。不特于我鲁君无此，史臣无此，孔子而已也。况督弒君，宋已乱矣，何待四国此时始成之乎?于事理尤为不通也。然则何以不直书曰「平」，而曰「成」乎?曰此孔子之微辞也。以四国既不讨贼，而我鲁且受其赂，是利之也，于是不讳北图本于此「不讳」下有二墨点，作「不讳：」，依前代抄书惯例，此二墨点即为「不讳」之省文，则此句作「于是不讳不讳不可讳之不可」，如此于文义似又不顺，因暂存疑焉。不可，讳之不可，特微其辞，书曰「成」尔。若直书以「平宋乱」，则讨贼而不取其赂者又何以加焉！会无言某事者，言某事者二，此与澶渊之会也，是为特笔。澶渊之会明其会之由，曰「宋灾」，此处亦明其会之由，乃若不甚分明，故又曰微辞特笔也，微辞也，是孔子之取义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

此条直书其事，则上之为微辞者益明矣。

秋七月，杞侯来朝。

观九月入杞，则此处公、谷作纪者非，盖正以其来朝而入之也。僖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秋八月入杞亦同。

蔡侯、郑伯会于邓。

前蔡从宋伐郑，又复从宋伐戴，是蔡本宋党，会宋、郑既合，则蔡亦自通矣。

九月，入杞。

隐盟之，今桓又盟之，惧其为患也。国君出，必书「出某地某国」，其反也，亦必书「至自某地某国」，此史体也。其不书者，地近则略之，远或遗之也，无例。古者，君大事出，告于宗庙，其反也，亦行告庙饮至释爵之礼，虽本有此礼，然春秋诸侯会盟征伐无时不出，谓「凡书至，必行此礼」者，左氏之迂见也。何以证之?昭公居郓，亦书「公至自齐」，「至自会」，岂郓有宗庙耶?乃造谬例者于书「至」之下，必就其事以为一例，惟恐以至为常事，必以为非常之事而书之，可叹哉!详无例详考。

三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嬴。

自此年春不书「王」，至十八年复书，其不书者，仍旧史文偶遗也。「春王」之为孔子取义，于此益见。说详无例详考。此成昏议于齐也，左氏谓「成昏于齐」，其辞未达。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

「胥命」，不知其指，大?非盟，故书此也。然亦书其事，而无贤不于其间。或谓「近正」、「近古」及「善之」，或谓「讥之」。按：隐公末年，鲁、卫、齐为一*党，宋、卫、蔡为一*党，齐、郑未合，此时始相命，亦植党之为耳，何善之有?若以为讥，则会盟当不胜其讥矣，会盟且不讥，何有胥命哉。书胥命唯此，以不甚详，故未敢定取义及书法。

六月，公会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食为变，而「既」尤日食之变，故志之。

公子翚如齐逆书△法，下同。女。

称「公子」及左氏谓「修先君之好」，辨见隐四年「翚帅师」下。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

诸侯亲送女，非礼也。

公会齐侯于讙。

受姜氏也。

夫人△△姜氏至自齐。

以未嫁言称「女」，以齐侯言称「姜氏」，以本国言称「夫人」，书法井井如此。鲁十二公有书「娶夫人」者，有不书「娶夫人」者，其不书「娶」者，以娶于未即位之先也。竖儒执春秋「常事不书」之语，见书「娶夫人」，必求其所以失礼而言之，以证其为非常之事者，妄也。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因致夫人而行聘礼。

有年。

「有年」惟二，此书有年，及宣公书「大有年」而已。然则余皆非有年乎?曰：语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春秋列国征伐无休，其为有年而大有年者，盖亦仅矣，故喜而志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郎，鲁地，狩亦不必拘于冬，谓「郎地远」、「狩不时」，必皆以为非常之事者，妄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宰官渠氏，伯纠字，宰非冢宰，说见隐元年宰咺下。古者以伯、仲、叔、季为字，伯纠、南季、荣叔皆字。周天子大夫称名与字，无例。或执天子大夫称字之例，因以纠为名，妄生议论，不殊说梦。左氏谓「父在，故名」，此更误于武氏子、仍叔子之文而及此也。不书秋冬首月，遗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甲戌」下当有阙文，说见六年「蔡人杀陈佗」下。左氏谓「再赴」，方国乱之时，岂暇再赴乎?公、谷张皇，皆可笑。

夏，齐侯、郑伯如纪。

左氏谓「齐侯、郑伯朝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非也。经于外书「如」，非朝也，袭人之国宜不使之知，今无故而朝，彼应知之「知之」，中研本作「如之」，今据北图本改。，齐、郑岂出此乎?若云「纪人以朝告」，安有不据其告，而别书「如」者乎?盖齐欲谋纪，故要郑偕往，以威胁之，为后年灭纪张本也，亦非此时遽欲袭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书「仍叔之子」，与书「武氏子」同，遗其名耳。左传谓「弱也」，父在子壮者多矣，安见其必弱乎?且天王岂有使稚弱之子以将聘者乎?或以为「未命」，未命则匹夫也，又安有天子命匹夫者乎?或谓「父老，子代父从政」，亦臆说。或谓「讥世官」，尤谬。

葬陈桓公。城祝丘。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人」者，通上下之称。称「王」，恒辞也，或称「王」，或称「天王」，无例。此横生议论，皆妄。据左氏，以为王败，然经不书，或据左氏为败，谓「不书败，为王讳」，然则「王师败绩于茅戎」，不书乎?

大雩。

左氏谓「书不时」。按：雩为旱祭，旱则雩，此记旱，非记不时也。据其谓「龙见而雩」，今秋也，周之秋为夏之夏，亦非谓失时也。雩书「大」者，赵伯循、陆循谓「国偏雩」，是也。其谓「僭天子称大」者，妄也。竖儒且谓天子大雩为雩，是鲁僭天子，尤妄。说始贾逵，而程颐从之。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乐」，无论秦制不可以言周，吕氏春秋不可以释孔氏春秋，即左氏「龙见」谓四月，月令则谓五月，又其所谓帝者，五方之帝，非上帝也。又月令「大雩帝」之上曰「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则山川五帝咸祀，何尝分天子雩上帝，诸侯雩山川乎?又谓「成王赐鲁重祭，得郊禘大雩」。按：郊褅大雩见明堂位，若大雩则出何书?竖儒妄造典礼以惑世人，不可不辨。程、胡之说春秋，愚书皆不办，以其它说人多知其谬妄，此系言礼制，则凿然若有出者，稍读书不多，则易为所惑，故及之，后仿此。

螽。冬，州公如曹。

说见下。

六年（二本原阙「六年」，今据经*文补入。）春正月，寔来。

三传皆承上，谓「州公寔来此」，于事理文义皆有不通。来则来耳，何患其不寔而书「寔」乎?谓是来者尤难，通春秋从不用虚字也。又或谓失国名上当书「州公寔」矣，亦不然也。按：此二条固本一事，而下条有脱耳。

夏四月，公会纪侯于郕（「于郕」，二本原作「如郕」，今据经*文改。）。

左氏谓纪来谘谋齐难，近之。

秋八月壬午，大阅。

周礼：「仲冬大阅」，此本伪书，不足据，故八月非不时也。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发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皆妄立名色。若以八月为非农隙时，则彼三时岂农隙时耶?又谓「非礼」，谓僭天子，尤无稽。左氏谓惧郑，亦臆测。春秋征伐为事，简车徒，修戎备，宜也，岂必为一国而然哉?

蔡人杀陈佗。

经于一事必具始末，前有起，后有应，即微传，亦使人得以知其大?。即或有起而无应者，未有有应而无起者也。如书「弒君」而贼不讨者有矣，未有讨贼而不书「弒君」者也。此云「蔡人杀陈陀」，是应文也，而前但书「陈侯鲍卒」，则陈佗者为何人?行何事?而蔡人何为杀之耶?左氏于「陈侯鲍卒」但言「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于此则无传。夫佗杀太子果有其事，经当与「陈昭杀世子偃师」同一书法，何故其前无之，而于此突书「蔡人杀陈佗」耶?此事前人固多疑之，然未有说以处此。愚意二年（「二年」，二本同，然此为桓公五年事，非二年之事。）春正月甲戌之下当是书陈佗作乱自立之事，继以己丑陈侯鲍卒，而兹云「蔡人杀陈佗」，则本未灿然。是甲戌下之脱文者此也，于此处既不突然，而又可释甲戌、己丑之疑矣。其云「蔡人杀陈佗」，不称佗为君，与「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　」同，不成乎其为君也。陈佗踰年，齐无知亦踰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他公适子生不书，而此书者，以其举行生世子之礼故也。桓公好大侈功，如大阅、蒸尝之类皆书是也。

冬，纪侯来朝。

左氏亦谓「求成于齐」。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周二月，夏十一月，王制谓「昆虫未蛰，不以火田」，则仲冬正昆虫未蛰之时也。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二侯之国近楚，来朝者，为始惧楚与?诸侯不书名，此名者，以其国小且远，以后不再见，亦不书卒，故名之，可见春秋无例也。左氏谓「贬之」，贵大贱小，岂圣人意乎?或谓必失国之君，无据，若失国，则当言「奔」，不言「朝」矣。或谓用夷礼，尤谬。二国来朝同在夏，非同日月也，故两书「来朝」，非若滕侯、薛侯共书来朝，为同日至也。秋冬失书首月，同四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周二月，夏十一月，礼言「冬烝」，则此烝宜也。

天王使家父来聘。

家氏，父名。季明德曰：「此家父，即作节南山诗以陈于王而刺尹氏者也。其诗自谓『家父作诵，以究王?』，而可以不名称乎?」殊有理。

夏五月丁丑，烝。

周礼伪书，不足据。诗「礿、祠、烝、尝」，说者谓趁韵，亦不论，外王制曰：「春礿、夏褅、秋尝、冬烝」，郊特牲、祭义皆谓「春褅」，在说礼家已自不一，安知桓公之时烝祭不必分四时之名乎?乃据后世之说证前世为非，谓冬事而春夏兴之，以示讥，则非矣。若据诗所云「礿、祠、烝、尝」，则春秋止书「烝、尝」而无「礿、祠」；若谓「礿、褅、尝、烝」，则春秋亦有「褅」，而说者又谓「褅」非时祭之名;春秋止书「烝、尝、褅」三祭，而说者又谓诸侯缺一时之祭，凡此纷纷皆难据也。若谓其「讥亟」，尤谬。礼，宜三月一祭，计前正月距五月已迟矣，乃谓亟乎?皆「常事不书」之一语害之也。

秋，伐邾。

隐七年伐之，今桓尤伐之。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夏八月，今此方八月雪有之，在中州则未也。

以其早，故纪之。祭公来，遂逆王后取○义○于纪。

祭公奉王命来娶纪女，命鲁主昏，故先书「祭公来」，再书「遂逆王后于纪」。来，来鲁也，命鲁记，遂往纪王后也。本甚平常易解，而从来之儒见此，遂自大为张皇，以为祭仲之专，当复命平王，不当专命遂行。不知祭公之来，王已命之，何必再复乎?且天子求后应无不得，岂有来命鲁而尚患不得，必待再复乎?至有谓祭公来本为私事，鲁亟欲使纪女为后，与祭公谋，祭公遂擅自行之，邪说，益不足辨。诸侯皆称「逆女」，以其在国也，故不称「夫人」。此亦在国之女也，遂称「王后」何?按：隐二年，上书「履緰来逆女」，下书「伯姬归于纪」，妇人称字，以见其为伯姬，主我言也。今若上独书「逆女」，下书「纪季姜（「纪季姜」，二本原作「纪季纪」，今据经*文改。）归于京师」，则无以见其为王后矣，故特书「王后」以别之，所以尊王也，又以见王者无外之义也。此处斟酌损益，鲁史未必能，故归之吾夫子耳。

九年春，纪季姜○取○义○归于京师。

此称「纪季姜」犹之称「伯姬」之义，季姜所以见其字也，故此处不得称王后，而前称之也。时说皆同梦呓。襄公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不书「归」，则王后书「归」、不书「归」，无例。左氏谓「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不知不尽然也。齐将灭纪，今已女归天王，而鲁又为之主昏，似可以自固矣，乃卒不然，则其时之君弱臣强，为何如哉！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曹，小国，惧鲁，故鲁伯将薨，使其世子来朝，欲托世子于鲁也。说者不谅，谓讥其代朝，为非礼，非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

是时卫与齐党，而齐渐与鲁仇，鲁闻卫侯适齐也，将以间齐而求成于卫，乃卫侯不与会，因之有战郎之役。说者谓卫为失信，岂非梦语!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书△法△于郎

左氏谓「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鲁为齐饩，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按：此说可疑者四：鲁、郑自入祊假田之后，其交深矣，何为因此小忿而遽生难?一也；鲁以周班后郑在数年之前，何得此时方来伐?二也；郑忽救齐之时，经不书鲁人往齐，三也；谓主此战者郑也，乃先书齐、卫何也?经何尝必以爵为先后?四也。说者谓郑人主兵而首齐，独卫卅吁主兵而先宋，亦非。是说见前经下。按：齐本欲图纪，而鲁方以姻国为之归后，故齐怨鲁，而卫与齐党，不会桓公，至是齐、卫要郑来伐！郑庄亦喜乱之人，遂怂恿齐、卫而雠鲁耳。不书「侵」、「伐」！书「来战」者，春秋之初于内讳，故其书法如此，其后始书「伐我四鄙」，又其后直书「伐我」矣。公、谷全不通会全经，见其书「来战」，遂谓言战为败，邪说也。庄九年干时之战，我师不书「败绩」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郑人、卫人盟于恶曹。

即前伐郎诸侯，兹称「人」者，与隐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同，一役再见者，略之也。说者以人为大夫，非正，甚至以为夺爵，悉鲰生之见。左氏增宋，误。

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郑庄公。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

郑庄公太子忽、庶子突，祭仲立忽，宋人执祭仲，立突，是为厉公，忽出奔卫。「人」者，通上下之称，无例。或以为贬宋公，非也。大夫称名称字亦无例，或以为贤祭仲，或以为罪祭仲，皆非也。诸侯不生名，忽、突皆称名者，所以别二人之为君也。忽不称「世子」，突不称「公子」，以名见，可知也。突不称国者，以下有归郑「郑」字也，忽称国者，接上归郑「郑字也。突不当书「立」，书「归」者，据其事也，皆无例。

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柔书名，见隐八年「无骇卒」下。柔之与诸侯，名，亦公使之也。柔盟宋，为公会宋之始。

公会宋公于夫锺。冬十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阚。

二条说见后。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隐四年，「莒人伐杞」，今平之。

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八月壬辰，陈侯跃卒。公会宋公于虚。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于龟。

自柔会宋公盟于折之后，公凡五会宋，左氏谓「公欲平宋、郑」，以下「与郑伯盟」及「郑师伐宋」观之，近是。然宋有立突之功，何以不平?必因求赂不满其欲之故。而鲁前与郑庄雠，今以突之新立，欲结其好，故屡要于宋，而宋辞平，自此鲁与宋绝而与郑合矣。前者战郎之役，郑雠鲁而宋不与，继则鲁欲平宋、郑，后则且党郑而伐宋，桓之反复如此。

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

郑伯，突也，不以其篡位而却其爵也，春秋无褒贬例可知。

丙戌，卫侯晋卒。

重书「丙戌」，以诸侯卒宜谨日也，非羡文。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或书「及」，或书「公及」，一也，无例。左氏谓「宋无信也」，此虽不言例而言例，误也。何以见之?以其言「战于宋」，必屈在宋也，故杜注曰「尤其无信，故以独战为文」，不知先言「及郑伐宋」者，见鲁、郑之伐宋也，再书「丁未战于宋」者，见是日之战也，故两书之，文法自应如此，何例之有?既无例，何贬之有?若以二句分作二义为贬者，益属井蛙，无足以辨矣。上郑称「伯」，此称「师」者，战伐乃其师，不必怕也，亦非贬。前左氏于「战于郎」谓「我有辞也」，则以言「战」乃谓宋「无信」，尤自为鲁有辞，此处言「战」，则当是宋有辞也，乃谓宋「无信」，尤自矛盾。又左氏谓「宋无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按：公五会宋，未尝盟也，公与郑盟，果「及郑伐宋」，则盟有信矣，今以盟郑误记为盟宋，故予谓左氏解经语尤劣，非诬也。邪说以言「战」为「内败」，辨见十年「来战于郎」，后仿此。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

左氏谓「郑与宋战」，此误以前年「及郑师伐宋」而云也。公羊谓「宋与鲁战」，亦误以前「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而云也。谷梁谓「纪与齐战」，尤谬，纪虽为齐逼，然以一小国，安能援二国以与齐战乎?且共齐为四国乎?四国中宋、卫、燕又皆与纪无雠者也，若谓齐合三国以攻纪，鲁、郑援纪而与战，全与经*文不合，尤不足辨。按：十年郎之役，齐、卫、郑来战，今郑突立，故鲁与和好，借郑以伐齐、卫，报郎之役也。伐宋者，以其新隙也。三国增燕者，以燕为宋党也。十二年，宋人、燕人盟谷丘。鲁、郑增纪者，纪为鲁党而怨齐，故来助也。不书「战」，所在鲁地也。下书日，以会时所定也。下书「及」，不称「公」，蒙上文也。燕称「人」，以其国小而远，微之也；下称「燕师」，循齐、宋、卫之称也。

三月，葬卫宣公。

月虽未葬，称「卫侯」无嫌也。二月与卫战，三月往赴葬，此必无之事，故知「往赴葬则书葬」之例，非也。

夏，大水。冬十月。十有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

左氏谓郑人来修好，自十二年与郑伯盟于武父，鲁、郑之好久矣，何至此时来修乎?盖为备齐、卫、宋故耳。

无冰。

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或疑尚有十二月，尤寒，若十一月无冰，何以遽书?按：经书「无冰」者三，此年及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也。二月为十二月，春兼十、十一、十二月言之，其或燠在十一月，或燠在十二月，皆得书之耳，若三月皆燠，则书时。

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

「五」下阙字，传写者漏也。前曹之会未盟，故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不日、书名，皆无例。

秋八月壬午，御廪灾。己亥，尝。

经于桓两书「烝」，一书「尝」，以桓公有侈大行典礼之意，故「大阅」、「大雩」、「烝」、「尝」之祭皆书，如此是常事悉书者也。或谓「不时」，夫「尝」为秋祭，八月岂不时乎?又谓「不敬」，然则以御廪灾之故，将不祭祖宗乎?此皆食「常事不书」之语之毒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宋伐郑，报郑连年之伐也。书「宋人者」，见宋之为主也。「以」字无例，邪说谓「以者，不以者也」，意谓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定四年「蔡侯以吴子」岂亦不能制，而今得制之乎！或以其不可通，谓「不交锋」，亦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王者车服以庸，而今反求车于臣，直书之而义自见。

三月己未，天王崩。

桓王奔(崩)（「奔」，二本同，疑当作「崩」。），惠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五月，郑伯突出奔蔡。

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无例。赵汸氏谓「辨二君」，似是，然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无二君也。

郑世子忽○取○义○复归于郑。

忽出奔时未成乎为君「为君」，中研本作「君然」，今据北图本改。也！突则为君，故称「郑伯」。此时忽若不书「世子」，则无以见忽之为正，而突之非正矣，故特书「郑世子」也。前忽出奔，不书「世子」者，则亦以突未为郑伯，不书「郑伯」也。此处既见圣人所以明君臣姣庶之辨，而亦以见其笔法之井井有如此也。书「复归」与「归」同，无例。

许叔入于许。

隐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是其前事也。其时左氏谓郑使许大夫奉许叔居许东偏，若是，则「东偏」亦许地，今何为书「入于许」耶！以经不书许叔出奔，故不可考耳。经略其事者，书「入」而不书「出」，以书「入」则「出」可见也。「入」，书「名」、书「字」无例，书「入」与「归」亦无例。或谓「归者易辞，入者难辞」，今许叔之入，岂有国人拒之者哉?许叔，庄公之弟，非君也，是时穆公立，亦未见其仕云。

公会齐侯于艾。

前齐僖以四国战郎，而我亦以纪、郑败齐、宋四国之众，构兵无已，故襄公立而我修好焉。左氏谓「谋定许」，非也。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人」者，通上下之称，若小国则多称「人」，义又别。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

栎，郑邑，非郑国也，故书「入栎」而不书「入郑」，或以为复国，谬也。吾观经于郑忽、突争国之事，未尝不详也。十一年，自郑庄卒，书「宋人执祭仲」，又书「突归于郑」，见突之为宋所要而立也，突归而忽出矣，此年突出奔蔡，突出而忽复归矣，兹又书「突入于栎」，其时祭仲「祭仲」，二本原作「蔡仲」，今据经*文改。拥忽专*制国中，突穷居于栎，不与诸侯之事者凡十七年，其间惟庄四年与齐侯遇于垂而已，十七年后突乃乘齐桓之伯，大会诸侯于郅，而与其会，如此则尝复国矣。经不书者，以栎非他国，故不再书也。又必忽与祭仲皆死，经不书忽卒，以不成乎为君，略之也，不问其正与不正也。是忽寔未尝成君，而始终为君者突也，其事大?如此。左氏则于忽称「昭公」，又于十七年载「高渠弥杀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载「齐人杀子亹而立子仪」，庄十四年载「传瑕杀子仪而纳厉公」，至二十一年经书「厉公突卒」，其书乃已。如传所言，忽寔为君，而且有臣弒君、邻国讨贼诸事迭见不已，经何以悉不书邪?吾不敢信也。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十有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左氏谓「谋伐郑，将纳厉公」，是也。经书「伐郑」，突在栎，忽郑也，则伐郑者忽也。伐郑者忽，是欲纳突于郑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冬，城向。

向界于鲁、莒之间，隐二年「莒人入向」，至是服鲁而城之，其后又服莒，宣四年，鲁复伐莒取向。

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

朔，卫惠公名也，不德，为臣所逐而奔齐。出奔书名，常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左氏谓「平齐、纪」，是。又谓「且谋卫」，蛇足也。

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

隐公初年，仪父尝来盟蔑，故兹复遣寻盟。然桓于八年已伐之，是年秋即伐之矣。

夏五月丙午，及书△法齐师战于奚。

或书「公及」，或书「及」，无例。春秋初，来侵伐我鲁者讳言「侵」、「伐」，言「来战」，说见十年「来战于郎」下。兹称「及某师战」，亦讳，与前事同也。前言「来战」，此言「及某师战」，事同而书法又不同。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

蔡季为蔡侯献舞之弟，称名、称字，无例，与「许叔入于许」同。乃以其为称字而贤之，不知其贤者何事?贤否妄定，好恶任情，小人之说春秋可恨如此。

癸巳（「癸巳」，中研本作「祭巳」，北图本不误，今据经*文改。），葬蔡桓侯。

「侯」当为「公」，于此，窃意鲁史旧本，其葬本皆称「侯」，孔子以鲁君称「公」之故，而皆易为「公」，故偶遗此未改，与书「天王」或仍「王」字之类同。不然，何以俨然有书「侯」者在乎?余说并谬。

及宋人、卫人伐邾。

春盟而秋伐之，直书之义自见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

前年为齐所伐，今与齐会，且同夫人如齐，为齐所诱也。齐深仇鲁而公不知，所以亡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酋，公之丧至自齐。

鲁公被弒，不书地，此于外弒，故书「薨于齐」。季明德不信传，谓「桓公乃自薨，非齐弒」也，此强意异传，非正论也。上书「正月如齐」，下书「四月公薨」，此自显然有故，况齐襄淫女弟之恶昭昭于诗，如是合之，春秋自无可疑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书「葬」，亦所以别于内弒也，说见「隐公薨」下。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5-3 07: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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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类] 春秋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