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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一文化的本质差异在于文化的深层，在中国文化氛围下出现的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不会出现的，这就是文化的决定性。文化决定性的依据和原理，与其他相关性理论和原理密切关联，因此，文化决定性有理论前提，逻辑的循序性原理和因果源流的接力性原理，是理解文化决定性的两大原理。 以魏晋玄学为例，儒道合流的时代。儒家道德入自然体系，却于世不通行，寻其因果，因于汉儒的道德异化。先儒的道德本义，如孟子所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仁义行，非行仁义也。”道德的仁义行，是通往人类文明目标的工具。“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离开富有大业的人类目标，盛德子虚乌有，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然而，董仲舒的君子之道，“正其谊不谋其利，谋其事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何有富有大业？又何有实践标准以验知正其谊、谋其事？汉儒的道德异化转载到魏晋时代，产生心性的道德迷惘。往后作因果类推，儒、道、佛互补时代，“内则道佛、外则儒术，”心性的内修学已没有儒家道德的位置了，导致宋后儒学的复兴运动。宋明理学以恢复儒家道德的内修位置为目的，岂知却成为儒、道、佛三教理论之综汇，其中，“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更使儒家的道德异化走向极度。明清之际儒学还原于先儒道德的逻辑本义，忠性求实，天理人欲的辨证统一。“性为情节”、“功罪一归于情”、“情元是变合之几、”“无欲理亦废”，逻辑的循序性原理和因果源流的接力性原理十分清晰。道家提出无为自然与无为人生论，然而，人生吉凶何生？道家理论解释不了。佛教人为因果说入世兴起，乃时世之自然。宋明理学出入佛教，以更专*制的礼教观念去治理心性，“理在气先”、“天命之谓理”，证论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导致忠君报国的忠诚异化，彻底背弃了先儒“天命之谓性”的思想逻辑。明清之际儒学也是出入佛教而改变其路向，从人为与自然的矛盾理论去理解人为因果，从矛盾律与因果律的逻辑联系去认识因果，从而提升儒学文化，与现代的哲学文化接壤，同样反映着逻辑的循序性原理和因果源流的接力性原理。文化决定性依据于两大原理而逻辑清晰。为什么笔者认定满清文化为逆转文化，它中断和荒芜了明清之际的儒学文化，沿袭了宋明理学，走向更极度专*制的本质文化所决定，并危害后世。其中，WG出现的造神运动，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叫你干啥就干啥，以及宁要草、不要鲜花论等，都可以从宋明理学——满清逆转文化中找到逻辑依据和因果关系，这也是文化的决定性。“理有屈伸以顺乎天，势有轻重以应乎人。”文化的文明进势，必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摒弃宋明理学——满清的逆转文化，接上孔孟儒学到明清之际儒学的传统文化主轴线，改造现时的文化研究工作，营造哲学文化活力的研究氛围，发挥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文化决定性所蕴涵的哲学理念敦促，注重研究哲学文化科学，注重改造和改善国民心性，配合变革而文明走向的政制文化，推动中国进入完全的商品经济时代，这是文化进势的自然而必然，理势自然而必然。 二、文化的普世性，触涉对人类历史本质文化的理解问题。只要承认人自身存有本质文化，承认人类社会存在本质文化，那就存有文化的普世性了，与哲学的永恒真理接壤。孔子前的先圣已敏锐察觉到质文矛盾，“质多文少则为野，文多质少则为史。”孔子继承先圣思想，从个体心性角度去研究，“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君子文质彬彬”。延至船山学说时代，则从整体的国民心性，社会文化氛围下的理道范畴去理解和研究。“质文刚柔，道原并建，大中即寓其间。”质文范畴，是人性自然与文化心性之间的矛盾范畴，是心性文化的基础性范畴，因而产生哲理性的理念逻辑：忠性求实。忠性，是忠诚于性善必然适全人性自然的文化本性。求实，实事求是于民生经济。忠性求实的哲理逻辑就是文化的普世性。即使在天地人同，模糊与混沌的《易经》时代存有，走向天地人参的《易传》时代也是清晰的，在先儒的道德理论中，也是明明确确的。从汉儒时代到宋明理学时代，都以“性为情节”，抑制情欲的道德异化，致忠性求实的文化普世逻辑模糊而变质，影响后世。明清之际儒学还原先儒思想，张扬忠性求实的文化普世，在其文化基础上深化发展，提出传统的心物原理。“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顺乎物则天下之变，何妨不是顺乎人心天下之变。天地人同的《易经》时代何因进入天地人参的《易传》时代，人类拥有初期的耕种业，畜牧业、织布业、以及中医学等基本生存技能和知识，人类生产活动由卜筮形式完成的天意代人事方式，进入心性人事本体的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物质文明促动政制人事本体及心性文化、理论文化都进入天地人参的时代，这就是文化的普世性。现时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物质文明，同样也要推动全面的文化事业向前发展，这也是明明白白的“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文化普世性，这就是传统的唯物论。“疑乎人心”，与“顺乎物则”的逻辑相呼应，引起的思考是：人的活力与动力，正能量的发挥，何以保持恒久的“日新之盛德”，这就关涉到完整的道德心性，即健康的仁义心性、健顺的礼义心性的道心环境的营建；关涉社会治理能力的政制文化的主导；以及哲学理论文化的研究。心性、政制、理论思想如何跟上物质文明的进势，如何持久实践“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文化普世。天地人参致因果多路向，由“疑乎人心”的哲理性因果逻辑，产生传统的辩证法。船山的心物原理显然是质文理论的补充和深化，传统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是忠性求实哲理逻辑的补充和深化，都有着共向的文化普世性。当我国进入完全的商品经济时代后，会否出现更深刻的文化普世理论，我想是会的。经济发展高低阶段的转换，也导致文化普世的哲理逻辑走向深刻化。、 三、文化的融通性，即文化的会通性，比起使用文化调和性的概念，更易于逻辑的表述。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都有相宜的文化形态。自然经济时代与民本政制配套，定型着思想文化与心性文化。存在决定思维，存在决定意识。商品经济时代与民*主政制配套，定型着思想文化与心性文化。当自然经济时代进入完全商品经济时代的过程，也是民本政制走向民*主政制的过程，存在两个行进的步骤：一是抑制专*制，升华民本；二发展民本，进入民*主。其中，最深刻的哲学理解是：民本政制所无法克服的，即明清之际儒学所揭露的专*制三弊政，贪腐、势尊必蔽、文有法而礼无法，只能在进入民*主政制过程中治理而消失。西方成熟定型的政制文化中，适宜我国国情部分，被吸收和融入，这符合文化常理。西方的哲学文化融入所形成的文化驳接，驳接口不是孔孟儒学，更不是宋明理学，这是以往中西文化研究的认识谬误，已造成中西文化会通的坎坷史。文化的驳接口只能是明清之际儒学，历经汉儒异化、儒、道、佛互补到宋明理学极度异化的历练过程后，方走入儒学成熟的更新阶段。事实上，明清儒学的成熟思想，如心物原理、传统唯物论与辩证法、仁礼共体的道德原理，“理在气中、”“性为情节”、“智为神节”的哲学理念，通过对知性和智识的真确来源，对主客矛盾的逻辑论述，所蕴涵着人文文化论理方式的传统哲学，等等，都可以过渡到现代的哲学时代，是中西文化驳接的文化传统。西方的国民*意识文化，也通过人际交流和文学艺术形式等，也融入到不断改造和改善的心性文化中，这就是中西文化融通的中国本位文化，是商品经济时代的理势自然而必然。所以，在理清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上，吸纳西方文化，是实现古今、中西文化会通的中国本位文化。 文化融通性应时趋势于商品经济社会的文化建设，文化融通性与文化决定性、普世性的哲理逻辑，都会在深化改*革的历史潮流中日益被关注和履新，走向哲理的深刻化，因而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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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3 16:04:07
发表于 2014-1-23 16: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