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红学认知

天涯浪子

索隐红学认知
    清朝时期的红楼梦研究，大多是评点派的天下。而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随着诸多思想浪潮的翻涌而起，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人所代表的索隐派力量如异军突起，一时席卷入本已波澜不惊的红学世界。而随后由于胡适之、俞平伯等考证派先辈人物的挺身而出，在考证与索隐两大红学流派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对战。对战的结果，考证派由此占据了新红学的主流地位，而索隐红学也如昙花一现，匆匆退居旁侧。然而，索隐红学却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淡化在历史舞台，反而也是后继有人，甚至不断推陈出新。近些年来，由于诸多方面因素，红楼与红学研究再度被社会炒热，而索隐红学又利用它本身具备的某些“天然优势”，神兵天降般地占领了一些读者市场。可以看到，在目前的红楼世界中，很多读者虽然尚不能算是系统性的索隐立论，但某些索隐方法在红楼解读中已经悄然无声地普及开来。另有一些人，甚至公开站出来，揪住考证派的“天然劣势”，慷慨陈词为索隐派辩护，为索隐法助威。尤其是网络红学中，红迷众多而学术认知水平总是参差不齐，极易在相关迷惑之中陷入误区。在这一情况下，如何正确理解索隐红学，理解索隐方法，就显得相当重要。
一、索隐红学的产生与存在基础
    产生即事实，存在即合理。万事万事的产生与存在，也都是自然选择中的必然现象。索隐派在最初立论之时，所依据的重要立据基础便是当时被列入原著正文内容，而后来被考出为甲戌本凡例的文字内容：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的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牗，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阅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由于这段文字明提“作者自云”四字，便显出其极其难得的至重至贵了。而文段内容本身的扑朔迷离，也给读者带来了近似一头雾水的感觉。但索隐派读者们却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从此开掘，意图索出“隐去”之“真事”。于是，这种执著的探研精神也将潜在的想象力由此开发出来，成就了所谓索隐红学。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索隐派的产生，也诚然在情理之中。
    其实，就红楼原著创作本身而言，也确是有一定所谓“隐”的意味。这种“隐”，表现最突出的就在于人物命名这一层，运用偕音手法来拟定出场人物姓名，是《红楼梦》原著中常用的文字技巧之一。除甄士隐贾雨村外，尚有贾府四春“元迎探惜”实表“原应叹息”，“霍启”表“祸起”，“冯渊”表“逢冤”，“娇杏”表“侥幸”，“卜世仁”表“不是人”，“詹光”表“沾光”，如此等等。甚至还有“千红一窟”谐音“千红一哭”，“万艳同杯”谐音“万艳同悲”，如许物名的拟定也深有含义了。但雪芹似乎又担心读者看不明白，索性私自透露给了脂砚斋，并通过脂批对读者给予了诸多提示。因此，如果在这基础之上，还认定雪芹在利用文字功夫与读者打着什么哑谜，就显然有徒取多余与自寻烦恼之嫌了。也就是说，索隐派从一开始，就对索隐方法作出了无形的功能放大。
    索隐派的正统招数又有哪些呢？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三种索隐形式，其文如下：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
    如果单从蔡氏这段文字阐述之中，我们几乎可以完全相信索隐红学有它相当的合理性与可信度。但事实上呢？索隐派在表面上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套路，可是在实践履行时却时有愈规，甚至在此层面上愈陷愈深，以致不能自拔了。与最初的所谓“戒规”来说，简直无以对比了。当然，想象力的盲目扩张，也只会使索隐红学本身大幅贬值。
    就拿蔡元培本人的索隐来说，就已经有相当多数的地方犯此重病，甚至几近让人无法去正常接受了。他认为“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单这一句，也许我们还可以勉强接受。而到后来呢？所谓的“品性相类”，竟是“健庵名乾学，乾卦作三，故曰三姑娘。”所谓的“轶事有征”，竟是“竹垞尝与陈其年合刻所著曰《朱陈村词》，流传入禁中。故黛玉与史湘云凹晶馆联句。”所谓的“姓名相关”，竟是“《石头记》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与礽字形相似也。”至于所谓“率兼用三法或两法”，说白了，无非就是用其中一种方法找到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炒作对象，然后就充分发挥想象务，拿其它类索隐方式附会到这一炒作对象上，强以求成之。这其中究竟有多少逻辑可推，是根本不可靠的。大约也就求索者自己在满足一时自豪感的情况下，死心蹋地坚持如是了。
    蔡先生是索隐法的系统归纳者，尚且在索隐时如此大胆愈越，其他的索隐人士就更不可能手下留情了。在蔡先生的同一时代里，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就硬是依据根本不可靠的野史传说，活生生地把一部红楼说成是顺治董小宛的纠葛情事；随后一些的邓狂言，更是熔百家索隐于一炉，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兼容了诸多索隐思想，认定红楼原著就是“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还在撰文中反复表示王、沈的发掘不够深，而蔡氏索隐更是“仓卒为之”。相关索隐派的理论内容，将在后文再作细述。
    可以说，如果一定要把索隐红学当作一门规规矩矩的学术来看待的话，那么这门学术本身就已经有着太多的不完备性与不严密性。它的一切立论多半都是建立在主观臆测基础之上。而由于不同人的主观角度不同，也就炮制出了不同的立论结果。由于索隐红学在红学史上只是昙花一现的气象，没有真正占据红学研究的主流地位，因此其内部也就没有产生太多的分歧与冲突。索出来的结果千差万别，究竟舍谁取谁？几乎是同样的立论环境，如何分辨其中真真假假？难道也要像邓狂言那一样通收兼蓄么？显然是不可能，这也就是索隐本身的一大症结：没有人能够为自己理论提供可靠依据，也就不可能排除其它索隐结果的存在性，进而显得各自孤立而成不了太大气候。
二、索隐红学的多元化发展概述
    1、清时期的索隐理论
    整个清朝的红学研究大多局限在评点派的讨论范围之中。但是一些评点家们已经开始在他们的阅红笔记等文字中微微流露出考证与索隐的影子，只是并不系统，进而不成气候罢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就有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绅家事说和张侯家事说等等，其中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是早期评点论著中较为详尽地阐述索隐内容的一个本子。他在文段中是这样索出张侯家事说的：
    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宗仁在时，预埋三十万于后园，交其子谦，方得袭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廋词曰林？盖曹本作棘曰，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
    周春在这里用过拆字法比附所谓的“隐事”内容，其想象力还是可想而知的。至于它究竟有多少可信度，想必在此不必明说，各位读者也都心有清楚。不过由于这本笔记只是一个抄本而已，因而其传播范围也受到了极大的局限，所以在日后并没有广泛流传开去，也就没能给相关索隐信徒们带来多大的影响。
    贯穿于清朝红学史的，影响相对较大的索隐学说，便是明珠家事说。这一学说几度风靡，甚至在清末民初之时仍不失其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并因此被胡适索性列入晚清三大索隐派之中。但这一学说的一大弱势，就是它几乎完全局限于民间流传，而在当时并没有人对其作出系统的整理著述。尽管如此，它的影响之大，流传之广还是相当令人惊艳的。究其原因，一来《红楼梦》中贾府的遭遇与明珠家族的荣枯确有诸多相似之处，二来也是因为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天赋异禀，才情卓人，以致无法不令人去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贾宝玉这一形象。后来的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余论部分，坚决反对从实书中人物，认为艺术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只会导致对艺术本性认知的肤浅。然而，他在根本上不赞成比附明珠家事的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此说有其立足之本，至少纳兰容若的《饮水集》与《红楼梦》文字确是稍有关系的。
    当然，在零星的相关文字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对明珠家事说窥其一貌的。甲戌本《石头记》作批人之一孙桐生就已经相当肯定这一学说：“予闻之故老云，贾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盖江村未遇时，因明珠之仆以进身，旋膺奇福，擢显秩，及纳兰势败，反推进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则宝玉为容若无疑。”张维屏在《松轩随笔》中也说：“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世所传《红楼梦》贾宝玉，盖即其人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之事。”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笑》中引述徐柳泉一番话语，更充实了这一理论范围：“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姜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为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传说中当和绅将《红楼梦》进献给乾隆帝翻阅时，“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也。’”（见《红楼梦卷》）这一记载究竟事实如否并不可考，但即便只是误传，至少也是无疑地带大了明珠家事说的影响力。
    但是，索隐毕竟只是索隐，它不可能对于自己的立论给出何等可靠的信服依据。早期索隐理论更是缺乏了系统的探讨阐释，使其尚且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流派。比之后来正式意义上的索隐红学来说，其影响与地位已经远远暗淡下去了。
    2、清末民初的索隐理论
    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中，曾将纳兰家事说也一并归入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的索隐学说之中，进而给予了极其有力的反驳回击，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兼顾该学说在此时的影响依旧甚大。但事实上，纳兰家事说与这时期的诸多新兴索隐说相比，已经有很大的相异之处了。清末民初的索隐理论，已然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著阐释，进而开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索隐红学流派。这无疑是索隐派在发展上的一大里程碑，也直接将索隐红学带到了发展的最高巅峰。其中王梦阮与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就是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突出代表。
    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在1916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王、沈二人认为《红楼梦》小说所影射的正是顺治与董小宛之间的一段恋情故事，并明文指出“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耳闻；两代盛衰，可歇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之未有之奇谈；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听其淹没，则忍俊不禁，振笔直书，则立言未敢。于是托之演义，杂以闲情，假宝黛以况其人，因荣宁以书其事。”
    王、沈借助极其疏松不堪的野史传言确定了红楼“本事”，将黛玉直接附会到历史中的秦淮名妓董小宛，并不遗余力地利用文本来寻找各种影射依据。其实，当我们稍加认真地来注意其文所谓“关合处”时，就不难发现其中太多太过的牵强之处：
    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且小宛苏人，黛玉亦苏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平自巡盐御史之署。巡盐御史即为盐官，二字谜语趣甚（书中用谜语者甚多）。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谑矣。不特此也，小宛爱梅，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种，故黛玉爱葬花；小宛能烹调，故黛玉善裁剪；小宛能饮不饮，故黛玉最不能饮；小宛爱闻异香，故黛玉雅爱焚香；小宛熟读楚词，故黛玉好拟乐府；小宛爱义山集，故黛玉熟玉溪诗；小宛有奁艳集之编，故黛玉有五美吟之作；小宛行动不离书史，故卧室有若书房。且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潇湘妃子之义，实从江妃二字得来，不然闺人断无以妃自名名人者，盖有本也。况小宛实为贵妃，故黛玉不但有妃子之称，且现妃子之服。又小宛著西洋褪红衫，人惊绝艳，故潇湘窗帧，独言茜纱，有意关合处也。
    就这段文字来论，其中有多少谬误与牵强之处，相信一看即明。然而更显可笑的是，王、沈不但将林黛玉影射成董小宛，还安排袭人、晴雯、妙玉、宝钗、宝琴、秦可卿等角色，也都影射了董小宛，而宝钗居然又影射到了陈圆圆。这样，不仅出现了一个小说角色影射了多个历史人物的现象，而且还能有多个小说人物影射同一历史人物的现象。这两类现象的大量出现，让整部书的理论阐述陷入了极其混乱的局面，也在无形之中断送了它本有的参考价值。对于顺治与董小宛恋情一节，由当时的孟森通过《董小宛》考与《世祖出家事考实》两篇文章的考论，用强硬的考证材料证出了两部传说的不确切性，使得王沈的索隐理论更是由此再难立足。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经过更长时间的酝酿，终于在1917年正式出版。这是对当时甚至后世影响极其深广的一部很有系统性的论著。他在文中坚决地将《红楼梦》归类为政治小说：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可以说，将民族主义思想纳入《红楼梦》原旨主题内容之中，不能不说是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而且也确实无法断然排除这一可能。但是，蔡先生在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却使他同样陷入了盲目索隐附会的怪圈之中。他通过在想象力上的充分发挥，不厌其烦地将历史与小说进行密切地“联姻”，硬是制造出了一对对的“天作之合”。但这种不计后果的推求方式，也在自己的学说之中伏下了深重的硬伤。于是当随后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逐条批驳时，蔡元培除了一开始的仓促辩解外，再无法举证出任何可靠信服的反击依据了。
    如果说蔡氏索隐已经做到了常人难以接受的地步，那么邓狂言在后来的近二十七万字大作《〈红楼梦〉释真》更是将索隐法进行了无数倍的放大，以至全篇文章几近让人有了疯魔的感觉。这部索隐专著在1919年9月由上海民权出版社出版，也是当时索隐派中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
    邓狂言原名邓裕厘，在光绪二十九年的会议当中因字迹潦草巅狂而被当时的主考官戏称作“狂生”，邓狂言也就索性由此改名。他终身未仕，对整个社会的痛斥心理亦是极其强烈，因为在对红楼主题的剖析中也就夹杂着浓厚的“个人恩怨”，由于这种主观心理对客观求证的严重干扰，也使得他的《〈红楼梦〉释真》在后来让人很难接受。
    邓狂言在索隐过程当中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名与细节内容，大有“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逼气。他解释贾雨村姓名是“贾者，伪也，伪朝也。贾语者，伪朝之史也。村者，村俗也，言野蛮也”；甄士隐因“明亡而士隐”又由“隐而仍不失其为费”故而又名甄费；士隐膝下无儿意味着“灭国亡种，中原无男子之义”；并把大荒山批认为“野蛮森林部落之现象”亦即吉林；无稽崖则因为“满洲之所自来，多不可考”；绛珠草则被说成“朱已失色”进而喻指明亡而汉人失节；更有甚者，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这一回目名称也要被他拿来象征“明代之江山已为长白山之种族所有”。邓狂言在自己卖力索隐的同时，又对前辈索隐的不足不深表示严重的不满，还曾为此沉痛地宣告：“瞻仰先觉，沸泣无已，后死之责，余小子其何敢让焉。”俨然一副大义凛然傲视群雄的形象，似乎自己就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胸怀来做着自己的索隐工作。这种痴狂的劲头，如果当真是发自真心，也就不能不叫人至今嗟叹有加。
    索隐派大多认定《红楼梦》非曹雪芹本人所著，邓狂言也不例外。他设想吴梅村作前八十回，后四十回系朱竹垞所补，这两个明朝遗老因故国之思下笔着墨，完全锁定成了一部“明清兴亡史”。而作为乾嘉时期的曹雪芹，也担心这些“文字多放恣”于是“不能久存”，所以参与增删，以致干脆扩成了“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而这份增删工作也就成了传说中的“增删一次”内容。而且，在他的眼里，红楼的主题也已经千变万化，似乎随处都可以拿来同时隐指某几个历史人物，某几件历史来件。单就林黛玉角色而言，他承认其有隐指董小宛之处，却另外再认为她另有隐指：雍正朝的那位氏、乾隆的元配孝贤皇后和时任朝臣的桐城派散文流派的开山始祖——方苞。这好比是一个大锅同时烧着几样菜，就任凭你磨嘴皮胡扯有理就是了。
    当然，对于自己这种没完没了的索隐，邓狂言本人也有极其疑惑的时候。但他又断然不肯放手，便在其中某些实在难以解清的问题之上作了这番表述：“鄙人于此等处，终嫌其立局之勉强也。盖兄妹之义，作者以为最好，然名兄妹而实仇雠，一说到此等地方，便难措手，故不得不恍惚迷离以取之，而终嫌其不大明了。阅者不能不为之原谅者，隐之难也。”这样一来，倒是反把责任全推到原作者身上了，因为他隐的实在艰涩，逼迫后人也只能如此艰难才能索出来了。这种强为之解的办法，当然无法征服听众。而他的大锅饭买卖，也注定会被整个红学时代所逐渐抛弃。
    3、考证派的冲击与索隐红学的暂时没落
    清末明初是索隐红学大规模兴起的重要时代，它几乎从正式诞生之日起就开始风靡一时。这与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也是分割不开的。满清王朝的摇摇欲坠朝不保夕，而反封建性质的民主革命则在此时卷起了巨大的高潮，中国人民在对历史、在文学的认识也由此受到了新时期思潮的强烈冲击，促成了对相关古典文学主题意识的重新定位和评价。民主革命的本身，便不乏反满反宫廷的思想内容，一些有所偏激的种族主义思想因子也由此酝酿成熟。这一时期的那些重要索隐大家，像蔡元培本人正是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的学者兼革命家，邓狂言则更是因个人遭遇而对满清政权大有私愤泄恨之欲，在这些思想意识背景下的索隐红学，大张旗鼓地在解说《红楼梦》时，将矛头直指满清政权，也就情有可原了。
    然而，也就在索隐红学蓬勃兴起并发展到如日中天的那一刻，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著名学者胡适挺身而出，发表了后来被认为是考证红学开山之作的《〈红楼〉考证》。他在文中毫不留情地对所谓明末清初三大索隐派思想作了逐条批驳，论述了索隐方法本身是一种大笨伯“猜笨谜”的行为，并且明确指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他也同时还对红学考证作出了定义与阐述：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需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资料，考定这书的著者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胡适在文中通过大量的考据分析，对以上诸多问题都给予了自己的立论。他把《红楼梦》的原著版权直接划给了曹雪芹，而曹雪芹又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頫之子。《红楼梦》系一部“自传体”小说，反映的是曹家的一部兴衰史，但它的后四十回实为补作。胡适通过相关分析还同时对雪芹生卒年等相当信息作出了自己的推测。当时的甲戌本尚未面世，胡适能有如此的考证成果，确为难能可贵了。虽然胡适的不少考证在后来逐渐被人否定，这部论著的本身却难逃粗糙之嫌，但它毕竟为考证红学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典范。
    同一时期考证红学，还有另外两名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也就是俞平伯与顾颉刚，他们通过书信交流的方法，共同完成了对《红楼梦》文本方面的一些考证，并最终由俞平伯整理出版成《红楼梦辨》。如果可以把胡适的考证工作定义为“史学考证”，那么俞顾二人的考证则可以命名为“文学考证”。两大考证的胜利会师，一方面壮大了考证红学的声势，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的重创了索隐派的影响力。而考证派，也是由此逐渐取得红学研究上的主流地位的。
    当然，索隐派也不可能针对胡适的批评而不闻不问，他们也在不断撰文开始论辩。然而，在严密的考下逻辑面前，他们的辩白也显然过于苍白无力，也许他们自己在此时也很难说服自己如何夸大索隐的功用了，只能任由索隐红学本身“退居二线”。后来的索隐红学，虽然也不是杳然无声，像20世纪20年代有寿鹏飞撰成的《〈红楼梦〉本事辨证》，30年代有景梅九撰成的《〈红楼梦〉真谛》等。这些索隐派论著在批驳胡适考证派的同时继续推行他们的索隐方法。不过，这些索隐思想再也没能掀起更为热烈的风暴式影响了。再往后来，索隐红学更是日渐销声匿迹，可谓是暂时没落了。
    4、海外索隐红学的复活
    在考证派与小说批评派的重大打击之下，内地的索隐红学已经沉寂了相当漫长的历史时间。然而，自五十年代之后，索隐红学却突然间在海外重新崛起。潘重规、杜世杰和李知其等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1959年，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在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在这部书中，潘重规重掉旧论，声称《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潘重规在很多地方上遵从了先前索隐派的影射主张，在认可《红楼梦》是一部反清复明的观点上更是与蔡元培前呼后应。他把第七回文中焦大醉骂理解成影射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一事以揭露清室秽德；而第十九回宝玉关于除“明明德”外无书的言论则是在暗指明朝的正统地位。而在《红楼梦》作者这一问题上，他倒并没有指定具体人物，而是无端臆想出是明末清初的某一位隐名的遗民志士，也就是原著中“石头”的原型。
    早在此前，胡适已经读过潘重规的相关文章，并为此发表《对潘夏先生论〈红楼梦〉的一封信》（按：潘重规，字石禅，笔名潘夏）一文，明确表态“潘君的论点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他的‘方法’，还是我三十年前称为‘猜笨谜’的方法”。他还在信中感叹说：“我自愧费了多年考证工夫，原来还是白费了心血，原来还没有打倒这种牵强附会的猜笨谜的‘红学’！”
    针对潘重规在《〈红楼梦〉新解》中提到的相关看法，诸如以宝玉代表传国玺，林黛玉代表明，薛宝钗代表清，林薛争夺宝玉代表明清争夺政权等诸多索隐论点，陈炳良在他的《近年的红学述评》中给予了鲜活而又有力的驳击：
    原谅我作这么一个相同的例子（analogy）：潘先生的大名不也可以牵扯上反清复明的思想吗？潘先生的姓拆开来不是指番人的满洲吗？他的大名不是隐日月两个字，即明朝吗？我的贱名也可以解作：“陈指过去，即怀念胜朝；炳即丙火，即朱明；良是艮上加一点，艮即山，故良字是隐崇祯自缢于煤山。”我相信潘先生是不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可谓“前仆后继”，1972年的台中市出版印行杜世杰《〈红楼梦〉原理》，是自索隐派问世以来篇幅最长、最具系统的一部红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杜世杰同样对蔡氏索隐观点深表同意，但同时认为蔡氏“没有发现红学真实结构，而愈走越偏，给胡适以攻击之弱点”。他在第一篇文字中概括了他自认为的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方法，亦即：看反面、释代字、谐韵释义、拆字谐韵、解剖归并、对偶求证、名实相符、巧接。
    通过以上所谓的八种基本方法，杜世杰很是自鸣得意作了一大批荒唐索隐。在解释第四十九回湘云与宝玉商量吃鹿肉的情节时，他说到：“史湘云应读史上云，鹿肉应读虏肉，那便是影射历史上的‘壮志饥餐胡虏肉’，以救后世攘夷也。”而他本人，估计也是众多索隐派中把谐音法和拆字法运用得最熟烂的一位了。不止“曹雪芹”这个名字谐音成“抄写勤”，宝玉竟作“包欲”而生，黛玉则作“带欲”而死；而“琴”字被拆成今上二王以指朱明二王，“珍”字被拆成今王再谐“金王”代表金人之王。几乎已经达到了无字不拆、无音不谐的地步。他甚至认为“原作者所创之名词，足以写满清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史料”，于是有了这样一大段可谓“精辟”的解说：
    红学上并无专名词，故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创始人的设计，是要由清初写到清末，所以创造了贾兰（假阑）、锄药（虐）、薛蝌（雪苛）、甄宝玉、甄友忠（有中）、邢岫烟（兴胄禋）、冯紫（逢子）英等名词。在红学上这几个重要人物，始终没有发生大作用，就是没有人把《红楼》续到清末，若写清末的伪朝，那王夫人、蘅芜君正是演慈安、慈禧、隆裕等角色。贾璜（皇）由王夫人收养即可演光绪，贾兰可演宣统，若读假阑又可况袁世凯，贾赦、贾政分况摄政王载沣等，顽恶的一面由贾赦扮演，伪善的一面由贾政扮演；荣禄由赖大、赖升失常；载漪谋废光绪招拳匪入北京，是伪朝之患，由贾环扮演；李鸿章由贾芸（假耘）扮演，拳匪之乱由贾蔷（假墙）、醉金刚扮演；八国联军之祸可创何三之弟名何八，结合海洋大盗抢贾府报仇为影射。
    而对宝黛钗三人命名隐义时，杜世杰继续进行着他的猜释：
    作者既拟宝玉为舜帝，黛玉为湘妃，那对宝钗就应该拟为湘君，但那太明显了，所以作者改用蘅芜君。蘅芜为香名，见《拾遗记》，别无他解。蘅芜君即“香君”，谐韵读“湘君”。这是一个比较难猜的谜，但谐韵格谜，都是要先猜后谐，就是偕后语所用的谐韵也是要经过两层破解。如“反穿皮袄”要先猜“装羊”，然后谐“装佯”。“外甥打灯笼”要猜“照舅”，然后谐“照旧”才通。依此法则应猜“蘅芜君”为“香君”，然后谐“湘君”，也是很自然的猜法，并不是穿凿附会。而《红楼》上采用的全是谐韵格，依此法猜宝玉的谜为“舜帝”，然后谐“顺治”，所隐的史事全显眼前。
    我不明白对于这类热衷谐韵索隐以至如此痴狂的人而言，再作方法问题上的辩论是否还有必要，但如果索隐一定要做到这种地步还能称得上是深得红楼真味与本意，那么估计《红楼梦》的作者或者说是整稿者，也绝对是一个修炼了千百万年的妖魔了。我想，读者的思维只要还有些微的正常，也不至于去相信这些“无与伦比”的奇谈怪论了吧？
    然而，甘愿跟随杜世杰并步其后尘的倒也大有人在，李知其撰写《红楼梦谜》，就是站立在王、沈、蔡、潘、杜等人的基础之上，融入自己会心例证进而继续发挥。他一本正经地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前所未见的梦谜小说，到处隐藏了大、中、小的谜语不计其数”。所以，在他的眼里，第七十四回大观园众姊妹放风筝“其实是写风筝在争风”：探春放的软翘子大凤凰谐音为“传四子大封皇”；宝钗影射洪承畴，放断“一连七个大雁”即指其领清兵入主中原，消除了努尔哈赤的“七大恨”。这还事小，连晴雯临死前咬下的指甲都能指代成子民与甲兵，褪下的四只银镯竟是南明四大镇幕！至于“曹雪芹”的名字，李知其以为“曹”字有泄忿之意，“雪芹”谐音为“雪恨”；而“曹雪芹”三字连读又是“呓说人”，也就是说书人了。其索隐内容的荒诞不经之处，简直已经远远出乎常人想象之中。
    5、近年霍国玲与刘心武的索隐
    这是继索隐红学在海外重新热火之后，转回内地的一次升温。霍国玲、霍纪平与霍力君姐弟合著《红楼解梦》，以及刘心武的“秦学”，无疑已经成为影响当今红学探究的两大索隐课题。
    霍国玲也许是索隐派中最为大胆的一位。霍氏在《红楼解梦》中塑造了一个传奇式的江湖女侠竺香玉，也就是所谓的林黛玉的生活原型。这究竟算是在解剖小说还算是在自创小说，我们也许都难以清楚霍氏著成这部书的真正目的了。先看他们是如何“解密”红楼隐事的：
    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帝继位，不仅结束了曹家“烈火烹油”的生活和富贵荣宠的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作者十四岁时，抄了他的家。从而使这个“百年旺族”走上江河日下、日暮途穷的下坡路。曹雪芹乖蹇的命运并没有到此为止，雍正八年，他十六岁时，宫中选秀女，又把他倾心爱恋的姑娘竺香玉夺入宫中先作御用少尼，后来纳作妃子，进而封为皇后。这一切，给这对年轻的恋人带来了不可言喻的痛苦。为了抗议这种强暴和不公正的命运，他二人合力将雍正帝用丹砂毒死，最后香玉又以身殉情。
    至于“竺香玉”这个名字是如何索出来的，霍氏的解释也相当离奇。他们对“香篆销金鼎，脂冰腻玉盆”这句诗下手分析：
    1）香、玉两字隐在这两句诗中（直通）
    2）篆字中可拆出一个竹字（拆字法）
    3）竹隐竺（谐音法）
    为什么霍氏就偏偏挑上了香、玉二字，又偏偏想到将“篆”字拆字并谐音，然后再偏偏将这三个字作如此组合呢？这是委实令人想不通的问题。但霍氏姐弟真就这么做了，没有半点唐突的感觉。在他们的笔下，曹天祐就是曹雪芹，同时也是贾宝玉的原型，而黛玉、妙玉又同是横空出世的那个一个叫做“竺香玉”的人的分身。这部红楼的最终结局也被他们安排好了：
    乾隆九年，天祐三十岁时中了举，并得官职为州同。就在这年，香玉为天祐生下一子，但由于天祐之妻的醋妒及庙中老尼的威逼，致使天祐“惧祸走他乡”，香玉“耻情归地府”，一段姻缘，至此结束。
    也许这部著作本身的确可以作为一部惊险的演义小说来看待，可是之于学术层面上，就是完全背弃基本历史真相，根本荒诞不经。然而在这个热衷于无限炒作的时代，也就有不少人挺身而出地起来捧场。在署名“紫军”的人为此书拟写的《序》中，大事渲染此书是对《红楼梦》研究的“全面突破”，是一座“新的里程碑”。诸多冠冕语言的确叫人忍俊不禁。不过既然连王国华《太极红楼梦》都能在当今社会风靡一时，也许这些炒作现象本身也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不过索隐派的热潮似乎也是“风水轮流转”的，目前当红的则早已是刘心武与他的“秦学”。从秦可卿入手研究红楼，刘心武此举不能不可谓“独辟蹊径”。现代社会不仅仅热衷于炒作，最重要的是它还具有极其敏捷时尚的“炒作机器”。央视“百家讲坛”的眷顾，外加出版书籍的不贻余力，旁边又有老字辈的考证大家周汝昌帮忙撑场，刘心武也不能不红。不过，“秦学”本身的诱人情节，也是其得以风行的内在要因。
    从表面上看，刘心武的“秦学”俨然是一副“考证”的架势，处处不离曹家史事。可是，这史事又从何而来？原来是从小说中“索”出来的。秦可卿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在刘心武《红楼望月》那一“望”之间摇身变成了皇家公主，张友士一份药方也成了“地下党”的秘密“鸡毛信”。至于后面更多的主观臆测，除了有吸引眼球的强大能力之外，似乎再能找到几分可信之处。如果连胡适的“自传说”也难逃“变相索隐”之嫌，那么刘心武“秦学”更能当得上“以索隐之法，行考证之事”这一评价了。刘心武就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丰富想象力，在解密红楼的过程中完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弘晳逆案”的虚构情节。然后，他终究不离本行，着力写作了自创的“探佚小说”。在《元春之死》中上演了“捉放曹”的游戏，而在《妙玉之死》中又向读者充分展示了妙玉的“董存瑞炸雕堡”般的“牺牲”形象。
    然而，刘心武的“秦学”不仅没有日渐消灭，反而是一炮走红。究其原因，我想，这类玄疑侦探式的解密形式也许的确满足了当今读者与观众的现时口味，毕竟“秦可卿密码”在情节的震撼性与吸引力方面似乎丝毫不逊于《达芬奇密码》。刘心武也自然理所当然地通过百家讲坛和专著的出版发行，进而赢得一大群FANS们的追捧。这一现象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在此也不方便更多表达。只是，我们在一方面承认“秦学”饶有魅力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意识到，作为一门学术，红学就必定具备它自身的严肃性，想象力的丰富是万万不该用在这个层面上来的。学术上的立论，确是只能由考据说话。
三、正确认知索隐红学所当取的态度
    1、索隐红学得以生存发展的理由
    如果从最早的索隐理念开始算起，索隐红学的历史绝对不亚于评点红学，但它的影响似乎更显持久和深远。一个事物的存在有它的必然道理，它的生存与发展，更是时代选择的结果。索隐红学能够长久与红楼共存，也自有它的一番理由。
    首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红楼梦》作为一部古典小说其内容本身的特殊性。它能够上升为一门显学——红学，自有它独特的魅力与发掘基础。这样一部传世名著毕竟带给了我们读者太多太多的难解之谜。如何来解开这层谜底，确实是很多人有兴趣完成的工作。所以，无论是考证还是索隐，其终极目的总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人们得以更好地了解《红楼梦》，了解其中的“真味”。但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上，索隐与考证几乎是“背道而驰”。换一种比较流行又较为诙谐的说法就是，索隐红学应该是“偶像派”，而考证红学则是“实力派”。前者更多地是充分发挥了索隐人的想象力，开发了想象空间，而后者更多地是依靠冷静慎密的整理分析思维，容不得半点浮躁。
    这样就牵涉到了索隐红学生存发展的第二条理由，也就是市场问题。索隐红学之所以总是能够占领一席市场，就在于它以自由想象为基础，情节揭密的曲折性无不令其陡放异彩。联系到生活实际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一部电影与一部纪录片之间，谁(which)会更有收视率？更何况，索隐不止是一部电影，还是当前十分热火的、具有侦探解密的精彩内容的情节电影。考证红学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枯燥性质，至少不可能得到广泛喜爱。因为在这个时代，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去钻进故纸堆里找寻分析推证。读者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生存，索隐红学也就这样理直气壮地一直繁衍到今天，并延至将来。
    当然，考证红学尚且不能得到广泛认可，也是一条让索隐得以存息重要因素。由于考据资料本身的限制，而且同样资料还会因理解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考证红学在目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得到准确完美的立论。刘梦溪曾明言当前红学有三大“死结”，即因此而来。考证红学内部几乎一直都是争论不休，互相指正，几乎少有一致定论。在大量客观因素制约下，考证红学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甚至在基础根基上都多有脆弱之处，因而也时常摆脱不了索隐派的相关责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方面需要意识到考证红学本身的不足，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两种方法之间的比较。考证派与索隐派都有诸多谬误之处，但考证方法确为科学合理的治学途径，而索隐方法在遭受无限放大的情况之下，是诚然不足取的，也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可靠的结论。
    2、索隐红学的历史意义与经验教训
    横亘数百年，索隐红学在红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面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对红楼的探究过程中本无对错之分，索隐红学在历史舞台上也同样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首先，索隐红学激发了广大读者对《红楼梦》小说更为深厚的探究兴趣。可以说，如果没有索隐红学来丰富《红楼梦》的理解内容，《红楼梦》也不会在早期得到颇为广泛的流传，更不会引来一场场关于它的话题争论。没有索隐红学，也就很难形成探究红楼的意识形态，进而很难诞生考证红学，《红楼梦》作为一部单纯的文学，也不会有今天的显眼地位。
    其二，清末民初索隐红学的异军突起，尤其是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问世，直接导致了胡适《〈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学的诞生，迎来了新红学的第一次论战。也就是说，索隐红学应当是红学成为一门显学所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也是不可逾越性的。
    第三，索隐红学在当今时期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市场选择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在无形中考验着考证红学的生存发展基础。只有索隐红学从中挑剔指谬，才会有考证红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反思，这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算得上是一种“鞭策”意义。换言之，它是从一个反而来间接推动了红学向更严谨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第四，就需要从索隐本身的内容上来说明问题了。索隐论著，主要是自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发表之后，就很直面地提出了红楼中的政治话题。时至今日，《红楼梦》中究竟是否存有反满思想，依旧是难以辩解的红学公案之一。虽然一般意义上理解曹家早已加入旗籍，又是几世蒙受皇恩浩荡，但有些史实也是很难忽略的。在曹家，单说极受康熙帝器重的曹寅，就与当时的一些明朝遗老交际甚厚。素有“湖广四强”之一称谓的杜岕，与曹寅之间也是非比寻常的关系。杜岕杜濬兄弟在江宁之时，就与桐城人氏钱澄之、方文、方仲舒等人时有唱和，与曹寅也是交情颇深，有赠诗多首。甚至杜芥在为曹寅诗集作序之中，曾直写“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一句，究竟能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实难考出。杜芥性情孤介峻厉，甚至对桐城派创始人——方仲舒之子方苞的后来思想都有相当程度上的影响，那么曹寅本人有没有反满情绪，本也难料。而这一政治关节，虽然被索隐派任性夸大，强自附会，但至少是最早得到重视的。
    那么，平心看红楼，平心对待索隐派，又将给我们带来经验教训上的如何启示呢？
    其实，从索隐的最初出路上，并无过分之处。前文提及的蔡元培概括出的索隐派三大基本推求方法，确是本在情理之中。然而，索隐派人士几乎无不例外地严重逾越了这三条定矩，甚至是在盲目夸大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以致终不成型。索隐本身实在太容易让人陷入更深，而由此引发的过于主观化的立论方式，也使得立论本身缺乏科学严谨性，缺乏必要的说服力。这是索隐派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巨大缺陷与思维误区。这样一来，索隐的最终结局也只会是无休止地纠缠不休而终不能成就合理的立论。
    为什么这一缺陷是无法克服的呢？这就是人本身的思维局限性，它不可能高度精准地把握好索隐上的前进尺度。就像在现在，很多红迷在解读红楼中时常会犯同类毛病，将其文字本身理解得过分夸张离奇，便开始一厢情愿地展开自己的“求索”过程。他们往往还并不意识到这就是“索隐”的方法形式。其实，索隐方法并不单纯指将小说人物事件如何与历史人物事件作出完全对应，主观化的通过所谓微妙细节作没有任何切实依据的推求，就是索隐方法的内在属性。只是，要成为索隐派，提出系统的索隐理论，还需要更加广博的历史知识而已。方法的简单运用只是前奏。
    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有必要呼唤我们，呼唤广大的红楼读者，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红楼梦》小说本身。它是一部文学巨著，蕴含着无限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而将它设想得何其玄妙，把作者理解得何其诡秘。诚如胡适先生在很久以前论述过的一样，《红楼梦》是文学创作而不是一部大谜书，“猜笨谜”的方式是永远没有心头的。尊重原著，平心来看红楼，说来容易却自艰辛。事实上，有这么浓厚的“猜谜”好奇心，根本不用放在红楼探究上，自己私下玩谜语游戏不是更有情调的吗？只要没有摆平心态，就必定会丢失理性，这样的文学品鉴过程，绝不是当取之道，反而是误入歧途了。历史证明：错误心态所带来的错误后果，是相当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