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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1 10: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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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吉”的意义
《徐王子䣄钟》云：“惟正月初吉元日癸亥”。“正月”即一月。“初吉”与“元日”并举，表明“初吉”即“元日”。“元日”是一日，在月首。这就是说，“初吉”也在月首，含义是月初的吉日。在63件年、月、月相、干支日四要素具全的铭文中月相名称为“初吉”的有30件，其中铭文与《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 ── 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报告》）所拟西周金文历谱不合的有5件，约占全部“初吉”的16.67﹪。
由于以往“初吉”系于何种月相的问题没有解决。以至有些青铜器虽能确定所系的王世，却难与各家所拟定的西周纪年相合。如：
《三十七年善夫山鼎》：“隹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
善夫山鼎“形制与三年颂鼎（《上铜》图49。厉王）及卅二年 攸从鼎（《大系》图上22。宣王）相似，应为西周晚期物。西周晚期周王在位三十七年以上的只有厉、宣二世，但不论用定点说或四分月说，此鼎铭文记载的月相与相应的厉、宣时期的月相均不相合”(1)。
在这里，我们就对“初吉”的意义重新作一番文献资料方面的考订。
传统的解说，“初吉”即是朔。
《诗经•小明》“正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也。
《国语•周语》“自今至于初吉”。韦注：初吉，二月朔日也。
《周礼•天官》“正月之吉”。郑注：吉谓朔日。
由上所述可知，在文献典籍中并未指明“吉”或“初吉”就是朔日。毛传释“初吉”为朔日，韦昭注《国语》“初吉”为朔日，郑玄解说《周礼》“吉”为朔日。这些只是汉儒对“吉”或“初吉”的理解。
汉儒的看法是否正确呢？
笔者认为：汉儒的看法并不一定正确。在西周月相名称中，除了“初吉”之外，尚有“既生霸”、“既死霸”。而汉儒对“既生霸”、“既死霸”的看法大相径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马融注《古文尚书•康诰》云：“‘魄’，朏也，谓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白虎通•日月篇》曰：“月三日成魄”。《说文解字》曰：“‘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 声。〈周书〉曰：“哉生魄’。”魄、霸是同声通假字。
刘歆在《三统历•世经》中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亦云：“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伪古文尚书》不仅沿用其说，而且在《武成篇》中硬造了“哉生明”一词用以配“哉生魄”。《伪孔传》亦随其说，以“旁死魄”为月二日， 以魄生明死为在十五日以后， 以“哉生魄”为十六日。
上述两种见解，明显相互对立。既然，汉儒对“生霸”、“死霸”的看法无法取得一致，我们又怎么能肯定汉儒对“初吉”的解释是正确的呢？、
其实，在《春秋》经传中有“吉”日所系月相的明确记载。
《春秋经•闵公二年》云：“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
《左传•闵公二年》曰：“夏，吉。禘于庄公，速也。”
“禘”祭应在君主三年之丧后举行。闵公二年五月，庄公丧期未满就举行“禘”祭，不合于礼，故《春秋经》记以示讥。
以往“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大都断句为“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如此断句，于文于理皆不通。“禘”既为祭祀之名，根本没有必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吉”字。在《春秋》经传的其它与“禘”祭有关的记载中，“禘”祭前面都没加“吉”字。如：
《春秋经•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
《左传•僖公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
僖公八年七月，为夫人哀姜而举行“禘”祭，同样不合于礼，《春秋经》亦记以示讥，此“禘”祭之前并没有“吉”字。
《左传•昭公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
昭公十五年，二月也举行了一次“禘”祭。这一次“禘”祭之前同样没有“吉”字。
《左传•定公八年》：“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定公八年十月，为了解决顺祀问题，以正昭穆之序，而在僖公庙举行了“禘”祭。在这次“禘”祭之前同样也没有“吉”字。
由上述与“禘”祭有关的记载可以看出，《春秋经•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中的“吉”字与“禘”祭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吉”字在此作何种解释呢？
笔者以为，这里的“吉”和《周礼•天官》“正月之吉”的“吉”是一样的意思，即“吉日”的省称，是和乙酉日联系在一起的。“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应断句为“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意思是：在夏季五月乙酉这个“吉日”中，为庄公举行了“禘”祭。
也许有人会问：在上述与“禘”祭有关的记载，为什么其余的历日都不曰“吉”，唯独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曰“吉”呢？
笔者认为， “夏五月乙酉，吉”与“夏六月辛未，朔”，无论是从文法上，还是从体例上看，都非常地一致。这表明，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的“吉”与“朔”一样，是与月亮运行有关的月相名称，它就是西周金文和文献典籍中的“初吉”。
依据张培瑜先生编著的《春秋朔闰表》(以下简称《张表》)可以查出，在上述关于“禘”祭的记载中，与月相有关的共有三条。即：
《春秋经•闵公二年》云：“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
闵公二年五月朔日的日干支为己卯，乙酉日在己卯朔日之后六日，即“乙酉，吉”在上弦日。
《左传•昭公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
昭公十五年二月朔日的干支为己未，癸酉日在己未朔日之后十四日，也就是说在望日。
《左传•定公八年》：“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定公八年十月朔日的干支为庚寅，辛卯日正是庚寅朔日的次日，亦即朏日。
在上述与月相有关的三条关于“禘”祭的记载中，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日和定公八年十月辛卯日都不曰“吉”，而只有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独曰“吉”；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吉”的月相既不在“朏”，也不在“望”，而是在“弦”。
《诗经•小雅•天保》云：“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传：“恒，弦也”， 笺：“月上弦而就盈”。孔疏以《天保》为文王之诗，在周公制祭礼以前。此说虽然没有可靠的证据，但是，此诗作为西周前期的祭祖之诗却是无可怀疑的。将上弦之月与东升之日共同作为美好祝福的赞辞，实际上，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弦日”即是“吉日”。
不仅如此，“吉日”在“弦日”的习俗作为上古汉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深深影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
据白庚胜介绍：在纳西族的东巴神话《崇搬图》中，“对于男子而言，吉时大多与九联系在一起，而女子的吉时则与七有关。因为当崇仁利恩所生三子不会说话之际，崇仁利恩于初九、衬红褒白于初七行卜，终于得知必须去天界向孩子的外公外婆请教才能得到解决的道理。于是，他们夫妇遣狗与蝙蝠为使者赴天界，从子劳阿普神那里探知须行祭天礼之事。由于遵从不悖，三个孩子终于说出了藏、纳西、白三种语言。作为自然时间，民间以为十二月最好，其中又有三个不必行卜选择的吉日，它们分别是十二月初六、十二月初八、十二月二十四。酿酒、杀年猪、订婚、结婚、盖房等大都在这一个月，尤其是这三个不必行卜选择的吉日进行”(2)。从朔望月的角度来看，初六、初七、初八、初九、二十四这几个日子都在弦日的前后。
对照青铜器铭文中“初吉”出现的频率，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初吉”就是月初的弦日。这些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纳西族先民为古羌人一支，战国时期秦献公兵临渭首，征服西部北部地区的狄、豲戎，致使羌人首领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3)。之后，纳西族一直居住在横断山脉深处，与高山大川为伍。这些山水虽然阻绝了她与外界的有效交流，但也保障了她的生存。不可否认，纳西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显然是受到了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其中很可能保存了相当的上古汉族文化的原始风貌，“吉日”在弦日附近的习俗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殷周时期的“初吉”就是“吉”日，其所系的月相在弦日。也就是说，当时的历月月首在弦日而不是朔日。
注释
(1)、刘启益：《西周纪年》
刘启益：《西周纪年》397页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白庚胜:《东巴神话研究》
白庚胜:《东巴神话研究》237～238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3)、《后汉书》卷87
《后汉书》卷87
中华书局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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