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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三立大學中文系） 背景關係研究法（contextual approach）是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强調的是研究過程中研究對象及其背景關係的結合。近幾十年來出土的易類考古材料，尤其是新出楚簡中的有關材料，爲我們重新認識《周易》提供了前所未見的豐富資料。這些考古材料的問世，不僅可以深化我們對現有學科及傳統材料的理解，而且爲我們改變與更新傳統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作爲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易學研究的背景關係研究法使我們對有關《周易》材料進行重新認識成爲可能。
一、楚簡《周易》與文獻布局圖式的背景關係
文獻布局圖式的研究，是傳世典籍背景關係研究的重要方面。所謂文獻布局，指的是古代文獻在抄寫過程中所作的文獻分布、位置的結構安排。這種文獻的書面結構與安排，有時會形成某種圖形的特徵；不論這種圖形特徵是否會成爲一種定式，我們都稱之爲文獻布局的圖式。
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戰國楚簡本《周易》與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都是戰國至漢初楚地易學的代表性《周易》傳本，兩者在典籍的背景關係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從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周易》的文獻布局圖式來看，似乎幷無太多的特別之處：每一卦的卦畫與卦爻辭，均單獨成篇；不論末爻爻辭終于何處，該簡以下均留空，另以一枚新簡抄寫下一卦的內容，如圖一所示。[1]
圖一：上博楚簡《周易》 圖二：馬王堆帛書《周易》
上博楚簡本《周易》的這種特點，似與馬王堆漢墓帛書本相同。從圖二可見，馬王堆帛書《周易》的經文均分欄抄寫。[2]如所周知，帛書中的欄綫，模仿的就是竹簡的外形。在馬王堆帛書中，每一卦的卦爻辭也是另起一欄抄寫的。從這一點來看，帛書《周易》與楚簡《周易》似乎有著相同的文獻布局圖式。
然而，仔細比較可以發現，楚簡《周易》與帛書《周易》在文獻圖式上還是有很大區別的。第一，楚簡《周易》上的紅色與黑色的符號，在相對固定的位置反復出現，其實已經構成了其文獻圖式的一個重要特點；這一特點不見于帛書《周易》。第二，楚簡《周易》的卦畫，在文獻布局的安排中，與卦爻辭融爲一體，成爲《周易》經文部分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相反，帛書《周易》的卦畫，在文獻布局的安排中，明顯地獨立、分離于卦爻辭，書于帛書經文的邊界綫之外，似爲引領卦爻辭的分章符號（在圖二中，幷可見帛書《周易》經文中的卦畫與帛書《周易》經文與傳文之間長方形的分章墨塊位置相當）。在帛書的文獻圖式中，《周易》經文的連續閱讀，似可忽略卦畫的存在而完成，卦畫的性質就可能游離于經文文本與插圖之間。
這種文獻布局圖式上的區別，不是簡單的、無意義的單純的形式表現，而是與傳鈔文獻的思想內容緊密相關的。[3]我們曾經以出土易類簡帛的卦畫爲例，討論過先秦時期不同易學流派的存在。[4]這種易學的流派特徵，也爲早期易學的不同卦序所證實。[5]上博所藏楚簡《周易》上這種獨特的紅、黑符號，正說明了上博楚簡《周易》是某一種特定早期易學流派的傳本，而未必是先秦《周易》的普遍的文獻特徵。[6]從帛書《周易》可見，楚簡《周易》紅黑符號的文獻特徵完全不見于帛書，可知兩種《周易》傳本有不同的背景關係，分屬不同的易學流派。
《周易》卦序的不同，也能反映出不同《周易》傳本的背景關係。楚簡《周易》與帛書《周易》不同的文獻圖式，反映了兩者不同的卦序意義。通過對楚簡《周易》中紅黑符號的細緻分析，濮茅左先生認爲楚簡《周易》中很可能存有不同于世傳的另一種卦序，[7]李尚信先生則認爲楚簡《周易》中的卦序，不僅與今本《周易》有關，而且極有可能就是今本的卦序。[8]應該看到，兩位先生的論述，都有很强的假定的推論因素。與此不同的是，于豪亮、張政烺、李學勤先生在討論帛書《周易》的卦序時，就沒有這一類的假定口吻；[9]饒宗頤先生甚至在帛書《周易》的經文正式發表之前僅憑一張圖片就推定了帛書《周易》的卦序。[10]這是因爲帛書《周易》抄寫的圖式特徵獨特而明確，反映了明確的卦序思想。[11]楚簡《周易》則不然。在楚簡《周易》中，紅黑符號有規律，但規律不明確、不嚴格。如果說，這些紅黑符號果真反映著楚簡《周易》的卦序思想，那麽，這種卦序思想很難說已經完全確立、定型；換言之，從紅黑符號來看，難以認爲楚簡《周易》中已經有確切、定型的卦序思想。姜廣輝先生認爲，楚簡《周易》用紅黑符號把六十四卦分爲七個卦區，以便筮人翻檢[12]，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這種可能性。姜廣輝先生的工作，其實已經把楚簡本《周易》置于一定的背景關係之中，從《周易》筮占應用的角度探討楚簡本《周易》文獻圖式中某些特徵的學術意義。
二、前《周易》時代與《周易》成書的背景關係
對于前《周易》時代與《周易》成書背景的研究，也是我們所說的《周易》的背景關係研究的重要內容。對《周易》前史的考察可以分作兩個部分：一是無文獻可徵的前《周易》時代，一是有文獻可徵的前《周易》時代。無文獻可徵時期的研究，就是史前時期乃至三代早期古代卜筮的物質文化的研究；有文獻可徵階段的研究，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占卜從卜筮向經典轉化過程的研究。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從《周易》成書的視角對前《周易》時代的文獻考察，注重的是《周易》的成書背景。
從《周易》成書的視角重新認識中國古代卜筮，是《周易》前史研究最爲重要的一環，因爲這直接關係到我們對于《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從易類出土文獻出發，我們曾經討論過傳爲商《易》的《歸藏》與《周易》的關係。[13]我們也曾通過易類出土文獻中所見的卦畫材料，討論了先秦時期不同易學流派的存在。[14]
重新反思《周易》成書的過程及其材料的來源，是近幾十年來發現的易類出土文獻爲當代易學研究所提供的一個重要視角。以新獲考古材料爲依據，對這一千年聚訟的問題重新加以考察，會發現很多習知的傳統材料，包含了一些顯而易見但却長期不爲我們真正重視的內容。
舉一個與筮數有關的例子。今本《周易·系辭》的“大衍之數”章，是有關先秦筮法的重要文獻。然而，馬王堆帛書《周易》雖含有今本《系辭》的主要內容，但不包括“大衍之數”章。“大衍之數”的揲蓍方法是《周易》爻數産生的前提，是以爻的變化爲立卦基礎的，而馬王堆帛書《周易》六十四卦的形成，是由八卦相重組合而成的，是以卦的變化爲基礎的。卦的變化與爻的變化在先秦易學中有特殊的意義，所以我們過去提出過卦學與爻學的考察視角。[15]從卦學與爻學的視角看《周易》，馬王堆帛書《系辭》不見“大衍之數”章，也許是出于它與今本《周易》不同的筮占思想，因爲帛書《周易》的體系是以“天地定位”的思想爲基礎重卦而成的。[16]但進一步考察可以發現，就立卦理論而言，在今本《周易》中，不是僅有“大衍之數”這一種爻學的理論；所謂爻學與卦學的理論與方法是同時幷存的。今本《系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是觀象設卦的卦學的立卦方法。觀象設卦屬于彖占，“彖者，言乎象者也”，是以不變爲占的傳統。可以說，馬王堆帛書《周易》沒有“大衍之數”章，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了帛書《周易》與今本《周易》在理論體系上的區別。今本《周易》兼收卦學與爻學的易學材料，兼收不變爲占與以變爲占的易占傳統，反映《周易》成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周易》一書兼有先秦古《易》的不同易學傳統與文獻來源。
在今本《周易》的傳文中，《文言》對于《乾》卦卦辭的解釋也是一個反復見于徵引的例子。《左傳》襄公九年穆姜筮往東宮，遇艮之八。筮史斷曰：“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然後引用的是《周易》的“元亨利貞”四德之說。穆姜所引，出于《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然而，《文言》對《乾》卦卦辭另有一段解釋：“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云云。這一段文字，實際上是對《彖》傳的發揮。《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顯然，《文言》對《乾》的卦辭有兩種解釋：一是“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的四德之說，二是“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前者，穆姜指爲《周易》之說；後者，見于《彖》傳。
在《周易》中，《彖》只解釋六十四卦的卦辭，不解釋爻辭，向來被認爲成篇較早。《系辭》：“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彖是不變的，爻是變化的，所以，《歸藏》占彖，《周易》占變。鄭玄：“《連山》、《歸藏》占彖，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17]在今本《周易》中，《文言》兼收占彖、占變兩種對《乾》卦卦辭的解說，反映了今本《周易》所見不同古《易》的文獻來源。穆姜指《文言》之說爲《周易》，而未提及《彖》傳之說，或系《彖》傳之說不屬《周易》的一種暗示。隨著早期易類簡帛文獻的不斷出土，我們逐漸認識到先秦時期活躍著多種古易學派，《周易》作爲其中的一派，未必在先秦時期占有主導地位；先秦古易的種種文獻，構成了今本《周易》的不同來源，在相當程度上，今本《周易》是對先秦古易學派有關成果的集成之作。[18]這一認識直接關係到我們對《周易》的性質的認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樣的研究方法雖然仍是從《周易》經傳入手，但著眼點却是《周易》成書的背景關係，把《周易》作爲一個過程進行動態的考察，這是《周易》背景關係研究法的特點。
三、前經學時代與經學研究的背景關係
《周易》成書的背景關係研究要求我們的考察兼顧前《周易》時代與《周易》時代[19]，而不是僅僅著眼于前《周易》時代，這與當代經學研究的視角有相同之處。當代經學的研究是以前經學時代的研究爲特點的。[20]前經學時代的研究，就是經學的背景關係研究。在姜廣輝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中，我們根據近年出土的易類簡帛材料，提出從《歸藏》及《周易》的卦序問題入手，追溯易學乃至經學的起源。[21]這也是從前《周易》時代的角度進行《周易》背景關係研究的一個例子。
目前所傳《歸藏》的卦序主要有三類，一是八經卦的卦序，一是六十四卦的卦序，一是十二辟卦的卦序。僅以八經卦的卦序爲例，就有三種（均以簡化字列出）：
1、坤，震，坎，艮，兌，離，巽，乾。（見于徐善《四易》[22]）
2、初乾，初坤，初狠，初兌，初犖，初離，初厘，初巽。（見于馬國翰輯《初經》[23]）
3、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厘，初巽。（見于嚴可均輯《初經》[24]）
這三種不同的卦序，反映了不同的卦序思想，如第一、三例，都是傳統所謂《歸藏》以坤先乾的卦序思想。這些不同的卦序思想，在《周易》中是否有反映，是否是前經學時代的易學研究的內容，我們現在的答案顯然與王家台秦簡《歸藏》發現以前的答案不同。
這種不同卦序幷存的現象，也見于今本《周易》。今本《周易》中最爲主要的卦序，是經文部分六十四卦的卦序；其次，就是傳文《雜卦》中所保存的卦序。《雜卦》始乾終夬，其卦序與經文卦序全然不同，明確代表著不同的卦序思想。這兩種卦序之外，今本《周易》中另有一種“帝出乎震”的卦序。今本《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巽、離、坤之序與今本《周易》經文的卦序思想非出一系。“帝出乎震”之序是從卦象、卦位出發的。震，初爻爲陽，一陽複始，萬物以生，推遷化變，若有神焉，故曰帝，所謂：“蓋震之爲卦，一陽複始，萬物由此出生，變化推移，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無能形容，只可謂之帝，謂之神也。” [25]此外，今本《周易》又存有“天地定位”與“父母六子”的卦序。前引“帝出乎震”章所論八卦方位，被宋儒稱作後天卦位。所謂後天卦位，乃是相對于先天卦位而言的。先天卦位之說，出自《說卦》的“天地定位”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卦位既定，卦序自然相應確立。最典型的例子見馬王堆帛書《周易》。[26]“父母六子”的卦序，即今本《說卦》詳述“父母”卦與“六子”卦的卦序。
從目前出土的戰國以至漢初的不同《周易》寫本來看，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辭，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就是卦爻辭編排的順序。這種卦序的不同，反映了明確的、不同的卦序思想，反映了不同的易學家或易學流派對于易卦的不同理解。如果今本《周易》以卦序的形式保存了今本《周易》成書之前的先秦古《易》之學，那麽這些不同的卦序及其所反映的理論學說，正是今本《周易》成書之前的早期易學的內容，反映了《周易》成書的背景關係，也是後世經學傳統的濫觴。在這種意義上，當代易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出土的易類文獻，探討經學研究的前經學時代問題，或者說，把經學的研究置于易學研究的背景關係之中，而前經學或經學研究本身，也構成《周易》研究的背景關係。
上文從《周易》的文獻布局圖式的背景、《周易》成書的背景以及經學研究的背景關係，探討了《周易》研究的背景關係法。這樣的討論僅僅是一種嘗試。《周易》研究的背景關係法還應該從更多的背景關係中展開，包括中國早期占卜與古代卜筮傳統的背景關係等。我們曾經討論過中國古代的卜筮傳統，從總體上可以分爲象占與數占的系統；後世的所謂選擇術，屬于象占系統的發展等。這樣的認識，幷不意味著在中國古代卜筮中，象卜的方法裏沒有數占的因素，或數占中沒有象卜的成份。象卜與數占，方法不同但目的一致，都是避凶趨吉。把中國古代的卜筮傳統分爲象占與數占兩大體系，目的是爲了有效建立起易學研究的背景關係，使得具體問題的研究，能在不同卜筮傳統的總體背景中進行，以避偏狹之說。這樣的分類，適用于整個中國卜筮的傳統，而不是僅局限于先秦卜筮，是《周易》研究的不同背景關係的例子。
原載《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輯（郭齊勇主編，三聯書店2007年）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08年5月5日。）
[1]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70頁。
[2]傅舉有、陳松長編：《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16頁。
[3]邢文：“Pictorial Arrangements of Excavated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黃海晶、邢文：《中國古代“圖書”及其版式設計》，國際圖聯“中國書寫與印刷文化遺産和圖書館工作”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2006年。
[4]邢文：“Hexagram Pictures and Early Yi School: Reconsidering the Book of Changes in Light of Excavated Yi Texts,”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志）第51輯，2003年，第571-604頁。
[5]邢文主編：Rethink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紐約：M.E. Sharpe，2005年。
[6]邢文：“Reading through Graphs: Textual Layout and Divinatory Schools in Early China,”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論文，芝加哥，2005年。
[7]濮茅左：《釋文考釋：周易——關于符號的說明》，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60頁。
[8]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第27頁。
[9]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第17頁。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第14頁。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年，第209-210頁。
[10]饒宗頤：《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6-67頁。
[11]邢文：《帛書周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68頁。
[12]姜廣輝：《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同前，第20頁。
[13]邢文：《秦簡〈歸藏〉與〈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第2期。
[14]Xing Wen, “Hexagram Pictures and Early Yi Schools: Reconsidering the Book of Changes in Light of Excavated Yi Texts,”Monumenta Serica 51 (2003): 571-604.
[15]《帛書周易研究》，第60頁。
[16]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第14頁。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第17頁。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第209-210頁（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年）。
[17]《周易乾鑿度》卷上，鄭玄注，第6 - 7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Xing, “Hexagram Pictures and Early Yi Schools.”
[19]“《周易》時代”一詞在此僅用于與“前《周易》時代”一詞對稱，指《周易》成書以後的時代，別無深義。
[20]Xing Wen, “Introduction”, in Xing Wen, ed.,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New York: M.E. Sharpe, 2005).
[21]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卷，第371-38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22]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一《經編·易類·歸藏》，第3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3]同上，第32頁下。
[24]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第105頁，《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本（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25]尚秉和：《焦氏易詁》卷八，第234－235頁（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26]《帛書周易研究》，第66-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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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5 11:3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