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最高境界为讲学之境界，亦为自由之境界，天下之境界。这里的讲学不是指在国立大学课堂上的授课，听者须先注册学籍，交完学费；教者评定职称，领着固定薪水，然后关上门照着教育部编定的讲义开讲。这是一种封闭形式的精英教育，虽然必要，但终不能得讲学之本义，得教育之真正的自由。我所提的讲学，是指大众公开的教育和讨论，是师道和学道的融合，是有学问者和求学问者之间开放性的授业和交流。
提倡民间的讲学，就是提倡民间的学术。谈到民间学术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对中国的学术史做一翻历史的考察。
中国之学术，起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那个时代虽然有个正统的周室，但国家权力上是分*裂的，而且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致，而交流却逐渐频繁，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的一条就是学术的平民化。在春秋初期，学术只是贵族的专利，内容虽然精致但却很狭隘，只包括礼的制度（主要是祭祀和宗教）和史的记载，称为“王官”之学，与此相对的是后来民间兴起的“百家”之学，所以说诸子百家几乎就是平民之学，他们发展并突破了贵族学术的限制，其中的代表就是孔墨二派，而二人也最注重民间教育和讲学，他们带来了新鲜自由的学术风气，开辟了广阔无垠的学术空间，终成为百家之源流。在政治上，与此相呼应的是游仕阶层的出现。他们都来自民间，又经过民间的教育，加上自己的苦干，终于在社会地位上逐渐取代了那些腐朽的贵族阶层。由于他们的出身贫微，四处投靠钻营，因此没有很强的地域和阶级的观念，以至于一种天下大同的思想也逐渐在他们的脑海中孕育成果，最终导致了中国的统一。到了战国末期，真正的贵族学者有名的只剩下一个半，一个是屈原，另外半个是韩非，之所以说他是半个，虽然他有韩国贵族的身份，并以韩国这个小地域为执着，但他的学问却是放眼天下的，而他的学生李斯更是在秦国得志，实践了韩非统一天下的理想。秦国一统六国，造中国官僚制度之模范，其所用之人，皆东方之才俊，其所用之学，皆东方之学问。所以说，没有民间学术的繁荣，没有相应的游仕阶层的出现，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大繁荣，没有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
秦一统之后，学术繁荣的内在张力消失，转为政治上的凝聚，所以有焚书坑儒之倒退，民间学术在完成其阶段性历史使命后，一度销声匿迹了，然而其作用却仍然在秦亡后的楚汗争霸中有所发挥，“无赖”皇帝刘邦善用天下之士，终于打垮了春秋贵族的最后一个后裔项羽，这也为汉朝民间学术的复兴打下了基础。中国历史上，汉代的民间学者在道德上最为高卓，他们轻名利而重实务，因此不少大儒一方面是学者，一方面又是个普通的自耕农。他们春种秋收，冬天就用来读书和讲学。其时社会上讲学、游学风行，对汉代教化和政治风气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已经开始有所谓的国立大学的雏形，称为太学，但其中的组织形式却是很自由的，而且很多人都宁愿著书讲谈，也不愿在朝廷为官，以至于出现了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广“举孝廉”的官员选拔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上却以辞官推财为美德。而这道德水准的背后，是没有功利色彩的民间教育的推广。
汉以后，中国走向分*裂，外族也乘机入侵，天下大乱，无以治学，而个人主义气息浓郁的贵族之学乘机抬头。在南朝中，黄老清谈之术靡于宫廷堂下，而门阀一立于朝野，再立于乡村民间，民间之学术遂无立足之地，成墙内虚妄僵死之学。而在北朝，儒学隐忍一时，在民间以河西之儒学相传，终于被各异族统治者所接受，最后有北魏之兴盛，而终造隋唐之风流。此外，民间学术的重要一部分开始由传来的佛教承担，一时间高僧辈出，经典流传，为民间学者所接受并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这个过程导致了佛教至今也没有在中国取得所谓的神圣地位。在隋唐时期，佛学和儒学一样，成为一种平民化的学说。隋唐主要继北周之制度，复两汉之学术。当时政府已经为相当之民治政府，科举制度为平民进官扫除了障碍，基于科举的国立教育制度空前完善，民间学术遂有所抑制，将主要的兴趣转到诗歌书法一类的艺术之上。这为唐的中衰埋下了隐患。一个社会安于享乐，必趋于骄奢，在学术上不能推陈出新、醉于华丽，在政治上不能深谋远虑、防患未然，士大夫听不见民间的批判声音、一味歌功颂德，所以唐在开元至盛之时却突然像大厦一样轰然倒地，导致了五代十国这一中国历史上道德败坏之黑暗时期，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宋代学者们遂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基于儒者良心的慷慨呼声。宋，积弱之朝代，但其民间学者却是历史上最为真挚热枕之学者，遂有宋学的大兴，而宋学，正是自民间成长而起的。宋初有科举进士制度，但无国家教育机构，民间之学术经五代十国之残破，几近末流，而民间学者在此局面下却生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先秦著书讲学之风遂复兴。开创此风的有范仲淹，胡瑗（及孙复），他们都出身贫寒，但一个后来成为北宋的模范丞相，一个成为私人讲学的模范教师。胡瑗在野为师二十余载，门下弟子过千，人才无数，开新学术、新思想、新天地，以至宋学派别繁茂，故称其为宋学之脊梁亦不为过。胡瑗之后，讲学蔚然成风，遂私人书院大兴，学术思想也空前自由活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学术高峰。在学术上，宋学完成了对佛道的学术吸收，对已经腐*败的政府官学，即汉唐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将儒学高度理论化，至朱熹终有大成，而其中的佼佼者，如二程、张载、朱熹、陆象山，无一不是师道醇厚的民间讲学者，并将政治和学术进行了区分，所谓进而出仕，退则为师。在政治上，宋学学者们对内要求进行改革变法，对外反对宋和辽金议和。虽然这都失败了，但相对于以后的元明清，宋代学者们的这种探索求变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而在元代，之所以在文化荼毒之下中国尚能延续生机而复起，和宋学多年教化的深入人心是紧密相连的。
宋代民间学术的另一个特征，是官方权力机构开始加强对民间学术思想的控制和对异己的迫*害。宋理学的代表如二程、朱熹，其学说皆被官方定为伪学，甚至开始有因学术思想而致罪，此风至明清为最恶。明清时朱熹的宋理学被官方定为正统和圣人之学，民间不得妄改一字。而学术上只准谈及文章艺术，禁民间儒者涉及天下大事、伦理道德，稍有逾越，在明有东林党之灭门惨祸，在清有康熙乾隆之文字狱。治学者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相率逃于空谈故纸之中，所以明后期有心学之虚妄，清有考据之无聊，虽“深浅高下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材”！民间讲学之风即毁，贤者或就斧钺，或逃深山，著书不得广阅，为教不能尽责，宋学虽扶为正统，而宋儒之精气尽失，此所以明清虽有民间大贤者，而无民间之大贡献，学术政治颓靡皆由此生。近皆谓朱子理学为中国衰落之祸首，而无视朝廷爪牙之锋利，皆本末倒置，未尽其意也。
中国之学术，根在民间，其滋润则学术政治繁茂，其干枯则道德亦败坏。现时之中国，正值富强然忧患实多。盖有志天下为己任者，以史为鉴，出于课堂书屋，广办私学，或利用因特网等传播利器，大力培植民间讲学之风气，学术之氛围，正当其时也。若留恋功名富贵，而终老于故纸衣冠、权力富贵之间，虽有开元、乾嘉之盛世，亦有何颜面以对先贤于黄泉？
（言未尽，不可尽，尽则成书，不能也。观乎精英教育之炙焰，终将为中国之大害。） |
发表于 2014-5-5 12:48:09
发表于 2015-11-20 09: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