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文史

hailang

我从小学文，历史附带着看。后来中文，更是文人。不过随着时日推移，历史书、文献也要读一点。

时至今日，文学少看，天天历史，耙搜穷检，一条年谱，喜之若狂。

都说老了，不看小说，只求真实，不信虚构。

是否有病，又不尽然！

一篇短文，深获我心。其中有言，正合我年！

遥想大学前后，除非小说，概不读阅。今日迷史，何其怪哉！

文史不分家

读《会真记》的，常常把它当做传记看。过去上古代文学，确实相信为小说家言。后来读了《元稹与崔莺莺》一书，更是相信了张生为元稹自寓。

小说与历史，本来就虚虚实实，互相杂糅，谁说的清哪里虚，哪里实呢？

24史里头帝王甚至文星的奇特降世，是神话还是史实呢？

古越中兴

文史中有史实,也有故事和笔记,关键是读到有价值观的精髓,这才是读书人的收获.
史海中帝王将相列传有很多虚伪和夸张,比神话更显荒唐的事例也不少，但读书人也能有收获,那是明了史书是为王者.强者而传,你收益于其精神层面的理,真实感反倒是退而其次了。

hailang

古越中兴 发表于 2014-6-28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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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中有史实,也有故事和笔记,关键是读到有价值观的精髓,这才是读书人的收获.
史海中帝王将相列传有很多虚 ...

人一般上了岁数后，看小说的兴趣不如读史了。一方面读史可以明鉴，一方面也是岁数大了，对真人真事的兴趣更为浓厚。
您说的，求其“理”恐怕是更高的一种境界了。
当事人不愿说的事，再高明的史家有时也没辙。

古越中兴

楼主性情史话，感慨万千也是远处空明月，琉璃洒金黄。{:soso_e179:}

hailang

今天又借回了一本元稹考论。将来可以与此书对照了。

hailang

70.元稹艳诗：会真诗

　　白居易生于大历七年(公元七十二年)，元稹生于大历十四年，小白居易七岁。元稹卒于大和五年(元八三一年)，寿五十三。白居易卒于会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寿七十五。白居易于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进士及第，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元稹没有成进士，十五岁，明两经及第；二十四岁，中书判第四等，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八O六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拜右拾遗。白居易也参加科试，考试成绩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抬遗。元稹为右拾遗后，以上疏论事激直，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元和五年，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为拾遗后，亦屡次上疏，谏论朝廷大事。元稹因得罪执政及宦官被贬，白居易曾上疏极谏。元和五年，秩满改官，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丧。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时被刺死于路上。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这一举措，得罪执政者及幕后人物，被贬官，出为江州司马。同年，元稹亦改官通州司马。元和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十四年三月，元稹、白居易及其弟行简相会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置酒赋诗，恋恋不忍别。本年冬，白居易蒙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十五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同年，穆宗即位，改元长庆，读元稹诗，大悦，即日命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所谓知制诰这个官职，知，就是担任，制诰是皇帝的命令文书。知制诰就是专管起草皇帝的命令文书。这个任务，向来是由翰林学士草稿后，从宰相办公的中书省呈送皇帝批阅的。元稹不是进士出身，不能为翰林学士。现在穆宗以元稹为祠部郎中而知制诰，这就使朝廷上群众哗然，以为“书命不由相府”，群众非常轻视他。但是元稹草拟的制诰，文体古雅，与当时一般的公文绝然不同。于是大家非但没有话说，而且争相摹仿。从此改革了制诰的文体。当时人对这种文体称之为长庆体。这是长庆体的本义。宋元以后，被误认为与元和体同义了。元稹在穆宗的恩宠之下，再次升官，不久就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是破格迁升，没有进士出身的人，一般不可能被任命这个官职。但是，正在被朝野讥笑的时候，穆宗又于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以元稹为权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拜平章事。所谓拜平章事，就是宰相了。因此，朝野群众，无不轻笑，以为元稹无此资望。终于在长庆三年，为小人诬陷，罢相，出为同州刺史。长庆元年、二年，白居易与元稹同在朝中，长庆三年七月，白居易求外任，出为杭卅刺史，元稹也从同州刺史转官越州刺史。杭、越邻境，二人又多诗筒往来。文宗大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元稹被召还京，为尚书左丞。四年正月，出为鄂州刺史。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白居易在杭州三年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二年(公九八二六年)，又出任苏州刺史。文宗即位，改元大和，徵拜白居易为秘书监，赠金紫。大和二年，转刑部侍郎。三年，称病归洛阳，求为分司。不久，除太子宾客。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又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绝意仕宦，优游养老。开成初，授太子少傅。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大中元年(公元八四七年)卒。　　

　　元稹与白居易的官运，几乎一模一样。二人都受到穆宗皇帝的器重，因为穆宗李恒自己也喜欢做诗。但尽管有皇帝的恩宠，把他们升擢到朝中高位，却敌不过执政者排挤，屡次被贬斥去做地方官。元、白二人在同为拾遗时，就成为诗友，二十多年间，互相唱和的诗，不下数百首。彼此各受影响，诗的风格、题材，多有相同处。白居易作《长恨歌》，元稹有《连昌宫词》，白居易作《琵琶行》，元稹有《琵琶歌》，白居易作《霓裳羽衣歌》，元稹有《何满子歌》。二人对于诗的理论，也大体一致。白居易有《与元九书》，元稹有《叙诗寄乐天书》，都是在互相往还的书简中，各自叙述了自己对于诗的观点。他们都主张诗应当有讽谕比兴的作用，白居易作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元稹有《乐府古题》十九首、《新乐府》十二首，都是他们理论的实践。　　

　　《白氏长庆集》按诗的内容分为讽谕、感伤、闲适三类，但在编后集时就不用这个分法，仍分为格诗、律诗二类。元稹在元和七年，把他的诗分为十体，但后来编集时也不用这个分法，而分为古诗、律诗、乐府、伤悼诗四类。　　

　　元稹的十体分法，事实上只有八体：　　

　　古讽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　　

　　乐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　　

　　古体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　　

　　新题乐府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律诗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以七言、五言为两体)　　

　　律讽其中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　　

　　悼亡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　　

　　艳诗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馀首(词有今古，又为两体)。　　

　　这样分法，也像白居易一样，把文体与内容混淆在一起，很不科学。但后来的分法，把乐府和伤悼，和古诗、律诗并列，也仍是混淆了文体和内容。　　

　　“艳诗”这个名词，恐怕是元稹首先提出来的。据他自己的说明，似乎是一些描写妇女时装、服饰打扮的诗。但我们在《元氏长庆集》中所见到的许多艳丽的诗篇，却是抒写爱情的诗，而不仅写妇女的眉目服饰。伤悼诗一卷，即最初分类的悼亡诗，多数是哀悼他的元配妻韦丛而作。艳诗则是为青年时代所遇的情人崔莺莺而作。　　

　　贞元十六年，元稹二十二岁，旅游过蒲州(今山西永庆)，借寓普救寺。有一位崔家的寡妇，带了她的子女，要去长安，也住在寺中。寡妇姓郑，与元家有亲戚关系，排算起来，是元稹的异派从母。这时蒲州发生兵变。崔家寡妇富有钱财，奴仆众多，大为惊骇，深恐变兵抢劫。幸而元稹与当地军官认识，请得军吏来寺保护，崔家方得安全。崔妇感元稹救护之恩，命她的儿子欢郎，女莺莺出来拜见。元稹惊于莺莺的美丽，不久就因侍女红娘的帮助，得与莺莺结为情侣。元稹住在寺院西厢，莺莺夜晚来，天明去，恩爱了几个月。后来，元稹因去长安参加书判考试，遂与莺莺诀别。此后，元稹联姻高门，娶了韦丛为妻。莺莺也嫁了人。一段私情，烟消云散。元稹非但写了许多追忆莺莺的诗，还写了一篇《莺莺传》以记录他的这一段情史，在《莺莺传》中，元稹将自己託名为张生，但没有给他起名字。宋人王楙著《野客丛书》说：“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张生名君瑞，这是后人为了编这个传奇故事而补上的。　　

　　《莺莺传》中说张生曾写过一篇三十韵的《会真诗》以记他和莺莺初次幽会的情况。但传文中不载此诗，却载了河南元稹的《续会真诗》三十韵。这是元稹故弄狡狯。所谓《续会真诗》，就是张生的《会真诗》，今元稹诗集中的《会真诗》，也就是《莺莺传》中所谓《续会真诗》。　　

　　元稹的讽谕、感伤、闲适诗，都不如白居易所作的疏俊明快，倒是数十首艳诗是他的特长。《会真诗》是他的五言排律艳诗的名作，因此，我不选元稹其他的作品，而选讲《会真诗》：　　

　　微月透簾栊，萤光度碧空。　　

　　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　　

　　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　　

　　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　　

　　宝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浦，将朝碧帝宫。　　

　　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　　

　　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　　

　　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　　

　　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　　

　　汗光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　　

　　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　　

　　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　　

　　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清镜，残灯绕暗虫。　　

　　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　　

　　警乘还归洛，吹箫亦上嵩。　　

　　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　　

　　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度，天高不易冲。　　

　　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这首诗可以分为六段，第一段六韵十二句。前四句写色渐晚，葱茏二字在这里恐怕应当解作朦胧，中四句写在井桐庭竹声中，有一个美人，穿薄雾似的轻绡之衣，正在走过来，身上悬挂的环佩在风中戛响着。龙吹、鸾歌，都是形容风声。罗绡二句是转折句，从写景过渡到写人。后四句将金母、玉童比喻那个美人。金母即西王母，她出来时有霓旌降节簇拥着。这里是指婢女红娘随侍而来。“云心”句也是同样的含意，但不知用什么典故。“更深”二句写美人来去的时间，也是“夜半来，天明去”之意。不过按照全诗叙述次序，这里似乎不应当讲到天明的事。我怀疑“晨会”二字可能有误。　　

　　第二段四韵八句。前四句描写美人的衣履钗帔，后四句是叙述语。用一个“言”字，即等于“她说”。诗人把这个美人比之为洛妃。她自己说：从瑶华浦来，本想到天宫去朝见青帝，因为中途经过洛阳城北，却想不到偶然走到宋玉家的东邻来了。这最后一句又是用了宋玉的《登徒子赋》的典故。这四句都是用形象语来表达，总的意义是说：她本想到佛殿上去焚香礼佛，却不意误走到西厢来了。　　

　　第三段四韵八句，叙述张生调戏成功。那美人始而微拒，继而柔情暗通。低鬟、回步二句形容她心理踌躇不决。最后却是转面登床，成就了交颈合欢的私情。　　

　　第四段四韵八句，描写交颈合欢时的美人姿态，从来诗人，不敢公然赋咏男女阴私之事，《玉台新咏》以宫体艳诗著名，也没有这样的作品。元稹这一段诗，真是杜牧所痛斥的“淫言媒语”，维护封建礼教者，当然要说他是名教罪人。主张典雅文学者，也以为这些诗句太粗俗下流。但是客观现实既已存在，有了元稹的先倒，后世就只会变本加厉。以《莺鸯传》为题材的《西厢记》传奇，在张生与莺莺幽会的这一场曲文，写得比诗句更为淫亵。自此以后，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专以描写色*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始作俑者不能不推元稹。　　

　　第五段六韵十二句，写幽欢未足，天已黎明。双方海誓山盟，并互相赠送礼物，表明同命同心的永久的爱情。　　

　　第六段六韵十二句写美人去后，衣裳上还沾染她的香气，枕上还留着她的脂粉。自己感到孤独，如临塘之草，思渚之蓬，没有归宿之处，弹琴则发出怨鹤之声；仰望太空，但见归鸿飞逝。想到自己与美人的居处，竟像海阔天高，不易接近。美人如行云飘去，不知何往，而自己却像箫史那样，独居楼中，不能得到弄玉为伴侣。弄玉是神话中秦穆王的爱女。箫史是一个善吹箫的青年。他吹起箫来，引来了一只风凰，箫史和弄玉公主一起乘在凤凰背上，上升成仙。这里是变用这个典故，说箫史没有得到弄玉，而仍在楼中。　　

　　元稹把这首诗写进了《莺莺传》中，这篇传奇文和这首艳诗就传诵于世。他的朋友李绅又为这篇传奇配上了一首《莺莺歌》，成为当时正在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白居易作了《长恨歌》，陈鸿又作了《长恨歌传》。沈亚之作《冯燕传》，司空图作《冯燕歌》。白行简作《李娃传》，元稹就作《李娃行》(已佚)。这都是同时的文学现象。有歌则配一篇传，有传则配一篇歌，显然可知这是民间说唱文学的需要。传的部分是说白，歌的部分是唱词。这种文学形式可能是受了佛教文学变文的影响，因为变文也是一段讲说，一段歌赞的说唱文体。

　　一歌一传的唐代传奇文学新形式，向戏剧方面发展，就会产生有道白、有歌唱的戏文、杂剧，向小说方面发展，就会产生词话和弹词。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hailang

above来自   国学导航－唐诗百话

从施蛰存的导读看，他也是认可元稹就是张生。张生与崔莺莺的西厢故事，是在暗地写元稹的初恋。

hailang

摘要：元稹的《莺莺传》是经过作者重重包裹的纪实叙事作品。张生（元稹）抛弃莺莺的原因不是由于“补过”或莺莺出身低贱，而是别婚高门。元稹写小说文过饰非，以达到自我疗救的解脱目的。文章对三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莺莺传》，元稹，创作心态,文过饰非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唐人传奇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熟的第一批小说。其中，《莺莺传》与《李娃传》、《霍小玉传》一起，享有“唐代三大传奇”的美誉。特别是《莺莺传》，其影响之大，在唐传奇中首屈一指。学者对它的研究热情之高，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但也留下了不少争论不休的问题。[1]

问题一：张生是不是元稹自寓？

近些年，吴伟斌先生发表一系列文章，意欲推*翻人们长期接受的《莺莺传》自寓说。他认为《莺莺传》是文学创作，张生不能和作者划等号。在元稹的笔下，张生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丑角”[2]，“张生是作者着意鞭挞的艺术形象”[3]。
张生是不是作者鞭挞的丑角，已有人撰文加以辩驳。[4]根据鲁迅、陈寅恪、卞孝萱、孙望等人的考述看，自寓说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凿凿有据的。如果没有作者的第一手材料，我们当然不敢说张生就是元稹。幸好元稹有时对自己的艳遇毫不掩饰，闪烁其辞然而又是明确地坦白了真*相。
元稹以诗出名，宫中“呼为才子”[5]。他的诗集里有不少春词，透露了他的情场经历。如《梦游春七十韵》、《赠双文》、《莺莺诗》、《会真诗三十韵》、《古决绝词》三首、《春晓》等等，首首都无疑向世人招供了他当年恋爱时的真实心迹。把这些诗作与小说中的情境对照一下，我们就难以否认小说是夫子自道。再看与元稹过从甚密的“时人”包括他的朋友李绅、杨巨源的记载，我们更坚信张生、莺莺决不仅仅是纸上的“艺术形象”。
人们之所以有时不好将张生与元稹划等号，是因为元稹第一次用笔向世人讲述他的恋爱时，由于难以直接袒露真实的心迹，故意把自己打扮为崔张故事的局外人。他没有像张鷟的《游仙窟》那样，大胆讲“余”的艳遇，使人毫不怀疑“余”就是作者张鷟。他设计了一个叙述者(N)，通过他的第三人称口吻来讲述N了解的崔张故事。他把自己作为第三者放到作品里，充当听张生(P1)讲故事时在场的一个人物(P2)。他告诉读者，由于李绅的怂恿，他最后变成了《莺莺传》的作者(A)。
按照法国学者热奈特有关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的论述，表面上看，因为A＝P2但Ａ≠P1，并且A＝N（现在给读者讲故事的叙述者），N≠P1,所以这篇小说属于“史记类叙事（包括传记）”，与自传有一定的距离。[6]（P142）然而事实上，张生就是文中元稹的另一个化身(P1＝P2)，文中元稹又是后来《莺莺传》故事的叙述者（P2＝N），还是小说的作者即元稹本人（N＝A），于是Ａ＝Ｎ＝Ｐ（P1﹢P2）＝Ａ，《莺莺传》就成了典型的“自传”，属于纪实叙事。元稹之所以绕这么一个大弯，把自己重重包裹后再介绍给读者，不肯像初唐时的张鷟那样张扬地直接坦承故事的主角就是“余”（当时文人风流自赏的社会风气不是中唐那些力图以儒学重振天下的文人所能颉颃的），恐怕是出于谨慎，极可能是担心自己难以像张生那般幸运（其实这也不过是元稹的虚构、想象），现实世界中的人们不会都同小说中的“时人”那样，称许他为“善补过者”吧。
由于元稹在小说中闪烁其辞地迂回表现自己，有意不让人联想到他身上，所以我们在承认自寓说的同时，又不能不有所保留。不要草率地以为他所写的（特别是与莺莺相关的描写）全是真的。这里还存在着真伪参半的问题

问题二：元稹为什么会抛弃莺莺？

元稹（张生）为什么会抛弃莺莺？前人（如陈寅恪、刘开荣、孙望）常从分析唐代社会“仕”与“婚”的矛盾入手，指出莺莺必出自寒门，所以“极热中巧宦”、“欲以直声升朝之际”的元稹才作出了抛弃莺莺的决择。现代学者在这种结论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更异想天开地提出莺莺妓女身份的大胆猜想。
台*湾古添洪先生在《唐传奇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采用契约定位的结构定义分析法，得出莺莺是娼妓的结论，认为如此则一系列不合情节之处、漏洞百出的作者处理等诸多疑难就迎刃而解，云开雾散了。[7]东瀛妹尾达彦教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里重申此说，她通过比较发现，《莺莺传》与《游仙窟》“重复着同一故事结构。大概都是作者根据自身在妓馆(花街柳巷)与歌妓的交往经历而写成的”。[8]（P708）
从莺莺被抛弃，逆推出她出身低微，这不全是猜想。但因陈寅恪先生一句“酒家胡”的玩笑话[9]（P368）就进一步推导她是妓女，这个过程起码缺少具体证据。我们在作品中很难把一个仪态端方、人格高贵的少女与卑贱的妓女联系在一起。她的矜持高贵的所作所为难道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吗？作品大概不允许我们这样放肆地胡想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元稹抛弃他的情人的呢？我们能相信张生跟友人说的那番道学家议论吗？莺莺天生“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必祸与她交往的男人。难道她是不久前与安史之乱有关的杨妃之流？张生有未卜先知的感觉？张生这种比附太不伦不类了。读者只好到小说之外找原因。
元稹的《梦游春七十韵》回顾了他的“游仙窟”、事婚娶的生平经历，老老实实地交代了抛弃莺莺的始末真*相。“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的诗句披露出元稹当时的功利思想何等严重，他对所爱过的人是何等绝情！
元稹明经及第较早，但时时憧憬“升朝”的他并不满足。贞元18年（802）11月，31岁的元稹与白居易同应书判拔萃科试，次年终于登第授校书郎。[10](P25)命运之神再次向他露出了微笑。从小说中的描写看，元稹“文战不胜”，“遂止于京”时，就已经开始变心，到处传扬莺莺给他寄的情书。现在中了进士，更加不把一个玩弄过的女子放在心上。而“韦门正全盛”，恰好能给刚入朝的元稹提供援引。因此他把莺莺马上抛到脑后，说自己与她的恋情只是一场春梦，何足道哉！一个是孀妇的女儿，一个是太子少保的千金，她哪里能与后者相比呀！他现在要好好把握自己的机会，用“婚娶”来铺平将来入仕的道路。他毫不犹豫地与莺莺“决绝”，“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古决绝词》）。为了前程，他索性主动与莺莺一刀两断，以免两相牵挂。张生无理抛弃莺莺的负心话、侮蔑词，只有放在元稹当时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才能找到谜底。孙望先生在《莺莺传事迹考》一文中仔细考证，指出李绅在元稹与韦氏结合上发挥撮合作用的可能性，言之凿凿，惜乎读者重视不够。[11]

问题三:元稹为什么写《莺莺传》?

根据作者的自述，元稹写作此传，本意是要“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以垂诫将来。吴伟斌先生诠释原话，认为作者“呼吁知道此事悲剧结局的人就不要再去做非礼私通，遗患他人的不道德之事；既已做了，就不应惑于尤物妖人、女祸亡国的谬论，善始善终，白头到老”。[2]果如其言，元稹有这样的道德境界，他“始乱终弃”莺莺的行为就显得自相矛盾了。
“使知之者不为”，说明元稹多少有点负罪感，忏悔当时不该主动追求莺莺，在少女平静的心潭投下一块石头（“始乱之”）。“为之者不惑”，是针对“终弃之”说的，这个我们就不敢恭维了。小说明明写张生“忍情”，不惑于尤物、美色，毅然抛弃莺莺，则此处必然是元稹为自己的薄幸行为制造借口。他既然不好直白地承认在莺莺与韦氏之间“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于是只好搬出以礼节情的儒家教条为自己辩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谓之“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当是经典的中的之论。
不仅《莺莺传》末尾的议论有此“恶趣”,而且正文各处都弥漫着这种“极其虚伪的诡辩"[12]。元稹极力把张生（自己）打扮成一个君子模样，称他“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把张生私通处*女的罪过大而化小，并故意让莺莺兜揽责任：“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尤其可气的是小说中自荐枕席的描写。这段文字诬谤的味道非常浓厚，一联系上下文，立刻就能找到破绽。我们看莺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地斥责张生跳墙相会时的举动，再观西厢幽欢之际“终夕无一言”的神情，就会发现中间定然省略了必要的环节。到底是莺莺自荐，还是张生非礼？读者回想张生相思时的猴急样子，对红娘说的一番“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的话语，那么，崔张私合过程中的主动角色是莺莺，还是张生（元稹），不就昭然若揭了吗？莺莺自荐枕席的描写暴露出元稹文过饰非的虚伪面孔。
卞孝萱先生《唐传奇新探》侧重对唐传奇寓意的挖掘，揭示出不少作品攻击他人、极侮蔑之能事的不良习气。《莺莺传》亦不能免俗。从小说描写的客观效果看，“张生既非礼法之士，也非情痴情种，而是一个执著奉行纵欲主义的风流才子”[13]。元稹具此一副面孔，不对自己文过饰非倒是件怪事。
其实，元稹向情人身上大泼污水，也是一种变相自我解脱。
医学上有一种精神分析疗法。医生通过诱导，让病人说出自己压抑已久的愿望、企图，从而治疗疾病。一旦病人说出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想法时，他精神上的疾患、痛苦立刻爽然若失，不药而治。这种方法对病人来说是一种他疗。联系元稹的情况，我们不妨把他创作《莺莺传》视为一种自我疗治。
按元稹的说法，小说的写作原起于李绅：“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14]李绅“为《莺莺歌》以传之”，想必也会怂恿元稹写一篇小说。然而李绅之促动在后，他必然是因为元稹主动向他坦白了一段情事。看文中的情形，此前张生（元稹）已“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但这种陈述不可靠。试想：与元稹同科中进士的白居易也是若干年以后才闻知此事，那么，元稹哪里会在对李绅讲述前就已在“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呢？元稹之首先告诉李绅，是因为李绅在他与韦氏结合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事前李绅可能不知道元稹的恋情[11]。由于这层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元稹婚后，有一次实在憋不住，就把自己的情事告诉了这位知己。而“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恐怕不过是当时听元稹讲述的李绅这独一位听者吧！这种事，我们当今读者都难以接受，中唐的大多数“时人”就能淡然置之？君不见宋人“最恨多才情太薄，等闲不念离人怨”的诗句吗？此即是一证。唯一能够理解元稹衷曲的，非李绅莫属。但李绅又能怎么办？他作的媒吗。因此他只好安慰元稹，“许张（元）为善补过者”。
我们看元稹留下的大量诗文，会发现他善于言情，是一个深于情，经常为情所困的文人。他的悼亡诗情真意挚，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妻子韦丛、安氏、裴淑的无比眷念。而他和莺莺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同寻常，两人曾拥有一段令他难以忘怀的恋情。
细读小说，可以发现元稹对莺莺一见钟情。在他的穷追猛攻之下，莺莺接纳了元稹。两人背着老夫人，过着“朝隐而出，暮隐而入”的同居生活。小说写道：“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彼此愿婚娶的地步。而莺莺对元稹，则大有从一而终的架式。元稹文战后不归，莺莺写信书怀：“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她一直期待着“明侍巾帻”，让元稹使她名副其实地做妻子。两人的情好如果没有遇到后来的变故，是完全会发展为夫妻关系的。
面对元稹的中途变卦，莺莺的反应是强烈的。虽然她镇静地在元稹文调前“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但最后还是因自己“不复明侍巾帻”而抱“没身永恨，含叹何言”。不仅拒绝再次见他，而且以诗“羞郎”，责备他的“弃置”行径。
元稹对莺莺的激烈反应不会完全释然。自己将与莺莺的“殁身之誓”半途而废，采取“弃置”的行径，心里会不感到羞愧，内疚？莺莺“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的自白也道出了他的心声。他把这一无奈的结局归于天命。良心的谴责使他产生悔过之情，即他说的“知之者不为”。如果当时真的秉持“非礼不可入”的信条，不去“乱之”，那该多好啊！而现在他只好在精神上受到痛苦的折磨。
与其在心里压抑自己，不如释放出来，一吐为快。（受审的罪犯，每见把过去的罪行主动交代个磬尽，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解脱压力。）痛苦中，元稹向李绅透露了情事。
如果说元稹进一步采纳李绅的建议，要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小说“以传之”，那么讲述的对象变了，变成为数众多的世人，元稹的自我心理保护机制必然会促使他选择合适的讲*法。这种事如他后来所说的：“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15]（P713）而小说的对象多是“不知吾者”，于是他运用了上文说到的重重包裹法，使人意识不到它是自传。他还像弗洛伊德理论阐释的那样，把自己的“梦”“像做梦一样，采取凝缩、改装、倒置和集锦等方式进行构思”，以期唤起“对早先经验的回忆”[16]（P107）。元稹受性冲动驱策的“本我”借小说得到真实展现，作家情趣和人物情趣在《会真诗三十韵》里完全统一。为了减少心理压力，元稹的“自我”用“道德原则”一方面批评自己“始乱之”的过失，一方面又用它为自己“终弃之”的薄幸行为找借口，美其名曰“善补过”，从而肯定了自己奉行的别婚高门的“现实原则”。由此他的自我理想得到实现，良心受到抚慰，在不自觉之中把自己拉向了“超我”的境界。宋人王性之《传奇辩正》曾认为元稹创作此传的目的是觉得自己抛弃莺莺的行为“悖于义”，是“心不自聊”而“出翰墨”；鲁迅称小说“文过饰非”，揭穿他为了自*慰而作践被弃者，这些都触及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莺莺传》的创作，经历了创作前的精神苦闷，人（李绅）前吐真言，遂至落笔之际文过饰非，自我提升到凭虚御风、飘然欲仙的“大彻大悟”境地。遗憾的是，元稹由于不能完全像张生说的那样“忍情”，他的诗作中常常隐讳地掠过情人的倩影，结果违背其小说本意，把他矫情冷酷的一面暴露在后人眼前，从而为“痴情女子负心汉”提供了一件活标本。

[参考文献]
[1]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2]吴伟斌.“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J].中州学刊,87年2期，人*大《古代近代文学研究》87年7期.
[3]吴伟斌.论崔莺莺[J].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1期，人*大91年8期.
[4]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关于元稹的《莺莺传》[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89年3期，人*大90年3期.
[5]孙映逵校注，辛文房著.唐才子传校注:卷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6]史忠义译.虚构与行文[A].热奈特论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7]欧阳江琳.为莺莺正名——论元稹笔下莺莺形象兼谈“娼妓说”之失[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98年2期.
[8]妹尾达彦.“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A].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9]陈寅恪.附校补记[A].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0]朱金城.白居易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1]孙望.莺莺传事迹考[A].蜗叟杂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2]李宗为.唐人传奇[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3]罗弘基.张生与元稹——兼论莺莺传的主题[J].学术交流,89年5期，人*大90年5期.
[14]元稹.莺莺传[A].太平广记：卷488,杂传记五[M].
[15]元稹.梦游春七十韵序[A].翼勤点校.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6]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hailang

元稹《莺莺传》创作心态揭密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04年01期 加入收藏 投稿

hailang

吴伟斌研究的元稹，我记得在大学念唐诗时，就对他的《离思》曾经产生浓厚的兴趣：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什么意思？模模糊糊的，但觉得很美。据说是唐人写的最好的爱情诗。
接下来又撞见了一种说它悼亡的看法。不过很快就被蔡厚示先生、李某的辨证它是写情而非悼亡的观点所折服。

因为对这段佳人才子之情的兴趣，对“离思”的赞美，当《莺莺传》的张生所为，就是元稹自寓初恋的告白对号入座之后，我自动加入了对元稹口诛笔伐的队伍之中。

而吴伟斌却是少数几个对元稹不抱偏见的、执著研究他几十年的学者之一。

最近翻读吴的《元稹考论》这本大书，我先看完了其中专论《莺莺传》的一章9篇。心里似乎还没有改变对他“狡辩”的印象。
迨将后面师友对他的评价，书的前言后记细细读过，才发现认识一个学者乃至他的争鸣，不带先入之见是多么难得！

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遭际。
吴《前言》中提到自己的书稿和元稹年谱、诗文笺注写了二十八年，“别人也许不信，就是我自己也根本没有想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元稹研究中的“拦路虎”特别多！
千年以来，元稹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真伪难辨，许多所谓的“结论”大多出自权威名家，而又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难分而难解。这好比要制服“景阳冈”拦路虎的时候，牛头岭、羊家沟、马面山……的老虎会自动跑来支援一样。
在诸多“老虎”的包围中，想找到足够的证据，打“虎”而归，真是谈何容易！

hailang

过去说元稹是个“巧宦”的官场油子，与宦官勾结，后期在官场春风得意。
吴的考论，辨析了元稹重新回朝廷任官，并非是由于宦官推荐。


元稹的“花蝴蝶”雅号，其中有一项例证是他与薛涛的交往。
吴的考论，却从史料入手，了元稹到东川，一个月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法与薛涛有空接触。
他还辩驳了有母子恋嫌疑的薛涛与元稹诗词唱酬的可能性。

这个世上有太多人相信《莺莺传》中的张生并不仅仅是个艺术形象了。从鲁迅对元稹创作上“文过饰非”的指责，到吴的导师孙望先生写长文的补足旧说，尤其是中大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的元白诗笺证的文史互证研究，中华书局的一本《元稹与崔莺莺》……这么多“老虎”权威，坐实了的文史铁案，打虎“吴”松能够得逞吗？

hailang

围绕着元稹《莺莺传》的“老虎”如此之多，打虎的“吴”松怎么办呢？
首先，他写了一篇《“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
擒贼先擒王。他把自寓说的始作俑者宋人王性之《微之年谱》的证据一一打破。
第一条，王性之提到元稹《姨母郑氏墓志》仅为传说，不足为自寓说的根据。
第二条，张生与元稹同岁。传奇中的张生出场是贞元十六年，二十三岁。《微之年谱》为了削足适履，不得不改“二十三”岁作“二十二”岁。
第三条，张生与元稹同一年结婚
第四条，元稹仕于河中府。
第五条，贞元十七年元稹参加考试
……
第九条，《辩<传奇>莺莺事》等认为是元稹所作的《春词》、……《春晓》等，均无材料可辨真伪。
   “吴”松质问王性之，说他可以因为张籍与张生的时间不一致而断言“所谓张生乃张籍”说有问题。但他自己的说法中有那么多的漏洞，却为何坚信不疑呢？

现当代力主张生即元稹自寓说最著名的学人为陈寅恪。
陈提出了元稹即张生的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
“吴”松从时间入手，写了《<莺莺传>写作时间浅探》，否定了陈的看法，将作年提前到贞元十八年。
陈寅恪的小说作年一说被否定，张生为元稹也就同样遭到了质疑。
陈门弟子与拥护者撰文进行商榷，“吴”松又写《<莺莺传>写作时间的再探索》重申个人主张。

“吴”松打虎，意犹未尽，又写了
《三论张生非元稹自寓--兼答尹占华、程国赋两位先生的商榷》

于是学界对“张生非元稹自寓”的新说刮目相看。福大教授还写了专文，来推介吴伟斌在《莺莺传》研究上取得的成果。

hailang

《仰望陈寅恪》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谈陈氏的崔莺莺研究。

我读第二编的时候发现，陈寅恪历史研究之外的小说野史兴趣，能够让他对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式的文学作品颇具一副独到的眼光。
一般人仅仅当做小说处理的《莺莺传》，他偏偏在里面看出“酒家胡”，看见元稹与“莺莺”不尴不尬的个种关系！
孙望先生看见他的《读崔莺莺》论文之后撰文，申足其说，指出莺莺应该不姓“崔”，小说中是随意掩盖她的真实身份的。

既然如此，后世接受陈寅恪的元稹自寓说的当代学人们，为何硬要坐实《元稹与崔莺莺》的故事为历史实事呢？

为元稹辨析这一千年文学冤案的意图又有什么必要呢？

hailang

每本代表作的主人翁都有作者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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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彻底地撇清元稹与他小说的互文关系，并不科学。

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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