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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卑，不管是天地尊卑、还是世间的人事尊卑，都是位置尊卑，体现为自然。 位置尊卑，与位置相关意义的其他范畴普遍联系，成逻辑的联结体。 一、位置的职能，乾主大生、坤主广生。主大生是起着决定作用的职能范畴；主广生是产生效应的职能范畴。 二、位置的功能，乾主施、坤主受、施受之间，万物生成过程。 三、位置的秩序，乾健坤顺，健顺和合成气象，以示秩序井然。 四、位置的客体性。乾主大生为易知，成天地变化之乾道；坤主广生为简能，效法乾道成坤道。乾易知与坤简能，转述人事逻辑方面，“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易简之善配至德”、“易简立本”，易简是人事本体论的重要范畴。在物、事、人的结构性序列中“民以其材质定其位”。有易知之质定乾位、简能之质定坤位。易简理得，成各正性命、名实相副的性命学理论、成礼义规范化的结构性理论、成健顺和合的秩序性理论、成人事结构的合理性理论。易简理得，所具有的结构性、规范性、秩序性的本体意义，成为刚柔主体运作的客体基础，即阴阳天道。 五、位置的主体性。施受之间，乃乾刚坤柔的气质交合，是万事运行、万物生成的刚柔主体，是阴阳天道为客体基础的地道刚柔之主体。从易简立本到刚柔立本，表明：易简理得的本体逻辑，是刚柔主体运行的逻辑基础。刚柔相接避险阻、刚柔相推见吉凶因果，情伪相感利害生。一切主体运行成因，出自易简理得的逻辑所致，成为刚柔立本的功能、效应与因果。所以，“易简之善配至德”。刚柔主体是阴阳客体的主体性，人道仁义的道德融入，成为三道三才综述的本体论。易简、健顺与刚柔的逻辑理论，是本体论的基础理论。 以位置尊卑的相关理论去论理君民、君臣的纲伦关系。 一、君民关系有源根。生民之始，群居生活，没有权威没有王。群居的生产活动，全凭天意安排。卜筮问天，天意代人事。卜筮操作者为初期知识分子。渐而渐之，群民间出现智力差异，自然而然出现权威型首领人物，通天地人之王者，都是德高望重之人物。舜之德行、禹之才干，选举制与禅让制通行，体认自然。处理庶务人伦事，合群明分事，王者能力，能者多劳，比民众辛苦多了。生产力之极端落后，王者也不存在“高享受”，也不乎王者位置。不似后世，富贵帝王家，成家天下了。进入三代分封世袭时代，有道伐无道，依然沿通君民源根，君循民本，非逆民本；重民生，非伤民生，成为有道与无道的逻辑分界。即使在大一统专*制的汉唐生长期，君循民本异化为君为民本。有道伐无道的通行，异化为初期。“民贵君轻”说、“君舟民水”说、“士庶之穷通生死、治乱循环之数亦大”的“王朝陵替”说，多少保留着君循民本重民生的君民源根，不似宋明衰落期，走向极端化。 二、君臣尊卑，君权有度，九五之尊。超越限度，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了。留多少话语权、谏诤权给群臣，陈述意见，尽群臣之道。唐贞观之治，魏征“犯颜直谏”，为君臣楷模；太宗树魏征为“人镜”，良臣形象自始至终。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太宗是君王之楷模。值得一提，太宗并没有提倡“忠君”，太宗德行与帝王规范，不用倡“忠君”，却成实质意义的“忠君”了。 三、忠君。极端化的推崇忠君说，失去的是君循民本重民生的原则，超越君权限度，致君民源根质变了。 忠君之甚，上行下效，造成异化性质的人事板块，心性板块，合之谓“大一统之专*制板块”。 忠君之过，成尊卑固化。君王威权与封建礼教走向极端，灭绝人性、以理杀人。如戴震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忠君之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忠君过极而质变，造成宋岳飞、杨家将一门忠烈之悲局。论损益之道，宋种下的忠君之因，后世将结下什么之果？ 忠君之道，有道伐无道为乱臣贼子所为，成就汉夷王朝两度陵替。有道伐无道的王朝陵替，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动*乱期，成王朝陵替的复始循环。汉夷王朝陵替同样付出社会动*乱期的代价，更甚的是，直接导致国家与民族的衰落史与倒退史，以及文化的逆转与灾难。 四、尊卑理论是随着汉唐专*制生长期到宋明的衰落期，满清逆转期，与忠君思想契合，成为儒学极度异化。在满清逆转时代，专*制与礼教的变本加厉，以理杀人，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成为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的逻辑事实。“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埋下了文化研究的“乱之源”。深度认识专*制性质儒学异化的同时，必须与民本性质的孔儒文化甄别开来。孔儒知性逻辑，所论理是位置尊卑，与专*制固化的忠君尊卑、以理杀人的礼教尊卑截然不同。孔儒脉理传承所復原的也是孔儒的位置尊卑。船山说：“天尊地卑，义奠于位；进退存亡，义殊乎时；是非善恶，义判于几；立纲陈常，义辨于事。若是者可谓之截然而分析矣乎” 位置尊卑，奠立的逻辑准则就是“义”。周公辅成王，所述明的是君尊“义奠于位”；鲍子牙让相国位给管仲，所述明的是臣辅的“义奠于位”；太宗弃私怨用魏征，擢用平民身份的马周，也是“义奠于位”。 “义殊乎时”，时中而中和，中庸而致用。只有致用之道，方可消解进退存亡，“始终相成”、“体用相函”。“始以肇终，终以集始；体以致用，用以备体”，故谓“义殊乎时”。 “义判于几”，几，精微也。几出“疑乎人心”，“性情以动静异几”，乃人道之几。天道之几，则是“理势以动静异几”。“‘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以名之曰‘天’”。“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理出自天而体证自然；理内涵的自然规律和客观原理之要素，促致势成必然而还源于理势之自然。自然而必然的“理势以动静异几”，即天道之几，成元亨利贞的天道运行；人道之几，成仁义礼智的人道运行。天道与人道的动静异几，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准则，就是“是非善恶”的逻辑落实。故此，“是非善恶，义判于几”。 “义辨于事”，“宜于事之谓理，顺于物之谓化。理化，天也；事物，人也。无以知天，于事物知之尔。知事物者，心也。心者，性之灵，天之则”。位置尊卑的“立纲陈常”，“义辨于事”目的意义明确：宜事顺物之理化。人道仁义礼智之“性灵”，察觉“性情以动静异几”的人道之几，务实“义辨于事”而事理彰显；天道元亨利贞之“天则”，“顺乎物则”之“则”，觉察“理势以动静异几”，理势必然还原理势自然的天道之几，“顺乎物则”而物化。所以，“立纲陈常“义辨于事”，深刻了“义奠于位”尊卑逻辑。 船山论理的位置尊卑，“义奠于位”与“义殊乎时”、“义判于几”和“义辨于事”的逻辑连环，所形成的位置尊卑及相关理论，是孔儒文化的脉理传承。 | 
发表于 2014-6-29 11:48:30
发表于 2014-6-29 14:08:40
发表于 2014-7-1 07:28: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