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恶名离世的清末首富伍秉鉴

好蛋 · 发表于 2015-1-2 23:02:30

顶着恶名离世的清末首富伍秉鉴
来源：现代快报

　　他出生在一个严格“抑商”的国度，在夹缝中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少数几个人。他富可敌国，也屡次为清廷捐资，但他一生恪守的商道到头来令他难以洗清“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污名，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他的名字也像一张细小的纸片飞进尘土。他就是清末首富伍秉鉴(1769-1843)。

　　因为慷慨、诚实
　　洋商愿意和他做朋友
　　1686年春节后，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交些钱，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1783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一个曾在另一行商首领潘家做账房的安海人，创立了元顺行，后更名怡和行。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也继承了“浩官”的商名，走上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前台。但行商的身份只是致富的机会，要成为一代富豪，伍秉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805年，外国商号按约运到广州一批棉花，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不肯碰，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有人因此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伍秉鉴则凭借这样的手段与许多洋商建立起彼此信赖的私人友谊，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关键。
　　伍秉鉴不苟言笑。在一些日记、笔记中，熟悉他的外商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但 “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伍秉鉴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于是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
　　伍秉鉴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朝廷规定要被充军伊犁，而伍秉鉴捐助了他在流放地的生活。
　　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
　　他曾经亲手撕毁一位美国商人欠他7.2万两白银的借据，也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他的投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

　　盖了伍家戳记的茶叶
　　就能卖出高价
　　按照大清朝廷的设计，洋商与中国商人不能直接接触，十三行的行商就是在贸易双方中间的“中介”。官员也不能与洋商直接接触，行商就被授权收缴税饷，代办各类官方事务。每年经手数百万元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十三行行商，其性质一半是官方的工具，一半只是守在广州口岸算计货物差价，抽取“规例”、“行用”的“牙商”。
　　伍秉鉴却不仅做代理商，还凭借他与各国商人的友好关系，建立起其世界性的商业网络。
　　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保存有这样一张保险赔偿申请单，申请方是两艘美国船只的船主，这两艘船在1810年开往瑞典哥德堡的途中被丹麦海盗劫掠。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的申请单上写明，货物中有属于大清行商伍秉鉴价值58000美元的茶叶。
　　这件事与亨特所言曾帮伍秉鉴贩运生丝一样，证明伍秉鉴不是普通代理商。怡和行还把投资延伸到海外，据说伍家在美投资，每年可收利息银20多万两。
　　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
　　据伍家估计，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积累的财产达2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近半年的财政收入，俨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他在珠江南岸溪峡街的伍氏花园，堪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媲美，仅大厅就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
　　伍秉鉴对怡和行的经营如此成功，以至于1842年，已经成立10年之久的英商渣甸洋行，为借助怡和行的声望，更名为怡和洋行。
　　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是最低的。熟谙此道的伍秉鉴行事从不张扬，生活节俭低调，红色的顶戴，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戴一下。
　　清政府和地方官员都把十三行作为取之不尽的宝库，除了关税之外，国家发生灾难、战争、皇帝和权贵们的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员向上级讨好，十三行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赠，从1773年到1835年，他们的捐款就达508.5万两白银。
　　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拖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1826年，伍秉鉴以50万两的代价将怡和行行务交与第四子伍元华掌管，但政府仍然要他为所有行商作担保。他甚至表示愿意把80%的财产捐给政府，只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剩余20%的财产，仍然未被允许。因此，直到1839年，他仍然是怡和行的真正掌管者和十三行的领袖。

　　鸦片战争中捐巨资
　　仍抹不掉汉奸恶名
　　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还是三品顶戴，都无法使伍秉鉴在大清王朝与欧美列强的夹缝中安身立命，鸦片战争将他的宿命推至极点。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当生意，并没有参与鸦片贸易。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责任。比如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因此，十三行行商们都对鸦片避之不及。
　　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贸易，这其中包括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
　　1839年，当禁烟的林则徐到达广州，伍秉鉴安排儿子伍绍荣警告外国商人，但他们以对中国官场的了解判断，林则徐也会雷声大雨点小。加上与广州地方官吏的“亲密关系”，他们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事情很快传到了林则徐耳中。
　　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但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
　　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人审讯，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同一天，林则徐将伍秉鉴和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炜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接受传讯，扬言如若颠地拒绝前往，会将伍秉鉴和潘正炜处死，但颠地拒绝前往。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令颠地逃跑，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林则徐于是封锁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外国商馆中的不少商人与鸦片贸易无关，伍秉鉴让儿子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这也成了伍家是汉奸的罪证。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积极募捐，出资建堡垒、修造战船。
　　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时，最终签订了《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这600万元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110万元。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赔款中，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被摊派66万元。
　　鸦片战争结束后，伍秉鉴带头倡捐26万两，以购买新式战舰，巩固海防。但无论伍秉鉴捐献多少银两，也难以抹去“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恶名。
　　1843年9月，心灰意冷的伍秉鉴去世，他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一起消失。后来，英国人把他同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伦敦名人蜡像馆里，但在中国，他的名字再少有问津。

好蛋 · 发表于 2015-1-2 23: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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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首富为何想移民美国
　　1842年12月23日，一个中国人在广州写信给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库欣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同一天，他在写给另一位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个写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甚至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视为世界首富。他是19世纪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之一，伍秉鉴。其资产，1834年估计为2600万银元。这个数字，将近当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伍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本人则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
　　所谓的行商，是清政府用来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行商的业务主要是承销外商进口货物，代购外商所需货物，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保证交纳外商进出口船钞和货物税，代理政府管束外国商人的行动，传达政府对外商的政令，办理政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
　　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广东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而怡和行，自然是其中翘楚。
　　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研究显示，十三行商人不断变换，洋行平均寿命不到10年。从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司空见惯。
　　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遭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根据1773-1835年间官方档案材料记载，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行商资格的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银元（一说银两）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作为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只好进一步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元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20%财富，仍不能如愿。
　　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碴。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林则徐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伍绍荣被逮捕入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威胁说，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结束之日，也是伍氏破财之时。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广州）费，伍氏交了110万元。《南京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300万是商欠，伍氏交了100万元。
　　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想到了移居美国。对于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台*湾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