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编钟入藏故宫博物院

好蛋 · 发表于 2015-5-5 21:06:05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5-11-21 20:41 编辑

金编钟入藏故宫博物院
来源：国之瑰宝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一套总重11439两的黄金编钟，这套金编钟共16只，铸造精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珍宝。金编钟作为国宝当然是珍贵的，可是它的价值却远超于一件国宝，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不畏强|暴，衷心爱国的故事，从这点而言，它又是中华民族国魂的瑰宝。
　　在故宫的无数珍宝中，这16只金编钟金光闪闪，这是稀世珍宝。然而，价值连城的金编钟，曾流出宫外，差一点被毁掉，历经风险，现又重新回到了故宫。这其中有个曲折动人的传奇故事。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贺乾隆皇帝(1711-1799)80大寿，清廷向各省聚敛黄金，让工匠们精心铸造了一套金编钟。这套金编钟大小一样，但厚薄、分量不同。其铸造工艺精妙绝伦，巧夺天工。每只钟的正中铸有音名，周围盘绕两龙，龙身上下装饰着涌起的海波和飞动的云纹，音律与现代音乐近似，当是绝世之宝。其工艺和文物价值，远远超过黄金本身。平时，16只金编钟放置于太庙中，遇有朝会、宴享、祭祀大典时，才拿出来由玉磬配合奏乐。此编钟从乾隆朝始，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几代，一直“住”在清宫中，它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由盲目自大变为屈辱卖*国的历史。

　　溥仪办婚典抵押金编钟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了清王朝的垮台，1912年2月，清皇溥仪(1906-1967)不得不在养心殿签署“退位诏书”，满清皇室的威风顿时不复存在，但是，以溥仪为首的皇室后裔一贯的奢侈作风却没有丝毫地改变。面对渐渐入不敷出的“拮据生活”，皇宫中一件件国宝被转让、变卖或抵押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金编钟无一例外地被列入了换取奢侈品物资的行列。
　　1922年，留居清宫的溥仪，准备仍按清代帝王礼制的旧例，盛办“大婚典礼”，婚礼需要40万元。因当时国库空虚，无法拨付。1924年，在溥仪的委托下，有关人员搜集了清代皇宫部分金银珠宝和文物古玩，偷运出宫抵押借钱。款额高达几百万元，仅押给盐业银行的金、玉、瓷器，就达4000余件。1924年5月底，经过与北京盐业银行秘密签订合同，以16只金编钟及清朝8个皇太后、5个皇后的几百件金器、玉器和瓷器作为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80万元，其中金编钟抵押40万元，其它玉器、瓷器抵押40万元。月息1分，期限1年。1924年，溥仪用借来的钱举办了一个铺张的婚礼。
　　清室抵押给盐业银行的16只金编钟和玉器、瓷器财宝，合同到期，本息相加，是一大笔款项，清室已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偿还。于是与盐业银行商定，把抵押品作价，除去本息之外，银行又找补给了清室一笔款子，16只金编钟和其它珠宝，就变成了盐业银行的资产。盐业银行不敢把金编钟等珍宝放入银行的金库内，就密藏在了认为最保险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保存在那里银行的外商保库里。

　　誓死保护金编钟
为避免北洋军阀的染指，金编钟又被悄悄运至天津，由天津盐业银行经理兼天津银行会长陈亦侯(1886-1970))先生藏匿于天津法租界中街盐业银行库房的夹屋里。
　　“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打听到消息，日本驻天津副领事紧紧盯上了陈亦侯，密探的鼻子也触到了那座库房。1940年陈亦侯派专人向在香港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1884-1950)请示，得到的答复只有一个字：“毁！”陈亦侯深知这一国宝的价值，没有贸然从命。他赶紧找挚友———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商议，两人决定用生命保住国家珍宝。他们请了两位忠厚可靠的工友协助，于当年4月的一天黑夜，乘着漆黑的夜幕，将金编钟转移到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一个小仓库中，藏好之后，叫人运来8吨烟煤，严严实实地埋住了库门。没过3天，日本军警果然闯入天津盐业银行，但一无所获。之后，陈亦侯、胡仲文又始终不露一丝口风。两位工友也不为巨额奖金所动，守口如瓶。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3天之后，胡仲文代表盐业银行，向天津市军管会献上了他和陈亦侯密藏多年的国宝——金编钟。
　　金编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按照原清单，16只金编钟重11439两（一些文章说是13647.2两，有误），共装8箱，每箱2个，现将每箱的钟名、重量开列于下：
　　第一箱：应钟，重888两；信无射，610两。
　　第二箱：黄钟，重615两；仲吕，741两。
　　第三箱：南吕，重847两；信南吕，536两。
　　第四箱：大吕，重587两；夷则，873两。
　　第五箱：无射，重924两；夹钟，714两。
　　第六箱：太簇，重681两；信应钟，534两。
　　第七箱：姑洗，重787两；宾，764两。
　　第八箱：林钟，重755两；信夷则，560两。
　　1951年10月10日，被保藏的金编钟检查之后，检查人员即同赴联合银行（原四行储蓄会），检查所存玉器，因地库里黑暗，不便检查，于当日下午6时，将玉器运至天津人行分行。11月11日，检查玉器6箱，经整后改装为4箱。11月12日，又检查玉器4箱、瓷器2箱。玉器共175号，分装8箱，成对者按2件计算，合计273件。瓷器2箱，共计28件。
　　这些珍宝确是价值连城。这样的护宝行动，在文物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这个故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对当年那些贪官来说，对今天那些蛀虫来说，更会是不可理解。
　　当年，当胡仲文献出金编钟等珍宝的清单后，陈亦侯从上海回到天津，见了胡仲文后激动地说：幸亏你帮忙，了却了我多年的心事，我真感激你啊！
　　陈亦侯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珍惜。他把自家的重要收藏，作为国家的宝物来保存。天津艺术博物馆成立时，他把自己珍藏的多件善品、孤品画卷，支援给艺术馆，有的提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陈亦侯说：“私人保存损失很大，顶好由国家保存。”
　　1953年，金编钟运至北京后，文物部门转交故宫博物院，在珍宝馆正式展出。这套金光闪闪的金编钟，在流落民间25年之后，又回到了它的故地。这25年间，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见证了封建王朝复辟梦的彻底破产，见证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但金编钟这段历史却一直没有公开披露。用生命保护金编钟的陈亦侯、胡仲文等，也没有公开张扬，他们把护宝、献宝的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家中有一副胡仲文最心爱的对联，几次搬家都带着。上联是“万事长存知足念”，下联是“一生多是让人时”，横批为“知足常乐”。不事声张，正是这些护宝功臣的写照。
　　1981年12月，胡仲文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之邀，口述了《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经营始末》的材料，由专人执笔整理。在这份材料的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胡仲文讲述了有关四行储蓄会的几件大事，其中在第三项大事，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了金编钟从抵押、保藏到上交的全过程。1983年第25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内部材料），刊登了这篇文章。很快《新观察》杂志，首次公开报道了此事。1982年，峨眉电影制片厂以此为素材，拍摄了故事片《瑰宝》。这个故事不仅盛传于天津，盛传于新闻界，而且在全国有很大影响。这时，距金编钟回归故宫，又过去了30年，前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使金编钟失而复得的真*相大白天下。在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北京日报》、《今晚报》等报刊也先后作了报道。
　　1982年8月18日，胡仲文病逝于北京首都医院，享年82岁。他没有看到《瑰宝》的公映，但在病逝前一个月的家庭聚会上，他讲了一件事，因为他护宝有功，银行将任命他为终身参事。不料这件事正在申请办理中，这位清廉一生的老人带着知足的精神，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金编钟是个说不尽的故事，这次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专题片，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更加生动，新发掘出来的大量资料，完全可以在社会上引起新的震动。
　　　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时，特别是在故宫里看到金编钟时，谁能不为两位老人的高尚品质所折服，谁能不为他们的崇高爱国精神所感动，这是两位大写的人，大写的中国人！

金编钟入藏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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