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荀子的政制理论

质文刚柔

荀子的政制理论由三部分的逻辑组成：法治、礼治、与君子阶层的社会责任感。

一、法治，荀子法治与法家法治的性质不一样。法家是垂直专*制的“上尊而不侵”，成帝王驾驭之法治。荀子法治是礼治的辅助与补充，礼法合治。“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为王，重法爱民而霸”。隆礼尊贤，成就《易传》的“易简理得”的级能本体；重法在于爱民，保护善良。

（1）礼治与刑法，区分为待善与待不善。“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民事与刑事的区别。

（2）法治精神的原则是公平正义，“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不可欺之以曲直”；“不可欺之以轻重”；“不可欺之以方圆”；“不可欺之以诈伪”，不可损伤法治精神的规矩与规则。同时，现实的条件性，认识的有限性，法律条文都存有局限性。所以，情理之中有法治精神。循情理，以类举，“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辟也”。

（3）法治律文的制订，法治施行过程，都由君子阶层承负。

二、礼治，对于礼的义理逻辑的理解，时下有三说：一是表面文章，以末流逻辑的形式与仪式论礼，只得皮毛，根本未得礼义的逻辑实质；二是以规范释礼，无错，却流为泛泛之谈，无根可依；三是探究出礼的义理实质。荀子说：“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内外，“内节于人而外节于物”。内节于人，心性也；外节于物，命也。内外一体，“循理而应乎事物”的性命一也。人事定位的“民以其材质就其位”，本体级能结构的易简理得。内外，易简理得的性命学。上下，乾易知与坤简能的人事定位，进而是乾刚健与坤柔顺的心性定位。人事定位有名实范畴；心性定位有性命范畴。《易传》本体论，心性人事合一的本体论。人事定位与心性定位的逻辑所以然之理与道，就是礼义规范的义理实质。离开义理实质谈礼义规范，无根可依，礼的哲学涵义模糊不清，礼的规范准则残缺不全。

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故礼，上事天，下事人，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本也”。“天地者，生之本”，礼本体成级能结构的易简理得，循理而应乎事物的性命学，上事天的生之本。尊先祖的类之本，民所共由的道与体，性与理，仁礼本体之人事与心性逻辑的合群明分，下事人的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形上道的“精于道者兼物物”人参“顺天而制天”成“天有其时，地有其财，民有其治”的礼治与法治。礼的三本说，综合着自然、社会、心性的客观逻辑，以及形上形下的道器逻辑，成为总体性的知识体系，义理综述。

三、君子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阶层划分的行为准则，即礼义准则。君子义的礼义准则有二：一是君子阶层承负管理社会职责，义字当头，不可谋私利，不可与民争利。君子义与小人利的礼义准则配称，目标是民所共由的天下利。二是君子义的社会责任感明确。荀子承续孔子的礼义思想，认为，礼治的情理教化，社会治理；法治的条文制订及贯彻落实，都由君子阶层承负。君子阶层与门第无逻辑关联。“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之卿相士大夫”。即是说，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感，不具有礼义的心性素质与道德素养，归于小人利的庶人阶层，安身立命。庶人阶层子孙，愿望承担社会责任感，且“积文学，正身行”，具有礼义的心性素质与道德素养，具备了进入士大夫阶层的自身条件，即性。若有命的机缘，性命体成形，性命一也。君子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实实在在，容不得虚假与虚伪。

四、礼治、法治、与君子阶层的社会责任感，三位一体的逻辑系统，成形儒学的政制模式，理论雏形。进入独尊儒术的君主专*制时代，荀子的政制模式乱套了。明清之际的实学与启蒙思潮，揭开并批判了君主世袭专*制的三大弊政。一是贪腐天下，君子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旁落，君子义的礼义准则流失，导致官场腐*败，利益格局成形；二是势尊必蔽，易简理得的人事定位，刚健与柔顺的心性定位，都因礼义准则的条理紊乱与心性乱相，礼义规范也成人浮于事而虚设；三是“文有法而礼无法”，文化专*制主义通行，一方面是思想禁制，不可能再有诸子争鸣的学术环境了。文有法，理论滞后于社会的需要程度；另一方面是文不能益质，心性退化成乱相，鬼域流行。礼无法，礼义的规范准则也流离失所了。法治也因礼治根基动摇，缺失礼治精神，成法家人治法规的单脚运行。专*制压倒民本，专*制制度的衰落必然。

五、由荀子完成的儒家政制模式，理论雏形，在独尊儒术的君主专*制时代，几被异变成“颠覆”。历史的文化因果，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作深刻的哲学反思。

黎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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