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

lixunhuang

“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

       自从西医学对脑的深入研究之后，引发西学中与中医对中医的基本理论——“心主神明”论产生怀疑，出了不少文章，有人认为中医学这个历经二千多年的错误理论，今天应该给予纠正了。这一论断对吗？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西医学是微观医学，中医学是宏观医学，各有所长，互相补充。不能说只有微观的理论才是科学，凡是微观不合拍的便是不科学。早在1983年我在新加坡中医学院第十八届毕业生特刊曾发表《心主神明论》一文。20年后今天重读，我认为此文的观点是对的。兹将该文抄录如下。
　　“中医理论认为心脏的功能，除了‘心主血脉’之外，还认为‘心主神明’，即是说除了是循环系统的主持者之外，还是精神活动的主持者。若从西医的解剖生理来看，这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有人怀疑中医的科学性。其实中西医是两种理论体系，不能说符合西医者就是科学，不符合的便不科学。
　　要理解‘心主神明’说，首先要理解中医的脏象学说。所谓‘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五个脏的宏观现象，即人体的五大系统。心脏是五大系统的核心。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这一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能指导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脏象’学说是科学的。心主血脉与心主神明，显然中医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结合起来都属于——心，所以中医还有心为君主之官的说法，也就是说‘心’居于五脏之首，它是五脏这个人体核心系统中的核心。
　　为什么中医要把心主血脉与心主神明合一起来？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在临床治疗上，我常用温胆汤加味以治疗冠心病，又用此方治失眠、神经官能症，同样取得一定的效果，就是一个明证。因此，我认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分泌物。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比如西医认识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是近年生理学上的新成就。而中医理论早就指出肺除了主气，司呼吸作用之外，还有‘主治节’的作用，即是说肺有协助‘心’来调节整体的功能。肺正是通过对内分泌激素的调节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稳定的。中医虽然没有这些内分泌激素名词，但在临床治疗上，却知道运用理肺之药达到维持人体内稳态之目的。
　　我相信当植入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也就证明中医这个‘心主神明’论的正确性了。当然道路是相当长的，正如英国生理学家哈里斯（G·Harris）在1937年就提出，如果下丘脑不是通过神经来控制垂体的话，那就一定是通过化学信号来控制的假设。罗歇·吉耶曼（Roger G·L Guillemine）和安德鲁·沙利（Andrew Vschally）两个研究组用100万头猪和几百万只羊的下丘脑，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才得以解决，1970年哈里斯的假说才被证明其正确性。我相信‘心主神明’说也一定会得到证实的。
　　上述文稿写于1982年1月17日。1983年3月24日外电报道，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于3月23日死亡。外电引述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笔者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克拉克病例说明，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并从而证实与提高‘心主神明’论。”
心脏是否有激素分泌？这一问题，在上文发表后1年即1984年，初步得到证实。据报道，黎巴嫩学者那莫尔博士发现心脏分泌一种直接进入血液的激素，能减轻动脉血管压力，并命名此激素为ANF。我相信能作用于大脑皮层的心激素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当然，假设不等于现实。但中医从宏观得来的理论，不能用微观理论随便加以否定。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实践”。《光明日报》2002年9月6日题为《刘海若恢复迅速》的消息指出：“促进她苏醒及康复治疗中，中药、针灸、中医按摩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如果视中医“心主神明”的理论是错误的，又如何解释中医药治疗使已被英国医生宣判为脑死亡之刘海若的苏醒显出独特的优势呢？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不知主张“脑主神明”以改造“心主神明”论者，提出哪些高明的理、法、方、药以提高临床水平，或提出一整套“脑主神明”（理论）与中医理论相融合，从而大大提高中医的理论水平，使中医学上一个台阶呢？可惜从那些文章中，未看到这方面有建设性的东西！
　　以“脑主神明”取代“心主神明”是一种中医学的创新吗？脑的功能，西医学已取得使人叹服的成果，因此主张“脑主神明”者用不着花大力气去研究，想研究也很难超过西方学者。因此提倡者无非是借西医学以改造中医学耳。要改造“心主神明”论将从何入手？有什么规划蓝图？有什么办法使“脑主神明”与中医之系统理论融合？这一切问题好像是该别人去做的事情了。写这样的文章太轻松了。但这好比把中医学殿堂的正梁拆掉，扯一些石棉瓦盖上去，或放上一个彩色的塑料支架，一个现代化的中医学就弄成了。这样做实在太过危险了！大厦将倾，中医危矣！
　　回想汉代张仲景对传染病的研究，写成名著《伤寒论》，至金元时代刘河间主火、朱丹溪养阴，明代吴又可之《瘟疫论》，历经一千多年到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有多少名医的深入研究，然后才出现温病学说，补充了《伤寒论》之不足，但温病学说不能取代伤寒学说。用伤寒学说结合温病学说治疗传染病，在20世纪前半叶、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其治疗效果远远超过对脑神经认识深刻之西医学。至今，治疗乙型脑炎的疗效中医仍然领先于西医。而今天欲把中医带向“脑主神明”论者，手中并无任何成熟的方法，更无任何成果之时，便提出以“脑主神明”论取代或曰变革“心主神明”论。取而代之不是简单的几个字，请问变革之内涵何在？我赞成中医理论要不断创新发展，但反对以创新为口号，丢掉中医学之精华。"
　　中医学两千多年来不断在发展，有些理论看似落后实在先进。但无可否认，两千多年来中医学只在“量变”中发展壮大，却未发生“质”的飞跃。20世纪中医处于被怀疑、被轻视、歧视和排斥达半个多世纪，而20世纪的自然科学无法给中医以较大的帮助。估计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才会给中医带来极大的帮助，中医药学与新科技相结合，会给中医学带来“质变”式的飞跃的发展。当然，这是在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中的飞跃发展，绝非是拿来西医学说以改造中医学理论的“发展”。

大夫

我明确反对用西方化的科学行为方式，对中医进行所谓的研究，二者可以说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巨大的差异。

大夫

中医的“科学性”岂是证明出来的？

作者：王世保



除了中国文化中的中医，人类文化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学科的研究者象中医学者那样一直在无聊至极地去证明自己的理论具有所谓的“科学性”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证明行动除了反映中国中医学界普遍地缺乏文化自信心以外，也突出了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当前的话语权地位！

————王世保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人请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两位“先生”在中国这块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大地上犹如破竹之势取得了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中国固有文化在其强有力的冲击下迅速走向衰落，日趋边缘化。中国固有文化的式微导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在中国的泛滥，作为西方文化中心论意识形态之一的唯科学主义更是把科学抬到了真理的地位，要求审视所有东方的认识自然事物的认知体系。中医作为不同于西方自然科学的东方认知体系在丧失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固有文化氛围之后，也被抛进这种接受科学审视的行列。在强势的科学面前，中医的生存成为了第一位的大事，中医学界为了在西方文化环境里取得自己能够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便从自身去寻求那救命的“科学性”，于是证明中医理论是科学便成了中医发展的基础。

然而，中国固有文化在近代并没有衍生出象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那样的认知体系，中医学界能从这个与近代自然科学具有本质性差异的中医认知体系中挖掘出西方自然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证明自己是科学，进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医与科学之间的纠缠吗？

一、阐释中医的科学性成为了证明中医的有效性

道理很简单，要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就需要先明白什么是科学性，科学性有哪些，只有有了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那么什么是科学性？科学性有哪些？

既然中医还不知道是不是科学，那么科学的特征就只能从唯一被公认为科学的自然科学中抽绎出来，那么自然科学具有哪些比较显著的科学特征呢？

首先，自然科学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比，是一种理性主义文化，它是通过一种理性的逻辑思维，在一个抽象的数学空间里建立起来的。

其次，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破坏性的建构实验，它往往要把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对象周围所处的环境中剥离出来，按着设定的条件考察其物理和化学等多方面的性质。

对于以上两个重要的特征，我们从中医那里都不可能抽绎出来。中医采取的是一种东方式的直觉类比思维，研究方法也是整体性的类比直描。因此，我们不可能从这个途径去证明中医具有所谓的“科学性”。那么现在众多的人士在阐释所谓的中医“科学性”又是什么呢？

我们也时常听到一些中医人士津津乐道：“看，中医是有效的，为何中医就不是科学的？”言外之意，中医是有效的，所以中医就是科学的。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一下，就不难发现那些宣称已经或者正在证明中医具有“科学性”的人士的研究思路却不是在证明中医与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认知特征，而是从一个侧面去用现代自然科学和西医去验证中医的有效性。于是这个“证明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最终又转换为“有效性与科学性之间是否可以等价的问题”。

那么科学性等于有效性吗？我们知道疗效来源于对疾病的正确认识，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疾病呢？

不同的文化会对疾病有着不同的认识。科学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而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必然采取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理论形态。现代西医学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还原思维，它的研究方法是割裂的实验建构，它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这种理性的认知体系在认识自然事物时，往往把自然物割裂成更小的有形单元，诸如细胞、基因、分子等，通过建构的实验研究这些微观的对象来认识人体。

我们知道生命是一个整体，而且它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它的肌体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都受到外界的广泛的影响。要想正确地认识人体，必须采用整体性的研究方式，这就是唯有整体性才能带来全面性，唯有全面性才能带来正确性。西医的这种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的认知体系割裂了人体的整体性，把人体还原成一系列异质的微小单元，必然带来那些失真的破坏性认识。

因此，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并不能正确地认识人体，既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人体，那么西医的疗效也必然要大打折扣。现实临床也是如此，西医除了在机械性的手术治疗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外，对于诸多的内科杂症束手无策，即使有效，也是依靠破坏性的治疗取得一时的疗效，而治标不治本。

既然科学性并不能等价于有效性，那么阐明中医的有效性完全不能说明中医就是科学的。既然有效的中医根本不具有从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抽绎出来的科学性，那么它该如何取得自己的合法性的生存地位呢？

二、批判唯科学主义是摆脱中医与科学纠缠的唯一途径

我们知道医学是用来治病的，无论是科学的医学，还是非科学的医学，它们存在的基础是疗效。一个医学体系有没有存在的合法性是由临床疗效来判断的，而不是看其是否有科学性。既然中医作为不同于西医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认知体系，在临床上具有科学所不具有的疗效优势，那么它为何还要去证明自己的科学性呢？为何还要从科学那里去取得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呢？

这种极其不合理的要求恰是那些信奉科学主义的人士从其信奉的狭隘的意识形态来看待中医的。但是，我们并不能满足这个不合理要求，因为从中医理论里并不能抽绎出那些能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所谓的“科学性”，那么怎么办？

中医学界便提出了科学化中医的发展战略思路，但是这个思路的付诸实施带来的却是中医的西化和异化性消亡。因此，为了生存，中医必须保存自己文化特征的独立性，而不能接受强制性的不合理地改造。

既然要求中医必须在科学那里取得自己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源于科学主义的强势地位，那么为了中医的生存，就应该批判这种狭隘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通过大力批判其认识自然事物缺陷和狭隘性，张扬中医理论认识自然事物的优势，把自己提升到与西医和现代自然科学并列同等的认知地位，继而从西医和现代自然科学那里拓宽自己存在的空间。

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恰是需要我们去掉愚蠢的文化自卑心里，不再盲目地崇拜科学。尤其是中医学界的人士，更应该树立中医文化主体的意识，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理论优势，熟悉并批判科学的劣势，继而为中医的存在维度进行伸张。如果我们仍然信仰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理论形态看作唯一正当的医学接受的标准，那么我们不可能从中医是否科学的自设的陷阱里跳离出来。

因此，只有我们彻底摆脱唯科学主义的信仰，把中医和科学放在并列的平等的两种认知体系上，我们才能不再去在意中医是不是科学，因为中医本身就与科学并列的认知体系；我们才能不去做那些从科学那里取得自己合法性的研究，因为中医的有效性才是其合法存在的最坚实基础。

但从目前的形式来看，不仅中医之外信奉唯科学主义的大有人在，即使是在中医队伍里，也是比比皆是。唯科学主义的泛滥还会继续，那么中医是不是科学的愚蠢争论还会继续下去。无知的信仰只有依靠智慧的批判才能去消除，而不是依靠“指鹿为马”的自欺欺人之举。你可以强制一个人接受中医是“科学的”，但是你不能强制中医接受它根本不具有的“科学性”。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科学”更名行为并不能为中医的学科属性划上句号，因为中医这个学科本身是不会接受行政命令的。因此，那些信奉科学主义的中医学界的决策者本希望通过这种“指鹿为马”的愚蠢行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却反而通过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把这个争论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只要唯科学主义一日不从中国大地上清除，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就一日不会休止！

東華道醫

以“脑主神明”取代“心主神明”是一种中医学的创新吗？--中医的头为-精明之府。脑为髓海。精成而脑髓生。所以脑的功能，西医学已取得使人叹服的成果，这个成果出现的比中医晚了很多。

[ 本帖最后由 東華道醫 于 2008-10-23 15:3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