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休整期的我,本性难移。当看到《中国儒学网》黄玉顺教授著作《中国正义论的形成》的自序及著作目录后,捺按不住,写了此文,发贴于主题内。 对于正义论的文化逻辑,依鄙人愚见,应该有其论理范围。思想的文化逻辑,当引出文化正义论,与社会责任感逻辑并联,以及官场的制度与文化之环境造人,造就出官员的心性文化,成为论理正义论的三大理论问题。 一、社会责任感,君子之道,荀子论理清晰:“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可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之卿相士大夫”。卿相士大夫,属于礼义的君子阶层,毫无疑问要承负社会责任感,如孔子的君子义,孟子的恒心者,尽心尽性,明辨庶物人伦,知天事天。儒学的圣(贤)神(智)境界。君子阶层,源生自民,在知能才德及精神境界(社会责任)都要高于民,决不能降值于民,与民争利而混同,成为享有特权利益集团的形上道,不为天下利成营私舞弊,贪腐而降值为民,劣质于民的形下器,混淆了形上道与形下器的逻辑界限。礼无所义,法无所律;违规乱礼,知法犯法,成何体统?所以,荀子一针见血,归属礼义的君子阶层,必须具备社会责任感之资质,有为天下利的担当精神。人能弘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于社会责任感之义理,先儒体系论理淋漓尽致:君子之道,当承负社会责任感。后世演绎成经世治用的君子之道,“天治者,神以依也”。 二、文化正义论。君子之道,明晰于理,理道一体。理,乃客观自然成所以然的客观化理论,理性务实的儒学传统,进入认知践行的一定之理与道,神理与理气的高低层次。社会责任感更多为君子之道,文化正义论更多归属文化义理,客观化理论。此点,先儒体系未尽清晰与详尽,未合整体欠完善。《易传》三道三才,仁义人道融入天道阴阳、地道刚柔的逻辑中,衍生船山的仁礼本体论,“礼义贯通于仁义之中,生仁心之大用”。荀子的“精于物者而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明确表述精于物者阶层与精于道者阶层的活化心性问题;船山弘扬深化成“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的自然观总体理论,因人、因天、因物的总体关系,正义论存有三类文化境觉:一是“一人之正义”“通于人(明辨庶物人伦)而未合于天”,“成于事而亏于道”。二是“一时之大义”,心物分隔,实质是不通于人,也不合于天。从物的角度,得天道体用,失人道理欲。天人合道,务必是:“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从心的角度,批评宋明理学的道德内修,“合于天而不因于物”,“则执其常而不达于变”,“则守其常以为明”。心物分隔,弄出两种极向的文化模式,前者是“质胜文则野”;后者是“文胜质则史”。三是会通古今通义,通于人而合于天,顺乎物则,成人、天、物均一的自然之化。文化正义论,就是会通古今通义的自然之化,实函斯活的活化心性。文化正义论,在船山学时代清晰而详尽,具有整体性而完善了。 三、制度与文化的官场环境,造就官员的心性文化,包括私与蔽的意识文化。在明清之际的儒学实学与启蒙思潮,批判而总结出君主专*制历史的三大弊政:势尊必蔽;贪腐天下;文有法而礼无法。都是官场环境造就的官员心性之积弊。根治积弊,必要净化而清明官场环境。竭阻专*制,升华民本,走向民*主。制度立法完善与监控机制完善,理论适应社会需要而文化清明。文化清明,主要清明儒学文化根。结束汉武独尊儒术后,儒学文化根被紊乱的历史;结束五四运动后的西方文化图解,致儒学文化根丧失的历史。儒学文化形象的复原、清晰与确立,理性务实于两种思想理论的清晰与确立:一是孔儒(孔孟荀)发展系统的思想理论;二是孔儒脉理传承(船山学)的思想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