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ng321 发表于 2015-9-17 07:25
怎么能从“文人(指使用文字的教士)是罕见的现象”、“几乎全部的非神职人员都是文盲”就推导出“1215年英 ...
不仅大宪章是假的,16世纪之前的英国历史几乎全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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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识:杜撰的世界历史——外国学者揭秘西方史学(十) 就我们这个“纪元”的人类社会而言,所有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都源于她,一合一分而已:欧美文明及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派生和变异——“转圣为凡、弃道拜器”;所有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都源于它,一正一反而已: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繁衍与变种——“橘化为枳、随俗雅化”。 图解 1600年之前的不列颠岛,全无记录(部落方言,没有文字,原始落后,无穷祸乱)。其历史学所依据的6本“手稿文献”(没有原件),都是近代的伪作。这些手稿及其所奠基的现代标准的英国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它们透过中古后期的神学史家的视角(法国人约瑟夫•斯卡利杰的历史编年),撷取拜占庭“编年史”和泛蒙古帝国的景观,而形成英国的王朝轮廓与历史年表;再充实于“古典内容”(罗马)和(中古传奇:把不列颠内外的奇闻异事“标准化”)。
拜占庭—蒙古帝国的编年被镶嵌于英国历史学,用以构建“大不列颠的不朽丰碑”。
第一部分 引进拜占庭的假历史 〔G.V.諾索斯基教授整理,诸玄识编译。一家之说,仅供参考〕 [1] (甲)没有原始资料 作为英国历史学的蓝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包括如下六个手稿(仅存复制品): 手稿A:《帕克纪事》(The Parker Chronicle,公元前60年—公元1070); 手稿B:《阿宾登纪事之一》(Abigdon Chronicle Ⅰ,公元1年—公元977); 手稿C:《阿宾登纪事之二》(Abigdon Chronicle Ⅱ,公元前60年—公元1066); 手稿D:《伍斯特纪事》(The Worcester Chronicle,公元1年—公元1079); 手稿E:《劳德(圣彼得堡)纪事》(The Laud Chronicle,公元1年—公元1153); 手稿F:《双语坎特伯雷梗概》(The Bilingual Canterbury Epitome,公元1年—公元1058)。 它们的大部分内容重叠,反复说明同样的事件。按照今天通行的历史学,它们的问世时间大约是11—12世纪。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基于神职史家的“斯卡利杰编年”(Scaliger's chronology)的假设,远非合情合理。例如“手稿A”有两个16世纪的复制本,而其原件被说已烧毁。所有六个手稿的初版都溯源于:(手稿A和手稿E)帕克(Archbishop Parker ,1504—1575年)和劳德(Archbishop Laud,1573年—1645年),(其余手稿)罗伯特·卡顿爵士(Sir Robert Cotton,1571-1631)。 这就是说,现在权威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被写的时间,不会早于15—16世纪;但是,它们都被说成是11—12世纪。手稿的内容所使用的纪元“A.D.”是在15世纪才开始的方法。进而,我们发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手稿)的作者很熟悉(法国神职史家)斯卡利杰编年概念(16世纪);所以,它们应该是在其之后(17—18世纪)问世的。
(乙)伪造“罗马—不列颠” 通行的英国历史称,55—54年/公元前,凯撒率领罗马军队远征不列颠;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445年是罗马占领英格兰的时代(不列颠尼亚),这段时间没有国王,因为是被罗马皇帝统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手稿)所讲述的“罗马”,不外乎是(欧洲通行的)“斯卡利杰编年”版本中的相关内容(照搬套用、异地复制)。 根据现在通行的英国历史,公元1—400年的英格兰是罗马的一个省。我们证明,古罗马是中古后期的教士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杜撰的,它是对13—16世纪的“泛蒙古帝国”(蒙古—奥斯曼—俄罗斯)的重大事件的改写。 译者按:“斯卡利杰编年”是西方伪史的的原型和蓝本。它所杜撰的“古罗马”又被英国人抄袭、用于其首版伪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手稿),以此证明不列颠岛曾属于“罗马文明”。但是,所有的早先被伪造的“斯卡利杰编年”和“古典文献”(希腊、罗马文献和文集),都没有提到“罗马—不列颠”(不列颠尼亚省)。因而,英国人自己说,它曾经属于“罗马”,这岂能行得通?那只好全靠“科学考古”来印证了。凡是能被想象为“罗马风格”的遗址,都是证据——只是几处土炕,根本没有文字,就被建筑师和艺术家画成富丽堂皇的“罗马建筑”。就像F.荷斯利兹著《想象的罗马—不列颠》一书的介绍所言: 在维多利亚盛世的不列颠的地下,所发掘出来的“异样罗马”,挑战了(对“罗马—不列颠”只字未提的)“古典文献”。考古成就描绘出“罗马—不列颠”的富有与文明的画面(而不是野蛮的布立吞人),从而把往古想象为像当世不列颠帝国之前身。这是“知识的变革”:罗马遗产不再是纯粹的上层阶级的古典教育,而是全体国民通过“出土文物”回顾他们自己的罗马……。 在英国四个“古罗马遗址,即:”塞伦塞斯特(古罗马圆形剧场)、卡利恩(古罗马要塞)、柯彻斯特(古罗马城墙、城门)和徹斯特(古羅馬圓形劇場),改变和发展了现代世界的历史观。透过如此“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和它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维多利亚式的想象中的‘罗马—不列颠’”。 [1] (丙)套用拜占庭和蒙古帝国的历史 我们发现,标准的以英格兰王朝系列为主脉的不列颠岛的历史,只是复制由神职史家所编篡的1327—1450年拜占庭历史(编年。到英国那里,就变成了更早的时间段)。再者,英国历史又复制14—16世纪的“泛蒙古帝国”的历史。 现在通行的400—830年之间的英国历史,取材于13—15世纪拜占庭所发生的事。进而,830—1040年之间的英国历史和1040—1327年之间的英国历史,皆取材于13—15世纪的拜占庭和14—16世纪的泛蒙古帝国。英格兰的拉丁名称“Anglia”,采用了拜占庭安琪儿王朝(Byzantine Dynasty of Angels,1185—1204年)。 总而言之,现在教科书所载的14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历史,都是按照12—15世纪拜占庭历史和14—16世纪泛蒙古帝国(包括俄罗斯—哥萨克征战)情景,如法炮制。大体上,古代和中世纪的英格兰的编年,包括历史事件,全然是套用神职史家笔下的这两个“历史原型”,只是做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修改而已。 到16—17世纪,英格兰才有文字纪实的历史;与此同时,也开启了这个岛邦的正统历史——主要是杜撰16—17世纪以前的不列颠历史。全部的古代编年(事件、人物和时空)都是被设定、被编篡于16—18世纪。 (丁)拜占庭与英国史的因缘 13世纪是十字军扫荡拜占庭的高峰期。这是因为1185年,安特洛尼克斯或耶稣基*督在沙皇格勒(君士坦丁堡)被钉十字架,欧洲便组成十字军来复仇。 1453年,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哥萨克的屠*杀下陷落,城市化为废墟,幸存者四处逃命;其中的许多贵族和学者到欧洲避难,有些人远至不列颠,他们怀念过去,也把历史编年的思想与著述都带到异域。 16—17世纪,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关于古代英格兰的“崭新历史”,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学者的编年框架下,“旧瓶装新酒”、以讹传讹,而臻于成熟!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宗教改革的祸乱烧杀,14—16世纪的几代人的历史记忆都磨灭了(按:当文字、纸张和印刷都未普及。在宗教改革时代,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是文盲) [2] ;所以,16—17世纪英国的“斯卡利杰编年模式”的学者,更是倚靠老的拜占庭编年史。在此框架内,许多奇闻异事、传说故事都被用来充实“古代历史” 这样,英国的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手稿),像南尼厄斯(Nennius)著《不列颠人的历史》(Historia Brittonum)和随后的其他几本,一一被编篡出来;19—20世纪的英国史只是萧规曹随,略作修改:增加资料,融通文字而已。 真正的英国历史是非常短的!
作为西方历史基干的“古代文献”,没有真的。“文化诚信危机”——美国《科学箴言报》西方文明架构中的“伪劣成分”如此可怕和令人失望,那就像中国各级行政中的贪官一样,“一查一个准,一挖一大批”:最近,霍普金斯大学几位教授查出1700多种被伪造的书籍和文献,以关于古代古典的内容居多。。Fakes, Lies, and Forgeries Exhibition Opening,September 30, 2014
第二部分 英国文明的中国源 (甲)英国文明来自中国 中古—近代的不列颠,是中国影响而出现“前后反差”最大的一个地方,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地狱与天堂”的差别!为何如是说?详述如下: 近代以前的整个欧洲都是前文明、非文字、半原始的,而不列颠则是欧洲—地中海区域当中最差的一个。(请读 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绝大多数的欧洲贵族、国王和教士都是文盲(在纸与印刷术普及之前),而且从来不洗澡(“一千年不洗一次澡”。在殖民扩张和财富注入之前),实际上是滞留和挣扎于原始部落社会。“四大发明”之纸与印刷术,使欧洲从“血缘族群/方言口语”变为“地缘契约/语言文字”;进而,火药和指南针令其在内外征战中强化组织力与动员力,于是形成民族国家。凡此,撇开科技标准,仅就政治文明的性质而言,近代西方乃至现代世界之国族(国家观及民族主义),只是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七雄”的层次,而较之传统中国(天下观及世界主义)则等而下之。所以说,欧美文明及其政治是华夏的派生与退化。(请读 诸玄识《“文明突变”:华夏派生欧美》和 诸玄识《华夏赐予欧美民*主》)。 进而言之,英国的“近代崛起”几乎是从零开始的,事前它自身没有任何有益的成分、毫无“正能量”。在世界历史上,不列颠岛是最贫穷落后和充满祸乱的地方。它之所以有幸,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源自中国,先略谈四点: Ⅰ.亚欧板块两边的、大陆与海洋的优势替代,以及文明中心的换位,它们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华夏的发展与科技已达到“生态危巅”,又遭遇“地理瓶颈”;从而文明的极大“张力”,通过其所转化的“战争与和平”(例如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向西发散。而英国及西欧恰好是“技术真空”与“海洋捷径”。 Ⅱ.中国技术让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地理具有了世界意义的“海洋性”,尤使不列颠从原先的欧洲海盗的受害者,变为因利乘便的全球猎食者。在1588—1940年代这三百五十年间,英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最优越,立于不败之地,其炮舰驰骋远洋而所向无敌;于是,几大洲的资源财源滚滚而来,这才是成功的诀窍! Ⅲ.中国技术奠基英国的农业革命,从而叠加奠基它的工业革命;这两个方面,英国原先都是很原始的。工业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中国技术(罗盘、造船、海图等)与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的“地理大发现”,随之而来的是欧洲的殖民扩张。如果囿于本土,那丝毫不能展开工业革命,反而会造成自毁家园,导致族群自*杀。以破坏生物圈而暂获成功! Ⅳ.海洋霸权而损外益内,其社会渐入佳境,自由民*主则应运而生。尽管如此,若非中国因素,则无英国民*主。其贵族恃靠伪造的《大宪章》来垄断政治,而人民则针锋相对地掀起“宪章运动”;在打赢两次鸦片战争后,内部妥协,一致对外,其议会批准从中国引进的文官考试制度,而逐步向人民“开放政权”。
近代以前的英格兰是北欧海盗的主要目标。
(乙)中国的世界历史的“原动者” 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华文明是“有序和合运动、文化调节平衡”,可持续性,长生久视,脉络清晰,有案可稽;所以,她是有历史的真正的文明。相比之下,其余世界,不动则已,动辄“无序”——妄动(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因而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要么是族群或宗教吞噬、而蹈陷生灭轮回,要么是戒律或禁锢、而窒桎现实人生。即使“幸运者”,由于占据某种有利地缘,而亢奋良久,凸显光环,也是不能善终,归于飞灰湮灭;所以,它们根本没有历史。 进而,中华的“序动”与外部世界的“妄动”是因果关系。文明中心之辐辏辐射,特别是它的技术传播,让整个世界都愈益强烈地“动了起来”(如果不是中国,“世界之动”是分散、零星和微小的)。中华能做到“有序运动”,而她所引起的外部世界的运动则是无序的——多转化为负能量与破坏性;中华在其安顿内部的同时,还要遭罹与“同化”天下的忧患,她自己也就变得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是一种“报应”——它所播撒和饱尝的苦果,远远大于它所收获和享有的“正果”。除了中华之外,没有哪一个能够担当“文明”!今人坐享其成“全球天下”,挥霍和消耗生物圈,而不知到现代文明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西方或现代“智慧”,不能通行“万古江河”,只会导致“万物终结”。 如果没有文明中心的技术传播和文化失控,就不会出现征服性的大型战争。 [1] 中华在其驱动世界的过程中,也启动了两种最大的战争源——草原暴力(蒙古及胡患)和海洋暴力(西方和日本)。在东学西渐(文明的传递接力)的条件下,西方凭借其“海洋地缘”而具有压倒优势,并把其内部的祸因乱源宣泄出去,使其自身全是“正能量”;在此情况下,西方不仅拥抱“文明极致”,而且打造“优异传统”。
近代以前的不列颠岛是世界上人祸最频繁、最持久的地方。
(丙)“文明的暴发户”是怎样练成的(Ⅰ) 近代以前的不列颠——世界上最差的定居社群。分四点阐述: 第一,在1492年之前,人类社群被自然“画地为牢”为众多的、相对封闭的生态单位,它们(各个族群)都以“本土环境”维持生存。处于“季风亚洲”东部的中国,是自然对人的最佳的“适度挑战”,最适合创发文明;由于气候是“雨热同季”,人的努力能够带来最高的农业产出。相比之下,欧洲是高纬度、阳光稀、非时雨、地表贫,因而人的生存紧张,冲突压倒一切;甚至是:若非宗教“禁锢”人欲人为人智、从而窒息一切“创造与发展”的因素,则不能遏止族群吞噬。 第二,不列颠距离世界历史的文明中心(中国)最远。姑且不论上古历史(文明古国和西方古典实际上都是被伪造的),西方学者承认,中国是中古千年的唯一的文明中心, [2] 其文化与技术的传播的顺序是:中国→中华圈邻邦→阿拉伯→意大利→欧洲其他地方。在近代之初,西欧内部受益于中国有三条路径,而英国则都是姗姗来迟者,那就是:Ⅰ.地中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Ⅱ.耶稣会士:意大利→法国→德国→…Ⅲ.航海接触: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第三,在获得中国技术之前,不列颠岛不具备“自卫”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在近代以前,不列颠的“地缘政治”属于世界最差的之一。它首先是欧洲的“海洋暴力”(维京海盗)的主要受害者,是大陆忧患的“地理终端”——凯尔特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追杀,后者又遭受“威廉征服”;其间还有无数次丹麦、挪威和瑞典海盗登陆殖民、杀光土著。实质上,不列颠族群不仅要忍受自身的“人口与生态”的高度紧张、生存困厄,而且还要承载其余欧洲的忧患,何其惨也。 第四、在1492年之前,即在西方有机会攫取海外及全球的资源和财富之前,由于它没有像传统中国那样的“和谐文化、和合智慧”,西方人不可能正常地“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从而“利用厚生、利时及物”,遑论享有“科学与文明”。乃至,近代以前的欧洲不仅不能创造科技,而且也几乎不能接受外来科技。华夏能够“自我调节平衡”,所以其科技创新是可持续性的,而非“变乱天人、玉石俱毁”。而多项中国发明引起欧洲的“社会地震” [3] ——宗教失控,人神火拼。倘若没有指南针,西方就会内耗致毁。
(丁)“文明的暴发户”是怎样练成的(Ⅱ) 时来运转的不列颠——世界上最棒的创新国度。 欧洲——尤其是不列颠——否极泰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中国科技带来“地理大发现”之前,在自然环境上,欧洲算是最差的,是远离文明中心的“孤魂野鬼”;而之后,它变成最好的,是淫猎世界的“前沿阵地”。在掌握中国技术的条件下,欧洲是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捷径”;它与美洲之间的距离是中国跨越太平洋的一半,以前几千年,欧洲没有技术,现在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使它如鱼得水。这下子西方是天时地利,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 虽然在欧洲各国的越洋和殖民的过程中,英国像是“输在起跑线上”;但它却是后来居上,后生可畏——在获得相关技术的条件下,英国不仅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如1588年“无敌舰队”),而且它还钳制了其余欧洲:在北面可扼控北海和波罗的海诸国,在南面可堵塞地中海和黑海诸国。 地理大发现的“中西换班”的日期——1492年——是个关键,是划时代的:在1492年之前,西方人囿于极为贫瘠的欧洲本土环境,而陷溺于困苦与冲突,陷溺于恶性循环的天灾人祸数百年;是中国文化与科技使西方人“翻身解放”,也把他们从被地理与宗教的“双重禁锢”下解放出来。在1492年之后,特别是在霸占和殖民美洲之后,由于世界资源财源滚滚,西方出现了内部佳境,犹如“创世乐园”——释放“原罪性恶”,都能“创造奇迹”,从而形成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持久实力。之前,西方是社会暴力与生态危机的自体受害,霍布斯称,它是相争相害、你死我活的“自然状态”(霍布斯邦);之后,西方是其所制造的世界性的“海洋暴力”与生态危机的暂时受益者(全球霍布斯邦)。 西方及现代的、产生科技革命与知识爆炸的那种“智慧”,似是而非、有名无实;它在传统文化那里仅是“工具”,而且极具负面性,故曰“双刃剑”,所以需要真正的智慧来驾驭和监护。而且实际上,西方及现代的知识系统是源于东方(主要是中国)。西方自身所有的,不外乎是“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也是凡人皆有的,只不过看谁有“智慧”能够“适当控制、安全利用”而已;西方没有这种智慧,那就只能等待机遇或因缘。 这个“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是人作为“智能生物”所禀赋的“反克自然”的本能(智能)。如此智能原先只能在东方智慧的监护下加以开发。但西方的“智能”与东方的智慧成果相结合,就会变为可观的和爆炸性的“人智”——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消耗,就会产生多大规模的“人智”(科学)。往昔因为囿于本土,若非“神权禁锢”,则必自体毁灭,故而特别是禁锢“人智”。而今是“世界联通”,无限开发科学,势必是“以空间换时间”、而导致全人类的毁灭;但西方暂且可收获其“正果”,而让非西方饱尝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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