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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曦:中国哲学正本清源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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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0 10:35: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5-9-20 11:21 编辑

推定中国哲学思想体系是复兴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前瞻性工作,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优秀,是否应该复兴,需要在哲学上给出证明。显然,由西方哲学终结的逻辑必然性所决定,要求中国哲学必须解决西方哲学难能解决的问题,为人类哲学开出新的思想理路。面对文化现状,中国哲学应当给出超越性的思想原理,给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崭新的历史进路。这是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如果中国哲学不能履行这一价值承诺,那么,复兴中国文化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代学术思想进路表明,中国哲学虽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非但未能履行上述价值承诺,而且没有完成能够被现代文化接受的理论建构,无论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无法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虽然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其留下的问题,中国哲学却力所不及。所以,中国哲学在世界上没有取得现代地位,中国哲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错综复杂,余以为,首要工作是中国哲学的正本清源。因此,本文提出正本清源之要点,以利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
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以西方哲学为坐标、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式进行西化式推定,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思想理路。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从属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不但悖离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架构、内容和形式,而且歪曲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造成的结果是:不能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自在的哲学思辨,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内容和形式,无法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问题表明,西化式的哲学研究已经把中国哲学研究导入了思想和历史性的误区。      
然而,出现西化式的研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经过二千余年之后,时至近现代,由汉代产生的文化误读、篡改和失落问题并没有得到正本清源,代表中国哲学的孔子思想体系已经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所以,当西方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进步”科学文化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作为西方“进步”的知识形式之一,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坐标、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思想理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方法解读中国哲学成为一种时尚。问题表明,学界没有认识汉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误读、篡改和失落,反而把误读、篡改和失落的思想文献当作正确的“经典”加以接受,并对其进行西化式的解读,使之在误读、篡改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产生新的误读,从而使中国哲学非上加非。所以,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步入了失落和西化的双重误区。可见,中国哲学研究步入的双重误区,不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原理,而且不能对误读、篡改和失落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汉代经学造成的误读、篡改和失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性误区。汉代修撰的经学文本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主体架构,使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及学术研究始终无法走出误区,把汉代整理的文献作为经典加以接受,不但无法在思想体系上推定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而且因解释的随意性,形式上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产生的结果却是思想上的支离破碎。这个问题表现在《周易》研究史上,尤为严重。
  在中国文化中,称《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表明,对《周易》的解读却是莫衷一是,对其思想体系的解读始终无法贯通,甚至矛盾重重。问题表明,《周易》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及怎样推定这个思想体系始终是研究中最困扰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对易学史进行了下述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1]因此, 把“皆可援《易》以为说”作为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理由,几乎成为当代易学界的共识。然而,上论内在的思想逻辑表明,“《易》说愈繁”却是对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的否定:正因为“皆可援《易》以为说”,必然要求《周易》在本体论上具有逻辑统一性,由于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产生“两派六宗”并“互相攻驳”,这说明易学统续无宗的哲学本体论困境。那么,问题产生在哪里呢?从哲学而论,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因为《周易》本身没有建构具有本体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二是因为误读、篡改和失落了《周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问题究竟产生在那里呢?
《帛书周易》的出土使上述问题昭然若揭。《帛书周易》表明,其中许多重要的内容不同于通行本《周易》中的内容,尤其是《帛书周易》以损益之道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表明了孔子推定的易学思想体系[2]。可是, 《帛书周易》是两汉以后的学者无缘见到的版本,因而顺理成章的接受汉儒整定的通行本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由于不能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体系,因此也就必然出现“两派六宗”而“互相攻驳”、直至发生“皆可援《易》以为说”的问题。
能否正确理解《周易》的思想原理,关健是能否正确解读《说卦传》。《说卦传》是孔子为推定《周易》思想体系而撰写的易学理论纲领。误读《说卦传》,也就必然误读《周易》的思想原理,其结果是由汉儒推定了《周易》“非覆即变”的六十四卦卦序,产生了象数易学,使易学在卜筮性的误区中发展,卜筮成为长期影响易学思想史的主要问题。魏晋及以后的义理学派,由于误读《说卦传》,以先天和后天“卦序说”解读相关内容,不但曲解了《周易》的思想原理,而且“卦序说”为卜筮性易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原为卜筮之用的《周易》,通过序传解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重大问题。《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先王用以神道设教,孔子为了把神道设教转化为人文教化,必然需要对《周易》进行人文理性的转化工作。孔子通过序传解经,以《周易》为形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周易》的思想原理独特而艰深,其亲传弟子无法理解,产生了“子贡三疑”的问题[3],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感叹[4]。所以,因汉儒不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重新整理的《周易》必然悖离孔子的思想,两千余年来,因误解《周易》的思想原理,使之对《周易》概念、范畴、内容与形式的解释聚讼不已。
  由此可见,因《周易》思想体系独特而艰深,历代的中国学者都不解其理,又怎能奢望以西方的哲学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正确解读!所以,黑格尔轻视《周易》,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就并不奇怪。因此,我们应当反思,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原理解
读中国哲学,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么!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思想原理时,能超越西方学者吗?如果不能,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以西方的思想原理进行的解读是正确的,面对西方学者的不同解释,我们能自圆其说么!
  以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是研究中国文化和科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然而,李约瑟以其西方的思想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和科学,因为与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不同,除了产生不得其解的“李约瑟问题”之外,他认为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应当丢到大海里去[5],从而产生了“李约瑟误区”[6]。面对“李约瑟问题”和“李约瑟误区”,反思中国的现代易学研究,对于那些认为《周易》是科学的中国学者而言,能够步出“李约瑟误区”吗!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可见,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发现和推定中国文化自在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
  显然,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正本清源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前提,只有对失落和西化两个方面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步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才能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

            二、中西哲学之差异性
  作为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应当正确认识的问题。
  西方哲学史表明,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其推定的哲学问题决定了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不断的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然而,由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存在的哲学问题所限定,没有一个哲学家因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使其著作成为“经书”。因此,西方哲学家们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中形成自身的哲学思辨,从而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哲学的终结”在形式上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历史进路的终结,“终结”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哲学思辨的结束,西方哲学因此进入了“否定”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就西方哲学的理论形式而言,是在存在论、主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进路中展现出哲学的思想理路,其解决的主要哲学问题是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主体的理论建构和概念范畴能否与本体具有同一性,始终是困扰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为此而前赴后继,为解决这一问题建构了西方哲学大厦,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为人类的理性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方哲学史表明,作为哲学问题,由本体的自在性所决定,自为的主体思想能否正确认识自在的本体,主体产生的理论建构能否与自在的本体具有同一性,即自在与自为的同一,成为哲学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家不断进行哲学思辨,建构哲学体系,依照哲学家的哲学理路之不同,或者证明或者否定自为和自在的同一性问题。
  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是否正确,取决于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明,使主体所证明的本体成为主体的自为,主体自为与本体自在的同一性不能由本体的自在性所证明。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所进行的实践,其正确性需要本体的支持,然而,这仍然只能是主体证明的问题。所以,本体的自在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西方哲学按照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理路进行思辨,但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都没有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毫无疑问,理论建构如果是不可靠的,不但经不起哲学思辨的反思,而且必然在主体的生存实践中发生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致命的。哲学家们建构的理论,不但要求其解决问题,而且要求理论具有自恰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必须具有体系,否则,任何哲学只是一种主观臆断而已。以哲学承诺思想的可靠性、本真性而论,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是深刻的,因为只有本体和主体、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以贯之,哲学所推定的思想原理才是可靠和本真的,在理论形式上,哲学思想原理的自成体系应该具有自恰性即自圆其说。然而,所谓可靠和本真的哲学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因为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海德格尔最终把哲学归结为存在论问题并宣布哲学的终结,说明了西方哲学陷入的理论困境。

  理论的非自恰性必然产生矛盾,哲学家为克服矛盾,始终为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而工作,力图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这使西方的哲学理路在思辨形式上能一脉相承,围绕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辨,形成了庞大的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表明,自古希腊开始,即在本体与主体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最终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化体系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成为形式化关系,存在与认识的形式化关系的建构不但产生了现代科学,而且产生了科学哲学。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取代了本体与主体的关系,导至了哲学的没落。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表明了这一问题。
  黑格尔把哲学的体系性作为标准解读中国的文化经典,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应当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其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思辨哲学推定中国没有哲学,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因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周易》、《论语》和《老子》等中国文化经典中自在的哲学思想,表明了与西方思维方式及哲学思辨的重大不同。所以,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近代以来用西方的哲学原理、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只能步人西化的思想误区。
  中国哲学在经过夏商周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尚书》使我们理解上古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时当春秋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利用《周易》的思想形式,通过序传解经,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大成建构,使《周易》成为群经之首,长期的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发展。直到近代,学者们都是以注经的形式阐发其哲学思想。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而言,自汉代经学之后,宋明理学使中国文化以“道统”的形式上统孔孟,否定汉唐诸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因此,一以贯之的“道统”和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在思想理路上、更在历史进路中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哲学家一般不象西方哲学家那样为解决哲学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以解读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意味着经典即存在着哲学问题同时又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根据,因此使历代哲学家对经典进行不断的解读,形成了中国独立的哲学思想史进路。
  所以,存在的问题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在思想理路上和历史进路上都需要正本清源。其中有两个基本性质的工作。其一是参照新出土的易学文本,对《周易》的思想体系进行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推定。其二是参照新出土的简帛本,对先秦儒学与道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价值进行重新推定,步出“儒道相绌”的思想误区。显然,这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历史进路具有根本不同,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自为的能和西方哲学相类推的概念范畴、思想原理及知识体系。现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是以西化的哲学思想理路进行的推定,没有进行正本清源,因此是在哲学双重误区中产生的结果。所以,就现代以来较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述而言,无论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7],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8]和《中国哲学史新编》[9],及其以唯物和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0]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 [11],都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因此,这些“中国哲学史”著述, 成为正本清源的内容之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其造成的错误解读,对几代学人的影响很大,因此成为正本清源工作中的重灾区,应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重视。
  应该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检验哲学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可见,黑格尔是在学术层面上要求哲学具有思想体系,以保证哲学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人类的历史实践要求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所以,西方现代哲学表明的“终结”,是在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西方哲学作了否定。这种否定是历史性的,因为西方哲学思想只有发展到现代,在其创造了西方文化的辉煌业绩之后,因终究不能解决思想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从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危机,进而发生了文化危机。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中国哲学应满足学术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应具有自洽的思想体系,并能够解决人类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而证明中国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这是研究和建构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

                  三、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由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所决定,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思想自成体系。因此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原理推定中国哲学。既然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固然要产生误区,那么,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西方哲学也同样要产生误区(例如把《周易》卦理推为二进制,甚至认为莱布尼兹因受到《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数学,进而认为《周易》包括了计算机原理等)。所以,需要一种哲学方法能够避免产生中西哲学相互理解的误区,同时要求这个方法由哲学的自在性所决定,其作为方法,是哲学自为的结果。
  作为方法*论,需要在下述三个问题的推定中完成并能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正确推定什么是哲学,既需要从西方哲学那些众多的有关哲学的定义中去理解哲学的本质,也需要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把握哲学的本质。哲学的概念就其本来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表明,哲学以哲学的思想方法寻求思想的正确性。
  其次是能够正确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西方哲学这样的学科形式?西方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其不能解决所存在的哲学问题?
  再次是能够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中国哲学这种学科形式?中国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没有发生西方哲学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自在的解决了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正确推定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这个方法应自在而自为的完成人类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形成人类的哲学体系
  余所建构的方法*论称为“承诺推定法”,这个方法在《中国之科学精神》[12]中进行了简单论述,其包括下述三个方法: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承诺推定法”表明,本体的建立是逻辑的结果,所建立的本体论是主体推定的理论形式,其本体的范畴是逻辑范畴,本体与主体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自恰性,决定于三者是否具有统一性。因此,所谓本体的逻辑推定能否超越主体性是哲学需要证明的问题,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的终结表明,其发生的问题表现在本体、主体、形式与逻辑的非统一性中,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哲学以“同一性”作为推定本体和主体关系的思想原则。
  “承诺推定法”表明,“哲学应使陈述和经验在其进行的逻辑推定中展现出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否则,应当视为其逻辑推定因没有本体论承诺而成为一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或者说,由于这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不具有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性,其产生的结果将不是自恰的,因此是具有矛盾的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对于主体的陈述和经验进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以此进一步对所有范畴表现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进行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之还原,从而发现这一整个理性过程是否有本体论支持,以及本体是什么的问题,最终在其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统一性中审察其是否具有哲学的体系性。”[13]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是检验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应具有三个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否则,将在哲学原理上不能自圆其说。“承诺推定法”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外化为形式化体系的方法*论,这就是说,“承诺推定法”能够对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
和概念范畴进行推定,从而推定中国哲学的理论形式。
  “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表明了与西方哲学的不同。推定表明,承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并形成成熟思想体系的是《周易》。当然,是经孔子序传解经推定的《周易》,而不是由汉儒误读、篡改形成的通行本《周易》。由“承诺推定法”推定的《周易》思想体系,是以帛本为底本,校正通行本,由此解读孔子的易学之道,并推定《周易》的定本,以传后世。
  以“承诺推定法”进行的推定表明,《周易》的思想逻辑是以“卦”作为形式进行的推定由《周易》的思想原理所决定,推定中国哲学,必须把“卦”承诺和推定的哲学原理进行哲学学科性的外化。所谓哲学的外化,是把以“道”为范畴所承诺的哲学价值以“卦”承诺的主体论形式进行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以推定中国哲学的形式化体系。 推定表明, 《周易》的价值论承诺即所完成的理论任务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14],以《周易》为主体外化的中国哲学体系是“形而中论”[15]。
    在现代中国文化氛围和思想模式中建构中国哲学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理论任务。不但需要清理积淀在思维方式中的西化模式,而且需要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承诺推定法”表明,这一自为的方法决定于哲学的自在,而理解这一自在并形成主体自为的方法,需要对哲学作透析的理解。“承诺推定法”是自在的哲学思辨形式的自为,是内化的承诺与推定的哲学思想逻辑的外化。因此,用“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所发生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反思西方文化;而且能推定中国哲学。“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问题形式,而且能在推定中表明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理解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解决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在西方哲学终结的当代困境中,给人类哲学与文化指出新的前进方向。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将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文化是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生逢其时,应无愧于这个时代!

注 释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
[2]鞠曦:《易道元贞》,第1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3]鞠曦:《易道元贞》,第8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4]《帛书要》。
[5]李约瑟说:“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理论的讨论,指示它们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助益而非阻碍的。……但是,如果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成分──易经──言,则不易作如是良好的评值,”(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0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五行和两仪的学说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虽然有益而无害,但《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却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4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应把一颗磨石绑在《易经》身上,然后一起丢到海里。”(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1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 1版。)余把李约瑟上述观点称为“李约瑟误区”。
[6]鞠曦:“继往开来的易学巨著──读《周易志》”。载《殷都学刊》2003年第2期。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年2月第1版。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版,1961年4月新1版。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后开始出版修订版。
[10]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
[11]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0年3 月第1版。
[12]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1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第151-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 1版。
[14]《说卦传》。
[15]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第16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 版。另参见《易道元贞》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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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0 11:38:39 | 显示全部楼层
周易???中国哲学误导从周易开始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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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20 11:50: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5-10-6 13:52 编辑

我们先学习一下鞠曦先生的中国哲学正本清源的大致内容:
1、鞠曦先生认为目前的哲学有西方和东方之别,二者都不是“人类的哲学体系”,即目前所有的哲学学说均不具普适性。因此,提出构建“人类的哲学体系”,即能含盖古今中外的哲学体系,既能解决西方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又能解决东方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目前中国哲学重新构建时应有的“价值承诺”。

笔者学习反思:西方哲学难道只为西方服务,不想解决人类或东方的问题?他们难道没有”价值承诺“?或者只有片面的”价值承诺“?
2、鞠曦先生认为:”《周易》本身没有建构具有本体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但是承认孔子有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帛书周易》以损益之道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表明了孔子推定的易学思想体系“,”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利用《周易》的思想形式,通过序传解经,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大成建构“,但”因《周易》思想体系独特而艰深,历代的中国学者都不解其理“。那么,鞠曦先生想干什么呢?自创 “承诺推定法”,重新推定孔子的一以惯之的易道。其实质是复原孔子易道,而非易经之易道,此当即先生所谓”正本清源“。

笔者学习反思:《周易》本身有没有一以惯之的易道,鞠曦先生的答案是否定的,先生之所以这样认为,自说是从”本体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入手来论的,这就不得不再学习一下什么是鞠曦先生所谓的”本体“?什么是”本体统一性“?什么是”哲学思想“?什么是”体系“?

首先,鞠曦先生用”本体”这个概念,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中国哲学一般讲“本根”,罕见“本体”。既然用“本体”这个概念,那就还是要用西方哲学观点来观照中国哲学,除非重新赋义。”本体”这个概念,其定义不一而足,大致相当于本原、本质,研究事物的本体的哲学原理,就是”本体论“,”本体论“是相对于”认识论“而言的。对于MKS主义来说,讲究”物质的统一性“,物质的特质就是”客观实在性“,所以,马哲的”本体统一性“一般就是”物质统一性“。
其次,我不知道鞠曦先生对《周易》是仅指经呢,还是经传合论,如果是经传合论,那《周易》是有哲学思想的,是不是成体系,倒是可以再分析。
再者,《周易》如果仅指经*文,那么它是否具有”本体统一性“的论述,我想,不能从表面看,要看经*文的“本体”,但经*文的“本体”是什么呢?这恐怕离不开对经*文的象数和义理的分析,以我看来,鞠曦先生重义理、轻象数,恐论述的并非易经的本体统一性,而是易传的本体统一性。如果如此,恐未能得经之“本体”矣。
 3、鞠曦先生认为,作为哲学问题,由本体的自在性所决定,自为的主体思想能否正确认识自在的本体,主体产生的理论建构能否与自在的本体具有同一性,即自在与自为的同一,成为哲学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 同时,他认为:
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是否正确,取决于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明,使主体所证明的本体成为主体的自为,主体自为与本体自在的同一性不能由本体的自在性所证明。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所进行的实践,其正确性需要本体的支持,然而,这仍然只能是主体证明的问题。所以,本体的自在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笔者学习反思: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哲回答的非常明确: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儿,尽管鞠曦先生用本体的自在性和主体的自为性来说明,但也说明同意这个观点。可是我们不同意他所说的“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明”。物质的的本体就是其“客观实在性”,它不依赖于意识的存在而存在,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都是自在的,它的存在不存在证明不证明的问题,只存在我们的意识是否能认识物质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认识论。本来,马哲已回答过这个问题,没想到在鞠曦先生这儿,还成了一个问题。看来,学习一门哲学的实质,不是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哲学立场问题。实践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问题,这是 马哲观点,这是完全符合辩证法,也是完全符合中国太极哲学的观点。实践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实践怎么就成了“只能是主体证明的问题”,在这儿,鞠先生把相当明确的问题,自已绕了几绕,连自已也绕不清了。本来是”认识的正确性“靠实践来证明,却把实践的概念换成了”主体的证明“,这就是问题所在,没看到”桥“有两端,只看到了一头,最后得出”本体的自在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的错误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鞠曦先生企图用孔易思想的一以贯之性否定中国其它哲学流派的思想。同理,实际上也是用西方哲学概念和原理否定西方哲学流派,甚至连马哲基本原理也给一块儿泼出去了。这与马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相适应的,以至于先生甚至推出“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自为的能和西方哲学相类推的概念范畴、思想原理及知识体系”的结论,这与中国哲学的不断发展的史实也是相悖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Needdam)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盛赞古代中国是 世界文明的摇篮 ,并将《周易》称为 万有概念宝库。

4、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鞠曦先生的“承诺推定论”。
余所建构的方法*论称为“承诺推定法”,这个方法在《中国之科学精神》中进行了简单论述,其包括下述三个方法: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承诺推定法”表明,本体的建立是逻辑的结果,所建立的本体论是主体推定的理论形式,其本体的范畴是逻辑范畴,本体与主体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自恰性,决定于三者是否具有统一性。

笔者学习反思: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任何哲学都是一种理论而不是实践。马哲云:“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鞠曦先生的方法*论称为“承诺推定法”,那么,我们不妨发问:什么是“承诺”?什么是“推定”?鞠曦先生有三种承诺“本体论承诺”、“主体论承诺”和“价值论承诺”。这无形中表明,先生将他的理论也分了三类“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所谓“承诺”,也就是“观点”。所谓“本体论”其实质同于“世界观”、“主体论”同于“认识观”、“价值论”同于“价值观”。马哲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总括,马哲的世界观是物质的世界观,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的标志是“客观实在性”,是一元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马哲的认识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目的,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承诺推定法”表明,本体的建立是逻辑的结果,所建立的本体论是主体推定的理论形式,其本体的范畴是逻辑范畴,本体与主体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自恰性,决定于三者是否具有统一性。什么是“逻辑”?此处的逻辑不外是“思维”的代名词,就“本体”、"主体”、“形式”这些概念而言,它们当然是人类思维和语言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就“本体”的内涵而言,它和“物质”的标志或特征有什么不同?没有物质世界,你拿什么来"逻辑“?你的”逻辑对象”是什么?有偷换概念之嫌。没有逻辑思维,难道世界上就没有物质?就没有太阳和月亮?把物质排除在外,论什么“本体”?有没有对象的“本体”么?什么是“主体推定”,还不就是“逻辑”推判?“本体的建立、本体论、本体的范畴”三者是否具有自洽性,决定于三者的统一性。话是不错,有新意么?这还不就是“世界观“的几个概念的另类说法,所谓“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并没有跑出马哲的范畴。

5、再看 “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
推定表明,承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并形成成熟思想体系的是《周易》。当然,是经孔子序传解经推定的《周易》,而不是由汉儒误读、篡改形成的通行本《周易》。由“承诺推定法”推定的《周易》思想体系,是以帛本为底本,校正通行本,由此解读孔子的易学之道,并推定《周易》的定本,以传后世。

笔者学习反思:从此段论述,可以看出,鞠曦认为:中国哲学体系成熟的标志是帛易。说实在的,《帛易》与《通行本周易》最大不同是卦序而不是经*文,那就表明鞠曦先生认为帛易卦序才是中国哲学体系的成熟标志,换言之,帛易卦序中蕴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与通行本卦序蕴有的哲学思想不同,否则,不能以“成熟”言之。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帛易卦序的哲学思想如何体现?此恐非以帛易卦序的“象数”与传本卦序的“象数”比较来解之而不得。进一步,我们要再问,鞠曦先生之“帛易“所现思想,是从两版本卦序的”象数“推定呢? 还是从《大传》推定,答案是:从《大传》推定而非从两版本的卦序的象数规律推定。因为要从两版本卦序推定,就要了解两版本的卦序的“象数”推排规律,那么,鞠曦先生推定了传本序的“象数”推排规律么?没有。鞠曦先生先目前尚不知晓通行本卦序的象数排法,在不了解也没有解出通行本卦序象数的情况下,鞠曦先生自创了一个不同于通行序的卦序而近于帛本的卦序,然后再据《易传》来推定,已经陷入循环逻辑,这样的不合科学思维的推定做法怕是会有问题的了。

进一步问:《大传》是为《帛易》而写,还是《帛易大传》承《通行本大传》而改写?可以说目前的学者研究,认为《帛易大传》是承《通行本大传》而来。以此观鞠曦先生之推定基础,恐怕是不够牢固的;在此没有稳固基础上建立的哲学体系,怕也是沙上高楼或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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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20 11:58:30 | 显示全部楼层

请张先生把论据一并提出来,没有论据的观点不是学术观点,这样的观点,基本上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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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0 12:31:5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鸿篇巨论,很见功力!
然而飞的姿态很优美,就是不敢落地。
第一部分,偏蔽丛生,尚在梦中。李约瑟问题仍值得深思。
第二部分,援西执中,理未清明。中哲源头仍未浚通。
第三部分,三位一体,立论铿铿。接之于易,五里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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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0 14:13: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张无屮 于 2015-9-20 14:16 编辑

一、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
1:在中国文化中,称《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表明,对《周易》的解读却是莫衷一是,对其思想体系的解读始终无法贯通,甚至矛盾重重。问题表明,《周易》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及怎样推定这个思想体系始终是研究中最困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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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之首应该指的是易学而不是《周易》,古老的易学有《连山》《归藏》和《周易》三种,所谓的易更三圣,伏羲先天文王后天和孔子《周易》,伏羲文王易学是三才分析法,属于认识论;孔子周易属于尊卑伦理学。
思路不一样,矛盾重重在所难免。

2:要求《周易》在本体论上具有逻辑统一性,由于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产生“两派六宗”并“互相攻驳”,这说明易学统续无宗的哲学本体论困境。那么,问题产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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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体论相对的不是认识论应该是现象学吧?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现象学的说法,本体论的说法是阴阳对立统一。周易理论的基础是八种现象,和本体论就没什么联系。
至于说周易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思路,我想是有的,否则孔子周易就不会出现了。一以贯之的思路就是儒学的天地君亲师的尊卑次序吧。

3: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原为卜筮之用的《周易》,通过序传解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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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正则言不顺,儒学是否有正统出身是首要的问题。孔子杜撰周易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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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0 14:47:1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中西哲学之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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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文章中西哲学只是强调了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内容,没有对现象学与本体论的区别加以阐述,本体论只代表哲学认识的高度,治理国家需要的是方法*论,而方法*论的直接诞生者是现象学。而周易等儒家经典只是现象学只有《道德经》才是符合中西哲学严苛要求的哲学本体论。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论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道家老子《道德经》的“道”有三个层次的理解,一是本体的道,是非常道的道;是形而上的抽象存在。二是万物表现出来的运转规律通常也称为道,实际上是德,也有道德合称的;道是本体,但本体要经过“德”来感悟,得出的规律就是“论”,所以西哲讲都比较严谨''一个现象的最终实质"叫本体论。三是法道,也就是我们学习本体论而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将自然规律作为人类社会管理方法的指导的原则,之后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才相配而有道德仁义礼法兵的不同层次, 分为“天道、地道、人道”三个方面构成。
老子讲的本体只有“道”,天地万物就是“德”。道是本体,但本体要经过“德”来感悟,得出的规律就是“论”,西哲本体论讲“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一句话就就是区分了“道”与“德”了,“最终本性”是“道”,“一切实在”就是“德”,2500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洞悉了世界本源的最终本质了,登上了最高哲学殿堂了。


西哲唯物主义(马列)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解释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客观规律,中哲道德学说从社会管理主流思想变迁的角度解释了主流文化向人性化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各有特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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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20 14:48:17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子杜撰周易--------------------------孔子是什么时候人?《周易》什么时候成书?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做过考证,“孔子杜撰周易”的观点就是纯粹的臆测,请回答这两个问题吧,可以用文献,也可以用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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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0 14:59: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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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的文章不看也罢。我推荐我的理解:

中国传统哲学的总方法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分析问题为主的易学认识论和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道德学说方法*论组成。道德学说的道、德、仁、义、礼、法、兵是全面解决问题的总方法,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可以在道德学说这个总方法中找到相应位置。

如果用现在的理解,再通俗一点来讲的话,“道”是根本原则,是客观规律,法道就是据此制定的根本的方法;“德”既是道在万物中的内在本质,也是道在万物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和功能;“仁”是爱心基础上的、正面的、积极主动的责任心;“义”是社会公理,人心所形成的一杆秤;“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外在型式。“道”以无为为妙,“德”以无心为妙,“仁”以有心作为而不计个人回报为妙,“义”以自觉为妙,“礼”以发自真心为妙。


德的高层次,是用取得的效果默默的影响别人,而主观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仁的高层次,是主动向别人推介自己的成果来影响别人,而主观上完全是为对方着想,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义的高层次,是运用社会舆论推介自己的成果来加强影响,而主观上认为自己在做有益的事情;礼的高层次是借助如等级一类型式的帮助推广自己的成果,而得不到回应,就会采取措施而使其就范。

所以老子讲,如果不能以道治国,做到无为而民自化;其次,就以道的作用、功能,也就是“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民心;其次,就是通过广施恩惠来积极主动地引导民心;其次,依靠社会公理来约束民心;再次,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但表面形式上要符合规矩;再次,型式也突破了,就意味着侵害他人的尊严和利益了,是不稳定的因素,必须靠“法”来强治管理;再次“法”的界限也起不到作用,只能靠“兵”来镇*压、铲除了。由此,可知“礼之薄”为什么会是“祸乱之首”了,而老子只讲到礼,不讲“法、兵”,到此已可看出结果而不必讲了,所以有“法”以不用为妙,“兵”以不战为妙的观点。
如此解释是针对仁、义、礼的内容来讲的,这样似乎还看不清和道、德的优劣、先后来,这是因为没有结合实施这些理念所取得的效果来分析的结果。如果从被治理者的角度来看待效果的话,则是人性化逐步降低,对被管理者人格尊重程度逐步降低,管理手段由隐而显,由显而强加的变更,从管理对象来讲是以治心为上逐步向治人为主的变化的过程,造成的结局也必然是以人人向善,以德自律,而向依靠礼法型式的约束,才能维护统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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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20 15:09:39 | 显示全部楼层
乾坤客 发表于 2015-9-20 14:48
孔子杜撰周易--------------------------孔子是什么时候人?《周易》什么时候成书?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做过 ...

你可以回答一下那两个问题吗?如果能够回答,那你的问题我想你自已就可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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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20 15:12:3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无屮 发表于 2015-9-20 14:59
三、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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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只有在比较、争辩中才能明确哪个的更合理,如果不打算批评楼主的文章,可以另开新贴,因与主贴关系不大,放在此楼也就失去了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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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0 15:22: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好想国学 于 2015-9-20 15:25 编辑

正本凊源一要懂伏羲易的八卦符号文化,二要懂孔子易的文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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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1 08:13:20 | 显示全部楼层
乾坤客 发表于 2015-9-20 15:09
你可以回答一下那两个问题吗?如果能够回答,那你的问题我想你自已就可以回答了。

1:然而,出现西化式的研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

2:。《帛书周易》表明,其中许多重要的内容不同于通行本《周易》中的内容,尤其是《帛书周易》以损益之道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表明了孔子推定的易学思想体系[2]。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不止一次,一是孔子即使不是著作人没有著作权,也是修篡、推定人。二是“易更三圣”,是说我们的祖先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周文王演绎八卦,孔子发挥易学的精义。
什么时候成书等问题考古也不确定,而且这和思想体系联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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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21 10:14: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5-9-21 10:42 编辑

我的意思,《周易》是一本书,其经*文部分,文献中没有孔子所作的记载,孔子是春秋晚期人,而《左传》中明确记载《周易》在春秋早期就存在了。孔子可能作过《易传》部分,因此,不能把《周易》说成是孔子杜撰的。如果我们对《周易》进行再解读,无论我们解读的是否完全正确,不能说我们是在杜撰《周易》。

我强调的是,学术用词尽量要准确一些,可考一些,防止出现无中生有的纯主观结论,特别是涉及到前贤时,尽可能地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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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2 09:21:12 | 显示全部楼层
乾坤客 发表于 2015-9-21 10:14
我的意思,《周易》是一本书,其经*文部分,文献中没有孔子所作的记载,孔子是春秋晚期人,而《左传》中明确 ...

可能每一卦的六爻经*文没变,但是整体乾坤卦序是孔子编篡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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