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医籍的整理汇总

東華道醫

《敦煌中医药全书》校理拾正
对于敦煌古医籍的整理，今人经过不懈努力，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敦煌医药卷子的特殊性，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反复探索，逐步完善。今以《敦煌中医药全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简称《全书》)为例，就其在校勘上存在的不足作些商讨，希望起点补隙拾零的作用。
1.硝石棋子许大，研如面，令病人侧卧，?子头取小豆许大末，随病处内鼻中，作意吸取，使石末逐喘气起直到病处，其肿自消。(495页)校注：“?：竹器”。
按：此说不当，“?”若指竹器，当是笼篓之类，此处“?子头”当是一语，即篦子头，?通篦，音同通假。《外台秘要》卷二十一，眼?令明方一十四首引《近效》疗眼中一切诸疾盲翳方：“每欲著以两米许，硬和少许蜜，稠稀如熟面胡，篦子头分置两眼眦，至夜仰卧枕之，合眼至明。”句中即作“篦子头”，可证。《外台秘要》卷十八，脚气服汤药色目方一十九首引紫雪方：“柳木?搅勿住手”，?，卷三十一引作“?”，可明二字可通。
“篦子头，”亦作“篦子”，《外台秘要》卷二十二，耳聋方二十二首引《必效》疗耳聋方：“以好神明膏如枣核许，纳耳中，日一度，频著以瘥，三五日以篦子挑耳中塞，或痒取瘥。”据此亦可明。
2.疗牛疫方：“右取葱一大握去须火中烧令极热向酢中安浸浸水热即尉(熨)牛鼻冷即更准前烧浸尉之七度。”(513页)按语：“本方原卷中位于鬼疰方之后，因其为兽医疗牛疫方，故录于此，待进一步研究。”
按：《全书》将“疗牛疫方”移录置于卷末，并无不可，但此疗牛疫方原有“又方”，其文为：“又方。取野狐肉和米煮作粥，灌即差。未着者先灌即不着。”此“又方”亦是疗牛疫方，原书移录时未将“又方”一道移录，导致此条“又方”接在“疗鬼疰方”之后，不知者观之，误以为是“疗鬼疰方”之又方，这显系整理时疏忽造成。
3.其五经四部，军国礼服，若详用乖越者犹可矣，止于事迹非宜尔。(394页)五经四部，校注云：“盖‘四书五经’之误。”
按：此校非是，原文“五经四部”无误。四部，也叫四部书，系古代图书分类名称，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晋·荀?将群书分为四部，六艺、小学为甲部，诸子、术数为乙部，历史、杂著为丙部，诗赋、图赞为丁部。此处文中，“四部”即指四大类书籍而言。至于原校所云：“四书五经”之“四书”，是南宋朱熹所定的《大学》、《中庸》、《孟子》、《论语》，这是后代的事，原句出自陶弘景所作的《本草经集注·序》，生活在南朝的陶弘景焉有此说?所以“四部”不宜改成“四书”。
4.着荜拨末少许，阿魏一斗，立暴煎五六沸，着酥一两，盐少许，煎令调和。(609页)校注：“斗：原假作‘豆’。暴：原假作‘报’。”
按：若依原校，少许荜拨末，竟用一斗阿魏，药量相差悬殊，有违药理。此校恐非，原文无误。原句当作“阿魏一豆立，报煎五六沸”，文中立通粒，报有再、复之义，如此句义自顺。《全书》491页：“眼睛黄者，鼻中著瓜蒂散一豆粒，……中出黄水一升瘥。”即以“一豆粒”为剂量，可为资证。“豆粒”医书习见，举其一例，《千金要方》卷廿二，痈疽第二：“凡肿根广一寸以下名疖，一寸以上名小痈，如豆粒大者名疱子。”
5.鹿茸，麻勃为之使。(437页)麻勃，校注云：“即马勃之异名。”
按：此说殊非，麻勃、马勃本不相同，麻勃并非马勃之异名。《千金翼方》卷三，草部下品之下：“马勃：味辛，平，无毒。主恶疮马疥。一名马秓。生园中久腐处。”可知马勃即马屁菌。又《千金翼方》卷四，米谷部：“麻艹贲：……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一名麻勃，此麻花上勃勃者。七月七日采，良。”则知麻勃为麻艹贲之异名，其得名之由为“麻花上勃勃者”，据此可明原校注之误。
6.余祖世以来，务熟方药，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详用，多获其效。(395页)校注云：“熟，原卷子作‘孰’，今据上下文意改。”
按：此校恐误，孰当作敦，《永乐大典·医药集》、尚志钧辑校《本草经集注》均作“敦”，检《敦煌宝藏》原卷亦作“敦”，当是可从。“敦”有崇尚、注重之义，《千金翼方》卷十二，养老大例第三：“人之在生，多诸难遘，兼少年之时，乐游驰骋，情敦放逸，不至于道，倏然白首，方悟虚生，终无所益。”此处“敦”即为其义，可证。
浙江中医学院(杭州，310053) 陈增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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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中医药全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称之为《杂证方书第八种》，此医方所载方剂内容丰富，弥足珍贵，但也有许多文字错讹之处，尚待研究，今试以《敦煌中医药全书》为例，对医方《杂证方书第八种》作点补校，以期有拾遗补阙之用。
1.第521页：“又方：大黄、石膏炙、小豆等分，捣末，白酒和涂，效。”校注：“膏：原脱。据文义补。”
按：此校可疑，北齐师道兴著《龙门石刻药方》(张金鼎辑集，山东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载疗毒肿方：“又方：大黄、石灰、小豆等份，末，以白酒和涂。”《外台秘要》卷二十四，发背方四十一首：“又方：大黄、石灰(熬)、小豆，右三味，等分末，白酒和涂，立效。”据此，原文“膏”为误补，方中无脱文，炙即灰讹，石炙当作石灰。又《外台》卷三十，恶肿一切毒疮肿方一十七首引《必效方》疗恶疮方：“又方，大黄、石灰、赤小豆各等份，右三味，捣末，以苦酢和，涂之效。”与此方类似，亦可资证。
2.第537页：“疗猪啄疮方。初生似节后宅痂，疼痛不可忍，名为猪啄疮。取猪鼻烧作灰，敷之，差。”校注：“宅痂：疑为‘结痂’之误。”
按：“宅痂”不可解，当为“破无痂”三字。《医心方》卷十五，治痤疖方第七：“《救急单验方》疗初患似疖，后破无痂，疼痛不可忍，名猪啄疮方：烧猪鼻作灰，拊，立瘥。”《千金翼方》卷二十四，湿热疮第十：“疮初患似疖，后破无痂，疼痛难忍，名曰猪喙疮方：烧猪鼻作灰傅之，差。”均可证。原文“节”，当为疖。原文“敷”，敦煌卷子原作“附”，与“拊”、“傅”音同义通，为涂敷之义。
3.第522页：“血出不止，捣生杏仁，口更嚼，封上。初痛酸痒。定，更封。不过七八日差。”校注：“杏，原讹作白。”
按：此校恐非，《龙门石刻药方》有疗疮肿风入垂死方：“血出不止者，捣生葱白人口爵，封上。初痛后痒，痒定更封。不过七、八，差。”据此，原文“生白仁”，当作“生葱白仁，”脱葱字。《杂证方书第一种》(S.3347)：“又方，□□面□□□□冷即易，若血不止，捣生葱入口，更嚼封上，初痛□□□□汤热浸验。”此文虽残缺很多，但中间“若血不止，捣生葱入口，更嚼封上，”则清晰可辨，与P.3596原文有近似处。入，当为人，人与仁古字同。“生葱”，《敦煌古医籍考释》录S.3347作“生葱白”，亦可明原文当为“生葱白仁”，而非“生杏仁”。
4.第537页：“疗火烧疮方。取新出牛尿(当为屎)涂之，差。枞叶、盐合，煮为汤，洗之差。”校注：“枞叶：枞，木名。广东、湖南一带读松如‘枞’，故枞树即指松树。但《湖北通志》中的‘枞’似指柳杉而言，而《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尔雅》及《毛诗传》并云：枞木松叶柏身。”
按：此解恐非，枞叶当作桃叶。《千金翼方》卷二十，金疮第五：“火烧疮方：取新牛矢承热涂之。又方：烧桃叶、盐和煮作汤洗之。”其方与敦煌方类同，可证。桃与枞形似致误。
5.第520页：“又方：无问冷热大小，取莨菪子三指捻，熟扌妻，勿令破，吞之，验。”校注：“扌妻：字义不详。”
按：《龙龛手鉴·手部》：“扌妻，正作棲。”此字于文义不合。《医心方》卷十六，治毒肿方第三：“《救急单验方》疗一切恶肿疼痛不可忍，无问冷热大小方：取莨菪子三枚，捻，熟挼，勿令破，吞之验。”与敦煌方基本相同。据此，原文扌妻当作挼，形讹。挼，谓揉搓。
6.第548页：“又方。取桃根煮汁，极浓。用澄及渍膝下，胎出。”
按：原方无校，“澄”字不顺，当作“浴”。《医心方》卷廿二第三十七引《如意方》：“又煮桃根，令极浓，以浴及渍膝，胎下。”可证。
浙江中医学院(杭州，310009) 陈增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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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医学资料研究概况
关键词：敦煌医学资料 研究现状 研究价值 综述
第一部分    转贴
概念和内容
敦煌医学资料是指发现于敦煌地区寺院千佛洞莫高窟石室中的中医药古文献。据马继兴研究员考证，敦煌医学资料的撰著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和汉代，但绝大部分医书则均系南北朝以后隋唐时代的著作。关于敦煌医学资料的抄写年代，最早的上限在南北朝和隋代，最晚下限为五代时期，绝大多数的医书均为唐代手写。就医学内容而言，敦煌医学资料有医经诊法类、医术医方类、针灸药物类、养生辟谷服石类等，此外，还有部分藏医药文献、道家医方类和佛家医方类资料。敦煌医学资料是已知我国出土医学卷子中为数最丰富的古医籍。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初步统计，有关医药的文献资料至少在80种以上。

研究现状

敦煌学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一门以我国地名命名的“显学”。以下内容需要积分高于 100 才可浏览
敦煌学的研究在国际上已经有近80余年的历史，而对敦煌医学文献资料的研究也有近70余年之久。在原始资料的复制方面有罗振玉影印的《开元写本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排印的《食疗本草残卷》、范凤源排印的《敦煌石室古本草》、罗福赜影写的《西陲古方剂书残卷汇编》以及王庆菽、陈邦贤发表的部分医药卷子图片；有关部分医药残卷的编目及题跋方面有罗振玉、王国维、李盛铎、唐兰、冈西为人、王重民、刘铭恕、向达、罗福赜、范行准以及姜亮夫等；针对个别医药残卷进行研究而发表论文的有中尾万三、黑田源次、渡边幸三、小川琢治等日本学者。

马继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收集各种有关敦煌医药卷子的复制摄影胶片及有关资料，并进行初步整理和释文，1965年发表了题为《敦煌医学残卷的初步整理研究》一文，并在北京市中华医史学会上作了报告。80年代在他的指导下组织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青年学者研究并撰著了《敦煌古医籍考释》，由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著作从敦煌医学卷子的来源、我国出土医学卷子的保存情况、敦煌医学卷子的整理研究、敦煌医学卷子的文献学特征、时代考察、学术价值以及古医籍考释等七方面予以阐述。该书收有敦煌卷子80余种，每种卷子分别就书名、提要、原文、校注、按语、备考六方面加以叙述。1998年由马继兴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对每一种医药卷子尤其侧重于定性定名定年、原件录文、题解或说明以及校勘记。全书收录敦煌医药卷子84种，除收录藏于伦敦英国图书馆(以S·×××)为代号的部分医药卷子以及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以P·×××为代号)的部分医药卷子、日本龙谷大学藏有的(代号为龙·×××)、国内李盛铎旧藏和张偓南旧藏以外，在文中最后又以补录的形式收录了藏于俄国亚洲博物馆的部分医药卷子4种。

赵健雄于80年代中期，根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从北京图书馆复制回敦煌遗书部分中医药缩微胶卷残卷，选择其中最精粹的15卷，包括医经7卷、本草4卷、医方4卷，经过数年研究，其成果《敦煌医粹》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丛春雨自1985年以来，带领研究小组对散在于国内外的敦煌文献资料予以收集整理，经过几年的研究，1993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编的120万字《敦煌中医药全书》。该著作尤其注重于对敦煌壁画的研究，提出了“形象医学”新概念。“形象医学”是指壁画中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与生活中同疾病做斗争的方式方法。如在敦煌壁画中就有治病救人、子病请医、讲究个人卫生、揩齿刷牙、运动和气功、洒扫庭院、拦护水井、剃头洗浴、建造厕所、煮沸食物等画面。丛春雨认为“形象医学”是敦煌中医药文献的稀世至宝。

1、医经诊法类卷子
医经诊法类包括《内经》、《伤寒论》、《脉经》的片断和托名张仲景的《五脏论》以及《玄感脉经》、《不知名脉法残片》、《明堂五脏论》等13种。内容涉及五脏、经脉、俞穴的生理病理，有些是对《内经》等古籍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有些则是与传世古医籍不同的理论。如P·3477《玄感脉经》有：“九脏者，形脏四，头角、耳目、口齿、胸中也；神脏五，……”。明确指出“头角”的功能是“识精之主”。关于P·2115卷子，马继兴在《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和《敦煌古医籍考释》将本卷子定名为《张仲景五脏论》，丛春雨则定名为张仲景《五藏论》，赵健雄将书名厘定为张仲景《五脏论》。关于本卷子撰著年代，马继兴根据文中内容考为六朝末，抄写年代据避讳字认为在唐代初期七世纪；赵健雄认为撰著年代在隋或唐代；谭宗达、褚谨翔认为撰著年代为唐朝。

2、医术医方类卷子
医术医方类古籍有42种，大多不知书名及撰者，记载1000余首医方。内容广泛，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此外还有大量美容长寿方；外治法诸如贴敷、熏洗、摩膏、溻渍等数十种。充分体现了防治一体的学术思想。考察医方年代，认为其中除个别是见于前代医学方书的古方外，多是六朝隋唐医家通过临床验证的有效验方(包括单验方)。如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五首救卒死中恶方，有用硝石、雄黄散剂着舌下治疗中恶、急心痛、手足厥冷等急救措施，早于西方硝酸甘油舌下含服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千年。

3、针灸类卷子
敦煌针灸类卷子共有6种，原卷缺书名标题及撰人。但S·6168，S·6262据马继兴考证出自唐季昔。此卷子系将灸法治疗所用经穴，分别贴记在多幅人体图上。P·2675，卷子首题《新集备急灸经》，根据考证知其原初刊于唐代。该卷为写绘本，卷子正、背两面连续写绘，马继兴将正面称之为甲卷，背面称之为乙卷予以研究。P·3247，正、背两面书写，马继兴称其为《人神流注》残卷，原撰人及撰年均不详，据考证本卷子抄写年代晚于公元926年。《灸法图》、《灸经明堂》撰写人及撰绘年代均无从考证，但根据字体、文体、封存时间等，其撰著年代多系唐代或是唐以前作品。

4、本草类卷子
本草类卷子有4类8种。龙·530为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苏敬等《新修本草》四种为S·4534，名为新修本草；P·3714的新修本草以及编号为P·3822的新修本草和新修本草许里序例。此外，还有《食疗本草》一卷，编号为S·76；《残本草》一卷，卷号为S·5968。前三种手抄本都有部分佚文保存于传世古医书中，而后一种卷子脱失较多，经考证多不见传本问世。

5、藏医药类卷子
敦煌古藏医药卷子有5种。编号分别为P·T1057、P·T1044、P·T127、P·18·017以及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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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7。其主要内容为火灸疗法和灸法图，为研究藏医药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6、道家类医药卷子
道医药卷子有5种。编号分别为P·3043、P·4038、S·5795、S·2438以及罗振玉家藏的《疗服石方》。卷子的书名、撰著年代以及抄写年代不明，属于古佚书佚文类。其中《绝谷仙方》从避讳字角度考察其抄写年代约为公元874～994年间；《道家养生方》抄写年代为公元684年以后，是唐代写本；《残辟谷方》抄写于唐代；《服气休粮及妙香丸子方》抄写于公元684年以前；《疗服石方》也为公元684年以前的唐代写本。

7、佛家类医药卷子
佛家类医药卷子有9种。编号分别为P·2665、P·3230、P·3777、P·3244、P·2637、P·2703、P·3916以及S·6107、S·5598。原卷多残缺不全，据考多为隋唐时代作品。

此外还有医事杂论类的卷子17种。多首尾残缺，撰写和抄写年代不详。值得进一步整理研究。

研究价值

1、丰富了隋唐前后的医学典籍，尤其丰富了魏晋南北朝的医学文献
敦煌医学卷子主要是隋唐五代写本，不少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原件抄本，有的卷子编撰时间更早。如P·3481是现存最早的《灵枢经》残断；P·3287卷子的内容是王冰编次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的文字。P·3714是《新修本草》最近古抄本，比日本传本还要早60多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六朝时期的写本，如龙·530卷子经多人考证(小川琢治、范行准、马继兴等)认为是六朝写本；再如《亡名氏脉经第一种》根据马继兴推测其撰年也在六朝时期。此外，隋唐时期的写本必然蕴涵着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研究提供巨大的参考价值。就内容而言，敦煌医学卷子中有些是首次发现而未见传世的古医籍，如S·5614《平脉略例》，S·6168灸经图卷、P·3655《明堂五脏论》、P·3477《玄感脉经》等等。此外，通过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研究，发现了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代“经方”。根据马继兴考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文中记载有小、大“六神”汤方。而今本《伤寒论》中只有四神中的三神，而敦煌本则完整无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还辑录了古医方类著作《汤液经法》及《桐君采药录》两部古书部分佚文。

2、为古医籍的校勘和辑佚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国的一些重要医籍，或原书早佚，仅在后世著作中引有佚文；或今虽有传世本，而需校勘者。敦煌卷子中保留的原书古抄本，为这些古籍的辑佚和校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如P·3287《三部九候论》是组成《素问·三部九候论》的一篇重要原文，因而可校勘该篇；P·3481《病形脉诊》可供校勘今本《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等等。由唐代政府组织官方撰著的《新修本草》，自宋代以后早无传本。敦煌遗书中有关《新修本草》的卷子有四种，即S·4534、S·3822、P·3714、及李氏旧藏(甲、乙、丙、丁各本)，均系早期不同的传本。再如《食疗本草》原书早佚，仅存佚文，S·76《食疗本草》残卷即为其早期写本之一。敦煌卷子的抄写年代下限为公元1060年左右，大多为唐代写本，从而为医学史考证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3、反映了隋唐五代及前后医药学术成就
敦煌医经残卷反映了当时医学理论和脉学的成就。而针灸方面，隋唐以后医家详于针而略于灸，敦煌出土的针灸卷子有两部是灸疗专著，是目前保存最古的汉文灸疗图。文中记载灸耳尖阴会穴治疗眼赤疮翳以及用灸法治疗急症等记载，反映了灸法在当时被用于急症治疗的概况。在本草卷子方面，如龙·530《本草经集注》残卷中，将中药分为石、草、虫、兽、果、米等类，创造了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文中并可见十八反药的最早记载。关于医方残卷，甚为珍贵。因大多数是六朝、隋唐时期临床医家的效验方。内容广泛，涵概内、外、妇、儿，尤其是用于急救的有效验方颇多，为现代临床医家提高中医药在急症方面的应用及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资料。

4、敦煌藏医药卷子说明了藏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通过对敦煌藏医药卷子的研究发现“火灸疗法”有其独特的取穴方法，并且受当时的印度医学影响极深，此外也揭示出藏医药学与汉族中医药学早期密切的关系，是祖国医药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5、解决了在医学史研究中若干长期争议的问题
敦煌医学遗书的发现，由于其抄写年代的下限不晚于五代末期是不争的事实，故在此基础上对于宋本《伤寒论》“辨脉法”和“伤寒例”两篇撰年问题的长期争议予以解决。再如《王叔和脉诀》是传世古医籍中流传较广的一种，书名虽然是魏晋医家王叔和之名，由于内容和体例与王叔和所撰《脉经》迥异，因而历代学者在其撰年问题上意见分歧不一。今据敦煌卷子P·3655《七表八里三部脉》和《青乌子脉诀》两书对照，证明《王叔和脉诀》撰年应在唐代以前；通过P·3287《亡名氏脉经第二种》所引《脉诀》也可佐证。
综观70余年来对敦煌医学资料的研究，发现早期偏重于对原始资料的复制、编目和题跋方面，与敦煌资料外流不无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着重于对医药卷子内容、编撰年代以及抄写年限、版本和释文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方面的价值，对佚散古药方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又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1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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