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5-12-14 10:56 编辑
晋公盘辨伪 王恩田 山东省博物馆 新见私家收藏的晋公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盘内布满龙、鱼、龟、蛙等浮雕、立体和圆雕的动物。“这些圆雕的动物都能在原处360°转动，鸟嘴可以启闭，栩栩如生，颇富情趣”（图一）。晋公盘的造型、装饰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子仲姜盘有诸多相似之处。该盘盘心也装饰有圆雕的鱼、蛙、水鸟和乌龟，也是均可转动（图二）。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子仲姜盘仅有30余字的铭文，而晋公盘有与晋公基本相同的140余字的长篇铭文。（图三）此外，“晋公盘也有一个补丁，恰巧也在晋公缺字之处，幸好有所错位，两铭可互相校补，使许多关键问题得以解决”[1]。
上海馆的子仲姜盘虽然也有可以自由转动的鸟兽太多的史料价值。晋公
虽然有长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铭文，但铸造不精，与子仲姜盘精巧的设计，高超绝伦的铸造技术比较，无疑有天壤之别。晋公盘兼二者之长而有之，无疑极大地抬高了其身价。但也正是晋公盘的这两个突出的特点，引起一系列的难以解释的矛盾和疑问，需要讨论。 一 子仲姜盘是郑器，不是晋器。 子仲姜盘上世纪90年代初见于英国伦敦文物市场。由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协调介绍，香港太阳集团主*席叶肇夫先生斥巨资购回。1997年6月捐赠于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先生有《跋子仲姜盘》一文予以介绍说：“此盘形制较大，高18厘米，口径45厘米，体制厚重。盘外壁饰一曲角形龙，龙首耸出盘边，作探水状。……春秋时期，盘中有从饰蟠龙纹改为饰鱼纹的，鱼纹通常沿盘心外缘，作首尾相贯连状。如上海博物馆所藏郑伯盘，即是如此。……其间最为奇怪的，是饰有立体的鱼、青蛙和水鸟等动物，都能在原处转动360度。这种艺术装饰手法上创造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见的，不仅使造型单调的盘充满了活跃的生气和情趣，而且在铸造技艺上也是一种空前的创造。显然，子仲姜盘属于分铸技术，但是在较薄的盘心内要嵌铸一群动物，且能做360度的稳定转动，……转动的轴在盘内垂直卡住抽不出来。在合范浇注铜液时，轴和盘插进只能保留一层极薄的泥料在铜液高温作用之下如何保持泥料敷填物不脱落变形和较薄的盘心不漏水实在是高难度的技术问题。……现有无数的商周青铜器中难有其匹，这是一件世所罕见的奇物。” 盘内铸有铭文六行32字(见图四)，释文： 佳六月初吉 辛亥，大师作 为子仲姜盥 盘，孔硕虘好， 用祈眉寿子子 孙孙，永用为宝。 马承源先生根据铭文“书体为秦晋风格，秦国职官中没有大师这个官名，因而须考虑这盘是晋器，大师是春秋早期晋公的属官”，从而定为春秋早期的晋国器[2]。子仲姜盘已著录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一书，据介绍“与此盘成组的子仲姜匜，为美国纽约私人收藏”。[3] 现在的问题是，定为晋器理由并不充分，子仲姜盘很有可能是郑国器。 首先，大师官名金文中习见，却没有一件是晋器。如： 大师作叔姜鼎 （《集成》2409） 大师子大孟鼎作盘匜 （《集成》10274） 大师小子白萀父鼎 （《集成》2580） 大师小子师望鼎 （《集成》2812） 大师小子师望壶 （《集成》9661） 大师钟伯侵簋 （《集成》2668） 但可以确定属于郑国的“大师”，则有郑大师小子侯父甗（《集成》937）。其次，子仲姜盘铭文末尾的“永用为宝”，富有特色。而郑国铜器“郑伯大司空召叔山父”（《集成》4601～4602）铭文末尾作“用为永宝”，与此相似。由此可证，“大师子大孟姜作盘匜”（《集成》10274）铭末作“用为元宝”也应是郑国铜器。因此，子仲姜盘宜改订为春秋早期的郑器。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了作为晋国铜器的晋公盘，却与郑国铜器子仲姜盘器形和盘内立体动物可以旋转的铸造技术如出一范的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 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郑伯盘，有腹两侧设龙首耳，龙角是一对立鸟。龙口衔盘边，腹饰蟠曲龙纹。腹内饰两圈20条追逐的浅浮雕游鱼。盘内铸“郑伯作盘匜”等13字铭文[4]。而在山西侯马《上马墓地》的春秋晋墓和陕县后川春秋晋墓[5]出土的铜盘中却没有龙鱼题材的纹饰。也可证子仲姜盘不可能是晋器，而只能是郑器。 晋公亦称晋公盆，杭州瞿世瑛（号颖山）旧藏，今不知所在。《三代》《筠清》《从古》等多家著录。晋公器高12厘米，口径27厘米。是一件不太起眼的器物，但却铸有铭文24行，140字。《集成》10342的拓本是剪贴本，字迹较清楚，但漏掉第五行“大廷，莫不来（王），（王）命（唐）公”等10字。因铸作不精，在两个补铸的窟窿上又补刻了数字（图五）。 关于该器年代旧有方濬益的晋平公说和唐兰、杨树达的晋定公午说。郭沫若初主晋襄公驩说，后改从晋定公午说。晋定公午说的主要根据是铭文“公曰：余今小子”中的“”即《左传·哀公三年》：“晋午在难。”注：“午，定公名。”《晋世家》《年表》又《六国表》《索隐》引《世本》：“定公名午。”[6]其说可信。晋定公午（前511～前475）相当于春秋晚期。晋定公午于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年）即位，卒于前475年。 关于晋公晋嫁女于楚的时代背景，杨树达先生曾有精辟分析。“哀公四年《春秋经》云：晋人执蛮子赤，归于楚。……说者因谓：晋人为楚执国君，几视楚为共主。晋之不竞己甚矣。按传文记楚假备吴之名，谋伐晋。乃以重兵临晋。晋执政赵孟闻之，惧而急致九州之戎，以诈诱致蛮子，以畀楚。当时晋人畏楚之情事，历历如绘。鲁哀公四年，正晋定公在位二十一年。以传文与此铭勘合，知晋之嫁女，实欲求欢于楚，以图自保。……知此，则铭文所谓晋邦维翰者，乃晋自卑之辞。谓晋当为楚之藩翰也。”[7]晋定公时代的晋国，正处在三家分晋的前夜，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不仅没有了昔日晋楚争霸、鄢陵之战大胜楚国的“霸气”，而且已经沦为唯楚之马首是瞻的地步。在楚国大军压境，迫使晋国交出逃亡到晋国的蛮子国君时，晋国执政赵孟居然以诈骗手段逮捕了蛮子赤和他的五大夫，在三户这个地方交给楚军，以取悦于楚。这与晋国嫁女于楚、欲求欢于楚有异曲同工之妙。了解晋嫁女于楚的时代背景以后，就会对晋公为什么会仓促上马，粗制滥造，即使器壁洞穿了两个窟窿，也舍不得和来不及更铸，居然采用一直流传至今的“补锅”技术加以修补的怪事，找到了答案。 三 小 结 晋公盘的两个突出特点，与子仲姜盘和晋公的基本事实之间，显然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有必要认真思考，做出符合情理的解释。 上世纪30年代，河南新郑轰动一时的郑伯大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绝伦的铜器，其中的立鹤方壶硕大无朋、铸作精美绝伦，堪与设计奇巧、铸造精密的子仲姜盘相比美。郑国的音乐也富有创新精神，被称为“郑声”。可见郑器子仲姜盘产生在富有创新精神美学传统的郑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反观晋国，无论是翼城北赵晋侯墓地，还是天马——曲村晋国墓地，以及曲沃晋国新出子氾编钟，其铸作精美程度没有一件铜器可与子仲姜盘相匹敌。铸作精美绝伦的晋公盘与晋国铜器的传统风格似乎格格不入。尤为怪异的是晋公盘与晋公既然器主都是同一个人，晋公盘设计奇巧，铸作精美绝伦，而晋公却粗制滥造，两者相去不啻天渊。惟一可能的解释是晋定公只铸造了晋国，晋公盘并不是晋定公铸造的。晋公盘很有可能是受子仲姜盘晋器说的“误导”，阴差阳错地“投胎”到了晋国，并冒用了“晋公”之名。因此，有理由认为晋公盘是“移”晋公长篇铭文之“花”，接子仲姜盘器形和动物可转动360°设计奇巧、技术高超之“木”的移花接木之作。这样一件世所罕见的“尤物”，一旦出现在文物市场上，其身价较之子仲姜盘的据说是80万英镑的巨资，十倍、百倍之蓰都不为过。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令晋公盘制作者没有想到的是晋定公午既然有能力铸造堪称鬼斧神工的“晋公盘”，为什么又同时粗制滥造地铸造晋公呢？这无疑是有悖于常理，难以作答的。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任何高明的伪作，都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不露出一点破绽。晋公盘至少有三处致命伤。第一，晋公出现了两个补丁，显然是未能避免的铸造缺陷，出现在铸造技术粗糙的晋公上，不足为奇。而铸造技术的精密程度已达到登峰造极的晋公盘上不可思议的居然也有一个补丁，显然是弄巧成拙、东施效颦的败笔。第二，晋公铭文“刺考”下面的字适在补丁上，“晋公盘也有一个补丁，恰巧也在晋公缺字之处，幸好有所错位”，于是在“错位”的地方巧妙地补上了从晋器戎生钟挪来的“憲公”二字（图三：3）。殊不知这也是弄巧成拙。因为曲沃一支的晋君无谥为“憲”者，不仅晋君中没有，除秦国外，没有任何国家的国君谥为“憲”的。正因为稀少，故《史记·秦本纪》居然因字形相近误作“寜公”。当然，可以用“憲”与“献”读音相近，借为“献公”来为伪作者开脱。古文字中虽然通假字甚多，甚至人名、族名、地名均可通假。但唯独谥号不能通假。因为谥号是根据死者生前言行、品德加以概括后授予的，是不能假借和任意改动的。楚共王临终前告诉大夫们说：我没有德行，而在鄢陵之战打了败仗，让国家蒙羞。请求在他死后赐给他或是“灵”、或是“厉”的恶谥。请求了五次以后，才得到大夫们的同意。共王死后，大夫们商议赐谥的事，或认为可以同意共王的遗命。但子囊表示反对说：声名显赫的楚国，国君安抚蛮夷，征伐南海，使之归属中原。国君又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这不就是“恭”吗？应该谥为“共”。大夫们同意了子囊的提议。事见《左传·襄公十三年》。这一典型事例，足以证明不存在谥称“憲”可假借为“献”的可能性。古往今来找不到任何一个谥号可以使用假借字的例证。当然人们或许会例举晋献公在泰安大汶口汉画像石榜题中，因方言的关系，写作“沙公”。不过那是数百年之后的事情，而且是出自文化水平不高的民间工匠之手，不足为据。在春秋时代，国君铸作国之重器是非常严肃隆重的大事，非同儿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出现谥称可以假借的现象。第三，晋公是嫁女的媵器，故铭文书作“媵”。而晋公盘铭文却书作“元女孟姬宗彝”。盘是水器，不是宗庙彝器。金文中有大量盘的铭文，可以自名为沐盘、行盘、尊盘、宝盘等等，从无一例自名为“宗彝”者。晋公盘自名为“宗彝”露出作伪马脚。晋公盘属于伪器，铁案难移。 赝鼎晋公盘出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提醒人们，铜器作伪技术至今已经发展到一个“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程度。惟一的对策只能是提高警惕，以免受骗上当。
[1] 吴镇烽《晋公盘与晋公铭文对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4年6月22日。
[2] 马承源《跋子仲姜盘》，上海博物馆编印，1997年6月。
[3]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四六七，82～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4]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四六八，82～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
[6] 唐兰《晋公考释》，《国学季刊》四·一，1934年。
[7]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73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2年9月。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3月2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5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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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4 10:3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