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农民战争史:不正常的“热”与不正常的“冷” 4 V4 j6 B7 t) w3 ?5 T# H/ O% v+ k1 O
& z3 H6 d& ]7 v7 `& n: Y 人们常说赵先生是新中国史学中农民战争史这个领域的“拓荒者”。我国传统史学过去有过对某次“民变”的研究,例如李文治的《晚明民变》及罗尔纲等人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至于系统性的农民战争史,虽然早在1933年中国就曾出现过托派学者薛农山与蔡雪村的两部农民战争史专著,但以后竟成绝响。以农民革命起家的中共主流,其早期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尚钺、侯外庐等先生都奇怪地对中国农民战争史不怎么感兴趣。1950年代初,赵先生在山东大学最早开出“农民战争史”课程,1954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著),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许多论文与小册子。这一时期赵先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19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而后来农民战争史论争中有代表性的几位大家,如孙达人、孙祚民等,虽为论战对手,却同出自先生门下。直到先生在“反右”中蒙难,农战史研究被迫中断。后来他一直深以为憾,晚年还说:“农民战争史这个课题大有可为,……但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也像敦煌卷子《寡妇赋》中的两个名句,'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一场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展的美梦,就此烟消云散了。” 9 n. d M0 q( N2 a, X
# D8 ?% g) m4 ?& ~+ ]
西欧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反贵族,没有导致改朝换代的 j+ u8 E+ A0 ]: D$ J& j
0 P) @+ X" y$ f
“农民战争”在欧洲本来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专有的提法,英国的瓦特·泰勒事件,传统上就称之为“农民暴动”(Peasants'Revolt),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农民武装抗争更历来有“大农民战争”(Grosse Bauernkrieg)之称。中世纪西欧处于“小共同体本位”状态,领主林立,“国家”似有似无;农民普遍隶属于特定的贵族,而与“朝廷”没有多少关系。即便并非农奴的所谓自由农,也与中国式的“编户齐民”有异:他们对贵族有义务(只是比农奴轻),贵族对国王有义务,农民对国王却没有直接的义务,也没有所谓“皇粮国税”问题。于是矛盾与冲突多在农民与贵族两大“阶级”之间,国王反而往往处于调停人地位。因此他们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反贵族,并非冲着“朝廷”来,规模小而分散,从来没有导致改朝换代的。这样的冲突的确可以说是“农民”的“阶级斗争”。
$ R' ?+ d6 I: Z+ H; B
/ c$ S( {/ v5 u ?% E8 k% f6 q 俄国的武装民变,反假皇上,但不反当今皇朝 7 Z. F: A( u% J- A |6 S2 V* l
& L/ G Q# X0 G: n `1 A# o 俄国传统上比西欧专制,18世纪前后有过几次比西欧更大(但还是比中国的“农民战争”小得多)规模的武装民变,如斯捷潘·拉辛、普加乔夫等。其特点是“反'假皇上',但不反当今皇朝”,他们声称现统治者是“假沙皇”,而罗曼诺夫王朝的真沙皇流亡在民变队伍中,他们要拥戴其复位。但这些民变从没有反抗罗曼诺夫王朝、要求改朝换代的。耐人寻味的是:这几次民变都并非一般农民(即贵族治下的农奴或国家控制的“国有农”)的运动,而是边疆地区的哥萨克(类似中国所谓的“盲流”)运动,即逃到边地、向往“自由自在”的人们反抗官府控制的斗争。苏联时期虽按阶级斗争理论、同时套用西欧的提法也谓之“农民战争”,但一直有人质疑这种“自由哥萨克运动”与西欧农民反抗贵族的“阶级斗争”能否算一回事。
5 ]$ W4 ^- M: L' |0 t6 y1 W8 P " G4 @' F- Q2 v0 C! f8 b6 N
传统中国的佃变,通常不反贪官,更不反皇帝 + H$ u' B6 g. N0 j# o1 O! q$ r5 s0 Z
; \" g: I1 V% H* W5 J! s4 r: S
中国自秦以来就是帝国官僚制而非贵族制,其专制大一统比俄国更典型。农民多是“编户齐民”,直接受官府、而不是贵族领主管辖。传统民间社会存在着租佃、雇佣等“生产关系”,当然也存在这类关系中的主佃、主雇间利益冲突或曰“阶级斗争”。而且与小共同体本位的中世纪欧洲相比,在大共同体专制的传统中国,小共同体认同较弱,“道德经济”色彩较淡,对村社、领主的依附不强,民间(而非官民之间)“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行为早熟,老百姓之间很早就习惯于“自由”与契约关系,温情脉脉的东西比西方中世纪更少,而绝不是更多。所以与今天许多人渲染的“传统乡村和谐”相反,在传统中国,业佃纠纷、主雇纠纷乃至主奴纠纷比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贵族纠纷要更容易发生。( q6 z; s* }$ C" `+ S3 @
' A( J# @. `9 f' G! G+ p
但是传统中国的“佃变”、“奴变”虽然较多,却与欧洲的农民-贵族冲突一样并非针对朝廷。佃变通常“不反贪官,更不反皇帝”。如清初江南缙绅反清,而佃变大多亲清。如宜兴“国家受天命,豪强皆失势,……(佃户)起而乘之”。著名的嘉定、江阴缙绅反清起义以及太湖缙绅吴昜的抗清“义兵”,都受到佃变、奴变的打击。而朝廷对待民间主佃关系和主佃纠纷,总是从维护“家天下”出发,而不是从维护主佃任何一方利益出发,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打击“豪强”,另一方面佃变如果闹大,官府也会出面镇压。但因佃变本意不在抗官,因此多反抗乏力,极少有发展为“民变”者。 4 z- {' a. d( V
9 G/ o7 a$ }" J' d. z5 Y+ p 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是“庄客随庄主造官家的反”,而非农民反抗地主
$ B- u4 p5 L3 b% f 0 L* d; p" _; j
而佃户如主动参与抗官,往往倒是在其地主的带动下,我们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许多“庄主带领庄客造反”的故事。但这就不是佃变,而是民变中的所谓“土寇”了。
2 ~1 e# E" I0 ]( h6 C8 P% G7 c: h# M
& S0 S2 B4 L7 l+ T6 Q 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这些以往被称为“农民战争”的大规模民变,其实与“佃变”、也与西欧的农民战争性质完全不同。“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们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国家垄断、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在“民”的一方,则与民间组织资源(族姓组织、宗教组织、行帮组织)是否发达相关。非社会因素,如天灾与“外患”等也会激发民变。
3 i* G' s0 H5 x7 v3 M! d" K p; L9 ]6 M+ |8 Z- D- _- R3 y1 m% c
但是,这些民变与民间的租佃、雇佣关系,乃至与过去经常被大加渲染的“土地兼并”、尤其是以所谓“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为动因的经济型“兼并”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历史上的民变,尤其是导致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民变,没有一次是由“佃变”蔓延扩大而来的,它们既不反映租佃制度的发达与否,也不反映主佃关系的好坏,与民间地权的集中与分散也看不出多少相关性。
/ i0 C5 x; @; l& v& o
% y- {7 w& n4 @. y9 ? 中国平民抗官的性质与西欧农民反抗贵族是全然不同的
: x" j( `7 y2 _4 \, G# n# N3 S8 I7 t. n ) Y* P4 Y* ^: M6 G
“官逼民反”在性质上就是冲着朝廷的。我国的传统官僚不是欧洲的贵族,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地与附庸,作为“朝廷命官”他们就是皇帝的代表。因此中国平民抗官的性质与西欧农民反抗贵族是全然不同的。过去常有人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作为农民“觉悟”不够的体现。其实民变“不反皇帝”往往只是由于实力不够,实力足够就“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并不需要什么“阶级觉悟”。相反,“不反皇帝”的佃变倒更多地出自佃农对抗业主的“阶级”自觉。大规模民变按统治者的贬称通常有“土寇”与“流寇”两种类型。“土寇”往往由地方豪强率领依附人口就地抗官,佃农(“庄客”)作为依附人口也常常卷入这种造反。但这种抗官不但不是什么“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恰恰相反,只有主佃较和谐而官民尖锐对立,才会发生这种“庄客追随庄主造官家的反”的事。主佃对立、佃变频仍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土寇”的。. N8 E) f# v/ `6 O$ c: g/ K# A, @
9 r8 |( F" E R+ i' B M 而“流寇”更多地是穷人与官府冲突。即便有精英挑头,这精英也多为商人、军官、教主等等,一般不会是大土地所有者。因为土地无法带走,地主造反一般都是“守土不流”的,这与是否反对“流寇主义”、有无“根据地”意识毫无关系。但组成“流寇”的穷人通常也不是佃农,因为与承担朝廷赋役的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相比,佃农较少与官府打交道。他们或许会与业主冲突而发生“佃变”,会因追随业主而加入“土寇”,但说他们因为地主收租就会去与衙门、与朝廷较劲儿,未免匪夷所思。
3 L" `% A* g6 ^9 H" r
. v9 k* Z( b$ o! a5 Q/ G; B8 U/ F 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 " y, @, O6 v; ]
! a r/ V7 q2 c0 P5 C$ S6 l) z 事实上,导致大规模“流寇”的社会危机,往往并不表现为很多农民无法获得土地,而是相反:朝廷聚敛造成的沉重负担、恶劣的吏治以及种种天灾人祸使农民有地不种、弃地而逃,成为所谓“破产农民”(确切地说应该是破产自耕农)。所谓“福字从田”变成了“累字从田”、“受田者与田为仇”、“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正因为如此,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如明末的陕西、华北。而河南、山东租佃率居中,主佃关系不坏,那里就出了许多“土寇”。在租佃率最高、业佃关系也最紧张的地方,即江南,反而土寇流寇都没有,只有一些“佃变”。
* g* b( t, J6 v9 p0 w# B/ A- I( E4 i, K* Q
也正因为同样的道理,大规模“农民战争”中经常出现抗役抗粮的诉求,如“无向辽东浪死”、“不纳粮”、“三年免征”之类,其号召对象也主要是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因为中国历史上前期佃客不服役,后期佃农不纳粮,上述口号与他们关系不大。而免租减租之类的佃农诉求从不曾在所谓的“农民战争”中出现,倒是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曾多次诏令地主减租,甚至说出“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从陈胜到洪秀全,历代“农民领袖”哪个曾对“地主阶级”作过如此明确的谴责?4 j3 o6 a3 g3 `$ w) K
# K6 ~( |9 c. `, A- u 总之,过去很长时间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为核心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是很成问题的。今天我们应该看到: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而在于大共同体本位的专制制度造成的“官逼民反”。与西欧“农民战争”性质近似的“佃变”现象虽然存在,但大规模民变,无论是“土寇”还是“流寇”,都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专制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 6 m- L; f& G; k
. i% r$ M/ Q* ~ 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农民战争史是绕不过去的关键 2 T( T/ L3 m, ~! E
N$ A& d. n6 @
但是,近年来事情已经走向反面:进入1990年代后“农民战争史”研究迅速萧条,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与此同时有关农民的各种现实问题却变得越来越尖锐。甚至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议论。改革前的史学歌颂造反,史书中但凡有“盗”、“贼”都被说成是“农民起义”。而如今歌颂皇帝又成大潮,尤其是清史,自努尔哈赤以至乾隆,几乎有帝皆圣、无君不贤。农村方面更是一片玫瑰色:“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似乎数千年来农村就是“和谐社会”了。政治既非专制,经济又最发达(据说直到鸦片战争前夕GDP还占世界36%,比今天的美国还牛),伦理道德更是世界第一。晚清国人居然众口一词地要学西方,岂不是犯傻!
" r" A- T2 ^( @, U9 J M' {& B' v7 ~6 T2 m. L( d
然而只要正视历史,看看两千多年来大规模、超大规模的“社会爆炸”一再发生,近乎周期性地发生,而且动辄吞噬大半人口,甚至80%以上的人口,其残酷、惨烈、血腥、疯狂的程度,为任何其他民族的内战所无,这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动乱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动乱没有发生过。或者搬出些非社会原因,如说明清之际的那场浩劫是因为地球处于小冰河时期。或许这一次是如此,但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 @+ y9 @! D/ n5 `" f2 l, h0 {' r1 [7 F7 ?6 W( V
可见,认识中国历史,甚至认识中国现实,“农民战争”史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例如,今天一提到农民地权问题,许多人还是翻出过去的说法,什么“土地私有和买卖”是大乱之源,只有官府控制土地才是正道。因此重新认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1 O* A) O( d" @# Y1 W# \; w( M
7 m; M! J" |2 n2 r 突破“农民-地主阶级斗争”的套路 9 p) T+ C. l4 h
( y+ ^! e- M5 g4 l5 h 事实上过去的“新史学”注意这个问题并不错。梁启超先生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今天倡导“国学”的人也许会觉得这话太尖刻,但旧史的确有太浓的帝王气应该是无疑的。现代史学提倡“总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这并非哪个意识形态专有的特点。至于“普通人的历史”在现代左派史学中又被特别强调成了“造反者的历史”,这就当然有先入为主的问题。但是在左派并未大权在握唯我独尊的情况下,这种视角作为一种批判学派也有重要的价值。而赵先生在农民战争这个新史学领域是有开创之功的。后来新史学变成“官史学”,只讲“金花”不讲其他,讲“金花”又只用意识形态来图解。甚至“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也体现于史学,新史学的功臣赵先生到1957年竟被官史学用以燔祭,良可浩叹。赵先生当年研究农民战争史,是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使用了当时的话语,他本人也真诚地相信当时的理论。但是今天应该指出:这套话语并不始于赵先生。如前所述,实际上1930年代托派(托派并非“托匪”,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后学的一支,而且距离马克思的原意并不比斯大林更远——这在今天应该已是常识)史学的两本农民战争史专著已经奠定了这套话语。而今天我们说赵先生是“农民战争史领域的拓荒者”,自然含有托派沉寂多年后赵先生他们重新开始这项研究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赵先生当时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农民-地主阶级斗争”这个话题。他提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四个专题”是:
0 s' u6 r/ O# }1 k, s
! B9 Q9 S4 ], |7 ` W7 T/ a 其一,是农民的身份,即不同时代中农民身份的差异;# ^0 |9 l. g2 ?0 \0 h
& T( F# `% _; i x. g
其二是起义和国家机器的关系;
, K$ R. |/ v4 Z3 d, x" Y; P/ { Q& u
其三是农民起义和民族关系间的关系;
' } h# \3 a' h. T: o5 C' \# O5 j; y
其四是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
1 j( n" W# d' p9 @ O% x& C
) I+ V6 }- H9 \1 @3 X 显然,这是过去的人们未曾提出的。( a4 D3 q& m: H; j+ e* @/ a
& f% S9 M* v6 t+ U; G0 m
赵先生蒙难后,研究被迫中断,上述专题未能深入下去。但此后几十年间这些话题又不断地引起讨论。1980年代先生复出史坛后,其研究方向主要转向土地制度史等。但他一直关注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动态,不满这个领域的萧条,希望看到新的突破。1990年代我关于关中土改的一些研究发表后,先生曾来信极表鼓励。继承新史学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继续推进对“民变”现象这个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仍是我们作为后学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