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浅龙勿用 于 2016-2-7 17:30 编辑
还老子以清白 （2004年12月10日晚在北航部分同学所设的讲坛上讲话的摘要） 陈光柱
同学们，晚上好： 之所以我以“还老子以清白”为题，是想介绍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老子。你们是大学生，你们已经进入到能独立思考的阶段，。但是，你们所知道的历史，却有限得很。我在这里向你们介绍的就是一段你们比较模糊的中国历史，也是所有中国人对这段比较模糊的自己祖宗的历史竟一无所知。这是从商到西周乃至东周直至秦汉的汉武帝以前的这段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公元前一百年前后的一千五百年内的思想史。这是我们的先民——祖先们所过来的一段历史。只有对这段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才有可能认识我们祖先的足迹、认识自己的历史。正因为我们自身祖先的历史，所以我只侧重这段时间内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个人认为，只要搞清楚这段历史中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一些必要的，我们需待讨论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欲认识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也将可知：认识老子不仅是认识历史的需要，也是对现实的检验乃至于是对未来的督导。是否是这样，我做如下陈述：望共同探讨、讨论。 一、 西周前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西周前是商，也就是殷商，这时候已经有了文字，它就是甲骨文。在商以前传说的是夏，但是，夏没有文字给我们留传下来。虽然，在遗址之中我们看到了青铜器和某些刻画符号，但形成不了任何文字概念，研究不出意识形态的表现。除了牵强附会以外，则什么也说不清了。 可以明显的知道，甲骨文字是商与夏最大最明显的区别（当然，不排除夏末有甲骨文的发生事例）。在目前出土已知的150000多片甲骨文中，说的是什么呢？高度概括一下就可以知道：它们之中透露出一件事，这就是：上者和为上者，遇事必“问卜”于人！“问卜”而“记”是甲骨文字所承载的主要功能，甲骨文字也就是伴随“问卜”而产生和发展的。“问卜”还不是简单的“问卜”，而是每事必问所形成的规矩、制度、规则。不论对它的印象如何（如低级、幼稚、愚昧、迷信、对天神的依赖等等），它必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而这样规范又仅限于“上者”和“为上者”！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在实践进程中，在当时的社会时期内认识到一个特殊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行为之中，最应该必须要得到规范的人，是“为上者”！ 于是，由上可知夏之所以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则必是夏桀的为所欲为、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是自己说了算，从而葬送了自己和夏王朝。所以，成汤在伊尹等人尽心竭力的辅佐下，以成汤的自律而取代了商王朝的政权。并且遇事必“问”于人，保存、应用、传承下来，形成了“问卜”的制度。虽然现在我们看来，这是极为幼稚、愚昧、无知的行为，但是，它却伴随商王朝近五百年之久。 成汤建立了商之后，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使“占卜”终于成了商王朝的“礼制”。然而，当成汤之孙太甲继位之后，却讨厌这样的“礼制”，限制了自己的手脚，不守于“占卜”的规矩、礼仪、程序，欲我行我素。这时的重臣伊尹还在商王朝中掌握大权，于是只能抬出太甲的爷爷，“废黜”太甲——“逐”至“桐宫”，在家庙内“面祖”而“反省”。三年后太甲“悔改”，不再违拗成汤所建立的“占卜”制度，伊尹才又还政于太甲。这就成为了商王朝内的一段插曲。 然而，在数百年计的固定“礼制”的实施进程之中，时兴时衰的现象，也就成必然。其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从事“卜”的人的身份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一个阶层：“贞”、“祝”、“巫”、“卜”等人遍及商王朝各个领域。他们成了“智者”的化身，变相成为他们说了算。所以在武丁之后，商朝晚期的前期，使得原颐指气使的赫赫大员——“贞人”们，变为记录例行公事的无名差役，这是对“智者”们的当头棒喝。但是，“智者”们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王的身边又形成了新的“智者”群。商朝晚期在“智者”的诱导下，全国上下一起为着新形成的概念“得”为最高、最终目的。这有殷商末的九件青铜器皿上的铭文作证，是“铜”证，当然更是铁证。它们分别为：“得”、“得鼎”、“□得”、“贯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九例（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2001年版广西教育出版社）。 正是商末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而搬到周原来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不得”正是针对当时商王朝“得”的！所以，古公亶父在理论上就站住了脚，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且把“不得”的具体内容规范了一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德”论。其要旨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具体落实到事时，表现为五不“得”：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所以只能“为腹”而不能“为目”（眼所见，心所想）。显然，古公亶父是在总结成汤取得夏王朝所得出来的自身“不得”的经验，从而对自己提出的行为规范。同时古公亶父认识到一个谁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周邑”这个根据地内，“仁”是十恶不赦的意识形态！“仁”字在公元后100年左右的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仁从二人”。可是在古公亶父的当时乃至整个西周时代“仁是从上人”的。因为上面“短横”、下面“长横”，此字不读“二”读“上”。所以“仁”是从“上人”的，直白的说，“上人”的行为多为不好。“上”也孕育着，差异、区别。“上”的行为，“仁”的行为，正是造成“亲疏”、“贵贱”、“利害”等差别的起始点！ 正是古公亶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励精图治而形成的“德”的概念。“德”的内涵就是“不得”；就是约束统治者自己；就是最高统治者头上的紧箍咒；绝不能作任何转嫁。 二、 西周时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自武王打败“纣王”后，夺取了政权。西周在武王的治下，改天换地了。这可从周朝建立后，在金文中的“得”字消失得一干二净体现出来。从武王起，到穆王100余年之中，一例“得”字也没有，“得”已经不是问题了。从武王到昭王（穆王的父亲）只有十三例“德”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是中国文字中“德”字的开始！在被传为“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四十余年刑错不用”的周康王二十三年有一“大盂鼎”，记了周康王的话：“……令女盂绍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这就是周康王高度自律的语言，并命令他手下的官员严格检查督促他。文中的“绍”：继承、发扬；“荣”：光荣传统；“敬”：诚心、一丝不苟；“雍”：应用、运用；“德”：条文、戒律；“经”：经常、随时随地；“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式、手段，不顾及任何情面。于是我们翻译成现代语言，则是：“……我命令你盂呀，要发扬继承我们老祖宗的光荣传统，你必须诚心诚意、一丝不苟地应用老祖宗所订下来的“德”的戒律，随时随地，不分任何场合，不要顾及我的面子，采取你认为可以采取的一切手段，督促、检查、阻止、审查我的一言一行，从早上到晚上我都要置于你的监督检查之下……”这就是西周早期的现实。在西周乃至东周800余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在金铭文内，前面说的那个“仁”字都绝了踪迹。这与西周的意识形态是有关的，请参阅“拙文”《老子十九章考、辩、析、读》。 这就是西周，用自己“德”论的高度自律代替了商王朝的“占卜”，这是意识形态的转换，也是“礼制”理念的转换。也就是用一个较为开明的“德”的约束来替代那种“占卜”形式的约束，显然同样是约束统治者的。在西周开国之中，除了接替商王朝的统治开始时，有点混乱。后来成康之际，则天下大治。但是，后来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没有出现那样的大治景象。 好景不长，周昭王的继承，没有长进。至穆王，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在穆王时期定格了“天子”的称呼！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惯例。从穆王起，上下齐呼“天子”！周穆王也飘飘然，处处以天子自居。再也看不到他爷爷时的大治了，显然为溜须拍马者开了方便之门，“智者”们也一涌而出祸国殃民始也。再一件事是大兴“吕刑”，“吕刑”细微达三千多条。可想而知，其矛头对准的是下面之人。这背离了古公亶父的教导：治国必先“治君”，而不是“治民”。 于是在周穆王之后的周共王等的治下就出现“得纯”的政治口号，“得”字重新出现在我们历史上。虽然它灭迹了百多年，现已经说明“得不纯了”，也是西周王朝的“膏肓顽症”！这时的“得”字的写法也很直接，上“手”下“贝”，或上“贝”下“手”，手要能攥得到“贝”（金钱）就是“得”，反之，“贝”能攥得到手中也是“得”。 直至西周晚期，“得纯亡民文”共出现八次，“民文”乃不听政令之民，“得纯亡民文”就是“得”纯洁了，清明了，不听政令的老百姓都没有了，也看不到扰乱社会治安之民。同学们，这是在当时的西周社会里的呼声，不发人深省吗？ 值周“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执政四十六年，颇为小有“中兴”之举。这时在整个西周王朝时期，可谓是又一个辉煌的年代，它有下列诸事可证。 金文的文字已发展近于完备，长篇的铭文，层出不穷，且金文书法也发展到花团锦绣；非官方的诗也广为流传和兴起；意识形态上有概括性的高度认识，：如见于铭文中的“不侮鳏寡”：不得中饱私囊、要“得纯亡民文”、要“纯”、要“禄纯”；“引其唯王智，乃唯是表我国”……等等。 重申“国之有咎在予一人”的观点，这也是西周建国以来所持有的固定观念。执行的好坏是另外一回事，认识上必须如是。 “治乱在庶官”的观点也已形成并完成，从而可以看到了“智者”的破坏性。 《老子》文章的构思必形成在西周晚期，周宣王之时，因为《老子》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西周所形成意识形态的终结。如《老子》十九章，亦反映出一个西周晚期所形成的重要概念，“绝学无忧”。由于有这个概念被公认后，所以在东周时期的金文之中，再也没有看到一例“学”字出现，并且影响到秦汉，直到东汉的许慎的《说文解字》之中，还没有列出“学”字专条，而仅在不显眼的地方曰：“学是觉的省字”。这当然是对孔子的“子曰”：“学而时习之”的嘲讽！因为许慎也是一大儒，可是他却不知道有句“学而时习之”，才在他的《解字》之中，没有列“学”字专条。 “绝学无忧”是一个纲领，其内容是：“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正是对西周的历史的写照，也是对商王朝的历史所终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这也是说， 无论是商朝的“占卜”，还是西周的“德”论，这两种礼制虽然在开始出现之前，都是柔弱的，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一旦固化，老化，“物壮而老，是为‘不道’”。它们也就以一种“礼制”的形式，想把它们固定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它们走向了反动！之所以走向反动，问题还在于那些吹捧这“礼制”的人。正是所谓的“智者”，他们声嘶力竭地维护“占卜”和“《德》”论都是对事物本身的背叛。所以西周晚期，正直的人们，都会看清这一点。老子正是代表这一样一批人，行之于文写出“绝礼弃智”！ 至于“绝仁弃义”则是西周早期的认识。在西周的历史中，就看不到被后来的人们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仁”字，金文可证。 所以说，老子所总结出来的“礼、智、仁、义等四个是怪物，是必须绝弃的对象。这就是老子之所以是西周时代的人的道理。礼、智、仁、义这四个怪物，却是春秋战国的后学所“捡”的破烂。 三、 西周后东周时的意识形态表现 自从西周经老子总结了意识形态后写出了《老子》五千言，然而周幽王只束之高阁，按惯例作为藏书而已。但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知道，这是治国宝典，传言为之《三绝》。把《三绝》的内容误传为：“绝学”，“绝礼”，“绝仁”。也是所有读书人争相阅读的经*文，也是指导大家的必读之书。当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老子，公元前776年，作了五千言；公元前770年老子已死。 约公元前720年——前645年，管仲在齐国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辅佐齐桓公首次称霸。“挟天子，以令诸侯”，转嫁“治国”必须“治君”的问题。为后世称霸带了头，也是历史上公开挑起内战的祸首。 公元前551年——前478年的孔子，在管仲的基点上，修订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把“仁”这个周天下早已成为过街老鼠的理论怪物，重新打扮，让它复出。虽然美之以“忠孝信义”，但各诸侯国，谁也不敢买这样的账，他处处碰壁也就理在其中了。 公元前476年——前390年，墨翟以孔子的提法太过，要“薄礼”（节葬节用）“兼相爱、交相利”，变相地继而鼓吹“仁义”，虽然也代表部分民众的利益，但也不受各诸侯国的欢迎。 公元前385年——前304年（或前372年——前289年）孟轲，他较完整地提出“仁义礼智”为之四德；并且要以“仁为质”以“礼为形”，彻底地否定了老子的认定，也就彻底背叛了西周的意识形态，成为所谓的儒之“亚圣”。 公元前369年——前286，庄周虚无的“道”论，独与天地精神而往来，架空老子为“博大真人”。骨子里却以“仁义礼智”为是，抬出黄帝，贩卖己论。这就是他虚伪而使后人误以为他就是老学的传承，实则是老学最大的叛徒！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延续到东周晚期的“‘稷’下学宫”乃至秦的统一，以至始皇的焚书坑儒就不无道理！“秦”灭、“汉”兴，至汉武帝时（公元前134年），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它的核心要害却是“天人感应”学说，是为君权神授服务的，以完整地提出“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以“君为臣纲”为“总纲”。竟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就在中国历史内绵延困缚中华儿女达两千余年！ 四、我们的思考 由于“善良”的干扰，此问题被阻，没有时间讲。现把当时的构思录在这里：什么是传统；明显地可以知道我们的意思形态思想史是断裂了的；《老子》这本书的巨大作用；这些当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同学们，你们不是敢问路在何方吗，我可以告诉你们，路在你们的脚下。是不是这样呢，请同学们自己想一想。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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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7 11:47:15
发表于 2016-2-7 20:2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