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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振宁先生说一点悄悄话 2005.1.5. 陈光柱
尊敬的杨先生，拜读了您零四年九月三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记录稿，有幸五十天后又聆听了您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在清华园内的讲话——再次肯定了您在大会堂所持的观点。此之后，我在内心升起了与您讲一点悄悄话的念头。之所以要讲悄悄话，其原因如下：这些话不适宜“公开”争论，愚以为争论无任何价值，且“真理”不是争论出来的，您所崇拜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先生们的理论是争出来的吗？这些话也不能进入“大雅之堂”，那里也是不适合说这种话的地方，也不可能为此言论开方便之门；这些话是个人言论，基本无人敢说，甚至不能说。要说，只能是自找麻烦。所以，我向您只能悄悄说一点，只作为我对您的尊敬而已。望您谅、察之。 尊敬的杨先生，您九月三号的讲话，题目是“《易经》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您谈了三点。怎么说呢？您所讨论的三点：第一点是思维方式，学术性很强，我也无知，暂不从它说起，而是从您所认为的第二点说起，它就是您所指定：“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之所以要从它说起，我主观上想是要在我的悄悄话之中回答您的两个问题：它们是“易经起源的问题”和“是什么原因禁锢了近代到当代科学的发展”。然而，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只能“乱谈”而无序： 1、杨先生您不觉得您讨论的总题目和您的子题目有逻辑上的毛病吗？也许是我的无知和过于苛求。因为您是否有“中华文化”统辖“汉语”的区分？不得而知。但是，显见您在论述的时候，是把“汉语”与“中华文化”混在一起的。并且从您的举证来看，您追溯到16000年的“中华文化”，且包容了“汉语”的“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由此可见，远的不说，就仅只以“甲骨文”和“金文”而论，您也许是把它们纳入“汉语”之中的。但是，甲骨文和金文已经不是“汉语”这个概念所能容纳得了的。然而，它们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岂能等闲视之啊？！ 2、舍去“汉语”是否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牛角尖式的问题，就以您所认识的“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也不确切。这不独暴露出您对<易经不太了解，就连汉语的发展过程，您和我一样，也知之甚微。显然，我也是门外汉，也只能在此说悄悄话之我见。之所以要说“我见”，乃因为您是缜密的科学家。但是，愚以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更要有缜密、严格的自律、自恰！ 3、您过高地肯定了易经的功能（不论其影响好坏），居然把它纳入到中华民族的“汉语”发生的高度，它能有那样的功能吗？由此反诘，当可以看到您受到了不少所谓的世俗的传说性的、且还是名家学者们的有关易经起源学说的蛊惑和影响！可是，尊敬的先生，您应该在脑海内去多想想以便于再认识啊。是否有把人家的观点照搬、置入自身的脑海而根深蒂固的行为。这是当今不少人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人云亦云的陋习，并且自觉意识不到，反而自鸣得意而沾沾自喜。 4、话已至此，不妨说一下西周二百多年所能找到的“易”字。之所以说到“金文”，因为中华民族的汉文字的来源，离开了西周时期的“金文”是说不成的；虽然还有其前身“甲骨文”，但是“金文”却是奠定“汉字”的基础，且不少的字就是在西周发展过程中形成而流传到现在。另外，“金文”还有一独特功能，这就是它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应。也就是说，凡是西周当时官方所认可的意识形态，都会在“金文”中反应出来。而非官方的意识形态（非主流）则自然就被淘汰出局。因为它们不能书之为金文，作为子孙万代留传、阅读而自律的范文。截至2001年年前出土文物涉及到西周时期的“易”字有356例是作为赏赐的“赐”字使用的；有一例是作为青铜器的名称使用的；十二例是作为人名使用的（但愚以为其中还有三例当为“赐”字）。——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 5、不独“易经”的“易”字，在西周时期不作为“易经”之“易”来使用，就是八卦中的除“离”、“兑”二字以外的另外六个“卦象”的“卦”名：“乾”、“坤”、“坎”、“艮”、“巽”、“震”也是没有的。试问，易经起源于西周初的说法能说得通吗？那么文王作“八卦”岂不是无稽之谈，为何“传”而又“传”！可惜而遗憾的是文王时期，还是甲骨文所盛行的商朝末年时期，而不是西周时期，他能作“八卦”吗？当时的“乾”是什么，“坤”又在哪里？何止如此，那些更有甚者，把易经说成是伏羲的“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辩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的荒谬传言，活灵活现，神乎其神！更有甚者，有人竟说远在8000年前的今河南贾湖地区出土的文物就可印证“八卦”“符号之始”或已“萌芽”！对于这些，想必尊敬的先生，也许有所目睹或耳闻，是否认为它们已是言之凿凿而成为不争的事实呢？因为您已经得出了您那样的结论——“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易经》是西周时候的《周易》，所以《易经》的历史是孕育了前后经过一千多年”。 显然，上述的传言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谎言。于是，《易经》的起源问题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虽然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事，但是我可追述一个大概。 6、虽然只说一个大概，但事情还得从公元前十四到十三世纪的商朝“武丁”时候说起。在“武丁”的中兴之后，崛起了一批新型贵族——“贞人”。但在“庚丁”时期后，这些“贞人”已经从赫赫大员的身份下降到无名差役的份上了。他们的后代不断繁衍，遍布商王朝各个领域之内。他们是文化人（能识文断字），在商朝灭亡时已传承了四至五代。商朝灭亡后，在整个西周时期又繁衍了十至十二代左右，这时已遍及西周各个领域之内。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不仅孕育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在春秋初期逐渐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上海博物馆所存的《易经》竹简，就是明证，它那里还没有后来所认可的《易经》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于是，《易经》怎么会有您所赞誉的功能呢？乃至于不少符合您的学者，也在胡乱转游（悠），更不要说那些莫须有的卫易士的对您的诋毁了。 7、现在我要回答谈您讲的第二个问题了，“是什么原因禁锢了近代到现代的科学发展”。您虽然举出了五个原因。但是，愚以为只有您所说的第五个原因，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观点的形成来源于天人感应学说。这个学说是西汉时期董仲舒思想的核心，它包括下述三点：人本于天，天主宰人，这是其一；其二是天有意志，能以“灾害”“怪异”“谴告”、“警惧”人事；其三是君权神授！从天子到下民，各有其“号”，各安其事。所以说，天人合一论的要害也在于它的“君权神授”：各司其“命”，安于本份，循规蹈矩，人云亦云，依样画葫芦，管他对与错，以“上命”为是，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违拗、犯规……这还能有什么创造、发明和发现呢？这岂不是逼着人去“溜须”、拍马、唱赞歌、吟颂词吗？因为既得的利益在等待着他们，何不乐而为之。董仲舒为了“推出”天人感应说，还建议当权者立“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并保证“五常”的实施建立了“三纲”。正是这个汉武帝采纳了“三纲”“五常”之“天人感应”学说，才捆缚中华儿女的手脚达两千余年。“仁”“义”“礼”“智”这四个怪物在西周时代是批判的对象，在西周末期形成的《老子》一书中，就直接说：“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此处的“礼”字在战国中期被篡改为“圣”字）。但是，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内所谓的诸子百家，捡起“仁”“义”“礼”“智”的破烂，歪曲我们自身的文化，这是对西周意识形态的反动。恰恰这些不好的东西，却又是目前不少人心目中所崇拜的中华传统文化，显然，如果承认这些将会铸成重大的历史错误啊！ 最后，尊敬的先生，您和聂华桐先生所主办的“高等研究中心”，中国人寄于深厚的期望。那里应该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会被上述问题所干扰。望您们和在您们领导下的人员拿出成果来，用事实说话比空泛的言论要强得多的多的多。祝您和您的家，新年好，春节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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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8 16:20:05
发表于 2016-2-9 10:4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