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d( C+ o% U% Q; K d2 Z 沈兼士（1887-1947），名堅士，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1905年19岁时与兄沈尹默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入东京物理学校。时章太炎先生居东瀛，沈兼士拜其门下，并加入同盟会。归国之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1922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任主任。曾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一。: ?) _5 c1 k3 V3 V5 w* k: r& k
沈兼士创立汉语“文字画"”“初期意符字”等学说，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并写作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抗战期间，曾任《鲁迅全集》编委，参与组织抗日团体“炎社”。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 U8 f1 l) M3 {& Q6 V
1947年逝世，享年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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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Z# n2 t0 k( d! G' B 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收入有關文字学沿革研究的文章42篇。包括文字訓話、書籍序跋、歷史檔案整理等三方面内容。. H0 y# G- K) Q, n% m
& y; n0 E" y& [- ]% D9 t& P% s" @沈兼士-学术贡献
1 E( W; S. N) U( V& A" |( Z" o- C语言文字学1 ?' d3 }0 P3 P7 e4 ^* y, Z
沈兼士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一生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语根字族”之学。1 F) w: K/ Z" y- u/ N9 F
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祛各家之短而形成的。他总结了过去的右文学说、声训理论、音转学说以及王念孙的“因声求义”理论，扬弃了旧说的失误，吸收了国外语言文字学的某些方面，为研究汉语词汇、字族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可惜这套学说和研究成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代学者对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时时援引，但是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价的却很少。沈先生的理论博大精深，众多细部之所以然，需要后辈学人反复地体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J, E- N; e/ W8 Q
先生曾经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汉字省体委员会”的委员，“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在建立汉语字族学方面，著有《广韵声系》（辅仁大学，1945年）一书，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他认为这是建设汉语语言学的必要条件。 《广韵声系》是其从汉字读音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代表作。而《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一文则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著作。他认为右文说的作用在训诂学上可比较字义，把握语言的变化，而不致拘于汉字的形体；还可探寻语根。他研究右文说，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的关系，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可启发后人注意对汉语语根之源的探讨，为汉语语源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了进一步研究音符，他还著有《声训论》 （《辛巳文录续集》，1941年）一文，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义类，可证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确立汉语的字族。《广韵异读字研究序》（《益世报•人文周刊》1947年6月23日新7期）一文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字数音”的现象和古代有无四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汉语自古就有声调，声调变动是汉语单音节词最容易发生的必然现象，古代字音的声调本来就是“流动不居”的。他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二倾向：一为意符字之研究，一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问题有三：曰文字画，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曰意通换读；音符之问题亦有三：曰右文说之推阐，曰声训，曰一字异读辨。二者要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声训论》）。此外，他还著有一些研究具体某个汉字的字族的论文及《段砚斋杂文》 （1947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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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档案学
8 R" B% @+ p4 C' n* u3 X沈兼士曾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是著名的文献档案学家。整理清代遗留历史档案，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 C e9 r* p3 F' h$ W1 Z) S
辛亥革命后，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流散，引起史界、文化界学者痛心疾首。他整理了内阁大库乘余档案。他认为，档案于一代政治、学术关系极大，整理档案之目的在于充分便利使用。提出挡案分类不同于图书分类，主张档案分类按机构、团体分类、在主持文献馆工作期间，档案分类是按机构分类的。后又取北京大学所藏汉文黄册１９００余册，重加分类列目。汇编有《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 ，蔡元培为该目作序，称他的整理工作“为阅览便利，有助于史学”。
3 v- d# W- [2 j' {" ]( p) z书法
, K9 D3 z$ D0 N9 z沈兼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语言学外，他的书法也颇好，虽然不及其兄尹默有名，但更多瘦劲之趣，少甜熟之累，亦自成风格。当年鲁迅编《北平笺谱》，曾请他题签，可见他书法的功夫。% v5 b% s7 Z" Y5 @/ M' m, [5 L3 U+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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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
( \. l- \' r1 b2 o9 N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沈兼士也素有研究。
# T3 s% `% g; ^/ l7 E5 G" }, F. |冯友兰在早期北大曾是沈兼士的学生，他在《三松堂学术文集》中有一篇1935年所作的《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的演讲，其中谈到沈兼士时说；“沈兼士先生和胡适先生是表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史学的态度。沈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史的发创的时期比胡先生认为的早，所以沈先生对于秦以前的哲学以为仍有研究之必要，而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认为中国哲学是应该自‘先秦时期’开始。”7 p: J% b/ U6 z R7 G8 O
诗歌创作
: [$ }5 m% ]" G7 E) Y) Y沈兼士的旧体诗、新诗都写得很好，但现在能见到的却很少了。
; A- |% T- C* |9 O1 M: t6 z沈兼士-文字起源学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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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f6 \- b2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提出了文字既起源于语言又起源于绘画的文字起源的二元说，并且提出了文字画的概念，沈兼士的观点在建国前后引起争论，中国文字学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中发展，文字源于图画的观点现已为大多数文字学者所接受。
( S( ?' L3 I8 e a沈兼士文字起源学说引起的争议: S, i, v3 P! z: G X2 h; C
1、图画文字9 J% y5 d, T$ `$ f, j g; Q
唐兰（1901—1979）中国文字学家。他的《中国文字学》对古代文字的起源和文字的发展及演化，论述极详，他批判了古人的六书说，而别创造字三书说———象形、象意、形声，自成一家。唐兰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继沈兼士之后又一位主张文字起源于图画的文字学家。他说：“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唐兰在分析文字起源时提出了“图画文字”的概念。他说：“真正的初文，应当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图画演化来的，每一个图画文字的单位，原本是一个整体，并不是由一点一画凑起来的。例如‘刀’字的古文就画一把刀，‘止’字的古文就画一个脚印。”“我们说图画文字，是用图画方式写出来的文字”，“就是原始的图画文字”。在唐兰图画文字的概念里，图画文字=象形字，因此他不承认文字发明之前，还有一个用绘画表达思想的阶段。这样就导致了唐兰对沈兼士“文字画”概念的批评。, `! U1 D8 m$ w( v4 z
2、唐兰对沈兼士文字画理论的批评- O. M9 t( T' X9 H6 V2 Y1 g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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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虽然也主张文字起源于图画，但他的图画文字的实质就是象形字的古文（早期象形字）。他认为象形字的古文就是中国文字的字源，因此他不仅批评章太炎《文始》中的五百一十个初文和准初文，认为这五百多个文字并不是一切汉字的源头，也批评了沈兼士的文字画。他说：“学者间更大的错误，是把图画文字说成文字画。我们说图画文字，是用图画方式写出来的文字，如沈兼士先生等的说法，叫做文字画，则只是近似文字的图画，还不能算是文字，两者间的区别是很大的。”“文字画的理论是不彻底的，繁杂一些的不容易认识的图画文字，便被认为是文字画，简单而可认识的，就是文字。沈氏把文字分为四级：（1）文字画；（2）象形文字；（3）义字；（4）表音字……彻底倒是很彻底，只是一切简单不过的文字如“大”字，“鱼”字，也都重新列在形声还未固定的图画项下去了。”唐兰根本不承认在文字产生之前有一个用绘画表达思想的阶段，他把沈兼士的文字画看作是自己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的古文形式，在他的文字观念中，象形文字才是原始文字。8 v- W* b- S1 [' o3 v' l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1949年3月出版时，沈兼士已经辞世，我们不可能看到沈兼士对唐兰批评的回答。但是建国后文字学界还是客观地评论了沈唐关于文字起源的论争。
5 P( U% C+ P4 q- B/ ]) F3、学术界对唐兰文字学理论的批评
9 N0 Q/ p8 o d. t* `, r唐兰的《中国文字学》只研究字形。他说：“我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还得把训诂送出去。”
" n- `) }# f E5 c; I! [2 H3 Z4 Y 孙常叙（1959）批评说：“唐先生只注意了字形演变的历史联锁，忽略了两种文字的本质差异。只看到形体上的前后蝉联，没有看到它们在联系上的质变。这是唐先生‘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的必然结果’。”王凤阳（1989）批评说：“唐兰先生用他的‘象形’、‘象意’、‘形声’，著名的‘三书说’———即三种造字法———概括了汉字的全部历史。这就使汉字学又陷于自我禁锢的领域中了，文字学就又变成字形学了。”
. e& B; N0 P/ ]1 _ a( S$ N裘锡圭（1998）批评说：“这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受到他的影响，一般讲形体的文字学著作也很少讨论字形跟音、义，即汉字跟汉语的词的各种关系。”“文字学者通过语文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文字虽然应以形体为主，但是不管形体和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不行的。”“周祖谟为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撰写的汉语文字学条，把文字学定义为：研究汉字的形体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关系的学科，这可以代表目前大多数人的意见”。; }9 K) Y% [& y+ _1 V/ T8 F/ \( k
由于唐兰文字起源理论的自身缺陷，他用“三书说”理论批评沈兼士“文字画”理论也就缺乏科学性，从而后起文字学家对沈说就有正面的评价。
4 f* n. U9 j" Z) J% M& r5 b4、“文字画实为六书文字之导源”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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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6 h2 [& j, L! a王凤阳在他的《汉字学》中用“第九章图画提示文字”专章论述了汉字源头的论争，他说：“沈先生的‘文字画’（即图画文字）是从比较文字学里译出来的，他把‘文字画’看成是‘六书文字之导源’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沈先生没有从体系上，从记录，表达原则上去区别‘文字画’和‘象形文字’之间的不同，所以仅仅从形式上着眼说‘文字画与六书象形指事字之区别，前者为绘画的，复杂而流动不居，后者为符号的，简单而结构固定。’+ ]- h* |" f# g& r6 e# |
正因为沈先生从构型法而不是记录原则上去区别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把‘绘画的’与‘符号的’、‘复杂的’与‘简单的’、‘流动不居的’与‘结构固定’的当成区别二者的标准，所以在许多情况下难于把二者区别清楚。”, E* p; _+ S) e. [" ?$ n7 u
“唐兰先生正是抓住了沈先生理论中的这个弱点去批评沈先生的。”“唐兰先生正确地批评了沈先生的弱点，却错误地否定了他的前提。唐兰先生所用的‘图画文字’和我们用‘图画文字’是同名而异实的，唐先生的‘图画文字’指的就是六书中的象形、象意的字。”
* M2 s6 y, @! m8 a$ P7 m5、夏中华认为汉字有两个原始的阶段: c# L O* F! d5 X
夏中华、张玉金在他们合著的《汉字学概论》中列举了大量的中外考古资料和古苏美尔文字、我国纳西族东巴文字资料推断：从夏商之际开始，汉字已是典型的表词文字了，此前，汉字还应有两个原始阶段，一是图画文字阶段，二是不发达的表词文字阶段。6 ` w5 O# c" ?' o
综上所述，无论是唐兰还是梁东汉都主张早期象形文字是文字的源头而排斥沈兼士文字画是文字源头的观点，但是经过论争沈兼士的观点受到普遍认可。从文字体系的角度来说，文字画的阶段是存在的，文字画可以说是汉字的源头。; o+ b% C! R1 a0 p/ a% H) g8 D
沈兼士-爱国名士 3 J6 n1 c, d$ F; b: c+ q$ V-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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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于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葬于京西福田公墓。在他的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是：
! a/ w- @$ `, ^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
% }# g; W' w6 y' ?* y/ s* j这如实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济世爱国的一生。7 {: O0 i( f& U
1914年，沈兼士同鲁迅先生相识，并过从甚密，书信往还，经常聚首， 《鲁迅日记》中曾多次提到沈兼士。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他带领学生及同仁将久积凌乱的故宫清代档案整理出来，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称赞：“有功史学，夫岂浅鲜。”也就是这一时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外流。国宝免遭劫难，沈兼士立下大功。
3 Z& C/ }: w3 E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兼士同鲁迅、马幼渔、钱玄同等人站在一起，发表了七人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1926年，他随鲁迅先生同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不久返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29年，他进辅仁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这一年5月，鲁迅从上海北返探亲，重见了当年的老友，曾不无感慨地写信给许广平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深得鲁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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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m7 m. p+ }8 _; F+ b抗战开始后，沈兼士滞留北京，仍在辅仁大学执教，与同人英千里（英若诚之父）、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后又改为“华北文教协会”）进行抗日斗争。这些人的抗日行为，最终为敌宪所闻，侦骑四出，并被列入黑名单中进行追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沈兼士于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潜出北平，辗转到了重庆，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名誉教授，直到抗战胜利。0 O* e9 Y( \; e4 p9 |9 K* s
抗战胜利后，他被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其后复任教辅仁、北大二校。沈兼士在抗战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志士的正气与大节，可圈可点。
- ]' p' B5 |. _0 Z他的学生，后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的李维曾这样评价他：“自古风流蕴藉，最擅佳名，惟世间究有几人如是，殊难言之，虽然，先生固真名士。”
" h" J L! T2 r1 e沈兼士-生平轶事
; m7 Z8 T( D1 C撷取沈先生几个生平片段，让我们对他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J& X7 f$ w2 t5 a7 g9 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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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讲课时，总是闭着眼讲，同陈寅恪先生讲法一样。到下课时，才睁开眼睛，走出教室。他是一位爱国的老专家，痛恨特务、侦探进入学校监视学生和教师。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上课时，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课，忽然有人进来，用点名册来点名。那人把礼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为是特务，非常讨厌，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声说：“这是放帽子的地方？这是放东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后面对大家说：“沈先生太过分了！我以前还听过他的课呢！”然后慢慢推门走了。原来那是注册科的职员来抽查上课学生人数。一般北大教师是不点学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级以上就不大点名了。北大当局号召“自由研究”，不愿听本课的，也可以随便自己回去研究。对刚从中学来的一年级学生要严些，但也是抽查点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误会。, P8 _# e3 T: _" ?: v' r1 q
二、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于是他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沈兼士先生对民族文化真可谓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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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还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
1 m5 x1 N# H8 D7 h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 I* A0 x% U$ j4 j0 P+ \0 w P% I: {这很有些像《世说新语》 ，又像张采田讲李商隐的《锦瑟》。
* j' v ^' j( E8 P6 P( c8 f) H四、沈兼士家境并不宽裕，甚至每搬一次家，都不得不出售部分藏书以补贴租金。学生们记得视书如命的老先生卖书时那副可怜样儿。一个下午，老先生在藏书的小屋找书出售，他一边念书名，家人一边在外记下出售清单。有时候，一个书名说出来，过了会儿，又舍不得，再说勾掉。结果，最后一看，舍得卖的书，值不了几个钱，又只好把勾掉的书名再一个个写上。当时，许多教书先生都有自用包车，而这位沈兼士教授，却往往只是挟一个颜色黯淡的皮包，步行上课。课余，深居简出。偶尔，他也光临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吃顿小吃，然后匆匆离去。: g& ~2 n4 _+ I! p# `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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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4 11:2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