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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与世臣——论何谓国学复兴？ -- 张晚林
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以此来况喻当下之国学问题，颇为谛当。
最近几年来，一些大学相继成立国学院，民间读经或讲经活动也非常活跃，国学或儒学研讨会此伏彼起，专业而严谨的国学刊物亦如雨后春笋。由此，国学复兴之说甚嚣尘上，以为假以时日，即可坐享其成了。但是，问题是这么简单吗？如果只是成立几个机构，讲几次经典，开些许会议或出几本刊物，就算是国学复兴，则国学复兴诚不是难事，指日可待。但笔者要说的是：如果不能把儒学（这里暂且认为儒学与国学同义，根据需要，随时用国学或儒学）之基本理念与价值期待体之于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态度、行为风尚或价值评判，哪怕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读经乃至研究儒学，而且还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也不能算是国学复兴。其实，国学之所以式微，固然原因多端，也与社会上有大批的儒学研究者不无关系。他们据有高位，掌握资源，尽管着有充塞楹橱的高头讲章，但自身并不具备儒学之精神，亦无儒学之信念。他们之研究儒学，只是职位上的工作需要，至多只是一种个人兴趣与爱好，决无使命感，更无担当精神。康德曾说，如果哲学只是学院式的追求知识圆满的个人人工织造系统，而不能体之于人格里，践行于生活中，则真正的哲学永远不能出现。同样，如果儒学只是学院式的知识存在，无论是以讲论的方式，还是以着述的方式，都不意味着国学的复兴。不惟此也，甚至可说是衰世之浊流。因为这种知识样态的儒学，不仅于世无补，甚或有害。何也？毕竟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若把这些资源转而之他，或可利国利民。这样看来，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但若不能在人格践行中有所担当，只是以写文章为职业，既而谋取个人之利禄，只可谓社会之蛀虫，岂可美其名曰啊和会之良知。这样的国学——诚如钱宾四先生所言——“内部未能激发个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针对时代之真问题”。儒学至此而谓之复兴，其据焉在？故现在的国学，尚不得谓之为乔木，更无论世臣矣，焉得曰复兴？
“国学”一词始于清末，是西方知识之学输入后，中国学人对中国传统学术之统称，当然，以儒学为主体，此不待言。但这种称呼亦是以西方知识之学格义后的产物，其结果是——依蒋庆先生之所言——“‘国学’在近代的中国徒有反抗‘西学’之名而无解释‘中学’之实，然后竟然与西方研究中国的‘汉学’趋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之事”。由此，蒋先生进一步云：“哪一天‘国学’之名在中国消失，哪一天就是中国学术的回归与解放。”“国学”的消失，意味着我们并不需要国“学”，而是需要儒家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与价值评判。如果没有这些生活中的表现，怎么能算是国学的复兴呢？庄子曰：“学而不能行谓之病。”现在的国学，正是一种病态。梁漱溟先生云：“文化是什麽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可见，国学的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生活样态的重现，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形式的所谓复兴皆为虚妄。这里拟从三个层面加以论述。
二
第一个是民间社会层面。民间社会的生活样态是儒学之所以是儒学的土壤，如果不能在这个层面展现儒家的生活样态，则谓儒学之复兴，乃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国学之复兴必须扎根民间社会。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是宗法社会。这种宗法社会，其精神理念由儒家的学说特别是五伦之教来贯穿。这种精神理念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各种仪节与风尚，如冠礼、婚礼、丧礼及祭拜礼等；表现在管理功能上就是各种宗法制度、乡约等；表现在自治功能上就是义田、义仓、义学等。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了一个极具蕴涵性与自我调节功能的静态社会，其各种表现与功能不过是精神理念的发散与运用，故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宗族为边界的文化单位。在这里，才有真正的国学，此外别有所谓国学。吾人要复兴国学，首先当从这里入手。但是，宗族在当代社会彻底瓦解，不但上述的一切表现与功能不复存在，从而使温绵性的文化社会堕退为刚烈性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社会；而且个人完全松散为原子式的漂泊无定的个人，除了在学校学到的职业性的技能外，得不到社会自身的教化、养育与救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压缩为纯粹的经济利益关系或政治法律关系，没有温情的守护与归宿。这样一来，个人与社会都赤裸裸地暴露在经济或政治之下，经济或政治一有风吹草动，则整个社会就风起云涌，故个人总处在焦虑之中，社会总处在危险之中。如何在当代复兴民间社会的自我调适与教化功能，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笔者在此无力作出明晰而清楚的解决，但可以借鉴历史。譬如，冠礼、婚礼及祭祀礼都应该适度地恢复其功能与意义。
就冠礼而言，表示一个人已经成人，需要独立地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仪礼·士冠礼》载：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
很明显，冠礼就是要告诉吾人放弃同年的浪漫与无知，须修德慎行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之人，这是人之为人的开始。故《礼记·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又释其义曰：
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圣王重礼。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可见，在冠礼中，使人认知基本的人伦关系，从而确立孝弟忠顺之德行，而这些德行正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当代社会已经没有了冠礼，只是在十八岁时，规定其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亦即在触犯法律的时候，需要独立承担其责任。显然，这是负面的行为围堵而不是正面的德行引导，故当代社会使人只感到有力的限制而无德的感召。
婚礼本称昏礼，盖于黄昏举行，取其阴阳交替有渐之义。传统社会之婚礼有严格的程序，据《仪礼·士昏礼》载，先后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且皆于宗庙中举行，以敬慎重正昏礼也。亲迎时，男方之父戒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其子则曰：“诺。唯恐弗堪，不敢忘命。”女方之父则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其母则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所有这些，使得婚礼在庄严肃穆、温情中正中进行，而不是如现代社会只是在男欢女爱的轻松气氛中进行。《礼记·昏义》释其大义云：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又云：
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上述之意，以《中庸》之语言之，则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但婚礼中所表现的大义在现代婚姻中完全消失，婚姻乃以爱情为基础，而所谓爱情，在庸常人的眼里，不过是两情之相悦或两性之相吸（爱情自有大义在，但大众常不能及此）。若相悦或相吸尽，则爱情将不复存在，婚姻即宣告解体。这也是何以现代社会婚姻愈自由，而婚姻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愈多的根由所在。是诚《礼记·经解》之所言：“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中国传统社会有关丧葬祭祀的礼仪很多，祭祀祖先、神灵、天地、名山大川自不待言，且有礿、禘、尝、烝四时之祭和门、户、井、竈、中溜五位之祀。依据《礼记·昏义》之意，“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又，《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可见，祭祀礼之重要。而祭祀之所以重要，乃因为“祭者，教之本也已”。（《礼记·祭统》）何谓“教之本也”？祭祀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使人“反古复始”，由此即可成“教”。《礼记·祭义》云：
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
又，《礼记·祭统》云：
及时将祭，君子乃齐。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齐。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
可见，祭祀决不只是一套外在的礼仪程序，必当有人的斋明、静修与存养。故《礼记·祭统》又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是以《礼记·祭义》云：“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成人之道也。”诚非妄言也。
但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加，科学的昌明，唯物论与无神论日益占据了人类的头脑，祭祀被目之为迷信而毁弃殆尽。再加之所谓“环保论”与“节约论”（“环保”与“节约”不当在此体现）之叫嚣，使得丧礼亦多简单而草率。此种情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仪式简短粗陋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殡葬收费昂贵服务专横且无视家属心情意愿，来宾着装五颜六色毫无哀情甚而在礼仪过程中互相说笑……整个丧葬过程除了向遗体告别行鞠躬礼外，根本就不成‘礼’。”（耿硎：《丧事岂能无葬礼》）丧葬祭祀之礼既无，现代人也就成了“无礼”与“无理”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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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0 23:21:03
发表于 2016-6-8 01:30:16
发表于 2016-6-14 07:4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