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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題] 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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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22 11:22: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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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0 q2 b/ F$ j  k, G6 p! V
(公元1893-1969年)   c  M3 y, N5 p
    字仲潭,浙江绍兴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他出身子世代读书的家庭。
5 ]5 Q' y0 I/ D) J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O六年,范文澜在私塾读书。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入文本科国学门。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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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七年范文澜大学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一九一八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不久失掉联系。一九二七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五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一九三O年九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而逮捕,经入营救获释。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十一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一九三三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一九三四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一九三五年,在中法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6 F- C1 b  Q: Y, t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一九四0年一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一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D. e2 F: {  n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一九四七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八年七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九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7 }+ h/ P  D& U$ N4 r" F
    一九五O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五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九年,当选为中国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于北京。
( y! l6 y0 V9 b. c6 ?3 C  U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小说。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小说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群经概论》。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 ^% q; D/ T5 y5 c- I! T; }    此外,范文澜还于一九二九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一九三五年写过-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
3 m  b7 O! d3 }! ?    抗日战争以后,范文澜加入中国共,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学术上也迈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 ?4 z& S0 B- n+ w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一九四六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5 K7 x& @5 w& k' A" v! U  c# G. E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接着,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九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根据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二编(秦到南北朝)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第三编第一、二册(隋唐五代)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共约一百一十万字。第三编第三、四册:(辽宋金元)及第四编。(明到清鸦片战争以前)已准备修订,可惜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范文澜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大段:(一)一八四O--一八六四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二)一八六四--一八九五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三)一八九五--一九O五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四)一九O五--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大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封建矛盾尤为发展。第二大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较为突出。第三大段包括反帝一个主要矛盾。第四大段包括反封建一个主要矛盾。"研究中国近代史,以上述各个主要矛盾为基础,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了解历史的全貌。"《中国近代史》虽未写完,但范文澜留下了他对这段历史的完整看法。8 B4 w. @  x; a% [( ^5 g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 E' Z/ U& O/ f. K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0 G4 W' }! h' {7 X$ {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d0 z8 f  V) ?! u! E
    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近代史研究所同人选录他的文章十七篇,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四组,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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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对佛教的观点    & X8 \% r% z, v8 e7 a
(佛教)它也接触到某些真理,它那种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又总是把这些真理推到极端偏僻的方面去,做出荒唐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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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因果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是存在的,佛教却说成因果报应,妄谈罪福,诱人昏迷,佛教的骗术,基本上就是因果报应。1 v0 S, i. M: q/ @  F0 f
又如世界上事物都是在变化,古希腊哲学家已经看到万物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万物是在流动和不断变化,是在产生和消灭;世界是由彼此斗争的对立面组成的。佛教对此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生命无常,产生极端厌世的思想,愿求无生法,以住涅槃(死)为至乐,真是偏僻出奇的怪想。( x( k" e% s+ _) @2 p* }1 W9 Z7 `
佛教也看出斗争的存在,却强调无争,认为争是烦恼的根源,必须无争才能得道。. J( F# {0 r, p: K* ^
又如世界上一切现象部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一有执着,便不合事物运动的实际。佛教也有一定的认识,强调无著、破执,说是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破人我执、法执的结果是一切皆空,否认所有客观实在的事物。
, b. Z5 g0 ?, E又如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方法,佛教却利用分析法作为否认物质存在的手段。它用极其烦琐细碎的分类法,将所谓我与宇宙,如剥蕉叶,一一剥落,妄图说明实物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暂时的偶然的积聚而已,并无实我,亦无实宇宙。
8 N( n( \/ U; h' I0 x& L又如世界上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彼此隔离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佛教对这些规律也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缘起(亦曰缘生),以为一切事物都由无明(愚、痴、惑)而生,《缘起圣道经》有这样一段怪论,说:“无明灭故,行即随灭;由行灭故,识亦随灭;由识灭故,名色随灭;……由有灭故,生亦随灭;由生灭故,老死愁叹忧苦扰恼皆亦随灭,如是永灭纯大苦聚”。龙树《中论》说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佛教以寂灭为终极目的,即使偶有所见,结论都引到谬误上去。
; c1 C6 S* G& R6 G3 t, I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2 R# `- x# w; K2 R- R7 Z; S* u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阶段的出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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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项艰巨而宏大的事业。它的主要内涵,是要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恰当地结合,深刻地阐发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特 点。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已经自觉地为此作出成效卓著的努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此之前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卓越奠基者。他于1929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史,证明中国并非“国情特殊”,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加上郭沫若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的成就,便奠定了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坚实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回答人类 社会的共同规律在中国表现为怎样的具体形式,即推进到如实地、深刻地说明普遍规律与特 殊规律二者的结合。正像对革命家来说,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是根本问题一样 ,在史学研究中,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恰当地结合,也是史学家的根本任务。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言,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使史学跃进到一个新阶段。以往的史 学 ,虽然有诸多成就,并且有好的史著在观点上提出了一些进步的见解,弥足珍贵;但从总体 上说,旧时代的史家,对于历史演进的原因、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混沌模糊的。旧史充斥着神意史观、循环史观或复古史观,或者以圣贤的意志,或是拿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甚至是纯粹偶然性的原因解释历史的变迁。唯物史观却透过对种种复杂现象的分析,破天荒地发现了如下真理:人类历史演进的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归根结底是由于物质生产发展程度及其变化所制约和推动的;并且,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 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唯物史观从各种社 会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并提出它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关 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形态的概念,而人民群众为了改变自己社会存在的条件进行的斗争推动 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这样,唯物史观阐明的基本原理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秘密 ,使史学摆脱了用神意的或偶然的因素任意解释的混沌状态,使它成为科学。以唯物史观指 导史学研究,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产生了质的飞跃。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阐明普遍真理与特殊规律二者的结合,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大力开拓、发展显著的新阶段,内容十分丰富,而范文澜便是这一阶段的出色代表。 8 s+ Z4 N7 W$ u2 l& T, ~
二、《中国通史简编》: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2 N; p# w2 g* A  L! V! V1 c1 C% _范文澜以他25年心血浇灌,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上达到了阐述人类 社会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二者结合的更高层次,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因而当 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 v& ^5 f( K6 o: C+ ?- ?
中国史学,历来以通史为最重要的著述形式,成就也最高。司马迁著《史记》,提出“通 古今之变”作为本人著史的主要任务和努力目标,要探究自“古”至“今”的历史,考察各 个时代在古今历史长河中如何“变”,并且整个贯通起来予以论述和评论,原始察终,见盛 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史记》成为不朽的著作 ,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通”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唐代杜佑著成典制体通史《通典》, 北宋司马光著成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南宋郑樵著成体现“会通”义旨的《通志》,都成为出色的史学名著。东汉的班固著《汉书》,虽然“断汉为史”,但他本人又明确地 提出“通古今”的要求,在十篇志中记载了有史以来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变化,因而《汉书》成为与《史记》并称的纪传体杰作。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评论历代正史得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都鉴古衡今,突出地体现其通识。章学诚还 把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概括为“通史家风”,予以彰扬。清代考证史学名家赵翼所著《 廿二史劄记》,也凸显出其探究古今历史的重视通史的意识,故在其自序中表示着意于总 结“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
9 M9 ?; Q7 b: ^/ N5 s8 z传统史家如此重视通史撰著的传统,至20世纪得到发扬光大,蔚为大观。20世纪之初,西 方近代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因此获得了新鲜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 更加认清了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为之服务的旧史的弊病,因而斥“君史”,倡“民史”,树立 起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求得公理公例,作为今日国民资治之镜鉴”为鹄的,开创建立“ 新史学”的时代。“新史学”思潮的最大成果,便是由夏曾佑撰著的《中国古代史》(只完 成上古至隋统一)。他以进化论为指导,按照上古之世(其中自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其中秦至三国为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期)、近古之世(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期)的分期方法 叙述历史,探求国家盛衰变化的因果关系。夏曾佑撰著的通史著作,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正 式展开所取得的第一硕果,这是20世纪史学很有意义的事件。约略同一时期,梁启超也曾计 划撰著《中国通史》,却未能正式着手进行,只留下一篇《中国史叙论》,提出了以近代眼 光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些设想。他还撰成著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论文, 以通贯的眼光,提挈了三千年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脉络。“五四”前后至抗战初期,更 有一批知名学者相继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撰著,如柳诒徵著《历代史略》,吕思勉著《白话本中国史》,邓之诚著《中华五千年史》,钱穆著《国史大纲》,张荫麟著《中国史纲》,诚 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成绩。不过,因为中国历史长达几千年,撰著通史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尤其要把握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趋势,总 结国家盛衰、社会风俗进退之故,难度很大,不仅要掌握大量丰富的史料,有长期从事研究的积累,还要有洞察历史发展变迁的符合科学理性的历史观点和高明的历史见识作指导。以此衡量,此二十余年间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各有贡献、各有特色的同时,又存在若干明显的缺陷:或袭用日本学者所著中国通史著作的内容太多,或偏重于材料的别择罗列而论述不足,或内容简略、分量嫌小,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不相称。因此,撰成更具科学 性、内容更系统翔实的通史著作,就成为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再加上至1940年,中国共领导的抗日进步力量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代表,中国共人和解放区人民代表着中国未来的方向。因此,范文澜于1941至1942年在延安著成的《中国通史简编》,便成为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事件。
3 {5 B: K8 b/ X3 W自“五四”前后至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产生了中国共,并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和曲折道路的摸索,终于找到了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道路。到抗战时期,随着中国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熟,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区的建设,从而展现了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和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范文澜是党在历史学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在延安撰成的《中国通史简编》,便是第一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通史著作 ,代表革命者和人民大众说出了对中国历史全部的看法。当时许许多多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青年人读了,感到气势磅礴、震聋发聩,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广大干部案头必备之书,成为 广大青年学习历史的最好教材,并由此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 》共56万字,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以后不到三年时间撰著完成。他创造力如此充沛,不但得力于精熟史料,对史学、文学、哲学各领域有长期积累,更得力于精心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这一钥匙,掌握了辩证法的精髓,因而一通百通,熟练驾驭。这部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对几千年古代社会阶段划分的见解,以后长时期关于古史分 期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说一派,也就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了各 个时代的特点,做到主干清晰,有血有肉;对于历史上进步的人物、作为热情的肯定、赞扬 ,对于独夫民贼的罪恶做了有力的揭露;重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连贯,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国 的命运是孕育于明清时期的多种社会矛盾和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的新阶段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并且,其基本结构和内 容,构成了以后修订本的基础。范文澜这部著作的成就和意义,将永远记载在20世纪史册上 。
% b+ I; |, o8 A范文澜从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修订、撰著,始于40年代末,至1965年完成五代 以前部分,时间长达十六七年,分为三篇四册先后出版,总字数达110万余字。因此,它既 是在原版基础上的修订,许多地方实际上又是重写。全书容量广阔,史料翔实,集中了范文澜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智慧,并且吸收了史学界的批评建议写成。全书自成体系,以范文澜运用普遍原理分析中国历史进程而升华出来的观点作为指导,叙述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状况、 社会特点、事件和制度、源流和变迁,肯定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又相当充分地反映了特殊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恰当评价其功过,以充分的篇幅记载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作了精到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完成,标志着范文澜著史事业达到更高峰。它著成以后,在全国各地多次重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样,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更大 规模的著作,便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原版及修订本 《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中国近代史》(上册),都是范文澜自始至终亲自撰著和反复修改 的,他为这些著作的完成投入了全部生命。在中国史学史上,前有司马迁发愤著述,为完成 名山事业忍受屈辱,撰写通史巨著,直至耗尽生命;又有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历十九年才告完成,直至如他在《进书表》所说,“神识衰耗”,“毕生精力,尽于此书”。范文 澜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怀抱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完成 了杰出的著作,堪称是为“通史家风”又一次谱写出华彩乐章!
2 F. Z3 h1 x4 v# m三、《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阶段 , ?. I+ O  c3 ]; R" w
《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5年在延安著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意义是: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格局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 十年之久。在此以前,近代史领域的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的进步学者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 撰成的《中国近代史》,对主要事件有正确的评价,是可贵的创始之作;但是篇幅较小,内容不够丰富。还有的则从唯心史观出发,任意曲解史实,美化侵略者。范文澜的著作,造端 宏大,材料新颖,依据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加以分析,系统地论述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演变 过程,侵略与反侵略、爱国与卖国的激烈斗争,恢复了近代史的本来面目,帮助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和卖国势力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激发人民进行英勇斗争 ,推翻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凶恶敌人和腐朽势力。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而 奋斗的历史关头,认识这段历史是与当时进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因此许 多爱国青年读了范著《中国近代史》而奔向解放区,发挥了历史著作的巨大战斗作用。《中国近代史》本来是范文澜撰著《中国通史简编》总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两部著作有着密切 联系。诚如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评价的:“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观点对 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 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历史观点给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 响到学术界。它们的问世,过去了四十多年、五十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部分。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 + V: C9 b5 B6 K; S+ U# U
范文澜的近代史著作完成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已有很大的拓展,这是很可喜的。不过,半个世纪来积累的经验,包括最 近若干年提供的经验一再证明:范文澜著作中所揭示出来的,自鸦片战争至人民共和国成立 110年间,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人民大众英勇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艰难曲折而不断高涨 、不断走向胜利,这一反映历史客观进程的真理性认识是不能改变的,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 持的。不错,近代史研究要不断创新,譬如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课题要作更深入的考察 ,以此更加深化对近代化进程的认识;对于社会结构、下层民众、区域经济和文化以至秘密 结社等等课题都应推进研究;对于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思潮等应进一步作具体分析和全面评价。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应以上述基本线索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才能得出经得 起 历史事实考验的正确认识,而绝对不能以为“创新”就是要否定、推翻以往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近代史研究又担负着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务。对于近代百年史如何认 识,是同对当前社会前进的方向,以至对世界政治格局如何由19世纪演变到今天、西方国家 对华政策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正确认识直接相联系的,同在坚持对外开放之中发扬爱国精神和 民族正气相联系的,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范文澜所揭示的中 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z/ ?) k4 ]$ P$ q3 S
四、理论上的坚定性和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2 a# ]0 l. h* N) }. \范文澜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重视,他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范文澜走过 的成功道路,关键在于出色地做到了两项:第一,他的传统学术根柢深厚,而且善于吸收传 统文化中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成分,包括朴素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大同思想、民本 思想和民主意识等,这成为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和从事创造性史学研究的基础。第二,范文 澜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抗日根据地的熔炉中学习的,并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事实去对照、 检验,以自己的行动去体验。所以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精髓,并使之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 分。他之所以能对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杰出贡献,撰写成多部影响 很大的成功巨著,其基本前提,是对理论有自觉的认识、严格的要求,并贯彻始终地为此努 力。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撰写之前,范文澜在理论上是有准备的。1940年所写《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的分期,阐述西周封建 说的主张。他明确地提出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 人指出的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 的特殊性。这段话,实际上是范文澜在延安时和解放后史学工作总的指导思想。至50年代,他又精辟地概括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反对“貌似”。强调下苦功夫对具体问题 作具体分析,反复指出摘引经典著作的字句、贴标签式地生硬套用的做法的危害,指出它是 科学工作的大敌。范文澜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特点的成功例子甚多,其中影响很大的观点就是 关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他的分析和论断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赞同,是做到把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特点相结合的范例。这样结合,就是“神似”,不是“貌似”。中国史学历来重视“通识”和通史的撰著。范文澜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加以发展 ,提出写通史要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把握好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精确地具体地划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是直通;分析一定社会阶段内,社会生活中各种现 象的互相联系和制约,考察一切矛盾的趋向和总和,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就是旁通;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并且,他希望全国史学工作者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主题,局部性的研究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越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促进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项,达到写出高质量的通史的目的。这无疑是对通史编纂理论的发展。 $ ^0 \& a( W4 j
范文澜在理论上的坚定性和他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突出地表现在当教条化和“左” 的倾向盛行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坚决予以抵制。1959年以后,他针对当时高校和学术界 相当流行的“以论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观的术语、不要史实,把历史进程的生动内容 变 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错误倾向,一再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撰写文章,提出严肃的批评。 1961年4月,他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批评这种主观的、浮躁的有害学风,指出踏踏实 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求让严肃的学风在学术界发扬起来。同年5月,他在一次重 要的学术会议上,严肃地批评史学界当时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 ,指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下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并要求大家起来反对这种谬论,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当时,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都 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态度、抵制错误思潮的典范。对于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也是检验理 论上是否成熟和坚定的试金石。在相当长时间内,思想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要抬高革命 ,必须尽量贬低维新和改良,因此不敢对戊戌维新运动作出应有的积极评价,若讲到戊戌变法事件,总是要迫不及待地贬责一通。对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的历史贡献也不敢作恰当肯定,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梁启超于1915年策动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之举是“投机”。范文澜则一贯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进步意义予以明确的肯定,尤其对其爱国性质和冲破封建专制、要求民权,冲破满清禁例、争取民营工商业获得法律上的承认等进步作用作了积极评价,直至1958 年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戊戌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的论断,表现出非凡的胆识!而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这篇纲要式文章中,又对梁启 超的反袁行动评价说:“袁世凯宣布自己做皇帝。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反帝制运动,立宪党人站在最前线,革命派反而落后了。”这在当时同样是勇于抵制流行的各种貌似革命的见解 ,而作出的清醒、公正的评价,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近代史》书中,反对封建专制、争 取民主权利,批判闭关锁国、狭隘拒外,是全书主线之一。他称“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成为人所共知的警句。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四册终篇结束语 中,他由唐文化的繁荣谈到各国文化系统的重要性:“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 。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国所吸收,这种输入 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这段话写于1965年,处在“文革”前夕,可是范文澜这样鲜明地提出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对外开放、互相交流的思想,令我们读起来觉得好像写在粉碎 “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年代一样,这正证明范文澜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他是一个热诚的爱国者,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同时,民主、科学、开放、进取又构成了他的基本精神。3 ]: J8 ^' A, v- N" a' A
国学复兴 文化传承 兼容并包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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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2-22 11:26:00 | 显示全部楼层
【著述资料】* J' a6 Q( {' `

) Y5 D# I0 a8 l( O0 J( a《中国通史简编》 7 [3 G: P( o) i) C$ k% N" b
《中国近代史》(上册) * s% v9 t0 i0 N
《历史考略》
. n* Y2 r( c9 ~. c+ l5 x! i0 _《群经概论》
. X/ X+ L3 h1 k0 |4 ]1 K《水经注写景文钞》 $ X9 {* i9 {9 d% U& i/ j$ z
《文心雕龙注》 & `" u( C) l" s! x0 `3 Q& Z. j- \! x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 M. l4 @5 c* ?4 H3 U) r《范文澜史学论文集》 ) o! Y  Y6 p, W+ w4 y' z! w" m9 B7 P
《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问题》

& B! ^; |/ {2 D+ a4 C/ B3 I 5 u$ I# l0 I* ]5 w7 Z
范文澜-主要著述简介   
& q$ O! C( U& N0 }1 v0 V1、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4册)
5 L& ^# }- _% J$ ]9 a' P
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 d0 J" u2 v! F5 O, n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 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计划。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9 g4 X7 B. S, S2 w' ^
+ x/ p& b' ]1 [% }( G/ k% E
本书在"中国通史"的著作史上,具有开创作用。其特点在于:第一,肯定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第二,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夕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伟大传统。第三,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阶段。进而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说明它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处于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与旧史学是古非今的观点划清了界限。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丰富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为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它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1950年以后完成的4册修订本,除保留了旧本的这些特点外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强调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应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对曾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如资料较多,便立专节专章,使之与汉族王朝并立。在论述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时,力求摆脱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公正论断。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予以充分肯定。第二,重视文化史的描述。各个朝代都有论述文化的章节,尤以文学方面的描述最为精彩。此外,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对天文、历算、医学、博物、水利、矿冶的成就,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三,尽量吸收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旧本说周口店"北京猿人"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修订本则及时吸收"丁村人"、"山顶洞人"等新发现,说明由"北京猿人"到现代人进化的过程。修订本还专立"原始公社的遗迹"一节,.叙述了新石器时代的各重要遗址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远祖作了概括的说明。第四,根据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克服了旧本中的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 r9 g& O( O4 z8 k: i2、 中国近代史) s3 C$ v8 \. I) Y) ~( u3 M
范文澜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 : `! c* I' O0 M* Q
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 R4 s9 S* ~: p$ g7 o! i" e
在1840年之前的中英贸易中,鸦片成为决定性的商品。随着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鸦片输出量逐年增大。中国封建统治者阶级腐化堕落,无法阻止大量白银因鸦片输入而逐年扩大外流。最后必须一战,战败者是满清王朝。在统治阶级腐败堕落、投降外国侵略者、大量出卖民族权利的时候,中国产生了反英反满的人民武装。反英武装一部分是人民自发的组织,一部分与反英的地主官僚合作,受他们的领导。反满武装一般都是人民秘密的组织。反英武装发展为反帝运动,反满武装发展为反封建运动。鸦片战争后,外来资本主义的新式剥削,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使数千年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合成一体的社会机构开始在某些地区趋于瓦解,更严重的是促迫满清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增加对人民的剥削,致使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社会骤然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动荡。新的人民反封建运动,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发生了,而揭开这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0年一1873年)。为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外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1年至1861年)。战前的统治集团内部,疑忌"外援"的顽固派掌握大权;但这场战争使顽固派产生分化。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占据了优势,开展了所谓"自强"的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了第一次割地狂潮(1862年至1894年)。为重新瓜分中国,日本又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导致了第二次割地狂潮(1894年至1898年)。这时期,清朝内部发生了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即戊戌变法(1895年至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1895年至1901年)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3 Z9 z) f1 ]7 w9 H$ R
3、捻军1 Z" T2 ]5 Y8 c7 A+ E( [$ d

3 n* d5 V% r" D3 b6 K) V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全书共分6册,包括3大部分:第1部分是专著综合,包括:平捻篇、求阙齐弟子记、淮军平捻记、霆军纪略、磨盾记实、两淮戡乱记,另还有附录篇,有星烈日记汇要、鸿雪因缘图记、茌邑吉悬、斯未信齐文编、蒋子潇先生运集、王文直公遗集、宦豫纪事、蒙难追笔,等等。第2部分是活动地区,记载捻军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地的活动情况。本书第2、3、4册辑录这部分的资料,选录了各省的一些县志,还有豫军纪略、河南军情探报、山东军兴纪略等专著。第3部分是函牍文集。第5、6册辑载,共50篇,包括: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刘武慎公遗书、养晦堂文集、养知书屋文集、马中丞遗集、十三峰书屋文集、李文清公遗集、空青水碧齐诗文集、思贻堂集、退补齐诗文集、实其文齐集、坚白齐集、知止齐遗编、周憩亭集、清麓文集、损其先生全书、臣鼐致李鸿章函、学吕致学剑楼主人书、僧某致芝生书、远志齐稿、望三益齐诗文抄、潘方伯公遗稿、心白日齐集、百柱堂全集、知止堂集、麓生诗文合集、无梦轩遗书,等等。本书书首附有"捻军资料丛刊徵引书目",注明卷数、著者、出版时期,有的还略注解题。在选辑的各篇文字之首,还注明了它在原书的卷页次第,查阅比较方便。
6 ^* \* o5 _2 T% m$ u) X* a
6 k/ u" v, X; C! W3 d  l捻军是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中国北方兴起的声势比较大的农民起义武装,在南方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天地会。太平天国初期,一部分天地会员是同捻军合作的,但捻军的活动区域和太平天国革命军相距太远,因此,同太平天国并没有什么联络,但当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长江下游时,天地会与它分道扬镳,而捻军却和它结合起来,互相呼应。在天京陷落后,有一支太平军正式加入捻军,共同活动了3年多。捻军前后活动近20年,纵横安徽、河南、山东、直隶、陕西、山西、湖北等省,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满清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和扩展,通过它可以看到当时农民起义的普遍性和坚强性。本书选录的资料非常全面,内容比较丰富,是研究当时捻军活动的重要史料,同时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军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W. f2 q# U& @5 U  F范文澜-毛与范文澜   
1 Q3 p% R' E" U3 |$ p范文澜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0年1月,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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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与毛一样,也是高个子,还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两人每次交谈,他都很认真地倾听毛的意见。有一次,毛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字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起因。而参考资料,就是他带来的30多箱书籍。 3 y! J4 C) ^+ @$ ]5 f6 ~
随后,范文澜拟了编写提纲,并就体例问题请示毛。毛向他再三强调,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范文澜向毛说要增加到25万字;写写又不行,又要求增加到45万字。后来党中央干脆说,你们写吧,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2 i, \4 H; Q/ u
这样,在范文澜主持下,经过两年多工作,《中国通史简编》终于脱稿,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该书出版后,毛非常高兴,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 O1 x% a% V# V, n4 G
此外,范文澜对中国的经学也很有研究,1933年就曾出版过《群经概论》一书。他初到延安不久,即1940年夏,曾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闻知,也来听讲。连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但他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云:
1 V+ X+ e* K+ w- n文澜同志:
0 J* u* c9 K/ @1 u3 w. T8 K: ^1 l( x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 G! Y/ k! h' p( s2 r4 ~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x/ a1 i8 e2 Y* x+ g) l
致以
7 s8 }. P# m( d' b  敬礼! 8 }" w" @, N! E0 V* z$ g; u
                                                                                         毛 ; b# R: b& S& Q! U, Y
后来,范文澜照毛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 ; v) l/ b! d2 D6 D, U3 ]( U
范文澜在延安工作的马列学院后来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当时,毛曾委托他编选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之用。范文澜接了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昼夜苦干,几个月内便把文章编选出来,并加了详尽的注释。毛得知此书如此快速完成,非常高兴,亲为此书作序,在序中特意提名表扬了范文澜。后来此书便以《国文读本选注》为名出版。由于范文澜对毛所交托的任务都极为重视,尽力完成,他又为了节约灯油,总在很微弱的油灯下从事写作,因此损坏了眼睛,有一只眼睛失明了。
' u+ z; k% d! {% }2 D6 y+ p约在五十年代末,范文澜根据自己在历史工作者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不料,喜欢读报的毛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刻阅读起来,感到很满意。那时,恰好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范文澜作为八大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也出席了会议。毛几次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 范文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很赞扬这种提法,并说:“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 H: ~; d, P7 d( z/ Q  @6 }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的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的家,对他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 这一天晚上,范文澜很兴奋,一直在考虑毛交给他的任务,在考虑如何写好中国通史,结果通宵失眠。 然而,在那思想观点“日新月异”的年代里,任凭范文澜绞尽脑汁,还是无法跟上的。没过多久——1969年,范文澜去世,此事也就搁下了。 : z7 U* g- B* N& n: U  d) q5 }9 F
毛对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并每每赞赏该书的资料丰富,曾说:“他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 T' V( P, V* W2 C
范文澜-范文澜的“白话版”《沁园春·雪》    4 y0 r! ]- b6 Y! r( s' ^8 r) @
抗战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离开延安,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久就担任了北方大学校长。在这期间,他读到了毛在重庆谈判期间被传抄发表的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为这首雄奇瑰丽的词的高度艺术成就所折服。范文澜凭着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把这首词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发表在同年10月20日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人民日报》第3版的显著位置上。题目为《沁园春译文》。不过由于时代久远,知之者甚少。《翰墨春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一书引录了范文澜的部分译文。正因为这本书的引用,引起毛诗研究者的关注,才使得这篇白话译文进入现今读者的视野,重现它的艺术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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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译文》正文:
( l: N! e! X, n- t% H这是北方的风景啊!千里万里的大地,被冰封住了,大雪飘飘的落着。老远望去,长城里边和外边,只是一片空旷;黄河高高低低,波浪滚滚的河水,一下子冻结不流了。一条一条的大山,好像白蛇在舞蹈;一块一块的高原,好像白象在奔跑。大山高原,都在跳动,要和老天比一比谁高。等到晴天,看鲜红的太阳照起来,像个美女抹着胭脂,披着白衣,格外的美妙。
- e/ E1 v6 f, z4 V0 k; [中国国土这样的好,引起无数英雄争着要。可惜那,得到胜利的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武功虽然很大,对文化的贡献却嫌少。名震欧亚的成吉思汗,只懂得骑马射箭打胜仗。这些人都过去了,算算谁是真英雄,还得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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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烦恼到快乐% _: ]) n+ r; c- X2 B8 E
□范文澜
         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中国青年社》问我怎样会来到延安,这使我不得不说到没有来延以前的生活状况,因而索性从我个人的“上古 三代”说起。     一、好玩的幼童
- D( T5 ?) S: V: Z4 d5 z9 b8 O+ r    我生在旧社会所谓“诗书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性格极严肃,对儿子们很少表示喜笑的和霭态度。母亲当然亲爱得多,但儿子们怕她,不比怕父亲差多少。这样,挨打挨骂的危机到处潜伏着,只有“小心翼翼”“循规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骂的行动,才能获得眼前的和平。/ t0 m4 H4 z$ a& K& a& b
     现在想来,不能埋怨父亲母亲对我的过度管束,因为我的过度好玩,实在使爱我者为之惊惧不安。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虾蟹泥鳅,有一次几乎淹死。乱草堆捉蟋蟀,时常被蜈蚣黄蜂蜇伤,有一次几乎被蝮蛇咬死。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眺望,送子观音殿偷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赤脚奔跑,制造戈矛( 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弹(鸡蛋壳装石灰)等武器和邻舍儿童打架。诸如此类的玩闹 ,害得父母担忧生气,花钱请医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烦苦恼,怎能不使他们 讨厌头痛呢。' }" e! O, f6 [1 L% G
     在父母面前,装得十分恭顺,“无懈可击”,一出监视范围,就雀跃鼠窜,畅所欲为。玩的时候,决没有想到闯祸的后果,挨打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不再玩 。客观方面,打骂与玩是联系着的,主观方面,打骂与玩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骂制度,毫无用处。
$ e. j  q3 J' {" i' `  o1 I    二、书房里的机器人
) |; s' d) I( J1 @    我七岁进书房,老师姓赵,据说他的“坐功”在蒙师群中很著名。的确,他从不生病,从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个月假,其余三百多天,总是象机器人一样,依规律教书。我开始读司空图诗品,接着读大学中庸等等所谓四书五经。我记忆力很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似乎还好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那一套,真觉得唠唠叨叨,纠缠不清,背书挨打,总是为了注文欠烂熟。心里怒骂“朱熹是什么东西,造出这许多狗屁,让我吃苦,非烧掉你不可。”书房学生共三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
. X: r7 k% r5 m4 W9 M    赵老师夏天爱睡午觉,我们三人约定午睡时间,提高嗓子,拼命朗诵。如此日久,赵老师自动放午假,让我们暂时休息。春秋冬三季读夜书,磕睡得要死,赵老师放轻脚步,从后面轮流猛击磕睡者头部。这在书房术语,叫做“吃栗子块”。老师紧握着右拳,中指节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击头,照例起块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师的拳忙着送栗子块,学生的头忙着吃栗子块,油灯暗淡,书声高低断续,栗子卜卜作响,这就是书房里大小四个机器人的工作。
% L# K2 `5 N" E) n    三、在小学堂
* r- [" W) R8 B# F    十四岁春天,父亲送我进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特别“优待”,教我插三年级 。这真是大吃苦头的“优待”!第一次上英文课,就读“皇家读本”第二册“乌龟和兔子赛跑”那一课。连字母都没有认过的我,一进讲堂,即刻变成“傻瓜蛋”, 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立誓学乌龟,无奈使不上劲,想慢慢爬也不行。后来 坚决要求校长设法“救济”,校长准我课外学一个月的Primer,总算学得些字母,拼音,最简单的造句法。我拼命赶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难忘的同学陶治安先生帮助我学习,晚上“非法”偷开夜车,大概一年后,才追上同学们。算学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车”止能躺在床上偷开,因此正式自习时间全部费在算学上。我连亚剌伯数目字都没有见过,凭空学起“命分”来,也幸得陶先生的帮助,使我逐渐克服困难。英算两大负担以外,还要背诵易经书经(前清学校必须读经,而且很认真)。至于唱歌图画手工之类,止好敷衍塞责,骗取及格分数就满意了。! X, o7 N! {! A) C1 J% @. u- W
     虽然受了功课的严重压迫,但不能停止我的好玩惯性。第一天进学校,同宿舍八个幼童,姓名还没有记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游戏。我当老虎头,其余当虎脚虎尾,上面蒙着老虎毯子(我的卧具),大声吆喝,撞进别人宿舍去。结果老虎毯子被没收,扭着我一个人去告校长。我受了一顿斥责。第二天朝晨挂出“校长示”的木牌来,说我许多不是,结尾是“姑念该生未习校规,从宽免与记过,特此训戒,以策后效”。学校认我“性非驯良”(木牌中语),照惯例把我搬到校长室贴邻一间宿舍里住。我索性玩起来,读了两年书,记大过两次。学校讨厌我,又似乎不想斥退我,几次都“从宽免与记过”,我糊里糊涂毕业了。2 Q5 t5 k: K+ i& ?4 `( ]
     读书苦恼,游戏受罪,这就是我的小学生活。
) O' Q2 T0 Y, d+ u6 N3 f. m    四、游荡的中学生6 h( U1 b: K: n# }  x& u$ I- C
    我们的县立小学,程度相当高,毕业时英文读完“皇家读本”第三本,文法读完“内司飞而特”第三本,算学也不差。我投考浦东中学堂,插入二年级,还似乎有些余力。学校状励体育,有各种球类游戏,在一定时间内,强迫学生上操场,至少必须散步。那时候我应该畅玩了,可是我过不惯集体生活,正想读书,强迫去游戏,正想去游戏,强迫去读书,读书游戏,总不合拍,玩的兴趣逐渐消失了。我在小学,已经自发的憎恶满清皇朝,不知道怎么去反对他,只知道辫子是可恨的东西。每次剃头,总敦嘱理发匠剃去一圈长发。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头顶仅存烧饼那样大的一块长头发。正面看去,很象和尚。在那时候这是极不美观的。提倡质朴的校长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不趋时髦,值得夸奖,曾被提出算作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那知我这光头,多少含些“大逆不道”的意义。; w  G# Z* [" ?: O  K
     浦东读了一年书,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堂。安定管理宽松,功课也不太紧,我 感觉很“自由”。星期日照例跑西湖,既不进茶楼坐赏风月,也不泛小舟追慕少艾 ,我却有独自的目的。说来可笑,小学时代,读《桃花源记》,《鲁滨孙漂流记》及其他神 仙小说,给我强烈的印象。曾几次计划找荒岛去。西湖山深林幽,使我幻想着桃花 源也许不远,神仙可能碰见。辛亥革命暴发,学生们高兴得像疯狂一样,我也被“共 和”这个名词全身麻醉了。像我这样落后得想求神仙的学生,一遇革命,就直觉地 拥护赞成,证明任何愚民教育,掩不住青年爱好前进的热情。9 ?8 _# H- X; m- _5 w$ v( n. @
     中学四年,没有学得什么。现在回忆,那些是中学教育给我的东西呢?我想,只有西湖跑的次数算不少。/ ~" R  N4 e% y7 V3 f2 y' N7 e
    五、到北京去
# l1 V9 W7 n( A* y$ R0 R4 J5 g    我叔父在河南,拍电报来教我考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是虚名颇大的京师大 学堂,一般认为很难录取。我冒险去上海国文预科考试,自觉卷子写得不成模样, 录取绝无希望。我叔父鼓励我,仍教我去北京进私立大学。我到北京,表弟许君在 车站接我,说我已经录取了。一刹那间,我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动了一下。 文预科几乎专读外国文,中史中地国文都在下午上课,而这些课学生照例是“藐 视”的。“上东安市场去”是午饭时候热烈的提案。四五人里推选一人上课,其余 畅玩东安市场去了。教员低着头点名,“被选上课人”发各种不同声调“应卯”。 真不愧是“公开的秘密”。
9 N( w7 [( K1 s( n2 t     我从预科转到本科,功课好象更专门了,而用功好像更不需要了。军阀混乱, 政治污浊,学校腐朽,学生醉梦,这是“五四”运动大风暴前的寂静时代,我生性 迟钝,而又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来到,只感觉得 百无聊赖罢了。我曾向佛经找出路,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大乘起信论》是随身密伴 ,“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课。我虽然迷信学佛,可是反对学校不合理的措施,却无 所顾虑,因此几乎被斥退。/ g- @, b/ w3 V  u7 E" V4 n% o
     “五四”以前两三年,我算是毕业了。学得些什么呢?学得些“头脑顽固”, 一切都立在腐朽方面。我那时候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 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现在想来,真是觉得惭愧。: g  a# k. E( g5 Z& w" r
    六、当教书匠
+ F  ]4 i6 m- [- V. B    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 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 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 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4 [6 d) v7 M- K3 n! ]    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 。“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甚至荒谬到替鲁迅 大师惋惜,以为他“离径叛道”,“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 他。“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当然, 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懂得),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 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噪子叫哑了。半路上坐车回校的同事们,半取笑半当真 地问我“你老夫子也会起劲吗?明天再游行,你该叫得更响些”。我很愤怒,用同 样态度答道,“你们真是聪明家伙,连叫口号也留后步”。后来××派人来学校征 求党员,我干脆拒绝加入。简单的理由之一,是看不起那些“喊口号也留后步” 的先生们,而这些先生们,正是老牌××党员。" a% P/ v) C$ O  q
     过了不多时候,有一位共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我们一见如故,谈得 很痛快,我发表一大套乌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还提出不少幼稚的疑 问。我这位同乡耐心给我解释,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ABC看,我读了以后才知 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 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 前面缴械投降。 ; Y- R# z+ g% i' N+ c/ w4 y3 o2 a
    我在天津被“勾魂使者”追求,不得不换个安身地方。我跑到北京教书多年,接触青年学生不少。使我愤怒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学业最好品行最好的青年,十之八九是要开除逃亡被捕坐牢受刑失踪打靶的。反之所谓“思想纯正,行动稳健”的先生们(包括教员,学生,但没有青年,只有些少年老成的老少年,理该同受“先生”的尊号),则大抵旨趣卑污,学问平凡,洋装革履,油头粉(雪花膏)面,崇拜“曲线美”“大洋钱”之徒。北京改为北平,这些“之徒”们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抗战之后,其中不少又被证明变作了汉奸(如某某某某……多得很,数不清)。
  p$ o8 H0 p- V3 c7 k    七、请参观小屋0 z+ L" l$ Q. ^5 N
    我自信是一个老实“学究”,整年整月抱着书本上课堂讲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换 大米饭吃,对兴风作浪,满身长刺长毛的“老爷大人”们,采取“敬而远之”态度 ,不敢恭维,但也并无冒犯。而他们仍总是疑神疑鬼,好象不相信我。正当头等汉 奸汪精卫在北平闹什么“扩大会议”那一年,“茅庐之中”,被宪兵突然“枉顾”,口称司令来请,我连同来我家闲谈的七八个青年学生鱼贯前去“参观”木栅子小屋。还好,仅仅两个星期,汪精卫等等从北平滚滚而去,我自然也从木栅子小屋滚出来,他们滚来滚去,当然有他们的兴趣和道理,我这无端滚一下,还是不知所犯何罪。“九一八”以后中国明明止有抗战一条道路,我虽说是个“学究”也还懂得不抗战就要亡国。而什么“国联裁制”什么“长期准备”,什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那一大套,从来却竟摸下面皮,毫不客气的严禁谈论抗日。他们如此如彼的玩把戏,竟把我“老学究”气得瞪眼大怒,我细心考察,切实证明了(像两直角等於一百八十度那样证明了)共抗日主张的言行一致,想救自己免当亡国奴,理应对共以及好青年表示亲近。於是乎我“老学究”又被宪兵请去。这一请是比前次进步多了,一是路途远了,“从北平,到南京”,二是木栅子小屋变成铁栅子小屋,木器进到铁器了。总算运气好,在“我要抗日,不知其他”的立场上,在“内抗强权,外搬救兵”的策略下,居然还能从铁栅子小屋里滚回北平。不过蛋欲静而滚不息,接着又从北平滚到开封来。当然,我这一滚,还是不知所犯何罪。没奈何,勉学阿Q精神,聊以解嘲道:“滚来滚去,在这鸡蛋世界,没有滚出血来,总算运气。”# Z2 T' u) d0 M$ G' l
    八、被误认为游击专家$ D' I! \+ n/ S* }& Z
    在河南大学教着书,芦沟桥大炮响了。尽管你老先生紧掩双耳,却掩不住敌人的大炮口,终于不得不承认中日战争的事实。久矣夫掩口不言的我们,似乎也相当可以说话了,在许多文化人(我也跟在后面呐喊)“大做文章”动员群众以后,河南先进青年,都感觉到学习救亡理论和技术的必要。河大当局以及一般朋友们帮助我,教我办短期的训练班。不久成立了一个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青年们投考的踊跃,学习的热心,使我确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必然胜利。训练班主要课目是中国问题(稽文甫先生担任)与游击战术(马致远同志担任),这两位台柱子撑起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群中起着颇大的影响。那时候我们的预定计划是挑选一部分学生沿平汉线(重要城市)办短期训练班,兼做民运工作,联合当地青年,广播救亡种子,最后目的到信阳去打游击。* Z% p* R9 C* @! q' U
     训练班一个月毕业,我们决定从开封步行到许昌,路程二百四十里,作为毕业考试的试题。这在住惯城市的人看来,确是一个颇难的“试题”,可是应试的几乎是学生全体(约二百人)。我们经费经验都很缺乏,只能允许七十几个学生“应试” ,名称改为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团长稽文甫先生留开封做统一战线工作,免得顽固 分子造谣捣乱。我们在许昌办了一个两星期的训练班,收获不坏,虽然也有不少想 破坏我们人,但当地官绅教育界以及驻军某军团长却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正当阴历 年底,九十个人的服务团,浩浩荡荡向舞阳县进行了。  @9 \, d. N( c# z
     我在开封曾编印一本“游击战术”,两个月销售到五千册,因此,我被闻名不 识面的朋友们误认为游击战术专家了。我到许昌第二天,就被某中学校校长“敦请”去讲游击战术,他对学生介绍,肯定我是中国著名的游击专家。(我虽然当场否认,他们还恭维我谦逊。)豫西南某地方当局,跑到开封找稽文甫先生,指名要我去教游击战术,稽先生哈哈大笑,说你要请范文澜教游击,等於要我教游击一样是笑话。我深切感觉到虚声浮名,误事不小,此后随时警惕不要做抗战阵营里的“招摇撞 骗者”。
! |' l& Q( n% j. B, M+ Q    我们大队到了舞阳,驻军某师长表示欢迎。师部参谋政治工作人员更相处很好 。某夜服务团内话剧团在城内演剧,(团员大部分在乡间工作),公安局长请我到剧台后面讲话。他说,县长奉某军长面谕,限贵团明天离舞阳境,我说,好,明天再见。演剧完了。我们回到寓所,我向团员报告,大家不由得愤怒起来,我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华民国土地上作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是中国土地么?我决计不走,我决计到舞阳县监狱里找中国土地去。”团员们叫起来,“我们一起去”。第二天清早,(不等公安局来),我先去请教某军长,什么理由要我们走。某军长完全否认,说那是县长传话错误,师部人员办了几桌酒席来慰劳我们,我用坦白豪爽态度,同他们痛饮酬酢,宾主都醉了,而我尤其醉得凶,倒在床上呻吟。在断断继继,激励团员们的言语中,几乎全体哭泣,不能仰视。师部人员也陪着愤慨,某参谋拔出手枪,声称去县政府枪毙那个狗头县长。团员们拉住他,他还对空连放了几枪,表示义愤。我第二天醒来,团员们告诉我,“好事者”还把这一场闹酒起个名,叫做“范先生大闹舞阳城”。5 K' [  U6 L% E4 G- K
    我很惭愧,不敢再喝酒。 我们决计办训练班,舞阳青年救国会会员二三千人,愿意轮流进城受训。某军 长出面阻止,某校长暗中捣鬼,使我们无法进行。我去武汉想找人疏通,却被某某 顽固机关压迫我上鸡公山──河南大学新迁的校址所在。我考虑轻重利害,止好上 山重当“教书匠”;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团,依然不顾困难环境,继续活动。
3 S0 a- H; {5 ~+ T" D0 `* G! k    九、“教书匠”升级当“教员”
* [5 L+ P0 q( o5 P2 b    敌人的炮火一步一步逼过来,我在高山上傍徨着,找不到该走的道路。我想, 跟着学校逃难,逃到什么时候才不逃呢?我决计退还聘书,跟游击队去干一下罢。 我参加新四军,在游击队里当教员。
5 l7 }0 Z/ M( J+ }5 n( N% F     大学课堂里俨然以“讲书”为己任地教着书,确是个“匠”而非“员”。我曾 在北京大学教“古历术”。说来是“颇具高深的学问”,应该是(至少可以自以为 是)“值得名贵”的。某次讲完了一个麻烦问题,好象是记得春秋月食问题吧,学 生某君问我,“我们学了这些有什么用”。我窘了,我说,“学校教我教这门功课, 我按照这门功课该讲的讲,到底什么用,我不知道?我想学校也未必知道。”这是 一个好学生,不久因在《北大学生》上登载一篇《某大博士的矛盾研究》而失踪, 听说解到南京去了。而我在游击队以“外行”资格教书,却从没有人问我“学了什么 用”,反之,大树下草垛旁讲起书来,大家却都聚精会神在听我南腔北调难懂得很 的“高论”。於是我很高兴,当了二十几年的仅凭出卖教书技术吃饭的“教书匠”, 现在竟升级当“教员”,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可以和群众彼自由的交换智识了。/ u1 d: W2 p' u/ \& c
    十、进边区来
! c$ E9 O  h" X0 c& u1 ?. |' `' p    朋友某君认为我还有学习上进的可能,介绍我到延安来。我“过五关斩六将”, 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在汽车上。多光 明的边区啊!
1 j# O5 C/ ^! `) b% U     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 快乐的生活了!' [9 S0 p& m$ V6 y/ _
     写边区一般状况的文字相当多,我不必重复来讲。我止写我个人的快意处。 , t* y, \$ e6 _9 B8 \# R2 h7 N
    第一,我酷爱学习,在边区外当教书匠,忙着“为人师”,极少学习的机会。即使偶有,因怕“别人说闲话,找岔儿”,“听来历不明人讲演,惹是非”等等原因,不得增益新知识,边区恰恰相反,任何人都在热心学习着。我以前对马列主义茫无所知,这一年来自觉进步不少。我如果努力不懈,一定还会进步。 0 c$ @8 e5 [- X3 \. G
    第二,共确是光明磊落,领导全人类的政党,它对党员非党员一视同仁,因才而使,绝对没有偏私的意见。我是教书匠出身,所以让我安心研究“本行事业” 。图书馆中国古书很丰富,尽我能力自由去探求,结果,感觉到能力太缺乏了。想 起过去像煞有介事地做“误人子弟”工作,真是罪过不小。8 E9 b- P6 D+ T9 ^, W) f  E/ }- U
     第三,共爱惜人才(虽然我并非人才),确是无微不至。即使是个人生活方面极小的节目,也是随时注意,尽可能想法改善,保障“安心研究”的成功。我确信,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不是空谈闲人的学问),应该想法进边区来。我又确信,目前在中国找不到像边区那样安静的地方,能让读书人无牵无碍,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 7 E, ]7 o, S2 H8 {( T3 t
    第四,单从文化方面说,边区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也就是新兴文化的心脏。许多著名学者,聚集在延安周围几里路以内,他们研究的心得,随时开会报告。还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研究会、学习小组,请他们出席指导做结论。试问,什么地方能够接近这样多的明师益友呢?所以居住边区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会飞跃的进步。 9 R% w  Y0 y7 W
    第五,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党员非党员的政治指导和人格示范,起着不可言喻的伟大影响。所以住在边区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迷闷,因为国际国内发生新问题,立刻会得到正确的指示。也没有思想行动昏惑不悟的危险,因为发现错误,立刻会 得到自我批评的纠正。边区成为最快乐的地方,这是个主要的原因。 恕不第六第七……说下去。归根到底,边区确是全中国最快乐的地方。以前我这样听说,所以来到边区,现在我这样亲自看见,所以爱边区,希望长期的住在边区。 # v0 Z, F1 K2 {. S, ^$ K3 _
本文摘自《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 (民国三十年一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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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2-22 11:27: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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