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漳州“番银”考

好蛋

福建漳州“番银”考
来源：中国集币在线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海外的一条海上贸易通道，是沟通人类文化与商品的一条对话之路。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兴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起航港。当时闽南沿海“商旅络绎，番船云集”“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厦门设立闽海关，海外贸易持续兴盛。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从漳州通过厦门到南洋经商、谋生的人愈发增多。贸易的往来、人员的流动带来了货币的流通，于是海外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漳州地区（图1）。
　　图1 漳州发现的各种番银

　　图2 1599-1610年西班牙4里亚尔“块币”

　　图3 西班牙银币“双柱地球”

　　图4 荷兰马剑银币

　　图5 墨西哥鹰洋


　　图6 英国站洋

　　图7 日本龙洋

　　漳州“番银”溯源
　　据《漳州市金融志》记载：“漳州使用银元始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实际应在明正德十三年之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于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此前东南海上的民间私商贸易终于被朝廷所允许。漳州一带的瓷器、茶叶、纺织品、农用工具等通过月港源源不断输出海外，此时正值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势力相继东来，“月港贾人辄往贸易”,“乐与为市”。由于当时漳州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百姓对海外货物的需求较少，因此早期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除进口象牙、胡椒、鱼翅等海外特产外，交易以单方面的货物输出和海外银币的输入为主。明代漳州学者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说：“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也无几。”当时流入漳州的海外货币主要是西班牙及其在拉美属地所铸造的银币。明代史学家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西班牙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漳人今多用之。” 又据《漳州对外经济贸易简史》中的统计：“万历年间（1573-1620年）经吕宋流入漳州的银元，每年有30万比索，最高年份达50万比索。”明政府在海澄月港所设的加增饷，就是专门征收从海外来港商船的税收。
　　明末清初，郑成功占据厦门为抗清复明根据地，遂借助厦门天然良港的优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康熙年间，清王朝与郑氏政权在东南沿海形成对峙之势。为了切断郑氏政权的物资供给，清廷曾实行沿海迁界政策，造成海外贸易停滞，月港即遭衰落。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后，于次年在厦门设立海关，此时海禁又开，海外贸易又复兴盛，番银再次大量流入。《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乾隆十年条云：“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其银皆范为钱式，来自西南二洋，约有数等：大者曰马钱，为海马形。次者曰花边钱。又次曰十字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及至嘉道年间，“番钱行用日广”。这一时期以“本洋”的流通量最大，本洋泛指西班牙及其在美洲所属殖民地所铸造的银币。乾隆年间漳浦大学士蔡新说：“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近千万。”
　　清学者王潭在《闽游纪略》中也说：“番钱者，则银也，来自海舶，上有文如城堞，或有若鸟兽人物者，泉漳通用之。”道光《厦门志》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两艘西班牙商船从吕宋到厦门进行贸易，载来货物燕窝、苏木，各带番银十四万余元，购回布匹、瓷器、桂皮、石条等物。”随着番银的大量流通，仿制币也开始出现。道光十三年(1833年)，福建监察御史黄爵滋说：“盖自洋钱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应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销化纹银，仿铸洋钱。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则今日内地之洋银，即内地之纹银也。”
　　鸦片战争后，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衰落，制作精巧的外国机铸币作为贸易用银，大量渗透进入币制落后的中国。当时作为具有世界货币功能的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法属印度支那“坐洋”等相继输入闽南地区。由于铸造精美，重量、成色划一，有的则中西结合，在币面铸上中文标记以便百姓识别，因此这些贸易银元几乎垄断了漳州的货币流通市场。根据笔者统计，漳州遗存的早期外来货币主有要来自欧洲殖民大国、东南沿海周边国家以及拉美地区和非洲的毛里求斯等四大版块计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大量的外来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漳州。

　　“番银”在漳州的流通和影响
　　“番”在漳州通常是泛指海外，由于华侨主要聚集于南洋一带，因此漳州人将南洋称作“番爿”，将漂洋过海谋生称作“过番”，将从海外归来的侨胞称作“番客”，而从海外流入国内的外国银元自然而然地被称为“番银”。此外，还有根据不同的材质和币种称之为“银番”“洋番”“番钱”“番镭”等。
　　随着近几十年来大面积的城市改造和土地开发，漳州地区不断有明清时期的海外“番银”出土。据媒体报道：2008年2月，漳州市芗城区青年路旧城改造拆迁现场，出土了18、19世纪西班牙、墨西哥、日本、荷兰等国银币100多枚。同年4月，在漳州市龙文区万松关出土了18、19世纪的外国银元38枚。2011年3月18日，云霄火田镇瑞堂村民在开挖宅基地时也发现了一坛装满16、17世纪“番银”的陶罐。2011年7月6日，龙海市紫泥镇南书村港西社里一户村民挖宅基地发现数百枚西班牙双柱银币。这些出土发现是漳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物证。
　　海外货币在漳州的流通，对漳州的经济、金融、文化、民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闽南语漳州音“钱”读作“镭”，其读音即源自于西班牙货币单位REAL（即瑞尔）。从清中叶至民*国初期，闽南地区官方以及民间交易、纳税、商业记账等的经济活动，大多以“番银”作为结算货币，这从当时的碑记、地契以及银票、借据等金融文书中出现的“花边银”“佛银”“龙银”“英银”“大洋”“银”等货币称谓可以得到印证。受外来“番银”的影响，清道光年间，在漳州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地方自铸银元之一“漳州军饷”。
　　明清时期漳州的海外贸易及货币流通的情景，在漳州古代寺庙、碑刻、牌坊、石雕以及年画中都有反映。如漳州市龙海白水镇金鳌村杨氏祠堂（图2），至今还保留着一方清乾隆五十年（1786年）的捐修碑记（图3），上面镌刻的捐款已经全部使用“番银”，其中还详细记录到“佛头银”（指西班牙国王头像双柱银元）“马剑”（指荷兰马剑银元）这样不同国别及品种的称呼。说明乾隆时期，使用“番银”，按枚计值，已在漳州特别是沿海一带成为货币流通交换的主流。在漳州市芗城区官园威惠庙有一方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石碑，上面的捐款也是清一色的银元，其中许多还使用到角币。距官园威惠庙不足100米的另一座官园大庙里，有一方清光绪已丑(十五年，1889年 )的碑记，捐款的货币单位也是清一色的元、角。而在南靖县山城镇兴仁宫（图4）的一通道光九年《鼎建兴仁宫碑记》（图5）上记录有“各捐银一元一角”“一元六角半”“银一中”（中表示半元）等字样。而在当时，按清廷官方规定使用的还是银两制，清宣统时才正式使用货币名称“角”。一方方普普通通的碑刻，印证了漳州使用辅币单位“角”的历史，走在我国的前列。
　　图8 漳州市龙海白水镇金鳌村杨氏祠堂

　　图9 乾隆五十年杨氏祠堂捐修碑记

　　图10 南靖县山城镇兴仁宫

　　图11 道光九年《鼎建兴仁宫碑记》

　　在漳州市芗城区新华东路矗立着相邻的两座清康熙年间的“勇壮简易”（图6）和“楚滇伟绩”牌坊，两座牌坊上共有八块镂雕石板，雕刻有头戴礼帽的卷发洋人形像，有的手托银元（图7），有的正在与漳州商人交易（图8）。明清时期漳州木版年画中有一幅“招财王”，图中财神端坐于狮子上面，手持蕉叶，财神身旁是凸鼻凹眼的“番人”手捧银钱、贝壳、珊瑚等宝物。在闽南方言中“蕉”与“招”谐音，寓意招财进宝。这些颇具海洋文化特色的碑记刻画，形象地佐证了明清时期海上贸易给海商所带来的丰厚的回报，以及漳州人无所畏惧、勇于开拓的开放特质。由于对国外银元的雕刻方法不熟悉，工匠采用的是西洋人托元宝的造型。
　　图12 芗城区新华东路“勇壮简易”牌坊

　　图13 “洋人”手托银两的形象

　　图14 “洋人”与漳州商人交易的场景

　　另一座“楚滇伟绩坊”，建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坊坐东北向西南，石仿木结构。十二柱三间五楼，庑殿顶。十二根坊柱分为四组隔成三间，呈眼镜形，次间每组三柱纵向排列。顶部檐下正中置镂雕一龙衔顶、双龙盘边、祥云托底的“恩荣”圣旨牌。主间上屏匾额正背两面分别刻“楚滇伟绩”和“闽越雄声”。匾额以下用额枋隔为三层，上下二层各嵌三块镂空双面雕花版；中层两边各雕一站立人物，下屏中匾字板正背阴刻楷书诰布。大额枋上刻有双龙、云纹的浮雕。边楼作垂花门楼形状，圆雕垂花吊柱，各楼均设四根小柱支撑三面出檐的楼盖，柱间均嵌有镂空双面雕花版，有八仙图，洋人形象等。该坊石雕浑朴精致，花、鸟、人各具神韵，形象生动。
　　图13 楚滇伟绩坊

　　图14 楚滇伟绩坊“恩荣”

　　海外货币除了用于经济活动外，也融入了百姓的生活习俗之中，闽南民间历来崇尚藏金藏银，由于银元本身具有的保值功能，币面上又大多铸有帝王头像，百姓认为可以镇宅驱邪，因此纷纷将“番银”赋予各种民俗功用。如女子出嫁时，装嫁妆用的箱子四角要放置银元来“压箱底”；有的用银元“滚床”，寓意招财进宝；有的将银元焊成“八卦”“七连贯”银链给小孩佩带，用来驱邪、祈福；还有用银元煮水给小孩喝，用以“压惊”。“番银”还被改做成头饰、钮扣等民俗用品，此外，“番银”也常常被用于陪葬和窖藏。

　　“番银”是跨海越洋的历史见证
　　货币具有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它不仅便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学者说“货币是贸易之血，贸易是货币文化交流的基础”，每一时期流通的货币，都带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可以说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缩影。漳州外来货币流通时间之长、数量之大、国别之众、版别之多，在国内其他地区甚为罕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货币文化现象。这些承载和记录漳州海上贸易历史的货币实物，也是中华货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漳州外来货币，直接反映了不同时期海内外货币的流通使用情况以及币种的盛衰更替，记录了漳州地区对外贸易以及人员往来和交流的轨迹，是明清时期和近代漳州的社会发展变迁的缩影，代表着海洋文明的特质，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深厚的海洋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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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月港
　　月港(今海澄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级）市海澄镇豆巷村的九龙江入海处，因其港道(海澄月溪至海门岛)“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月港弥漫着海洋文化的氛围。这里自古就有造船通番的习俗。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从15世纪末期至17世纪，这里曾是“海舶鳞集，商贾成聚”的对外贸易商港，市井十分繁荣，是闽南的一大都会。明初，朝廷施行“海禁”，但月港由于天高皇帝远，所以施行不力，反而成了沿海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


　　月港兴起于明景泰(1450-1456年)年间，盛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衰落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终止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厦门成立海关。月港与泰国、柬埔寨、北加里曼丹、印尼、苏门答腊、马来西亚、朝鲜、琉球、日本、菲律宾等47个国家与地区有直接商贸往来。又通过菲律宾吕宋港为中介，与欧美各国贸易。当时有许多诗篇赞美月港，其中有句云：“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

　　月港晏海楼，初建于明万历年间，原系一座军事瞭望台。

　　日新月异的漳州港码头

　　古月港繁华街区“帆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