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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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
来源：中文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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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危言》是清末维新派先驱思想家和著名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郑观应关于改良封建社会、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商战”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指出要改变近代中国落后局面，仅仅采取“强兵”政策、依靠单事力量与西方列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设立议院、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抵御外国殖民经济入侵，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盛世危言》问世，值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呈给光绪帝，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被时人称“医国之灵柩金匮”，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

' @, X8 H' t: g; n　　作者简介
% B" b( @  [* ^0 w　　郑观应(1842-1921)，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山人等，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 1858年（咸丰八年）到上海学商。由徐润等介绍，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84年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今泰国）、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次年初，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6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证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实学人才。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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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7 u8 v$ }& U$ D5 A6 N　　内容简介
+ ~, x+ J& [. v4 I; f+ }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式出版，版本多达二十。书中封面题：“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其内容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 O" A9 @3 c) `. n$ A( t7 M　　现今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5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近代，研究郑观应的专家夏东元教授所编的《郑观应集》，当中《盛世危言》文本乃其上三个权威性版本之综合本，共115篇文章。而最早的《盛世危言》5卷本包括57篇文章，其标题分别如下：
" x) x  r6 |, x% M+ K/ h2 d　　《道器》
+ r) {, P7 p* j, J% O# \　　《学校》
1 W  v# K  y  O　　《西学》
　　《女教》
　　《考试上》
4 _* P& b8 b5 [" F3 K2 d' P　　《考试下》
7 Z0 A0 k% Q; S8 `　　《藏书》
) ]8 W. u% m$ g; U　　《议院》
　　《日报》
　　《吏治上》
　　《吏治下》
3 {# V. @7 O- d2 u　　《游历》
　　《公法》
9 L% \( T$ P) t; x. N　　《通使》
　　《禁烟上》
: t4 f1 M0 D$ V0 a　　《禁烟下》
　　《传教》
/ P. E5 D; }& _6 {　　《贩奴》
　　《交涉》
8 D* r8 A1 t2 s. r# t/ s　　《书吏》
　　《廉俸》
　　《建都》
　　《教养》
　　《训俗》
　　《狱囚》
' d* G3 R/ n& |5 h3 E; G　　《医道》
# `9 F$ P7 n5 U8 H' g, Q8 p) h　　《善举》
" @# _5 b5 P4 m' t% D; d; y7 Y　　《税则》
+ I+ {! A: R+ Z$ R　　《国债》
, }+ z7 i/ t. [　　《商战》
　　《商务》
4 C$ T% E0 i7 F5 Q: J7 q　　《铁路》
　　《电报》
& p0 c: Q5 c! P; s: K　　《邮政上》
: a! I5 `% F. W1 N/ U3 r8 |　　《邮政下》
# J! P8 x7 {5 p  m, q　　《银行上》
' C, M( p8 c: R* q3 c7 I/ q" t　　《银行下》
　　《铸银》
　　《开矿》
; f. y( \( ~4 a1 @$ U4 w4 q　　《纺织》
　　《技艺》
　　《赛会》
+ J5 Q  B1 ?/ A5 x& Y# @　　《农功》
8 y3 \! B, S) [. D  u5 g　　《垦荒》
1 s3 o5 [- g1 I4 p/ @: C, B& \　　《旱潦》
/ m8 P* J) p# Q3 e$ x( {( y　　《治河》
　　《防海上》
8 A; G& p9 n- I2 r( O( e" P, f7 O7 t　　《防海下》
5 w, e, d( k8 m0 [5 Q8 J" l　　《防边上》
% E2 v6 s- o) H0 k　　《防边中》
　　《防边下》
　　《练兵》
　　《水师》
" N5 c2 I, J" V+ f- [　　《船政》
# X6 L- l2 @, a4 @　　《民团》
% J& A$ s. n% R" y4 Y) n　　《火器》
$ @( M, d; G, Y　　《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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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危言》自序
　　《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 t3 {8 t7 K+ J; M+ B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亡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八卷本增：诚中的之论也。〕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亦曾著《局外旁观》、〔十四卷本增：《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 e0 V! _& F5 r　　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构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扭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穹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輶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
8 B$ T5 u, M3 B$ h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耳酣酒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紫诠广文，不料竟为付梓，旋闻朝鲜、日本亦经重刊。窃惧丑不自匿，僭且招尤，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八卷本增：学校未兴，教育未备，〕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后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箧，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先后参定，付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
% K, p' O' \  V" ~' K　　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戆僭越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讥。惟圣明在上，广开言路，登贤进良，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编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磬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
$ z/ z( ], b; `- H6 x* O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罗浮山人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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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3 T4 W9 p/ X; I' \" H6 W7 m- }$ _0 y　　《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据说《盛世危言》亦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
　　除清朝社会外，著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受郑观应和《盛世危言》影响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孙中山(1866-1925)等。孙中山由此还和郑观应结成了忘年之交。实际上，《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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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V3 x* M! t( i" B% {　　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郑观应的引见下，孙中山拜见王韬(1828-1897)，王韬为孙中山修改《上李傅相书》，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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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1月，孙中山写了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鸿章书》，其中有些内容就来自于《盛世危言》，建议清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修铁路，开办近代工业；实行保护近代工商业的政策等。
6 m$ R" ]3 ?) t+ i* o　　1894年的6月，他到达天津，通过关系找到李鸿章(1823-1901)的幕僚盛宣怀(1844-1916)。盛宣怀读过，对孙中山很有好感，就带他去会晤李鸿章。当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正忙于练兵，当他听说孙中山是个二十多岁的医生时，便说：“这样年轻的医生，也懂治国？真是天大的笑话！”。虽经盛宣怀竭力推荐，李鸿章还是拒不接见，也不看孙中山写的是什么，就交待手下：“这事先搁着，等打完仗以后再说吧。”
　　这次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使孙中山对改良救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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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刚柔

“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盛世危言浓缩为这几句话，有如画龙点睛之理论*功力，“至圣”名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