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
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确有很多糟粕,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反过来讲,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五四时代“实现民主转型,必须打倒传统文化”的观念不能成立。
把文化保守主义和宪政民主对立起来,是“五四”余绪造成的一个困扰。好像在中国要建立宪政民主,非得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不这么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间当然有联系,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一个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但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安排,是利益觉醒、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文化观念博弈的结果。
罗素曾有一句话:“在先进的国家,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的国家,观念引起革命。”这话耐人寻味,但在中国难以被人注意。“五四”以来,中国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知识分子落后的表现之一,就是埋怨民众落后,总在责怪阿Q、小D、吴妈,要改造他们,改造他们的鲁镇、未庄,乃至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不在制度上着力,却要去百年“树人”,树新人,破旧人。
二战后不止一个民族由于政治分裂,在分界线两边出现不同的走向,如东西德。在边界线的这一端,总是在强调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肃清旧社会,改造新人;在边界线的另一端,对社会、对文化取保守主义态度,不触动、不破坏,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上嫁接宪政民主法制。如此竞争50年,结果怎么样?离我们最近的是香港,在既有文化传统未被触动的情况下,嫁接了现代文官制度、廉政制度、法治体系,它运作的结果是好还是差?
30年来,我们如果有进步,是改造文化的结果,还是制度变迁,甚至制度未变、仅仅是政策变迁的结果?是鲁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吴妈,才有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进步?恰恰相反,是那种“改造”破坏了社会有机体,鲁迅的弟子学生首先被送进牛棚“改造”,此后天怨人怒,方改弦易辙,再不谈改造,再不问“姓社姓资”,而是向社会让步,向阿Q、吴妈的本性让步,手一松,才会有此后的社会进步!难道是因为鲁镇觉醒了,未庄启蒙了,阿Q革命了,才有了改革开放?门里门外、三十年前后,有这么多的对比在,我不懂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抱着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话语不放。
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社会,是要被这种文化话语折腾坏的。例如法国之所以是空想SHZY源头,与知识分子的恶习不无联系。
我们是落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
作为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宪政,在经济思想上曾短期彷徨,羡慕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在文化上却持激进主义立场,欲除传统文化而后快。但胡适的可爱之处、令人尊敬之处在于,晚年以后他开始反思、调整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立场。鲁迅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有一些可贵的东西,但他那个精神方向存在更大范围的隐患。他对民众、社会的悲悯与傲慢,既有“闰土”式的怀旧,也有尼采式的改造冲动。他那种“启蒙”、“树人”,与“改造”话语仅一纸之隔。
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二要计划经济,三要文化改造,再加政治激荡,才会有4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的左翼化。这与“五四”的真实面貌被遮蔽,迟迟没有得到梳理有关。到了现在,知识分子大部分人过了市场经济关,但在文化上,厘清文化和政治、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关还没过。今天从官方到民间,为什么“文化大师”层出不穷,丑闻不断?除了那些“大师”本身有“文化劣迹”,90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五四”话语的大环境,也让这些所谓的“文化大师”钻了空子。
这块文化土壤被翻腾多次,已碱化、沙漠化。正常环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积累起来的精神进步,我们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历史被切割成碎片,没有连成一条线,每一代人总在原地踏步,事倍功半。这也是中国社会有进步但仍未取得应有的更大进步的一个原因。社会有进步,但进步很慢,而知识分子的进步比社会更慢,已经落在社会进步的后面。对此,我没有那么乐观,可以说悲观。悲观的一部分,是对知识界的“愤老”思维感到可悲可叹。
历史上生活过无数代人,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部位,向下凹进去的部位,少部分人能够生活在历史鼓出来的部位。大凡被摁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都是难以自拔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