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三)
“三苗”的祖先在考古上有多种文化的融合,其中,潜江人的祖先,和潜江人祖先的祖先之来源,以石河文化为代表,有本土的土著居民文化,加上早期的安徽蚌埠的双墩文化,再加上晚期的北方姜寨人和南方的良渚贵族文化。这可能就是与潜江人祖先、祖先之祖先有关的踪迹性文化面貌。 说湖北潜江是石河文化的中心,我的证据除了根据上海复旦大学谭骐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之“郧乡”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发现——潜江方言语言色彩具有中心性和向心力。我认为语言声调的遗传性,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证据。说当时的潜江地域是三苗的中心,方言语言与声调可以为此论的证明之一。 荆州地区的语言声调以潜江的语言色彩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离潜江越远,语言变化越大。潜江人的语言声调色彩特点是——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的“普通话”,其中的差异只有少数的“阳平”归于“普通话”的“阴平”、“上声”和“去声”,而绝大部分则与普通话完全一致。众所周知,“普通话”是以北方语音为基础形成的,这说明,潜江人祖先的方言可能与北方人迁入后融合定型有关。也就是说,潜江方言声调的形成期,也就是湖北潜江人祖先的定型期。
方言声调色彩区,是指地方语言声调因其声调调性相同或相近而构成的区域。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地方风土及其民歌》一节的初稿中,有专家将荆州地区的方言声调大致划分为四个色彩区。其中对原古竟陵邑一带的方言声调,作出了与其它三个色彩区不同的结论,说明了它在荆州地区的方言声调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该文载:“潜江、天门、仙桃(原沔阳)色彩区,该区包括江陵东部、洪湖西部、监利北部和京山南部,这是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使用的范围广,受外界的影响少,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全(荆州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另一证据是,当今流行于潜江、天门、沔阳的花鼓戏,现在已经更名为“荆州花鼓戏”,证明这一带的花鼓戏,就是荆州的代表性戏曲,而戏曲的代表性,也变相地说明这一带方言在荆州具有代表性。可惜,此有先见之明的认识,到审稿时没敢采用。当然,这说明:审稿严谨,同时也说明,当时虽然发现了这一明显的人文现象,但因为还拿不出强有力的史料来支持此论,所以只好将这一发现搁置不用。我想,如果当时在《中国民歌集成·湖北卷》用了此论,一定会庆幸:湖北的主编有远见卓识!
而对荆州地区有一定的影响的“潜江、天门、仙桃(原沔阳)色彩区”中,潜江的语言声调色彩又是“中心的中心”,例如说“天”的语言声调,在潜江方言语音色彩的基础上,天门、仙桃(原沔阳)的方言声调色彩已经发生了转弯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是:离潜江越远,变化越大。所以说,潜江方言声调色彩具有核心性、向心力的地位和辐射性的功能作用。
我认为,潜江方言声调色彩的形成期、定型期,就是潜江人祖先的形成期、定型期。在形成、定型后,则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潜江人的祖先之形成和定型期,大概在三苗的后期,即石河文化的后期。
此论以湖北省的监利县为例:湖北省监利县,根据《中国历史地图册》标记,是汉代在当时的潜江地域之涌水自然堤上建立起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的谭骐骥教授和他的学生张修桂教授,在编撰《中国历史地图册》后,又专门写相关的论文对与潜江地域有关的地貌进行说明,其中就提到监利县在汉代的设置,并指明是在当时潜江的涌水自然堤上建立,以证明这一带当时的地理沧桑变化。潜江的《龙湾遗址》和张金的《黄罗岗遗址》,就是根据《中国历史地图册》找到的,这说明了《中国历史地图册》编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据说,《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总理将此书作为国礼送了一套给尼克松。)这也说明,当时的监利人是潜江人。后来,随着云梦泽的缩小,湖南人在监利的南部嵌镶进来,形成当今的监南为湖南语音,监北为潜江语音。而且,监利南部的湖南语音,还截断的长江语系,令整段的长江语系出现了唯一的“截断点”——即长江语系到监利出现湖南语系,过了监利后,湖南语系消失,又回到长江语系。这种从小局到大局,构成的语言声调人文特色变化,应该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从汉代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千多年,监利北部的潜江语言声调没有变化,与当今的潜江人语言声调相同。潜江境内也有迁入或迁出,历史上就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发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至少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的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潜江境内的三江一带,清代有“滥泥湖”之称,是“江西填湖广”的江西人落脚点,我小时候听父母讲,凡是脚上的小姆指指甲出现重叠的人,都是从江西迁过来的记号。江西人迁到潜江后,便很快被潜江的方言语音同化。我小时候就曾听到过“江西驴子学马叫,憋腔又憋调”的说法,虽然是嘲笑江西人迁到潜江后,学说潜江话的入乡随俗过程,但却证明了迁入潜江的江西人,并没有将这一带的语言变更为江西语言区域。
从汉代的监利县在当时潜江境内的涌水自然堤上建立,到至今监利县北部的潜江人语音仍然存在;又从“江西填湖广”的三江一带之江西人迁入,却被潜江方言同化,没有江西人的语言声调痕迹。证明潜江的语言声调,在历史的变迁中没有受到移民的外部的影响,而导致地方语言声调发生变化。但江西人迁到潜江的三江、竹根滩、杨林(令)州一带后,是否留有江西方言的某种痕迹?我听到过在三江到扬令州地域的一种语言,虽然说的是潜江话,我认为有从江西过来的味道。如有时在某句话的后面接一个像语气词的“郞格”,例如,别人客气地劝吃饭菜,此人饱了,便回答说:“吃不得呀郞格!”其中的“格”有一点拖长并向上扬。这种“郞格”在江西民歌《十送红军》中亦有相似之处。如歌词“一送里格红军,介支格下了山”中的“里格”、“介支格(个)”,就是江西某地域的方言习惯语气词。潜江话中的“郞格”,也只在三江到沙街、杨林州一带可以耳闻,尤其以沙街和杨林州为甚,而潜江的其它区域则听不到“郞格”之语言,我认为,“郞格”这个方言可能与江西移民后,留下的遗声有关。
由潜江方言语音在监利北部,从汉代到现在的二千多年未发生改变而上溯,直到石河文化晚期的潜江人祖先定型时代,我个人认为,也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否则,《南风》、“鸡鸣歌”与“楚歌”和民歌的“徵调式”就会因语言的变化而导致音乐旋律、调式的变化,南方在五音中定为“徵”就会出现误差,或史载的“南方徵也”不能成立。
但有人会问,三苗与尧舜禹经历了三个王朝的战乱,难道没有影响吗?三苗经历了什么样的战乱呢?
三苗在尧时早已立国。尧时,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与尧同为羌人,反对把权力让给东夷族的舜,“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尧发兵征讨,战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召类》曰:“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曾封子丹朱于丹水,“有丹山,此山出丹朱也。”是丹朱为封地,以封地而名“丹朱”。这一带后来的姬姓国有隋、唐、曾、巴以及熊姓的罗国(后迁岳阳)。
《尚书·吕刑》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孔传记载说:“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孔颖达疏引郑玄云:“苗民即九黎之后。”又引韦昭云“三苗,炎帝之后,诸侯共工也,三苗之主实国君也。”宋郑樵《通志》卷二《五帝纪》亦引韦昭云:“三苗,炎帝之后,诸侯也。尧舜之时,诛讨有罪,废絶其世,不灭其国,立其近亲绍其先祀,所以有苗国歴代常存,屡不从化。”在这些记载中提到的“蚩尤”和“炎帝”,实为人一,本人在《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二)中已经详述,在此从略。
韦昭注《国语》卷十八《楚语下》中又说“三苗,九黎之后也。髙辛氏衰,三苗为乱,行其凶徳如九黎之为也。尧兴而诛之。”
《吕氏春秋·召类》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
相传上古时帝尧因儿子丹朱行为不检,故而把帝位禅让给舜。而所谓尧禅让,亦有持反论者,如有史书认为实际是舜软禁了尧,在《汲冢竹书》中说:“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竹书纪年》亦载说:“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骆史·发挥》引《纪年》:“尧末德衰,为舜所囚。”舜夺取尧的职位后。三苗与华夏集团的冲突进入了与舜冲突的阶段。 据史书记载,舜为了使三苗臣服,一面发展生产,巩固联盟内部团结,采取了文教感化和武力征服相结合的政策,一面进一步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即“分北三苗”。《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史记·五帝本纪》同。王肃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复不从化,不令相从,分北流之。” 郑玄曰:“流四凶者卿为伯子,大夫为男,降其位耳。犹为国君,故为三苗为西裔诸侯。犹为恶,乃复分北流之,谓分北之西裔三苗也。”分北三苗的“北”字,可作“甄别”解,又作“背,留善恶去。”意思是舜命官员对三苗进行考绩,针对其君臣表现实行所谓“五流三居”的分散瓦解政策。被“五流者”为“暗”:愚昧、糊涂、凶顽、复不从化。 《帝王世纪》记载:“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 《说苑·君道》:“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谕教尤未竭也。乃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 《苟子·赋篇》:“干戈不用三苗服。” 《说宛·君道》:“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日:谕教犹未竭也。乃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参见侯哲安:《三苗考》,载《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从这些记载来看,三苗与尧、舜的战争应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相关的记载可见,虞舜并不是完全靠武力征服三苗的。他采取过怀柔政策。如虞舜“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降服三苗。其中的“干”指盾牌,是防御性武器,代表北方;毛“羽”者为“阳”,体现为“德”,代表南方。“舞干羽于两阶”,即“两阶”分别为北方“舞”的“盾”,南方“舞”的“羽”,舜要表达的意思是:我北方的“盾”只是防御,并没有进攻冒犯的意思,你三苗“舞”的“羽”,说明是讲文德的地域,我舜是尊重你们的信仰与理念的,且双方都不是崇武好斗的,都是认同以理服人的,有什么不能商量?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判解决的呢?!由于“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终于让三苗心悦诚服,而息争端。可见舜有仁德之心,遵从了上天的仁慈,故历来受到人们的赞颂。这也为舜到晚年南巡,打下了他可以南巡的德行基础。舜在南巡期间,还“作五弦琴,歌南风”,说明三苗在舜的晚年时代,还算属于和平共处的阶段。 给三苗以摧毁性打击的是大禹。 两大集团决定性的一仗是大禹发动讨伐三苗的战争,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战。禹征讨的主要理由是:据《竹书纪年》载:“有苗负固不服。”《尚书·益稷》:“苗顽弗即工。”(注:工与贡古通,即三苗之民反抗剥削,不给舜禹进贡。)
禹在誓师动员时说:“三苗不敬鬼神,滥用刑罚,违背天意作乱,上天现在号令我们要对它进行讨伐。”《墨子·兼爱篇》载有禹出师伐三苗的誓言,其誓词说:“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贡,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这里大禹列举了三苗的“罪状”,括起来大约是:不恭(不尊王),不贡(不进贡),败德(不用君子用小人)。作为对三苗征伐的理由,这些罪状内容空洞,不过是借口而已。关键是大禹选择了三苗遭遇天灾的时机,并用“乘你病,要你命”的动机,落井下石地加入了讨伐的“人祸”,让三苗陷入了“天灾人祸”的绝境。 禹对三苗的战争进行得相当激烈残酷,可谓是消灭种族的战争,其结果是三苗国被灭,南方的社会生产力遭到重大摧残。 当时,可能时逢三苗地区发生大地震,禹乘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三苗地区当时的形势,真可谓是面临着“天崩地裂”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大禹武力讨伐的“腥风血雨”。 交战开始,战斗十分激烈,互有胜负。突然,战场雷电交加,三苗领袖不幸被箭射中,苗师大乱,溃不成军。《墨子·非攻下》描述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有冰,地圻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镱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这段话前面说的是天变(天崩地坼的大地震),后面是说有箭射中了苗师首领,苗师大败,从此三苗一蹶不振。 相关的记载,也频见于诸多的史籍。如《随巢子》载:“昔三苗之乱,龙生于庙,犬哭于市。”《论衡》说:“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 西汉竹简《六韬》道:“有苗日蚀月断,三日不解”,“有苗三日不见日”。总之是天灾降临,大兵临境,战前已充满了可怖的气氛,自然怪异,灾变频繁,百姓惊恐,三苗大乱。这种灾害很可能是真的发生了。夜里出太阳,当然不会是太阳,而是发生了外来天体撞击地球的大爆炸。爆炸之时,亮光照如白昼。而后灰尘遮天蔽日,三天不见日是可能发生的 。 据有关考古学者说,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遗址,5000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印度河文明,那种文明的高度之程度,足以使今人大吃一惊。但后来,这个文明突然毁灭了。考古发掘证实,当地曾发生过多次猛烈地爆炸,其时间正好与三苗大乱同时。如此说可信,可推断,天灾的中心在印度,三苗是受到严重影响的地区,天灾很不利于三苗对禹的战争,因此三苗在双重的天灾人祸交加中,以惨败告终。大禹之后,再不见与三苗存在有关的记载。三苗国在大禹后,从历史上消失,且到周代,《南风》在十五国风中却不是国名,而是方位,证明大禹对三苗的攻击是毁灭性的,对南方的经济打击是彻底的,手段也是很残忍,灭绝人性的,让南方乃至经历了夏、商、周三代,都没有恢复元气,直到有楚国时,才出现在“战国七雄”之中。 三苗的衰亡是在大禹的时代,据古本《竹书纪年·五帝纪》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这些违反自然的征兆,体现为天下血雨,地裂泉涌,甚至于夜晚出太阳,而白天太阳却不出现的极端反常现象。这可真是犹如《窦娥冤》中的咒语,足可见上天也不忍看到三苗的灭亡。 战争结束以后,三苗作为国家的刍型已不复存在了,但作为民族的刍型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今本竹书纪年》云:“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墨子·非攻下》谓“后乃遂几。”其中的“几”是衰亡的意思。由此可见江汉地区的三苗被禹打败以后,只有一部分留在江汉地区,逐渐演变为后来的蛮人称谓。而大部分向西北逃避的,仍保持有“三苗”作为民族刍型的一些特征。 根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夏商周三代纪年,夏代纪年的开端为公元前2070年,那么由此就可以推断确定,虞舜南巡及死亡时间当在此前三年,即公元前2073年,三苗战败的时间当在公元前2073年之前后,虞舜与三苗的战争则当发生在虞舜执政的50年间即公元前2122至2073年。 三苗与大禹的战争应该发生在公元前2073年——公元前2070年之间,这段时间可能是舜的死亡后,三苗又反对大禹执政,导致衰亡的时间,同时也是潜江人的祖先遭受厄运和毁灭性打击的时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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