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塑造了中国大学的模因,鄙文不置褒贬,对其言述的稷下学派的主要思想认同,一是老子道家传承的黄老学,理论应用有汉初文景的无为之治,二代而终,流入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君主专制时代。二是从孟子民本论理,到荀子人能弘道的物物道与物欲观,《易传》人参天地的三道三才理论。儒道同流,符合该时代的历史逻辑事实,值可肯定。 一、文章结论,绝对要反驳。“《荀子》的一些思想,有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信口雌黄了。先讲政制理论,荀子倡礼法合治的礼主法辅,船山提升为“天治者,神以依”。在治世清明心性健康时代,礼主法辅的势有轻重;若处乱世心性质野时代,法主礼辅的势成轻重。扭转质野心性,逐渐回复势成轻重的礼主法辅。理据现实逻辑,传承荀子与船山的礼法合治,还是黄老无为之治?何有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 二、秉承孔儒人文化成天下理念,倡人能弘道的精于物者物物道,文化传续有船山自然之化道体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现代经济活动,传承荀子物物道,还是道家道法自然的物化道?荀子精于道者兼物物,有礼义调理的物欲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文化传续有船山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显然富裕生活和美好生活的两个人类目标的逻辑次序,不是习主席提出两个满足人民日益需要的传统优秀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是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道体论均一之化发生的不平衡?不是因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而存在发展的不充分?传承物物实德的物欲观富裕生活,人道理欲观的美好生活,还是道家无为无不为的有无相生物化德?看来,以习主席两个满足的文化理论,新矛盾论正本清源于传统文化原真理路的研究,刻不容缓。 三、“道家为树根,法家为树干,儒、墨、名、阴阳等为枝叶”,完全混淆和掩饰了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之间的是非善恶之理论本质差异,完全遗弃传统人文化成天下的文化精神,遗弃了道器两层次的人能弘道主体精神。随着主体精神失落,还有会通古今通义和经世治用的圣神文政導?还有健顺(刚柔健顺)五常(仁义礼智信)主体的实践理性?还有人类理想目标的富裕生活和美好生活? (1)船山言:是非善恶,义判于几”。以法家为例,传承法家君本人治的法术势,还是传承儒家民本的礼法合治?秦暴法治的“苛政猛于虎”,二世而终,经过同样是二代而终的汉景无为之治,进入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君主专制时代,从汉唐生长期的经世致用,走到盛唐辉煌,面对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唐宋变革,逆道走近法专制家的忠君报国政治道,定理内修文理道的宋明衰落期。汉夷两度陵替后,进入君师一体,治学一统的法家专制回潮,“明亡之后无中华”的文化逆转。对内以理杀人和礼教食人的文化专制,对外经不起帝国列强的侵略欺凌,祸国殃民的衰亡路。五四运动的批判错位,致满清法家化的宋明理学专制文化后世沿流。对法家专制的文化荼毒还不清醒,还要不分是非善恶推崇儒道合流?以往的文贴已有儒法、儒道、儒墨的是非善恶判述,此文不再重复。 (2)荀子解蔽诸子学的蔽于一曲,闇乎大理,去其偏蔽之失,取其偏蔽之是,纳入儒家体系中研究,阴阳学,转变为儒家的天道阴阳学。《易传》三道三才,仁义人道融入的天道阴阳,从天道自然,进入到天人合道的有为自然,仁礼本体客体构成的易简立本;张载言太虚即气的阴阳乃道,形下器道的一物两体,有天之能参的一故神,二故化。船山提出阴阳与道为体,道建阴阳以居,太极即一定理道的道建阴阳,阴阳与道为体,即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体用中庸。非道生阴阳,太极生两仪的道家说及周敦颐太极图的道家儒学化。名则纳入人事的名实范畴,与尊卑在位的逻辑相接,《易传》天道阴阳人事理则的名实相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船山说:“天尊地卑,义奠于位”。名实相副的定位,,配以安居乐业成心性理则的恒心恒产,《易传》言心性理则为乾刚健与坤柔顺的定位定性。船山在《易传》易简理得和心性理则的逻辑基础上,提出理道定所定位定性的人文理论,即张载理道定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成然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名实学和性命学。即天命之性其原和气质之性其都的名实学和性命学。 从文章结论,清楚看到张无屮先生的理论原型,在学术界普遍存在。也许,张无屮们是识时务者,我是不识时务者,只能是门前冷落无车马,“理有屈伸以伸乎天,势有轻重以应乎人”,顺天应人的理势必然。作为学术草根人,当效法先圣前贤,尊崇真理的文化正义感,不会折服于偏蔽逆流而随大流。“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何时方看到学术真理潮流成滚滚东流的长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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