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致胡适的一封佚信

冒牌 · 发表于 2008-3-28 22:28:42

1926年7月号的《小说月报》开始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作者是个陌生的名字“舒庆春”，从8月号起，改署笔名“老舍”，此后不久，远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教员舒庆春开始以“老舍”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至1930年回国，老舍已完成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这三部长篇小说都在《小说月报》连载，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风行一时，老舍由一位成功的教员转型为一个成功的“写家”，开始了他的悲欣交加的创作历程。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作者自己曾经后悔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寄给《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后悔这部稿子未经修改而与世人见面。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中，收有1926年9月30日老舍在伦敦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此信透露了老舍早期创作中的一些真实心迹，然而却一直为研究老舍的学者所忽略，不仅《老舍全集》失收，张桂兴先生的《〈老舍全集〉补正》和《老舍年谱》（修订本）也没有提及这封重要的信，近几年出版的一些老舍研究专著和老舍传记也均未采用这件重要的新材料。

适之先生：
先介绍我自己：舒舍予，北京人。现在东方学院（SchoolofOri鄄entalStudies）教京话和中国文学。我读过先生的著作，在教育部国语讲习会听过先生的讲演，可是先生不认识我。
我打算看你去，不知何时得暇？
我刚写成一部小说，想求先生给看一看。原因：
1、我前者作了一个小说，寄给上海郑振铎。他已允代刊印，我又后悔了！因为，我匆匆写好，并没加修正，可是郑说，已经付印，无法退回。所以这次我想非请个人给我看一看不可。
2、我的小说写得非常可笑，可是，是否由滑稽而入于“讨厌”，我自己不知道。这又是一个要请教的地方。
我的小说约有三百页，三四天便可看完，如先生不十分忙，我真希望能代我看一看！如先生太忙，我就不敢去了。
敬祝平安！舒舍予拜我的通信处：

C．C．Shu

31.St．James's Square

Holland park W．11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材料来看，这是老舍最早的关于自己创作的书信，对于了解和研究老舍的早期创作无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时《小说月报》刚开始连载《老张的哲学》，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也刚刚脱稿，老舍想请胡适看的应该就是这部《赵子曰》。而胡适这段时间正好在英国伦敦参加中英庚款会议，紧张的公务之余，忙于查访伦敦和巴黎所藏的敦煌经卷，并且有了重要发现，特别是大英博物馆的材料对他日后研究神会和尚和禅宗史大有裨益。几十年后胡适在做口述自传时对此依然津津乐道：“我在伦敦看了一百卷；在巴黎看了五十卷。使我且惊且喜的则是我居然发现了有许多有关中国禅宗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有关八世纪中国北派禅宗和其同时的其他禅宗各支的资料。”“在1926年之前我们所知有关神会和尚的著述只寥寥659个字，这个短篇对这位禅宗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了解实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约有两万字上下的资料。”（《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对老舍这封谦逊而又略显唐突的信，胡适有没有作复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在那样忙碌的时候让胡适专门抽出三四天时间去看一部长篇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从胡适一直坚守的写实的文学观来看，估计此时的他也不会欣赏老舍的这部长篇小说。据老舍的好友梁实秋回忆：“胡适先生对于老舍的作品评价不高，他以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2月版）

同时，这封佚信对于我们辨正一些在老舍早期创作上的误识也很有帮助。如舒乙在其最近出版的《我的父亲老舍》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老张的哲学》完稿之后的情形：

恰好这时《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在伦敦住了几个月。他对父亲说：“既然写好一部，就拿给我看看嘛。”父亲让他看了原稿，郑振铎的评价是：“这不是很好吗！”父亲这才把稿子一卷，往邮筒里一扔，寄给了北京的白涤洲。白看完之后，按父亲的意思，给了罗常培，罗看完了又转呈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看法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商量的地方”。（见罗常培：《我与老舍》，1944年4月19日昆明《扫荡报》副刊）

这段表述其实是不准确的。

《老张的哲学》1926年完稿，这一年郑振铎尚在国内主编《小说月报》，1927年5月，郑振铎才因“四一二”后白色恐怖加剧，在众多亲友催促下远赴法国，由叶圣陶代其主编《小说月报》。到欧洲以后，郑振铎曾先后几次与老舍通信、聚餐。显然，1926年连载的《老张的哲学》、1927年连载的《赵子曰》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原稿都是老舍从伦敦邮寄给上海的郑振铎的，而不是在欧洲当面交给他的。

鲁迅对《老张的哲学》的评价来源于老舍的好友罗常培的说法，这一说法长期以来为研究老舍的学者们所接受。然而，从老舍写给胡适的这封信以及鲁迅与罗常培的交往情况来看，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似乎并没有给鲁迅看过。一、老舍此信中说：“我前者作了一个小说，寄给上海郑振铎。他已允代刊印，我又后悔了！因为，我匆匆写好，并没加修正，可是郑说，已经付印，无法退回。所以这次我想非请个人给我看一看不可。”有了这第一次的教训，所以写作《赵子曰》和《二马》的时候他才格外认真谨慎。除了在结构上更用心之外，还请其他人帮忙看稿、提意见。反过来也可以看出，老舍创作《老张的哲学》的时候，“玩票”的意味似乎更多一些，除了许地山，并未让其他人看过，这一点老舍自己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起过，小说写完后，“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一块儿谈得没有什么好题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给他念两段。他没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说寄到国内去吧。我倒还没有这个勇气；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诉我哪点应当改正，我自然闻不见自己的脚臭；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载出来，我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作为犒赏三军”。第二部小说《赵子曰》写完后，老舍说曾“交给宁恩承兄先读一遍，看看有什么错儿；他笑得把盐当作了糖，放到茶里，在吃早饭的时候”。（《我怎样写〈赵子曰〉》）在1935年的这篇创作谈中，已是名作家的老舍描述了好友宁恩承当年替他看《赵子曰》的情形，却并未指出他还曾致信胡适或请其他人请求看稿的事。这封致胡适的佚信让我们看到，老舍对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更加严谨的态度，他不仅请好友把关，还想请已经声名卓著的胡适帮忙“鉴定”。二、从鲁迅日记来看，罗常培与鲁迅之间的私人交往应始于1926年9月他们共同应林语堂之邀就聘厦门大学。鲁迅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的日记中曾7次提到他们之间的过从。在这种情况下，罗常培当然有可能将老舍的小说稿交与鲁迅，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意见。如果这件事情成立的话，那么从时间上看，鲁迅看到的只能是老舍想给胡适看的这部《赵子曰》。三、罗常培写《我与老舍》的时间是在1944年，距离老舍写作第一部小说已经18年了，且《赵子曰》与《老张的哲学》的写作相隔时间并不远，因此也极有可能是罗常培误将《赵子曰》记作《老张的哲学》了。

至于书面评价，鲁迅在1934年6月18日致台静农的信中指摘当时的文坛小品之风流行时曾经捎带批评到老舍：

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其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回顾现代文学史上有关小品文的争论，我们不难理解鲁迅对老舍的评价之低。一方面鲁迅认为“‘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一方面鲁迅也确实捕捉到了老舍早期小说创作及《论语》时期的随笔小品中某些失之油滑的缺点。

从老舍致胡适的这封佚信，我们可以看出，初登文坛的老舍对自己的这种创作方法是比较矛盾的：“我的小说写得非常可笑，可是，是否由滑稽而入于‘讨厌’，我自己不知道。这又是一个要请教的地方。”而当时的文坛，对老舍的这种写法也各持己见。作为发现老舍的伯乐，《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一直对老舍的创作持称赞态度，1926年6月号的《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中，郑振铎曾为《老张的哲学》的发表做预告，他指出“《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的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1927年1月号的《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中，他又预告：“从第三号起，将登一部长篇小说《赵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也许至年底才能完全结局。《赵子曰》的作者，为写了《老张的哲学》的老舍君，而这部《赵子曰》较之《老张的哲学》更为进步，写的不是那一班教员闲民，写的乃是一班学生，是我们所常遇见，所常交往的学生。老舍君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把赵子曰几个人的个性尤能浮现于我们读者的面前。后半部的赵子曰却入于严肃的叙述，不复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笔是同样的活跃。且其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者的故事作结，是很可以使我们有无穷的感喟的。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而悲愤了。”浦江清曾以“微言”的笔名在1928年3月19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评〈小说月报〉第十卷》，在谈及老舍的《赵子曰》时，他称赞“老舍君于人格描写颇努力。其观察颇能深进一步”，同时也指出其欠缺在“第一其材料少剪裁，如写公寓生活，贪多而散漫。第二其书中主要人物缺乏深刻之心理分析。第三其写校长风潮女权发展会神易大学诸处太夸诞过火”。而朱自清也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一文中，指出这两部小说“都有一个严肃的悲惨的收场，但上文却都有不少的游戏的调子”，因此，“‘发笑’与‘悲愤’这两种情调，足以相消，而不足以相成”，同时他认为老舍那“轻松的文笔”“只可惜虽‘轻松’，却不甚隽妙”。

确实，老舍最早的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有笔头酣畅但缺乏节制的通病。老舍后来曾自谦地说，他最初是抱着“写着玩玩”的想法写起小说来的，那时，他还“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往往“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此后的小说创作中，他对这种写法作了很大的改进。

对于老舍小说中的幽默，赵园曾经有过一段很辩证的论述：“老舍小说艺术风格最突出之点是幽默，而最能败坏人们胃口的也恰恰是幽默。”“当幽默不是从对性格的发掘中产生，不为情节所需要，而是一种外加的‘佐料’，‘为招笑而招笑’时，他的幽默就显得肤浅。这种情况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最为常见。”（《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显然，认识到这一点，丝毫不会贬损老舍早期创作的重要价值，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历史地理解老舍的创作历程。

希望 · 发表于 2008-3-28 23:25:26

今年5月25日，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逝世十周年。最近我重读了他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为他与胡适的师生情谊所深深感动。

要说罗尔纲与胡适的师生之情，还得从70年前胡适批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说起。

1937年初，罗尔纲怀着“理想的新史学应该属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的目的，经过两年努力完成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出版了。书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国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具有原创性的看法，殊属难能可贵。同年2月21日早上，罗将此书送给胡看，时胡刚从协和医院出来，盖着被躺在床上休息。罗说等身体完全好后再看，胡说立即看。罗中午回家时即看到了胡的条子，“叫我午饭后即去。那天吴晗来我家，我就同吴晗一起去。到了胡适家，他已下楼在书房里等候我。他一见我就厉声斥责，说我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公正。”胡适批评罗书，“专表扬太平天国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责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有违师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可见，罗也认同胡适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更值得注意的是，白天胡适对罗是“盛怒下责斥”，晚上写日记却温和委婉了，只说“做书不可以学时髦”。

1943年，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由广西桂林文化供应总社出版了。他在此书中说：“我为什么叫《师门辱教记》呢？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有发现，我也和当时人们一样认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此把书叫做《师门辱教记》。”1944年，罗尔纲从湘乡曾家找回《忠王李秀成自述》和搜集到的新史料，写成《世传太平天国奸淫杀掠考谬》，“才知道杀人放火为清朝军队所干，太平天国军队是爱民的军队，我并没有偏袒太平天国。”尽管罗尔纲不赞成胡适对该书的批评，但仍肯定他“那片教学生的苦心却是可见的。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阳。令人向上，使人奋发”。这真是“煦如春阳的师教”。

罗尔纲于“1945年在四川李庄镇把《师门辱教记》修改后，寄到重庆独立出版社卢吉忱（逮曾）重印，卢先生要适之师写篇序。适之师于1948年3月才在北平写，他抄了一份寄到南京给我，在信中说我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就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大重了。但后来事实来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胡适在序中高度赞扬罗尔纲治学“谨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罗尔纲则说，“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罗尔纲对老师的尊敬，胡适对学生的挚爱，在此显露无遗，令人感动。

1958年12月7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把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费在台付印，不作卖品，只作赠品之用。1958年12月17日，据在台北参加北大60年校庆和胡适68岁生日的校友金承艺看到《师门五年记》一书后说：“我得承认这本小书使我很受感动。如果这本书，仅仅是罗尔纲自己与胡适之先生相处五年，对师恩称颂的报导，那我认为它就不会很感动人了。我所以受这本书感动，是因为这本小书中有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他不单是介绍出一位对学生态度如煦春阳，而对学生求学问的态度却又要求一丝不苟，一点也不马虎的先生，并且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做学问而一点不苟且，永远说实话，这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不苟且，说实话的学生，这不能不使人感动了”。1959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友人处看到罗尔纲这本小书后给胡适信中说：“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不识先生手头尚有余否？如有存者，乞预留一册惠赐为荷。”

在纪念罗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对胡罗之间的师生情及这段师生情对后学的深久影响至为感佩，兹记以为纪念。

希望 · 发表于 2008-3-28 23:29:23

1948年年底，胡适行将告别他服务了三十一个年头的北京大学。

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到21日，北平已经成为一座孤城，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开始准备他的“双抢”：一边考虑“抢救”黄金，将国库中的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一边开始“ 抢救”人才。“抢救”人才计划，由蒋介石本人直接策划指导，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三人小组具体负责实施。“抢救”对象共分四类：一是各院校馆所有关行政负责人，二是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三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四是在学术上有贡献者。他要把能动员走的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送往台湾。物质不能留给共，人才更不能留给共。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旗帜，自然是蒋介石要抢救的首批人才。

告别北大

12月13日，胡适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祝福北大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

祝愿只是一厢情愿，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此时，南京“抢救”小组的陈雪屏已衔蒋介石之命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不肯南下，说：“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任凭陈雪屏如何劝说，胡适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陈雪屏只得于第二天（14日）飞回南京复命。见状，蒋介石又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飞，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告诉，已派出专机飞北平接他与清华校长梅贻琦，还有名教授陈寅烙、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人。在此情况下，胡适不便再固执己见，遂决定南下。

共也在此时做工作想争取胡适，先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晗两次劝其留下，但话不投机。不过吴晗仍不愿放弃努力，对北平地下党成员说：“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可以把胡适留下。”可是这些努力都没有用，事后吴晗非常惋惜。邓广铭也劝胡适不要走，他告诉胡适：“听说共军围而不打，西山那边的共军广播说，只要你不走，北大不动，共军不会加害于你！”胡适只是摇头。此时北平西山的中共电台广播了老毛的话：“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有人问他，胡适微笑着反问：“他们会用我吗？”

胡适走前给北大教授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到达南京

15日傍晚6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已在机场迎候。当晚就住在教育部准备好的位于赤峰路的一座招待所。胡适情绪低沉，众人只是劝说着。坐定后，他与朱家骅、傅斯年等一起商量“抢救”空运北平同人的名单。他那些朋友、同事还在北平，他不能扔下他们不管。胡适提出的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17日那天，是胡适的57周岁生日。当晚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不饮酒，不过那天却特为胡适备下了酒，可谓破格示敬。然而醉不成欢，胡适总觉凄凉。

蒋介石对胡适的尊重，胡适自然感激涕零，这是人之常情，何况中国传统文化本就讲知遇之恩。正是出于对蒋介石人格的敬仰和蒋介石本身对胡适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的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

告别内地

1949年元月8日，蒋介石邀请胡适到黄埔路总统官邸吃饭，力劝胡适去美国。此时蒋介石心中已明白，大陆是守不住的，划江而治是一厢情愿，所以蒋留了后路，派陈诚前往台湾经营，自己伺机决定“引退”，在“引退”前，也为胡适作了考虑，尽量给他铺一条安全的退路。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胡适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关心胡适，也有助于争取国内外知识分子的同情。

元月15日，胡适来到上海。21日，胡适在上海送妻子江冬秀与傅斯年妻子俞大綵坐船同去台湾。31日，胡适拿到了赴美签证。4月1日，胡适与长子胡祖望应邀到老乡胡洪开家（上海“胡开文笔墨庄”老板）吃饭。此后三天，胡适在上海处理了一些事情，会见了一些朋友，包括昔日的情人曹佩声。

4月6日早上9点半，胡适赶到上海公和祥码头，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11时，“克里夫兰总统号”缓缓驶离码头。望着渐渐远去的矗立在外滩的高楼大厦，胡适不由悲从中来。他知道，这一去，只怕是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从此刻开始，胡适已成为一片飘零海外的落叶。当晚，胡适在日记中淡淡记了句“此是第六次出国”

浪花 · 发表于 2008-3-29 01:19:18

1960年，胡适应邀去台南成功大学为毕业生作了一场题为《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的讲演。胡适先生的“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到底是什么？　　一是“问题丹”。胡适认为它是每个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的“第一要紧的救命宝丹”，“问题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只要你有问题跟着你，你就不会懒惰了，你就会继续有
知识上的长进了。”为了解决那些“时时引诱你去想他”的问题，你就会克服种种困难解决之。
　　二是“兴趣散”。他说“每个人进入社会，总得多发展一点专业以外的兴趣”，这种专业之外的玩意儿，“不是为了吃饭而是心里喜欢做的，用闲暇时间做的”，可以使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甚至在某些时候“一个人的业余活动也许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
　　三是“信心汤”。胡适用“努力不会白费”来鼓励青年，“在这个年头，看见的，听见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有时候可以叫我们伤心，叫我们发狂”的时代，正是要培养我们信心的时候。人无信心，百事难成，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是任何想成功、想取胜、想成才、想出类拔萃者不可或缺的一味“药”，当然，这个信心必须是建立在方向正确、方法得当、努力奋斗基础之上的。

希望 · 发表于 2008-3-29 01:20:33

一　　题目涉及三个人，相关的书却是两本：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同出版社同时版。这两本书都有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版本在先，我也都曾读过，但无法购藏。两本书的焦点显然是胡适，而今皆由胡适家乡的出版社刊布。这段因缘自然不能不让人高兴。
　　先说两本书的书名吧。《论学谈诗二十年》，尽管书名大概是我很尊敬的余英时先生所拟，却因了胡杨二人不管他们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以诗人自居却实在都更是学人的缘故，主要还是论学，谈诗的成分微乎其微，尽管作了“论学谈诗”这样的前后安排，却总是给我一种名不副实的感觉；不过，这七个字的平仄实在颇为讲究，读起来抑扬顿挫，给人一种绚烂归于平淡的美感。再加上副标题里的“胡适杨联”更是吸引了我。《不思量自难忘》就大不同了，选自苏东坡《江城子》的这六个字，又岂止周质平先生在“翻译书后”中说的“道尽了胡、韦两人五十年的深情和相思”，那种回肠荡气的幽悠怨恋砰砰然撞击着一眼瞥见这本书的人，无法克制阅读的欲望；副标题里的“胡适”、“韦莲司”更是使对胡适有所了解的人即刻想起这段“热烈而真挚的感情”（周质平先生语）。别人如何，不敢悬揣，我自己确是想起了“风住尘香花已尽，欲语泪先流”的。
　　从内容上看，《论学谈诗二十年》收录了胡适致杨联函88件，杨联致胡适函117件，共计205件。时间跨度为1943—1962年，“二十年”云云正是实录。编排非常仔细，按照时间、来往先后为序。对这些函件中涉及的人物，编者做了有节制的注释，虽然注文偶有可商之处，还是对读者大有助益。可惜的是，错字不可谓少，特别是外文的排印，问题颇大。不过，似乎也无大碍。读者展卷一过，仿佛不间断地聆听了两人二十年的娓娓长谈；或者追随两位文史大家的杖履，在中国传统文史的宝山间进行了一次目不暇接的远足。也正因其漫长而连续，文史修养不足的读者难免会像脚力不胜的旅人半途而废，难以卒卷。
　　《不思量自难忘》则收录了韦莲司毕生珍藏的胡适来函175件，时间跨度为1914—1961年，长达几半个世纪。原件当然是英文。明眼人不难看出，周质平先生的译文是很用了心的，力求“信、达、雅”之余，似乎还有心替胡适用中文写情书，努力回复胡适的独特风格。这就更让我感佩了。（有些地方大概是由于专业限制的缘故，翻译略有小误：比如，第77页，译Hirth为“贺斯”，似不知此君有中文名“夏德”；又如，第171页，将日本学者Takakusu回译为“高草”，当为“高楠”，恐是由Takakusu误读为Takakusa致误。）编排也是按照时间先后，周质平先生还别出匠心，用短短几个字来标示每一封信，起到了关键词和提要的作用。这在书信集的编撰中是不多见的。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像《论学谈诗二十年》那样将双方的书信一并收录。读者听见的就只能是胡适一人半个世纪的独白倾诉了。周质平先生在“翻译书后”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的话：“在这幕悲剧之中，他们两人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有时还充当观众。幕启时，既无掌声，也无嘘声，两人悄悄上台，没有脚本，也没有对白，但男女主角却动情卖力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喜剧。”如今，原本就凄清寂寞的两个人还“弱了她一个”，叫人何以堪受？但是，和《论学谈诗二十年》毕竟不同，这种“主角缺席”并不必然就对阅读和同情的理解带来困难：男女之间的相识、相悦、相知、相恋、相思、相守原本就不需要什么“史”、什么“脉络”，更不可能、不应该、不允许和“专业”有任何关联。爱情是古今中外人心皆同的。学术的对话也许会因了两造是胡适、杨联而价值大增，爱情的对话却并不因了两造之一是胡适并因此吸引了喜窥名人隐私者而就殊象特见。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韦莲司的缺席，竟许是一种正合了“此事古难全”的“不应有恨”的“残缺美”呢？
　　二
　　“韦莲司·胡适·杨联”是依照三人的年龄排列的，这本是由于我无法想出“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题目而出的无奈之举。即便如此，我的蛇足之言也不打算顺着这个次序来谈，我想反其道而行之：先说杨联和胡适，再谈胡适和韦莲司。
　　这也还是不得已之举。《论学谈诗二十年》有余英时先生的长篇序言，对这些书信的背景、胡杨两人的交谊与个性异同都有极其精到的说明。尤以要言不烦地点明胡杨二人都是“学术本位的自由主义者”，令我信服。余英时先生更指出，胡杨的师生关系是戴震所谓的古代的“师友之间”，本质上始终不失为学人的胡适又深受现代价值的影响，完全接受了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因此这种论学就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语录，而是体现了一种苏格拉底对话式的精神。胡杨论学二十年，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些也就足以说明《论学谈诗二十年》的独特价值了。然而还不止于此，余英时先生论学是向来少留剩义的，于是就还有更重要的一段话：“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看，这一册书也未尝不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劫后余烬。这一堆劫后残灰，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后世读者凭吊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史之学’！”
　　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呢？还是接着余英时先生说吧。
　　“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论学谈诗二十年》里前人遗留下来的似乎并未及解决的问题，这对今天几乎丧失了提问能力的中国的特别是大陆的文史学界应该不无裨益吧？
　　举其大者，胡适在信中希望杨“将来给我们一部最合学理又最适用的中国文法”（第38页）。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了，我们敢说有了吗？杨联1944年9月14日致胡适信谈到的“我对于南北朝制度有一个看法”（第64页），这个看法非常具体入微，我们在研究中意识到了并予以应用了吗？1949年10月起，胡杨在几年之间往复多次从象棋的来源讨论到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路径问题，推测佛教极有可能最早由南方海路传入（第110页、第112页、第157页等），我们证明了或否证了吗？杨联在信里提到“将来有功夫也许作个《释氏要览引书考》之类的文章”（第114页），我们体悟了这个题目的妙处了吗？《神灭论》的年代和产生背景（第142页），我们真的就断然无疑了？佛藏和宋元两代纸币购买力有什么关联（第144页），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里会有问题吧？三生业报和祸延子孙的根本区别何在（第151页），我们是否已经可以说得更清楚了？名字中的“之”的确切含义以及是否与天师道有关（第297页），我们恐怕就没有像胡杨二人那样就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加以功错吧？“新莽”之“新”是地名或美字，有何传统渊源，与经今文学、经古文学有什么关系（第318页），我们脑海里有过这个疑问吗？等等等等。这个问题的单子很可以抄下去。
　　我不知道，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查，究竟谁是倡言胡适“浅”的始作俑者。这个说法近来似乎因了那些不自己揣揣自身知识的肥瘠，以信口雌黄攻击前辈学者为高的酷评家的时髦，而很有流行的趋势。先不论胡适是否“浅”，反正大概没有人敢说“汉学界的警察”杨联“浅”的。我拿手头就有的杨联的四本书，《国史探微》、《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杨联论文集》和《中国制度史研究》（四书间有重复者），和《论学谈诗二十年》略加比勘，就足以证明余英时先生所言不虚：“杨在自己研究的范围之内向胡求教则往往得到‘小扣大鸣’的效果。从1949年到1958年，杨的不少重要论著都曾获得胡的功错之益，其中有关于考证材料的，也有涉及基本论点的。”然则，胡适真的“浅”吗？我在读到胡适在“厕上”读的居然是金武祥的《粟香四笔》（第262页），确实是大吃一惊的。翻一翻《论学谈诗二十年》，就可以明白胡杨等人的中学修养固无论矣，就是西学，在不久以前还很时髦的理论，也早就被他们纳入讨论的范围了。再略为仔细地看看（比如，第2页、第302页等等），曾几何时，被我们奉为至高权威的那几位西方中国学家就那么“深”吗？
　　最令我感慨的还不在于此。上世纪50年代，大陆倾全国学术界之力，大批胡适时编有批判集数册，如今已是藏书家的无上秘籍了。据说，胡适在美国是不无得意地全部读了一遍的。《论学谈诗二十年》里自然不会毫无反映。胡杨就很留意由美返国的朋友们的举动。比如，周一良先生。杨联在1955年9月28日的信里就有一段话（第284—285页）。我前些时候曾经写文章悼念周先生，因此更愿意将这段非常有助于同情地理解周一良先生的话抄在这里：“今夏在莱顿举行的少壮汉学家年会，中共派翦伯赞、周一良参加。正好叶理绥、费正清也去了，都与周一良谈过。（周一良在《历史研究》那篇‘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曾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见了面倒很客气。）今天叶理绥给我看了一张照相，里面有周一良，他比以前好像胖多了。站着的时候头顶有几分向前弯，还是他从前常有的那个姿势。（他那篇文章里，没骂哈燕社，哈佛的人除费外，只骂了魏楷一人，说他在中日战争时曾公然发表应听任中国亡于日本之谬论。对西洋汉学家好像只捧了Arthur　Waley一人）。”这段话值得细细品味，一份细致的关切是跃然纸表的。他们对周一良先生等当时的大陆知识分子的了解，比起时下的自以为是的酷评家们，高出何止一筹！周一良先生和杨联先生晚年颇有快晤，其基础岂不正在于此？
　　三
　　关于《论学谈诗二十年》，勉强说了这一些。那么，对《不思量自难忘》，难道就因为它主要涉及的是胡韦的爱情，而关于爱情的认知，人心皆同，不需要专业学养，凭了这点似是而非的所谓理由，我于是就比较容易多说出一点什么来？答案很简单：不。理由也很简单：一，已经有了“不思量自难忘”这般神来之题；二，已经有了周质平先生的“序”和“后记”；三，爱情本是至多只有两人可以体味的最隐私的情感活动，外人实在没有置喙的余地。
　　但是，如此令人感动的文字，终会激发出什么的。我想说的是，毕生在“作圣”与“率性”之间游移的胡适（这是罗志田先生《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提出的说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人物。如果说《论学谈诗二十年》主要反映了“作圣”的胡适，那么，《不思量自难忘》的胡适更多的是“率性”的，或者至少是徘徊在“率性”和“作圣”之间的。而且，也许后一个胡适更加接近真实，更加血肉丰满。
　　我实在找不到比“爱情”更合适的字眼，但我也确实知道，贯穿于《不思量自难忘》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浪漫凄怨的“爱情”故事。不，远远不止于此。让我纵容一下自己作为学人的职业恶习吧：发挥使一切枯燥的特长，用经训练得来的干巴巴的技术，来谈论灵魂和情感。实际上，我觉得，在胡韦的爱情面前，学术应该止步了。
　　胡适和韦莲司的故事，显然可以以胡适1917年回国为分水岭分为两段。前一段只有三年多的时间，而后一段则有四十多年。这个划分是不平衡的，但是这就是他们感情的真实轨迹呵。
　　无论是当时的言语，还是后来的回忆，胡适都丝毫不掩饰地向比自己年长的韦莲司表露过深深的感激。感谢她在自己的精神史上所起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1914年11月26日，胡适在给韦莲司的第三封信中就这样写了：“我简直无法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多么短暂的几个月啊！——我是如何地沉浸在你的友谊和善意之中。我不知道在此邦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合适——一个朋友对另一个说，她曾经是他最感念，也是给他启发最多的一个人。”在1915年5月29日的信里，胡适这样写道：“长久以来，我一直需要一个能导我于正确航向的舵手。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你，没有第二人，能给我这种所急切需要〔的劝告〕。”胡适以善于对什么人讲什么话而著称，然而，韦莲司却无疑是他可以毫不顾忌地畅论思想的人。例子实在太多。就举一小一大两个例子吧。小到对一个人的评价，比如说黄兴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第33页）；大到关于国土归属的政见，比如认为放弃南满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代价”（第54页）！
　　我清楚地知道，就第一阶段而言，在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中，最具“学术”价值的绝对是有关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论述（随处可见），这可以有助于理清后来对中国发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的这两种思想的来源、发生、成熟、脉络，对于研究胡适的早期思想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这些并不使我感动。甚至可以这么说，信中反映出来的胡适和韦莲司情感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不太能打动我。
　　然而，1917年6月20日，胡适到达温哥华，准备于次日登船回国，韦莲司的信已经在那里等待着胡适，胡适发出了我所划分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信：“离开你〔更不是一件易事〕，你的友谊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深化了我的生命，想起你就让我喜悦！”（第76页）年轻的胡适扬帆归去了，韦莲司留在了自己的家乡。她默默地注视着大洋彼岸的胡适，聆听着胡适结婚生子、母亲去世的消息，关注着胡适参与的或发起的所有运动……。《不思量自难忘》中没有，但是我的记忆中清晰地保留着，而此刻我不愿意钻进书堆进行什么学术的查核，我的感性和理性都告诉我这必定是事实：当胡适在国内“暴得大名”的消息传回美国时，韦莲司说道：“他在创造历史。”印象中看到这句话时，我自己还是一个学生，当时体会到的是韦莲司的为胡适骄傲；现在，自己也不再年轻，感受到的更多的已是韦莲司的骄傲的苦涩了。
　　无比繁忙的胡适博士也在思念着韦莲司。思念是一种回忆，而回忆之所以有可怕的力量，正在于回忆能够加剧思念。虽然书信偶有为时不短的中断，而且这些书信里能够吸引学者的学理讨论也越来越稀薄，似乎不应该引起我太大的兴趣。我却不能不说，我更喜欢后期的书信，尽管这些信越来越短，越来越接近电报便条，学术含量越来越降低，但是我喜欢，而且越后期的越使我喜欢。
　　一如既往地向韦莲司说着无法对别人说出的话。1926年9月5日正在巴黎看敦煌卷子的胡适给韦莲司写信：“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第156页）在由于时势的缘故改变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时，依然情不自禁地想道：“从1936年6月起，我逐渐放弃了和平的主张。这些年来，我常想到你，你曾与我共持和平的思想，并深深的影响了我。……‘要是C（即韦莲司）当天晚上在场，我在会议上第一次宣布，放弃和平主义，她会怎么说？’”（第202页）在哪怕一个非常细小的环节，胡适都记挂着韦莲司的感受，发现邀请信的发出地是绮色佳，可能是韦莲司代发，担忧拒绝了是否会使韦莲司失望（第155页），等等等等。
　　上天或者说历史毕竟还是安排了他们的多次再见。1926年10月16日，胡适身在伦敦，也知道新年之前很可能无法启航赴美，心却早已飞越大洋了：“中国有句诗说：‘近乡情更怯。’在我企盼访美，尤其是去看你的时候，我真有这样的感觉。”（第159页）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呵。
　　相见时难别更难，每次的别离，无论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胡适的告别语都深深震撼了我。就说长久的吧，1927年3月31日：“整个〔美洲〕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萦。”（第166页）1927年4月3日：“在过去悠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要你知道，你给予我的是何等丰富……我们这样单纯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暂且别过。好好珍重。”（第167页）短别也是一样的难舍缠绵。读到这些语句，任谁的心都会颤抖吧。
　　不必再引用了，我想这已经足够。我只想说，当彼此牵挂的两个人谈论到老年的时候，不论这段感情的结局最终如何，也不论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是否还会交会，就在这共同展望老年时光的一刻，永恒就已然出现了。也许这永恒竟如电光般短暂，但却还是真实的永恒。我无法说服自己放弃这一段话：“在你写给我的信里说：‘我老了，〔头发〕也花白了。’读到这几句话，我有些悲伤。我也老了——至少，也老了一点儿。……我简直不能相信，你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老。你且等着我，我们再一块儿散步，一块儿聊天，我们再重过年轻的日子！”（第161—162页）
　　真的足够了，这就是胡适和韦莲司，这就是《不思量自难忘》。
　　拼命“作圣”的胡适毕竟不是圣人，他的生活中也并不是只出现过韦莲司一个异性身影，我们知道的至少还有陈衡哲和曹佩声。若要细论，恐怕胡适和曹佩声的故事还更符合世俗的关于恋爱或爱情的定义。
　　但是，韦莲司终究不同，高举“科学”大旗的胡适为了她可以以“17”是“最爱的数字”（胡适生于17日，小儿子生于17日，韦莲司生于17日，见第168页）。胡适可以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韦莲司，甚至将昔日的情人曹佩声也托给韦莲司照顾，只不过不赞成让曹住进韦家。
　　1958年7月11日，胡适已经离生命的尽头没有几年了，在离开纽约回台湾前，他写道：“这份友谊很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一向珍惜这份友谊。”（第272页）
胡适走了以后，韦莲司还孤独地在世上居留了一些时候。她在暮年，“将胡适五十年的来信、电报、信封，以至于片纸只字都一一摄影，打字细校，寄给江冬秀，并请求胡适纪念馆妥善保管”（周质平先生“序”）。
　　遥望天际，漆黑一片。遥远不知处该有什么所在吧，韦莲司、胡适已在天堂重逢了吧。为了这个，我宁愿相信天堂和来世。尽管我知道，这意味着也必须接受地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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