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苏曼殊

希望 · 发表于 2008-3-28 23:44:55

周作人是1885年出生，苏曼殊是1884年人氏，两人诞生年月虽然仿佛，但却属于不同时代的人物，一个是现代蔼然仁者，一个是近代浪漫情僧。两人生平虽然从未谋过面，也没有什么交往，但前者却比较关注后者的文字。

周作人最早关注苏曼殊的文字是他的《译河合氏曼殊画谱序》一文，译笔颇温雅，这里不妨抄几句：“吾儿少不聪明，兼多疾病，性癖爱画，且好远游。早岁出家，不相见者十余年，弹指吾儿年二十四矣。去夏始得卷单来东省余，适余居乡，缘悭不遇。今夏重来，余白发垂垂老矣。” 河合氏为苏曼殊的日籍生母，《河合氏曼殊画谱序》当写于1908年，周作人的翻译自然是在此后了。

1923年11月24日，周作人写了《致〈苏曼殊传〉的作者》一文，发表于当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其文云：“尊著〈苏曼殊传〉五中说，‘沙恭达纶一章……不知刊布在什么书上，’案这篇译文即在《文字因缘》第六十三叶，其文如下：‘春华瑰丽，亦扬其芬；秋实盈衍，亦蕴其珍。悠悠天隅，恢恢地轮，彼美一人，沙恭达纶。’但据我所知，这乃系章太炎先生的笔述，卷首的《阿轮迦王表彰佛诞生处碑》也是如此。这些事情本不足为曼殊病，现在不过连带说明，以明真相而已”。《苏曼殊传》的作者是云南人杨鸿烈先生，该传记草就于1923年11月21日。周作人文中说的“这乃系章太炎先生的笔述”不一定是“真相”。据柳无忌在《苏曼殊及其友人》一文中说，“曼殊的译诗有几首都经过太炎点缀，太炎也曾教过曼殊作诗”。（《苏曼殊全集》第四卷，柳亚子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40页）

周作人集中注意时人对苏曼殊的评价在1927年前后。1927年5月7日，周作人作了《曼殊与百助》一文，发表于当月10日《世界日报•副刊》第11卷第5号上。文章主要对当时登载在《世界日报•副刊》上的罗建业的《曼殊研究草稿》一文提出了几点意见。“其一是樊樊山的题句，‘曼殊末运耽新学，爱读延陵掌故诗’，罗君以为就是指老和尚，我想这似乎不很对。照文意说来，只是‘清朝末年大家都耽新学，我却爱读吴士鉴的《宫词》’，这个曼殊乃是满洲的异字，并不是苏和尚。”周的这个解释得到了柳亚子的首肯。柳亚子在《对于曼殊研究草稿的我见》一文中说：“上篇樊樊山《清宫词题词》一节，却完全是误解，已由周作人先生辩证明白”。（《苏曼殊全集》第三卷，柳亚子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242页）按樊樊山原名樊增祥（1846—1931），近代文学家。字嘉父，号云门，一号樊山，湖北恩施人。其诗词骈文时伤浮艳。有《樊山全集》。

“其二，罗君说百助女史即静子，我也同柳君一样，以为证据还薄弱。曼殊文中讲百助静子有几点相合，这是修词上的重复，大抵老和尚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的美人，在文章里描写出意中人的时候，总用这一套话，不问本人是甲是乙。”所说深得创作真谛。关于静子其人，柳无忌在《苏曼殊及其友人》一文中引张卓身《曼殊上人轶事》介绍云：“曼殊高尚敏慧，素为其姨母所钟爱。有姨表姊静子，幼时与曼殊同游，两小无猜。其后姨母欲为撮合，静子亦以情志相契，终身默许，非曼殊不嫁。姨母乃以钻戒赠曼殊，永留纪念，不啻为订婚之礼物。无如曼殊访道名山，年年作客，萍踪无定。又以梵行清净，未便论娶。以致婚事延搁，蹉跎复蹉跎，而静子竟以积愁成疾，郁郁逝世。” （《苏曼殊全集》第四卷，柳亚子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32—33页）柳无忌同文介绍百助云：“所谓百助眉史者，实在是一个日本的妓女，在《海上蜃楼》中也曾提起过，称她为东方之美人，妙婉无伦。她也就是曼殊诗中的调筝人，有疑为静子的，非是。眉史是妓女的代名词，《燕子龛残稿》中刊作女史，则有差误了。”（第34页）

文章最后道：“罗君说葛克信君有百助女史的照片，这个我也不免怀疑。……如那是曼殊所说的百助女史，我也希望葛君能够发表出来，当作《曼殊集》中的一张插图。”

周作人1927年5月30日所作的《答芸深先生》一文，是一篇全面评价苏曼殊的文字，该文刊载于同年6月11日《语丝》第135期上。文章评价曼殊其人云：“曼殊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绝句与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颇足以代表革命前后的文艺界的风气。”批评他的思想云：“……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说一句不敬的话，实在不大高明，总之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这在诗人或者是难免的？……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点像旧日读书人，（仿佛胡适之博士，也曾在《新青年》通信中痛骂过《绛纱记》）”。评价他的诗文云：“他的诗文平心说来的确还写的不错，或者可以说比一般名士遗老还要好些，还有些真气和风致，表现出他的个人来，这是他的长处。”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云：“先生说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这些议论，高屋建瓴，确为的评。

比如在对女性的看法上，周作人的意识明显是属于现代的，他在1927年11月6日写就，发表于当年12月1日《世界周报•蔷薇周年纪念周刊》的《北沟沿通信》一文中说：“我们要知道，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地重要。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Rouè）的变态心理的表现，实在是很要不得的。……从前的人硬把女子看作两面，或是礼拜，或是诅咒，现在才知道原只是一个，而且这是好的，现代与以前的知识道德之不同就只是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极大的……” 再看苏曼殊对女性的观点，柳亚子在《苏和尚杂谈》一文中说：“曼殊在《碎簪记》中，大呼‘天下女子，皆祸水也’，颇近叔本华的女性憎恶论，其实只是他做恋爱小说的反面文章而已。在《婆罗海滨遁迹记》内，却确确实实的说了女性许多坏话。这一部书很奇怪，不知道所谓南印度瞿沙者是真有其人，抑只是曼殊的捣鬼？倘然属于后者，曼殊的侮辱女性，未免太过。” （《苏曼殊全集》第四卷，柳亚子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75—76页）这样看来，周作人说苏曼殊的思想，“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实不为过。

另外，周作人还在一些私人信札中就苏曼殊的一些诗文与友朋进行了交流。比如柳亚子《苏和尚杂谈》一文就收有周作人致柳无忌书札两通，其一云：“无忌先生：《曼殊诗集》四页《本事诗》第五首，查沈尹默先生写本作‘桃腮檀口坐吹笙’，似于义为长，又第一首末句沈写本作‘那堪更听入云筝’，则明系错误，日本有二弦琴名八云筝（Yakumo-goto），唯平时很少弹者耳。五月十日，周作人。”其二云：“无忌先生：承惠赐照片，谢谢。‘桃腮檀口坐吹笙’，照上六字看来，当为‘笙’无疑，因‘筝’当云弹，而‘桃腮檀口’又明指‘吹’也，虽然在事实上日本绝少吹笙的人。沈君系根据黎稚鹤君（世衡）所有抄本，便中当一问之，再行奉告。曼殊照片不但穿华服，而且还着朝靴，更妙也。五月十八日，周作人。”（《苏曼殊全集》第四卷，柳亚子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22页）

信末只署月日，没有写年份。《苏曼殊诗集》编成付印于1927年1月，《苏和尚杂谈》一文起草于1927年10月，据此可以推出，周作人此二札当写于1927年无疑。《苏和尚杂谈》一文同时收有刘半农致柳无忌书札两通，其二有云：“无忌先生：承赐《曼殊诗集》一册，多谢千万。” 据此可以推测，周作人手头的《曼殊诗集》可能也是柳无忌惠赐的，但周作人当年日记并无记载，或者是从刘半农处借阅亦未可知。周作人看到《曼殊诗集》，便与沈尹默先生写本对照阅读，发见两处疑问，认为“桃腮檀口坐吹笙”一句当以沈尹默先生写本为妥，沈写本“那堪更听入云筝”一句中的“入”字，当为“八”字之误。

遍查手头的几十本有关周作人的书，均未见这两通书札或有关说明文字，不知是佚简否

[大師軼事] 周作人与苏曼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