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邵华强《沈从文年谱简编》（收《沈从文研究资料》，邵华强编，花城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糜华菱《沈从文生平年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收《沈从文全集·附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之后，吴世勇先生又推出了集大成的《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这实在是沈从文研究界的一件盛事，相信所有的沈从文阅读者和研究者都将会从此书中获益匪浅。 这部《沈从文年谱》在叙及沈从文的生平交谊时多次提到施蛰存先生，这当然是因为两位先生之间有着60年的交往和友谊，而且60年之间还留下了很多见证友谊的文字，使得年谱在记录时有着可靠的根据，从而做到信而有征，凿凿有据。不过，由于60年间的材料实在太多，在编写年谱时必然会采用相关的回忆文章之类的记录，而对这许多第二手的材料要想一一确切证明却又实在不易，因此出现某种差错也就几乎是难以避免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里要说的就是《沈从文年谱》在1981年7月结束时写下的一条记载：“7月，施蛰存带研究生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到沈从文家拜访。这是他们1963年见面后十八年来第一次见面。” 年谱的这一记载，依据的应该是施蛰存先生1988年8月在沈从文去世后所写的悼念文章《滇云浦雨话从文》（收《长河不尽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中的回忆：“一九六三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这一别，就是音讯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带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从文和他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 然而，据《沈从文年谱》，1963年他只在下半年去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视察过一个月，并没有去过上海。倒是在1962年2月底，沈从文在结束开始于1961年年底的江西之行时，归途绕道上海、南京返回北京，在上海的时间是2月26日至3月3日，住在锦江饭店。虽然年谱中只记录了沈从文2月27日去巴金家拜访的事情，没有提到施蛰存，但施蛰存先生回忆中的那次文革前的见面，应该就是指的这一次。 另外，施蛰存先生这一回忆中说到自己“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而据《施蛰存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选编者沈建中在《编后小语》中的记述，施蛰存1957年8月被划为“右派”，1961年9月摘去“右派”帽子，说1962年年初“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似乎要比1963年更加切合实际。 《施蛰存日记》中被称为“闲寂日记”的部分，始于1962年10月1日，讫于1965年12月31日，其中1963年的日记中也确实没有和沈从文见面的记录。因此，应该可以确信沈从文、施蛰存二人文革前的那次见面就是1962年春天的这一面（沈从文所住的地方也应该如年谱所说是锦江饭店而非衡山饭店），施蛰存先生的回忆有误。不过《沈从文年谱》既没有在1963年记录他和施蛰存见面的事情，也没有在1962年记录，对这次见面根本没有在当年的纪事中提到，第一次提到就是1981年7月的这一处追溯。 如此，则施蛰存先生回忆中所说的他和沈从文“音讯不通的十八年”就应该是十九年了。这也可以从《施蛰存日记》中被称为“昭苏日记”的那部分记录中找到证据。“昭苏日记”始于1981年7月7日，讫于1985年5月31日，其中1981年部分是施蛰存“1981年7月7日带研究生五人到北京图书馆阅书，25日返沪”的日记。其中7月14日的日记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下午访张天翼、沈从文。”这也就是施蛰存先生回忆中他与沈从文在文革后那唯一的一次见面了，《沈从文年谱》在1981年7月所记的也就是这次见面，同时这也是沈、施二位先生二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然而，施蛰存先生1981年2月20日所写的《重印〈边城〉题记》（收《施蛰存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一文，却又提供了与此不同的信息。在这篇“题记”中，施蛰存提到他“去年”到北京见张天翼的事情，提到和沈从文见面并谈论重印《边城》的事情，也提到沈从文在他写文章的当时正于美国讲学的事情（沈从文实际已于1981年2月17日回到北京），文中还写到了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去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锦江饭店会晤了美国青年金介甫。”“我们谈了两小时的沈从文才分别，后来听说他果真到湘西去旅游。”金介甫1980年夏天的来华和沈从文1980年冬天的赴美都是日期明确的事情，而施蛰存为之作“题记”的《边城》于1981年11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都可以证明施蛰存的这篇文章确是写于1981年，而不会更迟。 如此，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施蛰存在北京和张天翼、沈从文见面的时间就不是1981年，而是1980年了。施蛰存先生回忆中所说的他和沈从文“音讯不通的十八年”就还真的正是十八年。 这一来就可以证明《施蛰存日记》中关于1981年7月到北京的记录是错误的了。 但这个“1981年”不是整理时的误断，因为《施蛰存日记》一书是手迹影印和整理文本对照出版的，从影印手迹“昭苏日记”的第一页可以清晰看到施蛰存先生自己题写的这样的文字：“此下1981年杂记/1981年7月7日带研究生五人到北京图书馆阅书，25日返沪。”施蛰存先生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的回忆显然就是以此为据的。 因此可以推论的是，施蛰存先生写在北京之行的这一节日记之前的说明文字是后来补记的，并不是当时从北京回来后就立即加上的。由于记忆失误，他把1980年写成了1981年。但是，在1980年那次见面时，他和沈从文先生二人之间可能感慨过那“音讯不通的十八年”，因此他对“十八年”的间隔印象特别深刻，于是在回忆文革前的那次见面时就由1981年上推十八年，把1962年的那次见面算在了1963年。 说施蛰存先生文革后的这次进京是1980年而不是1981年，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在7月16日的日记中有“下午访茅公”的记录。“茅公”显然应该是指茅盾。但是，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逝世，如果是1981年7月16日的日记，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记录，而在像施蛰存这样的人物记录其交谊的文字中，想来也不会出现一个另外的“茅公”。由此也更加可以证明施蛰存这次到北京的时间确实应该是1980年。 同样还是相隔十八年的两次见面，只不过在记忆中都被推迟了一年，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记述。这虽然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错误，但年谱是一种记录人物生平的特殊的研究著作，在吴世勇先生的这部《沈从文年谱》之后，恐怕已经不可能有人再编写出另外一部出来了，因此在任何细节上都必须慎之又慎，像关于沈从文、施蛰存见面这样以讹传讹的事情，也是应该力求避免出现的。所以，这一错误的出现也实在应该引起研究者的特别注意，在使用和处理相关的历史资料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对第二手的材料自然需要严加辨正，即便是第一手的材料，也不能轻易就不加辨析地使用 | 
发表于 2008-3-29 00:3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