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文化自觉,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反者道之动。历史的逻辑和真理的逻辑都是由反面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的文化自觉及其代表人物总是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候出现。这是思想进步的大背景。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问题。孔子当时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鲁国大夫少正卯有些类似今天的只知处士横议的“公知”,孔子上任鲁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开刀。后从政不成,孔子便致力于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错误在于他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毛泽东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30]
东汉末期中国历史出现大的衰落,这些衰落因素经过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复活:文人不拿枪,武人假念书,都不练真把式,唐时知识分子那种“论*功还须请长缨”[31]的气慨已荡然无存。东汉自缚于名学,致使国家三分。至两晋又走向另一极端,从名学滑向玄学,从教条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这种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为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意识形态空间。 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大有一种“全盘佛化”的势头[32]。大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毕生谈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以护法人自居,以至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庆幸:“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33]唐时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复兴,与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北宋偏执于天理,整个社会唯心论盛行。毛泽东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34]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读起来很优美,实际上并不着调,充满禅意,有些像今天的《雾里看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这种诗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让人不能担当。写这首诗的人死后大概26年,北宋就亡国了。 北宋末年,司马光编撰了《资治通鉴》。毛泽东喜欢读《资治通鉴》,因为书里一个故事就是一滩血,没有空话。司马光所以写这样的书,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空论成风,问题还是出在教育制度上。它那个教育制度,读上硕士本科就可以当官,当了官还是脱离实际,其政策不接地气。 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南迁后第三年出生,救亡是南宋知识分子关心的主题,也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为了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朱熹将“四书”列入大学课程中的至尊位置,由此将北宋的飘浮在天上的理学拉到大地上。“四书”的特点是不讲天边的事,专讲眼前的事。不信鬼神信现实,不知生焉知死,不谈怪力乱神。不空谈,重实践。朱熹后来官也不当了,就是写书、搞“教育革命”,当时朱熹办的那些学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问必须经世,人才必须致用。为什么要这样呢?亡国了,救亡,是朱熹思想的核心,也是南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脱离“亡国”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熹思想的战斗意义,就会错误地将朱熹描绘为搞所谓“纯学问”的学者。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他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叫你知道自己是谁即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不正,国则歪。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现在有人把王阳明说成是一个禅学大师,根本就不是。禅学兴,国则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识界上下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担当,没有立场,结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败了。明朝也是临到大危机才出现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正蓬勃向上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教育这个百年大计,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35]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提醒我们汲取明亡教训,要居安思危的目的不言自明。 立场问题,是宋明知识分子最缺乏因而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问题”。有立场就有了对立面,有了对立面,就有了斗争的方向,有了斗争方向,学问才有力量。先解决立场,其次再谈学问;也就是今天说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孔子、朱熹、王阳明等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宣传古典文化中抽掉了这些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内容,把我们孩子培养得只知埋头念经,搞复古仪式,这些形式主义的浮浅表现,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大变化,他们一边读书一边打仗。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书都写得好,也懂得打仗;清朝的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还有蒋介石等都懂得抓枪杆子。毛泽东更是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其文韬武略,更是无出其右。民族大危亡促成的文化大觉醒至延安整风达到高峰。这个高峰又可溯源于朱熹以来中国教育革命。其结果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这样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那一代坚持“实事求是”(即“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认识路线、带领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而又政治成熟的领袖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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