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角色

希望

老舍1950年回国以后，眼见人们的现实生活比解放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全都归功于共的领导，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写作才华去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以后，更是在政治热情的无形驱使下写了许多遵命的文字。共是穷人的党，他自己又是穷苦人出身，他觉得天生与共是相融的。他绝对相信党，所以对于五十年代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他是由衷地拥护，并且教导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学道路，一定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 　　关于老舍解放后积极参加诸如批胡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为真诚说，二为敷衍说。
　　持真诚说者，大都以为老舍是个大作家，不大懂政治，只是单纯地凭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响应党的号召，唯恐自己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因此，不论批胡风，还是“反右”，甚至到“文革”，他都是抱着积极参与的初衷投入的，发言、表态也都是诚恳的。
  d- v4 a0 e3 ^" u: `8 |　　而持敷衍说者，则觉得老舍是个很场面的人，回国时已年届半百，经历的沧桑世事，已使他不可能像毛头小伙子一样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迷魂汤灌醉，凭着一时冲动就挥拳出手。他写完《龙须沟》以后，被树为文艺界的样板，这实际上是把他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他经常陷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什么都要他以“人民艺术家”的姿态进行宣传。他无法摆脱这些，何况政府对他很厚，不仅有经济待遇，而且还有自由选择职业的空间，难怪梅娘说过：“老舍被政府养起来了。”但老舍事事洞明人情练达，他深知上面派给他场面上迎来送往的差使，只是些口吐八股的应酬。他不得不在希望保持自己的写作独立性和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之间尽量周旋和敷衍，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他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表态，绝不是有种文人惯常使的落井下石刺刀见血的大批判，而是一种走过场的应景之作，且仍不失他特有的幽默风范。
/ M/ v. l/ c6 T& N/ R　　据资料证实，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无论是否自觉自愿，在有关的批判会上，作为与会者的老舍，须“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有时，还须以一位文艺界的代表、具有某项领导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以老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对宪法草案上所规定的“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是由衷地感到高兴。解放前，“我们的嘴被堵住，我们的笔被迫而放下来，我们连闲谈的时候都得防备着隔墙有耳！我们往往因为写了一封信而被囚禁起来。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受过毒刑，甚至丧掉生命！那时候的图书审查制度……不仅剥夺了我们的出版自由，而且污辱了文艺！”，但当他渐渐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因言论而获罪，他难免内心也流露出抵制的情绪。比如，对于诸多的招待会、纪念会、欢迎会、欢送会等等，老舍明确提出来，应妥为安排。因为，他常常听三次同一内容的传达报告，至少耽误两个半天的写作时间；也常同时接到同时开会的三四份通知，都写着“务请参加”，闹得手足无措。这时候的老舍，已经开始在“大”的歌颂的同时，为自己提点“小”的要求和意见：“给我们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去体验生活，去安心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