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四） 相关论证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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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四）
                         相关论证与结论
  
    1、关于方言声调色彩区

    所谓方言声调色彩区，是指地方语言声调因其声调调性相同或相近而构成的区域。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地方风土及其民歌》一节中，有专家将荆州地区的方言声调大致划分为四个色彩区。其中对原古竟陵邑一带的方言声调，作出了与其它三个色彩区不同的结论，说明了它在荆州地区的方言声调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该文载：

    “潜江、天门、仙桃（原沔阳）色彩区，该区包括江陵东部、洪湖西部、监利北部和京山南部，这是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使用的范围广，受外界的影响少，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全区有一定的影响。”

    地方的语言声调与地方的音乐风格是有血肉联系的。由于当时的竟陵邑平原处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因此，“下里之音”的音乐风格也必然相应受外界的影响少，有相对的独立性的，其音乐特征也必然是有特色而个性鲜明的。
    2、“下里”的民歌论证
    对这一带的民歌，有关的古文献有较系统的描述。《诗经·汉广》是江汉流域民间流传的男女相悦的民歌。方润玉对此诗注云：

    “此诗即为刈楚刈蒌而作，所谓樵唱是也。近世楚、粤、滇、黔间也樵子入山多唱山讴，响应林谷。盖劳者善歌所以忘劳尔……”。

    江汉流域“刈楚刈蒌”的“樵唱”是什么呢？今考证，系现在的“扬歌”。据《湖北通志·寰宇记案甲乙存稿》载：

    “扬歌，郢中田歌也，其别为三声子、五声子。亦曰樵声，通谓之扬歌，一人唱，和者以百数（注：古文献大凡涉及此歌演唱的人数记载，均以宋玉所言“数百人”为准。），音节极悲，水调歌或即是其类。”

    据1982年民歌集成工作中调查的情况看，这一带绝大部分民歌手皆会唱“鸡鸣歌”音乐旋律中的三声子、五声子等劳动民歌，且演唱方式依然如故。例如京山县至今还流传着西汉末年绿林起义后的“扬歌调”。歌词唱道：“把扬歌，把歌扬，一条富水长又长。……扬了一番又一番，王匡回到绿林山。……”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鸡鸣歌”旋律性的“三声子”、“五声子”民歌只是“下里之音”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属于宋玉所说的“阳阿薤露”系列，虽然“三声子”、“五声子”这种称谓的民歌在其它省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但它却告诉我们，作为以“鸡鸣歌”音乐形态为标准的“下里之音”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又因为“下里”的方位限定在江汉流域的江陵以东，这里《诗经》时代的地理状况是：云梦泽在郢都以东呈A、B、C（见图）状排列，其中由西北向东南贯以一条呈漫流状态的汉水，使郢都以东的地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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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限制，所以，流传于竟陵邑平原的三声子、五声子民歌具有特别的意义。现今在湖北省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剧种“荆州花鼓戏”（原名“天沔花鼓戏”）中居“四大主腔”之首位的“高腔”，就是与“三声子”、“五声子”民歌一脉相承的“鸡鸣歌”，由其演变发展而来的，是该剧种中最有“下里之音”地方特色的唱腔是——高腔，亦称之为“当家腔”。因此，这一带的人看“荆州花鼓戏”有二个衡量标准：看唱的是不是（荆州）花鼓戏，就看戏中有没有高腔；看一个演员会不会唱花鼓戏，就看他会不会唱高腔。这两个标准是不无依据的。同时，也据此可知，凡荆州花鼓戏盛行的地方，皆处于“下里之音”的地域范围；凡基本能接受荆州花鼓戏的地方，皆属于受“下里之音”影响的范围。近些年来，洪湖、监利等县s相继成立荆州花鼓戏团，以满足当地人民的文化需要，也说明了这一点。

     又据《湖北通志·钟祥县志》载：“郢州风俗同荆州，清明节乡落唱水调歌。”《旧安陆府志》也载：“郢 州风俗同州然…… ”（今潜江市西南境原属江陵所辖，即当时的荆州府。）上引文中的“同荆州”、“同州然”和前一节中所述的“方言声调对全（荆州地）区有一定的影响”来看，充分说明了“下里”这一带的民歌对周围县音乐的影响，证明了竟陵邑平原的民歌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极强的向心力。
    （三）考古论证
    地处竟陵邑平原东北部的京山、天门和正北的钟祥县一带历史都非常悠久。1955年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京山屈家岭，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一处重要的文化代表遗址。在京山县朱家咀遗址中还出土了陶响器20件。这种陶响器为球形，中空，内装陶丸十五粒以上，摇动时可发出响声。有关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最早的乐器。天门县在1984年文物普查中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东周、汉代 的古文化遗址。又据荆州行署文化局《文化信息》第七十二期载：1987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省、地、县三级博物馆联合发掘了天门县石河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仅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就有遗址40多处，皆属屈家岭文化和石河文化。由此可见，云梦泽在形成冲击平原竟陵邑之前，周边的人文文化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是长江文化的主要代表。
    湖北省潜江市西南一带的考古情况也是如此。龙湾的章华台古遗址群总面积为108平方公里。其中楚章华台遗址位于潜江城区东北25公里，西距楚故都纪南城50公里。在夏、商、周时期属荆州腹地；春秋时期为云楚泽西北隅，楚国腹地；秦汉时期属华容县。在章华台遗址群中，见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较晚有东汉时期的墓砖。遗址分布在台地之上，经勘探试掘，遗址上分布有22座大型宫殿基址连成一片，还有古河道、古墓葬区。属章华台遗址群西区的黄罗岗楚城遗址东西长13000米，南北宽7000米，总面积51·25平方公里，经初步勘探，已探明城垣的西南段、西垣和西北段。城垣外的西南万李台分布有密集楚墓，在城垣外的南及东南部有大型东汉至六朝砖室墓地。从地面观察，黄罗岗古城的轮廓基本清楚，古城垣呈长方形，四边斜切。两个遗址的时代完全一致，即西周中晚期至战国中期。
    章华台遗址群的发现，在考古界引起极大的震动。2000年12月26日至28日，湖北省潜江龙湾楚宫殿基址学术论证会在潜江召开。出席会议的考古专家有：黄景略、俞韦超、邹衡、杨鸿勋、高崇文以及担任此次发掘工作的领队陈跃钧教授等。学术会是在考古发掘面积达1400个平方，取得重大收获的基础上召开的。专家们在参观现场和实物后一致认为：遗址壮观，说明“章华台宫苑群落”的可信性。宫殿建筑之雄伟令人兴奋，是我国目前第一次发现的最早的高台建筑。该遗址的发现，对楚文化研究在搁浅多年后，再上一个新台阶找到了新的突破点。大家一致认为该遗址的年代定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认为：章华台遗址群是早于纪南城的楚文化遗存，特别是黄罗岗遗址城垣的发现，有是楚国最早都城的可能性，为探索早期郢都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大面积的遗址可见：这一带应是当时楚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具有重大的科学和文化底蕴探讨价值。
    1996年，该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湖北省四大遗址之一，成为准国保单位（见〈96〉文物文字890号）。1997年被国家文物局立项，列为“九五”抢救保护项目之一。2000年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在中央电视台1台发布新闻。
    章华台是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倾其国力用五年时间修成的。建成后一直是楚国王宫贵族田猎、寻乐的离宫。据屈原的《楚辞·招魂》载：“与王趋梦兮课先后，怀王亲发兮殚青兕。”意思是说：屈原曾追随楚怀王在云梦中驰骋，怀王亲自射中了一头青兕。宋玉也常随王族到这里来。据《文献》注引孟康曰：“云梦中高唐之台，宋玉所赋者，言其高出云之阳。”
    屈原、宋玉等贵族文人常到这“下里”的章华台来，耳濡目染，受“下里之音”风俗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点可从古代汉语语音的活化石——方言土语中找到证据。如屈原《天问》的中间部分每隔一句用的语气词“些”和楚辞中常见的“兮”仍在这里频繁使用。可见他们对这一带的音乐、风俗都非常了解、熟悉。故宋玉说出“下里巴人”是符合情理的。也是后人评价他“识音而善文”具体体现。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下里巴人”是指当时的潜江地域和潜江地域的通俗民歌，却不是歌名，故我用引号，不用书名号。“下里”既属方位名词，应有实指方位。根据历史地理、有关古文献记载和音乐资料、风俗、考古发现等论证：认为“下里”是指战国时以竟陵邑（邑址约在今潜江的东北境）平原为中心的地区，约包括云杜县（战国时的县名，即今的京山县）以西以南一带。“东野”指汉代江陵以东之当今潜江地域已连成一片的华容县和荆江三角洲，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汉水以北的天门和京山南部；以西波及钟祥的部分地区；以南抵古华容城（汉代县名，在今潜江境内），包括监利以北的部分地区；以东抵在今仙桃市西南的云杜和惠怀县（东晋时的县名）。当时由于仙桃市和洪湖的大部分地区尚末成陆地，故末涉及。
    结论：“下里巴人”就是当时潜江地域流行的、以“楚歌”命名通俗民歌，是比“阳歌”低一个层次的民歌。



                      （完）
  （注：比“下里巴人”高一个层次的民歌是“阳歌”。关于“阳歌”的论证，见将发表的《论<离骚>之“离”与潜江的劳动民歌——“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