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之“离”与湖北潜江劳动民歌——“鸡鸣歌”与“扬（阳）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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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骚》之“离”与湖北潜江劳动民歌
                       ——“鸡鸣歌”与“扬（阳）歌”（三）

试论《离骚》之“离”

——“鸡鸣歌”、“扬歌”与《离骚》之“离”同源初探

   
     楚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魁星巨斗，屈原首开先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在楚辞中，《离骚》之篇又独占鳌头，故后人称楚辞为“骚体”诗。然而，在历来注释《离骚》者劈头碰到的第一个问题——《离骚》两字作何解——上，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见到的对《离骚》之题的注释，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三种：最早为《离骚》作注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言，屈原痛心于楚王之信谗拒谏，执迷不悟，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东汉班固之《赞骚序》又进一步申说：

      “离，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

     这种解释有代表性，为普遍人所接受，常引用以为据；第二种是以东汉王逸为代表的说法，把“离”释为“离别”，《离骚》是别离的忧愁。第三种说法，认为《离骚》是诗人借用楚地民歌为题，楚歌有“劳商”的用语，《离骚》是“劳商”的一声之转。而“劳商”就是抒发牢骚的意思。
      我认为，司马迁之释并末涉及“离”，而班固的申说为“离，遭也”，属仅从屈原的身世遭遇而言，带臆断性，且觉过于平浅。这样一位世界性的杰出诗人和如此千载不朽的“楚辞”之代表篇章，其冠题内涵不仅如彼；东汉王逸释“离”为“离别”亦属此类；第三种说法亦有依据，因楚地民歌乃楚辞之母体，属根基之所在。然而说《离骚》为楚歌“劳商”的一声之转，是抒发牢骚的意思，则不可苟同，因“劳”、“牢”与“离”毫无牵连，无据可考证之。且即使《离骚》之内容有“牢骚”之情绪，也不能牵强附会地把自己认为的内容与题解混为一谈。再者，屈原之冠题也不会如此直白，毫无隐讳与内涵。拙文释“离”取第三种说法之一部分，即《离骚》源于民歌的意见，再结合楚俗、历史地理及《周易》之“离卦”考“离”，则可领悟《离骚》之“离”的内涵之深、内容之广、精神层面之全矣。为省笔墨，先从《离骚》源于楚地之民歌的角度为引线，分别对《离骚》之“离”论证如次。

一、从“四面楚歌”之“楚歌”谈起

           
      众所周知，“四面楚歌”源于《史记·项羽本纪》。该文载：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东汉·应劭注说：

     “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

      应劭生活的时代距楚汉相争的时代不远，且是东汉撰写《风俗通义》的人，这一记载当较为准确可信。
      应劭之注为我们提示了如下三个问题：
     （一）从“鸡鸣歌”与“略得其地”而论，其地当是多“鸡鸣歌”之地域，且该地域应是楚地的典型代表。
     （二）从“鸡鸣歌”而论，顾名思义，其音乐旋律当酷似公鸡打鸣。如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在《志林》中所载：

      “余来黄州（今湖北黄冈）闻黄人二三月群集讴歌，其词固不可解，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返高下如鸡唱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似。土人谓之山歌。”

      公鸡打鸣之声是不会进化改变的，那么依据公鸡打鸣之声查找酷似或类似的民歌，并进而对该民歌进行溯源考证，“四面楚歌”所唱的“楚歌”之悬案当可水落石出。
      关于记载中的“鸡鸣时歌”句中的“歌”是动词还是名词问题，曾有人与我进行学术争鸣，认为“歌”在此为动词，即理解为：鸡鸣时唱歌。我在回复商榷时，根据原文中记载的“项王乃大惊曰：‘汉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分析并提出反驳说：若将“歌”理解为动词，则翻译为“在鸡鸣叫的时候唱歌”。那么项羽的“皆得楚”和“是何楚人之多也”所唱的“楚歌”成了时间概念。意为：鸡鸣时唱歌就是“楚歌”。这一误解会牵涉到风俗习惯问题，即所谓“楚歌”，就是“鸡鸣时唱歌”，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成立的。何况项羽、刘邦他们都会唱楚歌，也好楚歌，对楚歌的音乐特点非常清楚，怎么会将楚歌理解为时间概念呢？！
      （三）从“四面楚歌”之“楚歌”的特定环境而论，该“楚歌”之“楚”的地域范围应为狭义，非为广义。正如元·燕南芝庵在《唱论》中所说：“凡唱曲有所地。”即是说各地之歌曲因方言语音、风俗人情不同而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而绝非四方一音，百国一歌所能言之。即使该歌曲后来广为流传，但它最初的产生也是有所地的，且会因方言语音的差异使旋律产生某种变化，其差异越大，变化就越大。
     “鸡鸣歌”是楚国古老的民歌，对该歌的记载还见于班固的《咏史》诗中。该文在记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买父亲的罪过，而请求卖身为婢的故事中写道：“上书诣闕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足见其歌渊源流长，影响深远。
      据上之述，针对应劭对“四面楚歌”之注提示的三点准之，愚认为 江汉平原盛行的田歌之“扬歌”符合以上条件，其中尤其以潜江、天门、仙桃（原沔阳）之“薅草歌”（亦名“扬歌”）为甚。除这一带的“扬歌”旋律酷似鸡鸣以外，还有史载和历史地理的考证为据。

二、史载、历史地理与“扬歌”溯源考辩

     （一）、从公元前689年楚迁都当时的潜江地域后，依靠江汉平原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发展壮大，问鼎中原，争霸天下，使这一带成为灿烂楚文化的中心。从音乐的角度阅史载，《诗经会通·小雅·四月》就明言“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可见这里的民歌音乐足以纲纪包括楚国在内的南方。如楚辞以前在潜江境内传唱的《孺子歌》即是一例：

     “沦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沦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据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沦浪之水。是近楚郢都。”又，余按 ：《尚书·禹贡》言“导漾水（即阳水或杨水）东流为汉水。又东为沦浪之水 ”（见《湖北省建制沿革》）。南宋·陆游《入蜀记》载：“监利（今潜江市东南，西晋从潜江境内分而所设）毕家池盖沦浪乡。”足见这里民歌之盛名。
      另一佐证是春秋时的大音乐家钟仪曾在潜江任官。据易本良《春秋楚地问答》载：

     “僖二十年，郧当尚存。《左传·成公七年》始有郧公钟仪。其后有郧公斗辛。楚灭郧（国），以其地为县设尹皆称公。”

      郧（ 乡、邑）县在今潜江市西北境（见《中国历史地图集》一集）。《钟仪楚奏》之典故发生在成公九年，钟仪被郑国俘而献至晋国，晋景公听他自称伶人族，便问他：

      “‘能乐乎？’对曰：‘先父之官职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子文，子文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这便是众所周知的成语典故《钟仪楚奏》之由来。该史载可说明如下四个问题：
     1、这位“能乐”的音乐高手在楚歌盛行之域任郧公，属理所当然，亦可证明这一带民间音乐之昌炽。
     2、虽“楚奏”具体为何音乐不可考，但为楚地之音乐则不可置疑。其中最有可能的音乐应该是号称“阳歌”的“鸡鸣歌”。因为“鸡鸣歌”是钟仪所在任职地域的代表性民歌，且“鸡鸣歌”也是楚国最典型、最有音乐特色与风格的音乐。我认为这种猜测是有根据的。
     3、“敢有二事”与“不背本也”说明钟仪在郧邑仍以“事”音乐为“职”。
     4、“乐操土风”与冠称的“南音”以及“不忘旧也”说明：其所奏之音乐可能与他任职之域的地方民间音乐有关。同时，据冠称这一带民歌为“南音”和“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之载，亦证明这里的民间音乐为楚歌之典型代表。因为晋景公一听便知是楚歌，同时，从“不忘旧也”还说明：晋景公还知道钟仪所奏的音乐，是当时郧邑的楚歌，而郧邑就在今天的潜江境内。
     （二）、关于“扬歌”之源流考辩
      综上所举，既然有据论证当时潜江地域一带的民间音乐“鸡鸣歌”为楚歌之典型代表，又认为《四面楚歌》所唱的“楚歌”（即“鸡鸣歌”）为“扬歌”。那么“扬歌”当属江汉平原（尤其是以潜江、天门、仙桃、洪湖、监利北部）一带的民歌为典型代表。有何证据证明“扬歌”能负此盛名呢？
     据先秦的有关民歌音乐史载分析，古代各地域的民歌常以方位名、国名或地名、河流名一统冠之。如《诗经·十五国风》、桑间濮上等，不一而足，那么“扬歌”之“扬”亦当属以上之冠称矣。
据《史记·楚世家》载：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通“越”）至于鄂。”

      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对“扬粤”考证说：

      “扬粤得名于杨水。杨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连接汉水和长江。所谓扬粤，即杨水以东和以南的越（粤）人。

      该文脚注还说：

     “扬粤的扬，旧解以为指扬州，不确。扬粤在荆州，与扬州无涉。”

       查杨水位于夏洲的今潜江市境内。据《后汉书·郡国志》载：
      
        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即汉水）。”

      《水经》载：

      “沔水（即汉水）东南与阳囗合。”

     《水经注》曰

      “……陂水又经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杨（注：“杨”通“阳”）水。……杨水又东入华容县（汉置。在今潜江市西南龙湾镇），有灵溪水（《水经》为“龙港水”）。水东入离湖。湖则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楚灵）王与五举登之，举曰：‘台高，不过望国之气祥。大，不过容宴之俎豆。’盖讥其奢而谏其失也。杨水又北，东流经鲁漂之垒。杨水又北经竟陵县西。又北，纳巾（水）、吐柘。柘水即下杨水也……巾水又西，经竟陵县北，西注杨水，谓之巾囗。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郧国也。郧公（斗）辛所治，所谓郧乡矣。……杨水又北，注于沔。”（参见前彩页：西汉时“阳水”流向地图；东汉时“阳水”流向地图。）

      根据上述历史地理记载分析：扬粤（越）得名于阳水（《郡国志》、《水经》），阳水又记为漾水（《禹贡》）、杨水（《水经注》），可见“阳”、“扬”、“漾”、“杨”四字互可通假。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研究《楚辞》和代表性篇章《离骚》的线索与价值，可谓不可估量：
     其一、根据古郧国的记载，结合易本良《春秋楚地问答》，可知《钟仪楚奏》典故所奏的音乐就是这一带的音乐。
     其二、根据古代常以方国名、方位名、河流名概冠某地域民歌的观点，愚认为“扬歌”当属阳（杨）水一带居住的粤人所唱的民歌，故谓之“扬歌”。
     其三、为我们研究屈原、宋玉之楚辞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找到了江汉平原继《诗经·南风》之后，这一带的民歌仍具有“楚”之代表性的延续记载实证。同时也为“鸡鸣歌”的溯源填补了历史空白。请看，在屈原的《招魂》中有如下诗句：

          陈钟按鼓，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在屈原的《大招》中又有如下诗句：

          伏戏《驾辩》，楚《劳商》只。
          讴和《扬阿》，赵箫倡只。

     在屈原的《少司命》中载有：

         晞女发兮阳之阿。

     宋玉在《对楚王问》中亦载有：

        “  ……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

       从《扬荷》、《扬阿》、阳之阿、《阳阿》的记载分析系为同指，证明江汉平原的“扬（阳）歌”在楚民歌的“家族”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歌，不然其在楚辞中出现的频律不会如此之高。同时也说明屈原、宋玉对当时属于潜江地域的“扬歌”是非常熟悉且格外重视，并有其特殊感情的。其原因是除有与楚俗有关的内存根源外（见下文），还有以下因素：
      1、当时的潜江地域西距战国晚期的楚郢都（江陵）纪南城仅百里许，且是楚国之故郢都的所在地，当时的楚国在当时的潜江地域有五百年的辉煌发展历史。
      2、这里有公元前535年楚灵王筑就的离宫章华台。在《潜江龙湾：1987——2001年龙湾遗址发掘报告》中，中国考古权威邹衡先生撰写的“序”说：“初步判断，自楚‘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始，至楚灵王建章华宫，即自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特别是自春秋早期后，该遗址就成为楚国的中心居址，是楚国王室成员活动的中心区域，是楚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章华台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建筑与环境谐合，人工与天然融通的层台累榭。是我国园林建筑的鼻祖。）章华台在春秋时自落成就盛名远扬。其建筑之壮美，陈设之豪华，风景之佳丽，为经传常载。《左传·昭公七年》说：“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便证明其实为玩乐之胜地。加之这里又是田猎的好所在，故是屈原、宋玉常来常往之地。如屈原在《招魂》中载：

       “与王趋梦兮课先后，君王亲发兮殚青兕。”

      这段文字，就是讲述屈原他曾追随楚怀王的猎队在这一带驰骋，怀王亲自射中了一头青兕的故事。
      综上之举，足证“扬歌”之盛名鼎鼎，实为“楚歌”之典型代表。
      既然“扬歌”酷似“鸡鸣歌”，那么《离骚》之“离”与“鸡鸣歌”又有何关系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