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为伴的一生——记金性尧先生

希望 · 发表于 2008-3-29 01:42:25

金性尧先生以91岁的高龄，告别了相伴一生的纸笔和书籍。在他去世前的一二年间，我曾多次去他府上和病房探望。由于多年肺疾缠身，又加不慎跌倒骨折，他最后的几年几乎卧床不起，读写俱废。看到这样的情景，一阵悲慨涌上心头：一个以读书写作为业的文人，一旦被迫离开了心爱的纸笔书籍，对于他来说，生命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金性尧先生于1916年出生在浙江定海的一个殷实之家。在家乡读完私塾后，16岁时便随兴办实业获利甚丰的父亲和全家迁居上海。但他却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而爱上了读书和写作，并与同样爱好读书写作的同乡武桂芳女士结婚，取笔名文载道，别号星屋。由于不愁生计，金性尧这一时期整日以读书写作为业，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基础，也迎来了他创作的一个高峰。那时的他追随同为浙东人的周氏兄弟，曾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作文。鲁迅先生去世后，他不仅去参加了葬礼，还帮助许广平校对过《鲁迅全集》。1939年1月，他和王任叔、孔另境等人创办的《鲁迅风》杂志创刊。这份历时半年的杂志，明确主张秉承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以刊发杂文、随笔为主。上海沦陷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和生存的需求，金性尧不再写抨击时政的杂文，而向周作人的散文风格靠近，写了一系列关于风土人情的散文，发表在日伪杂志《古今》等上，还担任了《古今》杂志的编辑，并结集出版了《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等书。他的这些文章往往将文史记载与现实情景的叙述描写结合起来，显示出较为深厚的文史功底，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思考，确立了自己的散文风格，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周作人为此撰文推荐说，读文载道的文章就像“他乡遇故知”，这些文章中常有“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受到”。由于与《古今》的关系，这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中成为金性尧受到批判的罪名之一。
　　解放后，金性尧先生先在春明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与孔另境等共事，并由孔另境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后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任第二编辑室副主任，负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及其普及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中华上编的近十年间，他专力于编辑工作并且成绩斐然。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华活叶文选》，参与策划出版了被誉为哺育了一代中国人古典文学素养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两套小丛书，担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版）等重要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正当他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时候，“文革”爆发，金性尧先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劳动，全家也备受迫害。
　　“文革”结束后，金先生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他重新焕发出对出版事业的执著热情，在编辑岗位上忘我工作，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由于为了让三女文男顶替工作，他于1978年12月退休。1986年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时，他早已退休。因为我是在他曾工作过的文学编辑室任编辑，所以也看到他常来小坐。他每出了新书，或亲自来送，或让其女拿来分赠同仁。他退休后，仍关心着出版动态，为出版社策划选题。有一次，他给我来信说：“近年来古籍出版方面，重复的甚多，因思诗话一门，尚有周旋余地，是否可出一套选本，略加必要的注释。”信后还详细开列了选目和资料来源。
　　退休后，金先生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又重回读写天地。金先生晚年没有其他什么爱好，又加耳朵半聋，不大参加社会活动，所以能全身心地投入。他先是承编辑工作的余绪，从事《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和《明诗三百首》这三种选本的注释编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同时还撰写并出版了古诗评论集《炉边诗话》，主编古典诗词鉴赏随笔集《诗词坊》丛书并撰其中《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两种。金先生长期浸淫于古典诗词，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解读有自己的心得。他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博取诸家之长，融入独特之见，对唐人诗的作意作法进行仔细的辨析和精到的评说，是《唐诗三百首》众多注本中影响最大的一种，风行海内外，二十多年来累计印数逾200万之巨。他的《宋诗三百首》在作品的取舍方面，注重其“对待人民的态度”和“驱使文字的本领”，既收录历久传诵的名篇，又发掘出不少为人们所忽略的佳作，体现了宋诗发展的概貌，是一部个性鲜明的经典选本。他本来还想编选《清诗三百首》等，由于精力的不济和兴趣的转移而没能完成。上世纪90年代散文热兴起，金先生也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他致力于随笔创作，身体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写2000字以上，用钢笔抄得十分工整。十余年间，他先后出版了《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伸脚录》、《饮河录》、《不殇录》、《土中录》、《一盏录》、《三国谈心录》等十余种随笔集，几乎是一年一种。他的这些随笔，从内容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谈史论诗之作，二是忆旧怀人之什。他的谈史论诗之作，往往由读书的感悟出发，或叙或议，挥洒成文，或纠正前人旧说之误，或阐述自己新得之见，多于史有据，直切文心，有很强的学术性。其忆旧怀人之什，于平和的文字中流露出沧桑之感。由于金先生亲身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文坛的许多事件，他的这类文章还颇具史料价值。2003年秋，他让其女文男交我一叠文稿，希望出版他在本社的第一本随笔集，书名为《闭关录》。他在后记中写道：“书名《闭关录》，固然也可解为闭户著书、闭户读书之意，但对我来说，也便是关门书的别称。今后零星的文章虽然还是写，但要出书，却办不到了。这既可说是规律，也可说是命运。”一个终身为文、著作等身的文化老人，始终系念的还是为文著书，实在让人感慨不已。这本书在次年夏出版，书中特地插了他的不少照片和其著作的书影，以为留念。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日下，这本书真的成了他的“关门书”。
　　金性尧先生具作家、学者、编辑于一身。青年时代以作家立足文坛，而后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晚年则以学者、作家的身份再为文坛瞩目，年近九十犹笔耕不辍。他的一生，真是与书为伴的一生。

[追憶緬懷] 与书为伴的一生——记金性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