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治国极其重视教化。大家知道，舜帝“作五弦琴，歌南风”的历史记载，这种行为就是“教化”。要注意的是：教化不等于教育，因它是对社会的，而且它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也叫“政教”。另外，教化中很关键的是“化”，就是把人心转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推行教化。《论语·尧曰》载，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意思是，不教化就加以杀戮叫做暴“虐”。《孟子·告子下》载：“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即是说，如果不教化百姓就役使他们，导致老百姓出现错误，并追究老百姓出现的错误，这就是在加害百姓，叫“殃民”；这种加害百姓的行为，在尧舜的时代是不允许的。舜帝的“歌南风”是在南方采集的乐风，他的政治理念与后来的南方之楚国应该相通，故楚国的《离（鸡）次之典》也应该是在“教化”的基础上制定的法律，否则，不会有“不教而杀谓之虐”的刑法名称和“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的记载出现。故《离（鸡）次之典》中应该还有为官不准“虐杀”、不准“殃民”的条文。
南方的楚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根基，“善”是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止于至善”。而“善”在楚国有悠久的历史，如“善”于楚庄王，最著名的有三个典故：一是“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表明其重视民生，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并告诫百姓要勤劳；二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表明其善于等待、善于积累富国强民的智慧；三是“绝缨之会”，表明基胸怀宽阔，大度包容。所谓量大福也大。唐朝施肩吾撰，、李竦编的《西山群仙会真记》里有句名言：“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将心量放在第一位。在《离（鸡）次之典》中，扬善惩恶，重视楚人的道德与正义，以符合天经地义，必是其贯穿始终的法规理念。
楚庄王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用武非常重视道义。《史记·陈杞世家》载，楚庄王因为陈国的大夫夏徵舒杀死本国的君主陈灵公并自立为陈侯，而率领诸侯讨伐陈国，杀了夏徵舒后，将陈国占领，这时有个叫申叔时的大臣向他谏言：“大王依据道义去讨伐夏徵舒，接着占领了陈国的土地，今后如何号令天下？”楚庄王听了非常赞成，从晋国接回陈灵公的太子午，将他立为国君。孔子读史书了解到楚国恢复陈国的这段历史，评价说：“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意思是楚庄王很贤明，不贪求有一千乘战车的国家土地，而重视一句有道义的话。这事反映了楚庄王用武重视道义，也反映了孔子之儒家对此的赞赏，说明《离（鸡）次之典》与儒家文化有同一性。
我认为，《离（鸡）次之典》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法典，战争用兵与强国、民生是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根据楚国君臣的言行风格、当时潜江地域的民风民情与风俗习惯的特色，估计应该会有如下法律条文的规定：
第一，禁暴。就是禁止凶暴、为民除害。这既是战争的首要目的，也是日常生活安宁的必备条件。中国后世的兵书及大学者也都论及如《武经七书》之一的《尉缭子》“武议第八”载：“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又如《荀子·议兵》载：“彼兵也，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意思是，用兵，是禁止强*暴、为民除害的，不是为了争夺。再如西汉文学家刘安的《淮南子·兵略训》载：“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以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意思是，用兵是为了禁止暴力和讨伐叛乱的。炎帝兴起火灾，因此黄帝擒住了他；共工造成水灾，所以颛顼杀了他。用道来教导他，用德来引导他，如果不听从，则用武力威胁他，用武力威胁还不听从,便用兵来制服他。《淮南子·兵略训》还说：“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这就说明了用兵的目的。
实际上，区别战争是否正义的标准也体现在这里。“武经七书”之一的《吴子兵法》“图国第一”中讲，战争的起因有五种：一是争名，二是争利，三是积仇，四是内乱，五是饥馑。所发动的战争又有五种：一是义兵，二是强兵，三是刚兵，四是暴兵，五是逆兵。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叫“义兵”，恃丈兵将众多征伐别国的叫“强兵”，以愤怨兴兵的叫“刚兵”，背弃礼义、贪图小利的叫“暴兵”，不顾国乱兵疲兴师动众的叫“逆兵”。《汉书·魏相传》载：“臣闻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意思是，臣听说为解救危难、诛杀凶暴而用兵，称之为“义兵”，用兵行仁义，可称王于天下。敌人侵略我们，不得已而起兵，称之为“应兵”，这种用兵能取得胜利。为了小事而争恨，不忍愤怒而用兵，称之为“愤兵”，这种用兵会失败。贪图他国的土地、货物、财富而起兵，称之为“贪兵”，这种用兵必然会破灭。仗着国家强大、人口众多，艳情在敌人面前显示*威力，称之为“骄兵”，这种用兵必然会灭亡。古人把“禁暴救乱”的军队称之为“义兵”。我们经常讲“仁义之师”，其标准就丰于“禁暴乱”，像商汤、周武王的军队就是如此。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强取豪夺、杀人放火，造成社会不安宁的现象，也必然在楚国《离（鸡）次之典》的法律禁止之列。
第二、敢兵。敢（口加耳与戈），是收藏的意思。即收藏兵器，停止战争、消除战争，最终为了和平。楚庄王在解释“武”时说：“止戈为武”，就是说“武”是为了“止戈”。楚庄王提到周武王伐纠灭商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尚书·武成》）。即停止武备，修治文教。
第三、保大。保持国家的强大。一个国家之所以称为“大国”，有多种因素，如硬件方面的国土广大、经济强大，软件方面的文化强大、制度强大，但无论如何，如果军队不够强大，就很难保持国家的强大，因为这些强大都是要靠军事作保障的。
第四、定功。即建立功业。楚庄王所说的“定功”，不是攻城略地、杀人遍野而建立功业，而是通过不滥杀人、珍惜生命来取得的。
第五、安民。即使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百姓之所以参与战争，是因为他们渴望和平，渴望安定，这是老百姓的真实愿望。因此，战争时，也要爱护老百姓。《司马法·仁本第一》载：“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意为用兵的原则是：还要违背农时，还要让老百姓遭受苦难，这样做不为了爱护自己的民众；不乘敌人国丧时前去进攻，也不乘敌国发生灾害时起兵征伐，这样做是为了爱护敌国的民众；在严寒的冬天和酷热的夏天不兴师出征，这样做是为了爱护敌我双方的民众。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安民”。
第六、和众。就是和睦大众，与邻国和睦相处。据楚庄王所说的“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可知，他所讲的和众，主要是争取诸侯的拥戴，与邻国和睦相处。
第七、丰财。就是丰厚财富。战争和财富确实有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军事制度（也可以说是一项经济制度），即屯田制。这个制度是“丰财”的重要形式。
我们发现，楚庄王讲武德时，重心放在战争的道德标准上，在春秋战国“无义战”的时代，楚国便具有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这种理念，在当时的特殊时代，必然反映在《离（鸡）次之典》中，成为当时某种行动的规范和准则。
据《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荆尸，授师于焉，以伐随。”这可能是楚国在军事方面最早的立法记载。荆尸（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是“楚国陈兵之法，楚武王始为之”。 《左传·宣公十二年》说：“荆尸为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这里说的“荆尸”，与上文所援引的“荆尸”相同，可见楚国的用兵之法由来已久，并成一固定的军法，即军事方面的法律和法令。下文接着说的商农工贾不败其业，从侧面反映了楚国不仅有军法，也同时有保证各行各业正常存在与发展的法律和法令。 我想，《离（鸡）次之典》从命名的自然属性，到形成人文的法律条文，道德的界限，行为的准则，遵纪守法的要求，奖惩的办法等等，必然与太阳的自然道德、公鸡这个“德禽”的形象与行为的人文化，有摆脱不了的干系。这些通过《离（鸡）次之典》的顾名思义，也应该不难猜测。而儒家文化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也是建立在与楚文化相同的基础上的，这个相同的基础就是五行“火”、太阳，其基本要义就是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光明正大、浩然正气。而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的本义，就是“克己奉公”，《周礼》的核心就是“公”，因此，到南方来采风的周公、召公，皆以“公”命名。并将所采之“风”分别命名《周南》和《召南》。而《南风》就是以当时的潜江地域为核心的楚文化，《鸡鸣歌》的发源地，“火德”的诞生地，太阳之道与人文完美结合的法规产生地，也是楚文化最辉煌的五百年之彪炳地。因此，《离（鸡）次之典》在儒家文化中，应该可以找到他们的法规条文踪迹。 从儒家的经典来看，从《周易》的易学来看“不易中之易，易中之不易”，理解《周礼》的“礼乐”之“道”，讲解《论语》的为政之道、为君之道、为人之道，都可以看出中国儒学具有丰厚的宪政认识，而且这个宪政认识对现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楚国是重以法治国的古国，所以在法律方面应该是较为完整的，但由于经春秋末吴人入郢和战国末秦将白起拔郢。以及秦一统六国后又大肆焚书，楚国典籍所受到的严重毁坏可想而知。我们今天所谈及的楚国法律与法官问题，也只能从零星的史料中搜寻片言只字，当然是很不完善的，这是我们在研究楚国史中深感遗憾的问题。
《离（鸡）次之典》最后毁于战火，是在秦国灭楚国时，“白起拔郢，东至竟陵（潜江龙湾章华台一带）”放火焚烧章华宫时，令存于章华宫中的《离（鸡）次之典》也一同遇难。据刘向《别录》曰：“《鸡次之典》，或曰《离次之典》。离次者，失度之谓也。秦灭楚，书遂亡矣。”其中的“秦灭楚，书遂亡矣”就是证明，《离（鸡）次之典》是毁于秦国灭楚国之时。自从秦国灭亡楚国之后，这部法典便再也没有现世过。这部楚国灵魂性之重器，一部“与存国相若”的法典，与楚国一同消亡了，法典的毁灭，应验了它的存在“与存国相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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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5 15:0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