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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武王伐纣之岁钺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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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4 15:5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秦伊人 于 2019-1-4 17:25 编辑

武王伐纣之岁钺指归20181207大雪
周之初历本善史相近记相远


序:
  周初开国以武王伐纣为标志,这在《武成》中有记录,其年代被刘歆用《三统历》计算出一个答案;《三统历》的“历元”是汉武帝太初元年,用现代公历换算,汉武帝太初元年为BC104年,刘歆在《三统历》上计算出的武王伐纣年要换算成公历是BC1122年。同时刘歆还用“岁星历法”计算了武王伐纣的年代,他所依据的史料是所谓《传》(《国语》)中的记录,在这些记录上有多种干支历日,还有近似传说的“武王伐商岁在鹑火”等。对这些历日记录的计算,其动因是源自于汉代经学家自身的历术背景。刘歆的计算结果集中记录在《世经》中,但由于刘歆制作的《三统历》是采用“四分术”,其回归年采用365.25日,从历元上朔千年就会有许多天的超差,但这点刘歆当时并不知道;再由于刘歆使用的岁星历法也存在“超辰”,使得他计算出的武王伐纣年自然有较大误差;更由于刘歆对月相的不当使用和错误理解,使得他得出的结论不被多数后世学者所接受。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刘歆:“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下图是《三统历》与公历之换算表:(粉商、红周、蓝汉)
1.JPG

  《三统历》用81日分,这与正式颁布的《太初历》一致,所以章鸿钊在《中国古历法析疑》中认为刘歆使用的《三统历》其实来源于《太初历》;或许《太初历》只是筹算了一章(19年)或一蔀(76年),而刘歆叠加扩充其为81章(1539年)称为“一统”,再三累加为“三统”(4617年),故称其为《三统历》。


  对于“四分”历术本身存在的误差,祖冲之有明确的断言:“古之六历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则后天。以食验之,经三百年辄差一日。古历课今,其甚疏者朔后天过二日有余。”到了唐代,有精通历法的一行和尚也计算过武王伐纣的年代,他计算的结果换算为公历是BC1111年。到了近代,又有众多的学者对武王伐纣的年代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起初近代学者们还有用古老的“四分”历术,如吴其昌自称是用《三统历》,实则也同属于“四分”历术。但后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商周时期的古人是用所谓“观象历法”,还不会使用“四分”历术,所以今人只要用近代科技还原出当时的天象,就能明白古人的历日记录所表达的古代历法。新城新藏计算周初历日已经开始用现代历法,好在古人使用的干支历日经历三千三百多年,一直沿用到今日而从未间断,可以用西历儒日与干支对应,以太初历元甲子日为1683431,作为定位基准。我们今人只要正确地理解了古人的记录,就能用现代天文历法恢复、计算出武王伐纣的真实年代。


  研究武王伐纣的年代,要从概念开始,因为年代久远,文献记录里的一些说法常有歧义,所以从讨论概念开始,是研究问题的有效且必须的方法。

  本文计划用六章写成:1概念,2文献,3天文,4历日,5排序,6年表。


一章、概念:周初三个“受命”

《世俘解》“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


第一概念“受命于天”(基于文王):
  “受命于天”是周人常用的词语,在传世文献和金文中经常出现,在概念上说这应是文王出生的起点。在古公(太王)的谋划下,古公之子季历(王季)娶于大邑商,并和商女生下后来的周文王;按商人的习惯是以母亲的身份决定王位的继承权,所以周人声称文王是“受命于天”的,意思是文王将来若得了商人的天下也是合法的。据说为此古公迫使太伯(吴大伯)出走,以便季历的儿子(文王)今后称王。从《世俘解》提供的祀谱来看,太伯一支也有后人(虞公)被周人祭祀。但是从逻辑上讲,“受命于天”之时并不是文王在位的开端,而应该是文王的出生之日,也就是说文王诞生时就怀有天命;从文丁杀季历开始,才可能是文王在位的起点,《史记》说文王在位五十年大概就是从文丁杀季历开始的。


第二概念“文王受命”(基于武王):(《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上述“受命于天”的概念在武王伐纣之前是不能公开说的,在此之前文王的公开称号还是“西伯”,只有在武王克商后才能宣称和追认文王是“受命于天”的,所以文王的“受命于天”和武王的被“文王受命”经常被混淆;所谓被“文王受命”是指文王对于武王的“受命”,这是只有在文王死时才可以发生的,所以被“文王受命”之年就是武王在位的起点;从这时起,文献记录里有“九年盟津”、“九年牧野伐商”、“十一年伐商”、“十三年访箕子”、“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等等,这些年数记录都是以文王的去世为起点的,这个以文王去世为起点的纪年系统,过去王国维认为是以文王在位时的某年为起点的,所以引起许多混乱。

第三概念“文武受命”(基于成王):
  “文武受命”概念的文献依据是《洛告》:“唯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唯七年”,这是说武王死后周公保佑成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受命”,继续完成推翻殷商、建立周王朝的事业。所以“文武受命”的起点就是成王元年,也是周公摄政的起点,还是周人正式建元的标志。从“文武受命”后,周人正式宣告不再是殷人的属下,並正式开始“灭殷”,周公二次伐商就是以灭殷为目标的。武王第一次伐商只是“伐纣”,仅是一次复仇行动,还保留了殷祀,武王还是打着“文王受命”的旗号,甚至有说伐纣时武王是抬着文王的排位、自称“太子”,其实是找殷人寻仇,而不是要真的灭商。不料在伐纣的过程中殷人自己倒戈,殷纣王也被逼自杀了,武王为稳定局势,才扶立录子继承殷王位。但是武王在第一次伐殷后不久就去世了,局势因此大变,周公不得不二次伐商,才稳定了中原;也因此,周人必须彻底推翻殷人王朝,镇压反抗势力,並自立称王,才能安定天下。


估算“受命”年:


  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说:“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余岁”,视“五百余岁”为510年;孔子生年是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所以文王去世应在:510+前551=前1061年左右,这是“文王受命”的开始年。而武王伐纣在文王去世后约十年(有九年和十一年二说),因此武王伐纣的时间约在前1051年左右。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生年是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所以周公死在公元前1051年左右,加周公摄政7年和武王3年,伐纣年约在前1061左右。

综合上述两项,伐纣年应该在前1061和前1051之间。

二章、文献:《武成》的三个来源和一个补充
  顾颉刚在《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里说:《武成》“虽已亡于古文《尚书》,而转得保存于《逸周书》”(引自何炳棣《周初年代平议》)


来源A+++++++++++《逸周书·世俘解》原始《武成》
《世俘解》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
《世俘解》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
《世俘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
《世俘解》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
《世俘解》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世俘解》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
《世俘解》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
《世俘解》辛巳至告以馘俘
《世俘解》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
《世俘解》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
《世俘解》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世俘解》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
《世俘解》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
《世俘解》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越五日乙卯
《世俘解》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
《世俘解》辛亥荐俘殷王鼎
《世俘解》壬子王服衮衣
《世俘解》癸丑(酉,印错)荐殷俘王士百人
《世俘解》甲寅谒戎殷于牧野
《世俘解》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
《世俘解》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翼予冲子断牛六断羊二

来源B+++++++++++《世经》转述《武成》
《世经》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世经》粤若来三(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世经》王以二月癸亥夜陈
《世经》一月戊午师度于孟津
《世经》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世经》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师戊午度于孟津
《世经》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

来源C+++++++++++传本《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群後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跡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勛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後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只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补充D+++++++++++《周本纪》转述《武成》内容,但添加了年份
《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
《周本纪》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
《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
《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专题讨论:


一月++++++++++

可以收集到四条“惟一月”的记录,分别表述三组历日,如下: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   
《世经》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   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世俘》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  王乃 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
《世俘》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  王乃 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

21甲申 22乙酉 23丙戌 24丁亥 25戊子 26己丑 27庚寅 28辛卯 29壬辰 30癸巳
31甲午 32乙未 33丙申 34丁酉 35戊戌 36己亥 37庚子 38辛丑 39壬寅 40癸卯
41甲辰 42乙巳 43丙午 44丁未 45戊申 46己酉 47庚戌 48辛亥 49壬子 50癸丑
51甲寅 52乙卯 53丙辰 54丁巳 55戊午 56己未 57庚申 58辛酉 59壬戌 60癸亥

  从干支顺序看,若壬辰日在前,丙辰、丙午日在后,壬辰和丙辰可容于某个月内。但用王国维的月相理论,月相“生”为上半月,“死”在下半月,这个顺序不能颠倒,故“旁死霸”壬辰不会在月初,“旁生魄”丙辰也不为月末,故“一月壬辰旁死霸”不容于“一月丙辰旁生魄”。

  丙午和丙辰差10日,同为“旁生魄”, 丙午和丙辰也不会属于同一个“一月”,这两条也就不是同一年的记录。


  结论:若三组“一月”的记录全是原始记录,它们就不会是同一年的记录,所以它们记录的是不同的三个事件。


戊午--孟津++++++++++++++
《武成》戊午師逾孟津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注:王或是周公代成王)
《尚书序》唯十有一年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注:王或是周公代成王)
《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
《世经》一月戊午师渡于孟津(《序》)


  《逸周书》不涉及“戊午--孟津”,《逸周书》与之相关者“一月丙辰旁生霸若翌日丁巳王步自周征伐商王纣”这条,这在戊午前两日。与“戊午--孟津”有关的年份有“十有一年”和“十有三年”两说,而武王伐纣应该在“受命九年”,所以戊午师渡孟津若是“十有一年”或之后发生的,则“师渡孟津”所叙述的有可能是周公二次伐商时的行动。

二月+++++++++++++

  《世俘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是指庚申日,只说甲子前五日是二月既死霸,是指甲子前的庚申日在月末既死霸范围,从庚申日数起越过五日才到甲子,但这并不能认定甲子是在二月或是三月。从一般金文月相来看,从“既死霸”后,到“既生霸”前,有一段看不见月亮的日子,这些日子的归属月份是靠经验估计的,一般在不易判断时都不明说这些日子的月份,只说其干支。所以从“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这条记录来判断,甲子日是在看不到月亮的时期,甲子日也就不必指定月份。


  《世经》有:“《武成》篇曰‘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世经》引用的《武成》与《世俘解》同源。《国语》有:“王以二月癸亥而陈”,这里“二月癸亥”应该是对癸亥日所属月份的估计,不是原始记录。《世经》有:“故《外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在这里《国语》被称《世经》称为《外传》,可见对《武成》的注解也是有的。

  《武成》有:“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纪》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这里的“二月”也是是估算,不一定是原始记录,但“甲子昧爽”应该是原始记录。


  “一月丙辰旁生魄”与“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两条记录不相容。“丙辰”与“甲子”差九天或69天,若用差九天,则月相不符,若用差69天,则闰月不符。故判断“一月丙辰”与“甲子”伐纣不属于同一个时间和事件的范围。判断“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是可信的伐纣记录,定点武王伐商,可暂不用“一月丙辰旁生魄”记录。(“一月丙午”条同理。)


四月+++++++

《世俘解》“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乙未日在四月初。
《世俘解》“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这是指乙巳日,乙巳在“旁生魄”的范围内。
《武成》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世经》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


  所有的“四月”记录都能相容于同一个月份内。


时间范围+++++++++++++

  用从“一月”到“四月”的可信原始记录,从“一月壬辰旁死魄”到“四月乙未”, 跨四个月份,间隔64天,是武王伐纣事件的合理时限。


21甲申 22乙酉 23丙戌 24丁亥 25戊子 26己丑 27庚寅 28辛卯 29壬辰 30癸巳[1]

31甲午 32乙未 33丙申 34丁酉 35戊戌 36己亥 37庚子 38辛丑 39壬寅 40癸卯
41甲辰 42乙巳 43丙午 44丁未 45戊申 46己酉 47庚戌 48辛亥 49壬子 50癸丑[2]
51甲寅 52乙卯 53丙辰 54丁巳 55戊午 56己未 57庚申 58辛酉 59壬戌 60癸亥

01甲子 02乙丑 03丙寅 04丁卯 05戊辰 06己巳 07庚午 08辛未 09壬申 10癸酉
11甲戌 12乙亥 13丙子 14丁丑 15戊寅 16己卯 17庚辰 18辛巳 19壬午 20癸未[3]
21甲申 22乙酉 23丙戌 24丁亥 25戊子 26己丑 27庚寅 28辛卯 29壬辰 30癸巳

31甲午 32乙未 33丙申 34丁酉 35戊戌 36己亥 37庚子 38辛丑 39壬寅 40癸卯[4]
41甲辰 42乙巳43丙午 44丁未 45戊申 46己酉 47庚戌 48辛亥 49壬子 50癸丑

典型排列+++++++++++++

  排列武王伐纣历日的学者大有人在,唯刘朝阳将甲子日排在了三月朔,这结论是对的,但是刘朝阳的理论前提是“一甲十癸”的纯“太阳历”,这前提是错误的。另外,刘朝阳对月相的叙述也是错误的,他认为“霸”、“魄”是指月亮的明亮部分,“‘旁’等于方”,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他又认为:有“旁”、“哉”出现才用了阴历,只有“既”出现时还没有用阴历。他直接否认商周时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的事实,所以他以错误的认识建立的“一甲十癸”理论在当时就不被学界接受。刘朝阳认为武王伐纣是在前1112年,这也是错误的。
2.JPG

3.JPG

  章鸿钊是第一个将武王伐纣年排在公元前1055年的人,这点他是对的;章鸿钊对月相的叙述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用当时的历谱似乎是偏差较大,所以他排出的甲子日在二月廿八日。比较新城新藏的排列与章鸿钊近似,新城历合于他主张的前1066年历日,而章鸿钊的排列与他所主张的公元前1055年历日不合。
4.JPG

  上述刘朝阳、章鸿钊和新城新藏在排列武王伐纣历日时,都没有用到《世俘解》“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这条,这个排序起源或是王国维的《生霸死霸考》,但这种用历方法是有缺陷的,这是没有使用能掌握的全部材料。董作宾是用到了“四月乙未”这条,但是董作宾不信王国维的“四分月相”说,使得他错过了获得正确结论的机会。董作宾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安排在“二月六日”,这是说他认为“既死霸”紧挨着朔后,这也是刘歆在《世经》中所犯的错误。“死霸,朔也;生霸,望也。”这是刘歆留下的文字,尽管这段文字有可能是刘歆传抄前人的文字,但由于刘歆本人对这段文字的错误理解和使用,使得这段话也“是探索西周年历的一重障碍”(谢元震《论武王克殷年代》语),这段“生死霸”像个生死魔咒,若理解为“既‘死霸’后面是‘朔也’”、“既‘生霸’后面是‘望也’”,就错了;若理解为“旁‘死霸’后到‘朔也’”、“旁‘生霸’后到‘望也’”,就对了。

正确排列+++++++++++++
5.JPG
  排列武王伐纣的历日,一定要先用“一月壬辰”和“四月乙未”,这样就先夹定了时间范围;计算从“一月壬辰”到“四月乙未”只有64天,六十余天含有四个月的历日,那么减去中间二、三两个整月的六十余天,“一月壬辰”必在月末,“四月乙未”必到月初,而癸亥、甲子两日必近晦朔。这也间接确定了“旁死魄”在月末的事实。(BC1055

附:妹爽实例+++++++
  《世经》有:“甲子昧爽”,《武成》有:“甲子昧爽”,“昧爽”不是月相,是不见月亮的日子。和尚岭楚墓钮钟铭文有:楚共王“惟十又四年三月戊申昧爽”,换算为BC577年,查张培瑜历表如下左图,是年丑正三月己酉朔(1510736),“三月戊申昧爽”(1510735)为晦日,而“甲子妹爽”在朔日,可证“妹爽”日是不见月亮的晦、朔那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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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5:54: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伊人 于 2019-1-4 19:40 编辑

三章、天文:“岁在鹑火”的含义和换算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顾炎武《日知录》


  有关武王伐纣的问题,不能回避伶州鸠所说的“岁在鹑火”,这如同武王伐纣的问题不能回避在临潼出土的利簋一样。从传世文献到出土文物,互相印证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提出的且被学者们普遍尊从的“二证法”;利簋是武王伐纣的直接证据,而伶州鸠的叙述则是比较完整的文献记录。但是伶州鸠所说的天文历法今人已经感到陌生,利簋所谓“甲子朝钺鼎”也有不明了之处,所以有必要梳理古人所长期使用的天文历法。


  在《国语·周语》中,说是在周景王廿三年(BC522),王要铸造大钟,问伶州鸠,王曰:“七律者何?”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锺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太蔟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嬴乱,所以优柔容民也。”(参考曾侯乙漆盒书:“民祀惟房,日辰于维;兴岁之驷,所尚若阵,径天常和。”)

 
  上述伶州鸠的叙述,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可摘录为九段:

1岁在鹑火
2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
3辰在斗柄星在天鼋
4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5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
6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
7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
8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
9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


这九段包含了四种古历法:一是“卫星太阴历”,二是“恒星太阳历”,三是“行星太岁历”,四是“日月推步历”。如下所分:

a、卫星太阴历(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
b、恒星太阳历(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
(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
c、行星太岁历(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
d、日月推步历(王以二月癸亥夜陈)
对上述分类也分四节讨论:

[壹节]
  首先,“卫星太阴历”是西周时期人们对月亮的观相应用于历法,从而也总结出的一套月相术语,这在之前的商代是没有的,至少月相术语是没有出现在殷人的甲骨文中。殷人对于月份的掌握,已经达到可以“用朔”的阶段,但是周人并没有传承殷人的“用朔”技术。在西周金文里使用的月相被王国维总结出“四分月相”体系;在传世文献里如《武成》、《召洛诰》等,有比“四分月相”更细致的月相体系,我称之为“九道月相”,若将晦朔合并,也可以称之为“八分月相”。


“四分”月相图解:

王国维的“四分月相”只用:1初吉→2既生霸→3既望→4既死霸;这是纯金文中的四分月相,没有“定点”成分。

7.JPG


“九道”月相图解:
“九道”月相九阶段:(有定点成分,1哉[始]、2既[成]、3旁[靠])
1“朔”、 2“胐”(“哉生魄”)、→3“既生霸”、 4“旁生霸”(“哉生明”)、
5“望”、 6“既望”、         7“既死霸”、 8“旁死霸”、 9“晦”(妹爽)。
8.JPG
  
  “既生霸”范围在前半月,如“(乙巳)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是说乙巳日即将靠近望日,再过六日(含乙巳日)就到庚戌日了,故有“生霸望也”之说;而“旁生魄”基本等同“哉生明”,“哉生明”是即将靠近望日,如“哉生明丁未”是说丁未日即将靠近望日;“既死霸”范围在后半月,师古曰“霸,古魄字同”,如“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是说月末庚戌日再过五日(五日内含庚戌日)就到甲子日了;“旁死霸”是即将靠近晦朔,如“一月壬辰旁死魄”是说壬辰日在一月末即将靠近晦朔,故有“死霸朔也”之说。


  《武成》使用的“九道”月相有定点的成分,所以《武成》“九道”月相比金文四分月相细致,故怀疑《武成》“九道”月相是东周人对西周事件的追述。尤其定点月相是西周不常用的,而文献常见“旁生”、“旁死”、“哉生”等定点术语,故怀疑《武成》类文献有东周后的注解夹杂在西周的原始记录中。在西周后期的晋侯穌钟铭文中有“三月方死霸”记录,可惜没有干支历日,“方”与“旁”音近意近。


  每当月初傍晚看见西边天空出现月牙,这就是“胐”,一般胐在初三;《周易参同契》有曰:“三日出为爽”,而《武成》有“甲子妹爽”,“妹”也同“昧”,是未有的意思,所以“妹爽”是还不到“三日出为爽”的时候,可见“甲子妹爽”在“三日出为爽”之前;当月亮外形如弓如弦,这就是“既生霸”,也称为“上玄月”,既生霸在初九左右;当月亮将圆未圆时,这就是“旁生霸”或“哉生明”,旁生霸在每月十四左右;当月亮成“满月”是正圆形时,这就是“望日”,望日在每月的十五或十六,这时称为“明”,其含义是:如同太阳一样圆的月亮,“日月为明”。当满月过后,称为“既望”,意思是在望日旁边离得不远,既望与旁生霸“镜像”于望日;既望过后几天就到“既死霸”,也称“下玄月”,既死霸的月亮外形也如弓如弦,在每月的廿三左右,既死霸与既生霸“镜像”于望日;既死霸过后几日就到“旁死霸”,这在接近每月廿九,旁死霸与胐日(哉生魄)“镜像”于望日;旁死霸过后就到晦日,再一日就到朔日,朔日三天后又到胐日。


  张衡《灵宪》有曰:“夫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白虎通·日月》有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孟康说:“月二日以往,明生霸死,故言‘死霸’;魄,月质也。”故,每月初三日生成新月牙的同时,月牙内侧就含着“魄”,“魄”是看不见的“月质”,是真实的物理存在。至于是“生魄”还是“死魄”,就只看是在月初还是月末,月初新月牙含着“生魄”,月末老月牙含着“死魄”。同理当每有上弦月和下弦月时,月亮迎日面有光,背日面有“霸”,且是半圆反光,另半圆成“霸”,无论上弦月还是下弦月都称为“既某霸”,是生霸还是死霸也只看是在上半月还是下半月,在上半月者称为“既生霸”,在下半月者称为“既死霸”。无论是“生魄”或“死魄”,並不是指“魄”的生死,而是指“魄”是在生侧或是在死侧,在月初为生侧,在月末为死侧。“生霸”、“死霸”亦同理。“明生霸死”,“明”在望日,望日无“霸”。


  从物理角度来讲,与月亮伴随的“魄”、“霸”、“光”、“明”这些称谓所包含的内涵,都是只与太阳有关的物理存在,既然是物理存在就不会有所谓“生、死”,因为日月是永恒的,其附属物“魄”、“霸”、“光”、“明”也是不能以生死而论的。那么“魄”、“霸”的所谓生死只能是指时间含义的前半月还是后半月,在前半月谓之“生”,在后半月谓之“死”,以“望日”(明)为生死分割点。只有理解了张衡对月相的物理观,才能掌握解决“生霸”、“死霸”问题的钥匙。谢元震不理解张衡说的“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将“就”字后用括号备注成“(背)”,意思是说“背日则光尽”,这歪曲了张衡的原意。“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是说:月亮正对太阳则光盈,最“盈”时是望日;月亮靠近了太阳则光尽,有月亮在太阳底下“灯下黑”的意思,逐渐“光尽”时人们就看到了月牙。张衡明确说:日如火,火向外发光;月如水,水只反光(“水则含景”),但是谢元震和叶正勃却将“景”用括号备注成“(影)”;景和影是不同的,“景”有镜子的意思,是说水中能照镜子,这实质就是水反光,以此说明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线;而“影”是影子,“影”与“景”的物理含义完全不同。只有认识了张衡说的日发光、月反光的原意,才能理解“就日则光尽”,“就日”不是“背日”,实则是“背人”,是月亮的反光面大部分对着了太阳(就日),人们就“看到了”大部分非反光面的“魄”。谢元震不理解张衡的话,只能遗憾地认为在读了张衡的话后,他对“‘生’与‘死’的含义,仍难以说明。”(谢元震《论武王克殷年代》)张汝舟认为“生霸为月球受光面,死霸为月球背光面”(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见张闻玉叙述师说)这显然又是对张衡理论的曲解,岂不知月球无论“生死”都同时有受光和背光两面,人们在同一个时间内要用月球的哪一面来表示“生死”呢?


  屈原在《天问》有:“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死则又育”是说月亮的运行周期含有“生、死”两段,这两段都有受光面和背光面,所以月亮的“生、死”不是说月亮是否被光照,而只是说月亮有固定的生死周期。王国维的《生霸死霸考》没有脱离用对月亮的光照与否来定义生死,也就不能摆脱月亮同有阴阳两面这个难题,所以不能说服反对者来认可他的“月相四分说”,尽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只有脱离光照,只说朔望,视朔望为阴阳,从朔到望是向阳、是走“生”路;从望到朔是趋阴、是走“死”路。这样说简单明了,毫无歧义。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在末尾说:“既生霸非望,自当在朔望之间;既死霸非朔,自当在望后朔前,此皆不待证明者。”这两个“自当”有“默证”之嫌,只有摆脱*光照说,定义朔望的“阴阳”说,才能自圆其说。


  《说文解字·月部》“霸,月始生魄然也”,马融《尚书注》:“魄,胐也;谓月三日始生兆胐名曰魄。”这样看来《康诰》“哉生霸”(或“哉生魄”)与“胐”最近;《尔雅》有:“哉,始也。”所以相较量于“哉生魄”和“哉生明”,可谓“魄”、“明”互斥,“明”只在月中才见,其余都是“魄”出现的时间;“霸”只是“魄”的形,而“魄”则是“霸”的实,“霸”是有形的,而“魄”是无形的;“霸”与“魄”为表里,“魄”之与“霸”,如影随形。“魄”是月质,“霸”是月形;“明生霸死”,“明”在望日,望日无“霸”。


  “霸”、“魄”的联系最好看看大河口考古出土的霸国遗址,“霸”、“魄”与“柏”、“格”的字、形、音、义,隐藏在霸国遗址中。“霸”与“伯”通,《白虎通义•号》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这样“霸”与“魄”的音义就更近了。考古证明有霸国,文献记载有柏国,出土文物有霸姞鼎和柏姞甗,说明霸国和柏国同属姞姓,那么霸国和柏国是不是同一国家呢?

俞樾作《生霸死霸考》,认为月相为定点,定:一日既死霸,二日旁死霸,三日哉生霸,十五日既生霸,十六日旁生霸,十七日既旁生霸。这里“哉”、“既”、“旁”的用意是正确的,“哉生”、“既生”、“旁生”的排序也是对的,但俞樾定点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


  “哉”是开始,“既”是已成,“旁”是依靠,一“哉”、二“既”、三“旁”,这个排序是不变的,一始二成三依靠,也合情理。至于“生死”,只是看是在上半月还是下半月,上半月为“生”,下半月为“死”。只有这时才能理解“死霸朔也生霸望也”的含义,将一个月分两行,上行“生霸”终极为望,下行“死霸”终极为朔,生、死乃“公名”;“哉”、“既”、“旁”为次序名,次序名乃“专名”。(“公名”、“专名”是借用王国维的词汇,但含义不同。)


“哉”
“既”
“旁”


上半月“生魄”
2哉生霸→
3既生霸→
4旁生霸→
[哉生明]
5望→
下半月“死魄”
6既望
7既死霸→
8旁死霸→
9晦→
1朔→
(《康诰》《顾命》哉生魄)(《世俘》既死魄)(《世俘》旁生魄)(《武成》旁死魄)(《武成》哉生明)


  俞樾有段话是原则正确的:“朔为‘死霸’之极,望为‘生霸’之极。”这可以看成是对刘歆著名的“死霸朔也生霸望也”论断的注解。
9.JPG

  用东汉碑文验之“既生霸”,《蔡中郎文集·胡公碑》云:“惟建宁五年春三月既生霸八日壬戌太傅安乐侯胡公薨”,“建宁五年”为“熹平元年”,换算为公元172年,查张培瑜历表如上左图,是月寅正三月乙卯日朔(1783982)如上左图阴影部,后八日壬戌(1783989),证明朔后八日可称为“既生霸”。

  
  再用《王莽传》记录验之“载生魄”,《王莽传》记:“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历日是说“四年八月载生魄庚子”,王莽元始四年恰为公元四年,查张培瑜历表如上右图,是年寅正八月戊戌日朔“1722765”如上右图阴影部,后三日庚子(1722767),正是“三日为朏”,也称“载生魄”,或称“哉生魄”。

  刘师培在《哉生霸》有:“哉、载古通”;王国维的《生霸死霸考》有“二日为载生魄”;杨雄《法言·五百》有:“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每当月初,是在旁晚面向西边观察月相,而到月末观察既死霸和旁死霸的月相,都只能是在月末的拂晓面向东边进行观察;既然是在拂晓面向东边观察月相,那么月亮就和即将升起的太阳同在东侧;所谓“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是说日月同时出现在东方天际,因为“天驷”和“析木”紧挨在一起,正所谓“日月同辉”之天象。每当晨时观测到有日月同辉之象,就说明是到月末了,若日月再近一些,就会有日食出现。


  所以,伶州鸠说的“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天象,是说武王伐纣的日子是从月末开始的,因此,准备伐纣的“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是在二月月末,这是一组明确的信息。
 
  观测“日月同辉”天象,是古人观相“正月”的基本功,《左传》所谓“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国语》所谓“农祥辰正日月底于天庙”和伶州鸠所谓“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一样,都是对月末天象的描述。掌握了月末天象,就能“正月”,而正月技术是古历法的基本技术。王力在《为什么学习古代汉语要学点天文学》里说:“辰,又写作‘辰会’,是日月交会的意思”。“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又称“丙子旦龙尾伏辰”,意思是丙子日这天是接近日月交会的朔日的,考虑观测误差,也可以说丙子日是在晦朔之间的。在西周早期的金文里,有用“辰在某干支”的用法,这或许是金文“四分月相”以外的又一种月相。


  总之,月初昏时观测“初吉”月相,月末晨时观测“日月同辉”月相,是古人掌握天象观测的基本技术,这也是“恒星太阳历”天象观测的基本做法,所谓对“昏旦中星”的观测法,或许就是在对月相昏旦观测的习惯做法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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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6:09: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伊人 于 2019-1-4 17:29 编辑

[贰节]
  其次,“恒星太阳历”在伶州鸠的叙述里大量出现,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恒星太阳历”的特征是四正星与四方位以及四时的关系,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记录有四季气候与方位的关系,早期的传世文献《山海经》也有相关的记录,並与甲骨文对应;后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有更进一步的证据,这都证明伶州鸠的叙述是有古代天文历法依据的,下面列出“恒星太阳历”的发展过程:


1、  天文历算有深厚的渊源,从甲骨文记录可见天文历算的起源。在甲骨文中,就有四方位名称和四方来风名称,这是以后四季来风决定不同气候的理论前身。《甲骨文·合集14294》四方四风: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微;西方曰耒风曰彝;北方曰九风曰役。
  
  
西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因风曰微




西方曰耒风曰彝




北方曰九风曰役

2、  《山海经》里也记录了与甲骨文类似四方位名称和四方来风名称,说明《山海经》记录有坚实的依据。《山海经》四方四风: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
  
  
西
东方曰折




南方曰因乎




来风曰俊




夸风曰乎民

3、  在《管子》中,有更系统和详细的四方、四气对应四时的理论,这是对商周气候对应四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管子·四时》四方四星四时: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
  
  
西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

4、  在《尚书》中,有这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记录,将四方、四时对应了四中星,这是将四时气候对应天文的最早记录。
《尚书·尧典》四方四星四时:
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
平秩南讹,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
平秩西成,霄中星虚,以殷仲秋;(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
  
  
西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霄中星虚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5、  在曾侯乙墓中,有一只带盖子的漆盒,盒顶上以及其他侧面绘制了一套完整的星象图,表示二十八星宿以及“北斗”的天文图形,这是比四中星理论更详细的天文历法理论,也是岁星历法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在曾侯乙漆盒上出现了“星斗历”的最早实物原型。

《曾侯乙墓·二十八宿》:張>七星>柳>鬼>東井>参>觜>畢>昴>胃>娄女>奎>東壁>西室>危>虚>婺女>牵牛>斗>箕>尾>心>方>氐>亢>角>軫>翼>
10.JPG

  谭维四认为,曾侯乙墓漆木衣箱“E.66箱顶中间篆书‘斗’字,四周环以二十八宿之名,并绘有苍龙、白虎”(《曾侯乙墓》谭维四 2001文物出版社),值得注意的是,图绘中的不是“白虎”,而是“天狼”。在《九歌·东君》有:“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这都符合曾侯乙墓漆盒星斗历。


  曾侯乙墓中有同时出土的和世传的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鎛锺,可以证明曾侯乙下葬于公元前433年。
11.JPG
12.JPG

  参考曾侯乙漆盒E.61书:“民祀惟房,日辰于维;兴岁之驷,所尚若阵,径天常和。”这与伶州鸠所说天象基本一致,同是春季天象;而武王伐纣时期与曾侯乙时期的时差约五百年左右,岁差在七度左右,所以这不会是武王伐纣时期的天象!伶州鸠或许知道武王伐纣的季节,所以用春秋以后的天象演绎武王时期同一季节的天象,但岁差决定五百年后的天象一定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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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6:18: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伊人 于 2019-1-4 16:24 编辑

[叁节]
  再来讨论“行星太岁历”,与“岁”概念有关的历史文献有: 

1.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其中有木星为“岁星”的说法;
2.《国语·周语》有:“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这里的“岁”一般被学者认为是“岁星”,并同时说“岁星”就是木星;
3.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其中有:“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夕有商”,利簋里的“岁”字被很多学者理解为“岁星”,并且也同时认为“岁星”就是木星。对于利簋中有关“岁”的认识及其重要,因为这是西周断代的依据之一,同时也是《国语·周语》:“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这段记载可信度的依据。所以利簋中的“岁”字含义是断代研究中的重点之一。


  那么木星被冠以“岁星”的根据是什么?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木星的公转周期是约十二年(11.86年),一般称一年为一岁,因为木星周期是“岁”的约十二倍,因此可以用木星的周期进行纪年,所以木星也被称为“岁星”。若再问是什么时候开始将木星称为“岁星”的?答曰:有利簋为证,最晚从西周初期已经将木星称为“岁星”了。


  在历史断代研究中,认为历史文献中的“岁”与“岁星”相关,而“岁星”就是木星,这样的认识已经在学界成为公论,并用来作为断代的根据,那么这个根据真的可靠吗?通过下面认真客观地研究可以证明,甲骨文中的“岁”字与木星无关,所谓“岁星”的概念是星占家发明的,将“岁”字通过 “岁星”概念与木星联系,是历史断代研究中的一大误区,《利簋铭文》里的“岁”字也应该与木星没有联系。


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木星》中有:
    “岁处一国,是司岁。                           
    岁星以正月与营宫晨【出东方,其名为摄提格。                
    其明岁以二月与东壁晨出东方,其名】为单阏。                
    其明岁以三月与胃晨出东方,其名为执徐。                  
    其明岁以四月与毕晨【出】东方,其名为大荒【落。              
    其明岁以五月与东井晨出东方,其名为敦牂。                 
    其明岁以六月与柳】晨出东方,其名为协洽。                 
    其明岁以七月与张晨出东方,其名为涒滩。                  
    其明岁【以】八月与轸晨出东方,其【名为作鄂。               
    其明岁以九月与亢晨出东方,其名为阉茂】。                 
    其明岁以十月与心晨出【东方】,其名为大渊献。               
    其明岁以十一月与斗晨出东方,其名为困敦。                 
    其明岁以十二月与虚【晨出东方,其名为赤奋若。               
    其明岁以正月与营宫晨出东方】,复为摄提【格,十二岁】而周。        
    皆出三百六十五日而夕入西方,伏卅日而晨出东方,              
    凡三百九十五日百五分【日而复出东方】。”                 
   (数据来自《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刘乐贤着·中山大学出版社)

  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木星》原文有:“凡三百九十五日百五分日而复出东方”,这是说岁星的会合周期为395.44天,并且原文说在395.44天的会合周期里包含12个“岁名”,所以12个“岁名”所占的时段应该包含在这个会合周期之内。对于“岁名”的数量,有理论关系式:
      岁名数=岁星公转周期×(回归年周期/岁星会合周期),
  或者:
      岁星公转周期×回归年周期=岁名数×岁星会合周期;
  将数值带入有:
      1186年×3652422=10954周(岁名数)×39544天。


  从计算可以看出,在一个岁星周期内(1186年),岁名数最多只能有十一个(10954),这就是说,在12年的岁星周期内,只能容纳11个“岁名”。因此,以天象观测为基础的“岁星历法”(岁星纪年法)的第十二个岁名(最后一个岁名),即“赤奋若岁”只能是空岁。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木星》原文与“Sky Map Pro 8”演示结果相吻合,这说明《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木星》是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并且“儒略历”月份与马王堆汉墓《五星占》记录的“秦历”月份也基本巧合,这种“月份逐年递增”规律,说明“岁日黄经会合”周期大于回归年周期一个月,所以用“岁日黄经会合”起始点来命名的“岁名”,不可能与用冬至点命名的“年名”始终重合,因此用“岁名”纪年的“岁星历”是不能与用冬至点纪年的“秦历”相一致的。

木日黄经周期
Sky Map Pro 8”测算结果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木星》原文
01.(399日)
BC24712月甲午(人马座)
“岁星以正月与营宫晨出东方,其名为摄提格”
02.(401日)
BC24501月癸酉(宝瓶座)
“二月与东壁晨出东方,其名为单阏”
03.(403日)
BC24402月甲寅(双鱼座)
“三月与胃(白羊座)晨出东方,其名为执徐”
04.(402日)
BC24304月丁酉(白羊座)
“四月与毕(金牛座)晨出东方,其名为大荒落”
05.(401日)
BC24205月己卯(金牛座)
“五月与东井(双子座)晨出东方,其名为敦牂”
06.(399日)
BC24106月庚申(双子座)
“六月与柳晨出东方,其名为协洽”
07.(397日)
BC24007月己亥(狮子座)
“七月与张晨出东方,其名为涒滩”
08.(395日)
BC23908月丙子(室女座)
“八月与轸晨出东方,其名为作鄂”
09.(395日)
BC23809月辛亥(室女座)
“九月与亢(室女座)晨出东方,其名为阉茂”
10.(397日)
BC23710月丙戌(天枰座)
“十月与心(天蝎座)晨出东方,其名为大渊献”
11.(399日)
BC23611月癸亥(人马座)
“十一月与斗(人马座)晨出东方,其名为困敦”
合计:4388
BC23512月壬寅(摩羯座)
注:木星公转一周重回人马座,岁名又为摄提格。


  至此,先从原始数据出发经过计算,并通过现代的理论和手段进行验算,其结果表明,木星在约12年里完成了一个公转周期,但是只使用了11个“岁名”,因为在一个岁星公转周期的12年内只能容纳11个“岁名”,所以我认为“年”和“岁”的使用互换性有理论上的缺陷。


  对于“岁”来说,传统的观点是:“岁”等价于“年”,“岁”在“实”的方面是指一个星体,就是木星,由于木星公转周期是接近十二年(11.86年),所以木星每年在黄道“十二次”上占据一“次”,又由于“岁”和“年”通用,所以人们也称木星为“岁星”。


  但是说木星是“岁星”,

  1)首先应该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岁星”概念必须在有了黄道二十八宿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为二十八星宿是“岁星”在黄道上运行的“刻度”,在没有“刻度”的轨道上运行的星体,是不能进行时间意义上的定量研究的。所以西周利簋上的“岁”字不一定是指“岁星”,除非能证明西周时期已经有黄道二十八宿。

  2)其次说木星是“岁星”不能解释马王堆汉墓中《五星占》里对木星周期的记录,用这个记录推算,其推算结果是“12年等于11岁”;用现代的理论和工具对太阳和木星的黄经交汇周期进行测算,得出的平均值是398.88日,所以有算式:(398.88日×10.98年=365.2422日×12年),这个算式说明,木星视运动的约11个周期(11“岁名”)就等于12年,所以木星不是“年”=“岁”意义上的“岁星”。

  3)再者最重要的是,从逻辑上讲,今人不能用木星的约十二年的公转周期,替古人来说明先秦时期的“岁星”名称,因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太阳中心说”这样的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理论,那时的人们应该是用“地球中心说”的视运动概念来定义星体的,而用“地心说”理论观测木星,只能看到12年里包含11个“岁名”的结果,木星又何以能够冠以“岁星”的名称?


  在地球上,当时的人们只能看到木星的11个视运动周期(11个“岁名”)约等于12年,正如马王堆汉墓中《五星占》里对木星周期的记录,在这样的事实下,重视天文观测的古人(尤其是商周时期的人们)怎么能用木星来定义“岁星”呢?所以在马王堆汉墓《五星占》里,将木星称为“岁星”,是有逻辑矛盾的。总之从世传和出土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岁”与木星的概念,各自有不同内涵。


  说“岁”概念与木星无关,那么“岁”的最初所指是什么?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了“岁”的原始含义上,这是一个大题目,在研究年代学问题时,“岁”的含义也是必须解决的题目。在甲骨文、金文和简帛中,都有对“岁”字的使用,但是在各个时期以不同的媒介对“岁”字使用和传抄时,“岁”字的含义是始终如一的吗?在《金甲篆隶大字典》(徐无闻主编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1版)中,有各个时期,在各种媒介上抄写的各种“岁”字(见图01:金甲篆隶·岁),这里是有三种“岁”字,从“戈”是共同之处,而各自分别又有不同,一种从“夕月”,一种从“双止”,一种从“双点”;在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从“双止”者一例,从“夕月”者19例,而从“双点”者多的不计其数,所以我在这里只对“戈”从“双点”的“岁”字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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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著名学者中,对“岁”的含义多有解释,胡厚宣以甲骨文为根据,在《殷代年岁称谓考》中认为,“年”、“岁”、“祀”在商代都是被用来记录年代的词,他说:“据吾人由甲骨文字观之,殷代确有称年者,如:‘受来年黍,十一月。’(龟二、四、六 通四五二)”;“亦确有称岁者,如:‘贞其于十岁……’(金五七一)‘癸卯卜,……贞今岁商受年。’(契四九三)‘……争贞,今岁我不其受年,……乙丑卜,王贞,今岁受年,十二月。’(录五七四)此武丁时卜辞也。”“‘庚申卜,出贞,今岁……不至兹商,二月。’(录六八七)此祖庚、祖甲时卜辞也。”“‘己巳王卜,贞[]岁商受[],王[]曰:吉。’(粹九零七)‘癸丑卜,贞今岁受年,弘吉,在八月唯王八祀。’(粹八九六)此帝乙、帝辛时卜辞也。则年与岁者,几乎为各期卜辞中所常见之普遍称谓,又安能谓殷无年岁之称,而《尔雅》之说为不误乎!”“至于称祀之例,自今日之材料观之,则多至三十余条,……有称唯王二祀者:……有称唯王三祀者:……有称唯王四祀者:……有称唯王五祀者:……有称唯王六祀者:……有称唯王八祀者:……有称唯王九祀者:……有称唯王十祀者:……或称唯王廿祀:……或称王廿祀:……或称唯廿祀:……住王九祀:……唯王十祀又五:……唯王十祀五:……唯王廿祀:……”。
  
  胡厚宣在对三种用法的大量举例后,得出结论:“总之,由甲骨文而观,殷代自盘庚迁殷后,早期称年为年,为岁为春,为秋,至晚期,始称为祀,亦以事纪年。”这个结论是认为“年”、“岁”、“祀”三者是含义相同的词,只是在使用的时期上有侧重。


  然而胡先生的结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从他所举的实际例子来看,在甲骨文中对“年”、“岁”、“祀”的用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对“年”的使用主要是“受年”连用,“受”是动词;对“岁”的使用多有“今岁”连用,“今”为限定词;对“祀”的使用基本上是某个数词与“祀”连用;所以我认为这种用法的明显区别,是说明三者的实质含义有根本的区别。


  郭沫若对“岁”字从字面的角度考虑,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岁”字是表示“钺”字,胡厚宣在《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中说:“惟郭沫若不然其说,作〈释岁〉一文,谓钺岁一字,古人尊视岁星,以钺为之符征,以表示其威灵,故名岁星为‘岁’。”可见郭沫若认为“岁”字的含义是表示一种古代兵器。


  唐兰以青铜器金文为根据,在《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中说:“周武王征伐商纣,甲子那天的早上,夺得了鼎,打败了昏,推翻了商王朝。”唐兰释“岁”为“越”,意思是周武王杀殷纣王,夺得象征王权的青铜大鼎。这个解释多少有点和郭沫若释“岁”为“钺”的解释一致,认为“岁”是兵器,当然可以杀人越货。“岁”字作名词为“钺”,作动词为“越”,实质还是兵器。


  张政烺也以利簋铭文为据,认为“岁”字是指木星,他在《利簋释文》中说:“岁,岁星,即木星。”又说“‘岁鼎’意谓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商国”;他在《武王克殷之年》中说:“此处鼎的诂训是‘当’,即相当。”(成家彻郎也释鼎为当)


  在诸多名家对“岁”的解释中,赵诚的解释比较全面,他在《甲骨文简明词典》里有三处说到“岁”:


一、  在《甲骨文简明词典·天象·自然》里说“均象斧钺形,即歳之本字。用作歳星名则为假借字。”“歳即指歳星。这种解释,学术界的意见还不完全统一。”
二、  在《甲骨文简明词典·时间》里说“本是一种象斧的武器,卜辞用作年岁之歳  则为 借音字。”“卜辞的歳   指一个收获季节而言,‘今歳’指现在这一个收获季节;‘来岁’指 下一个收获季节。”“卜辞的歳,可指夏收,也可指秋收,但所指只是收获季节,不像春、 秋那样是明确的季节时间词。所以两者有区别。后来歳字用来表示年岁,而春、秋发展为表 时季的词,和它们本来的区别有关。”
三、  在《甲骨文简明词典·祭祀》里说“象斧钺形。即今一年一岁之歳,卜辞用作祭名。关于歳祭,目前有三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认为‘祭名曰歳者,殆因一岁举行一次而 然’。第二种认为不是一岁一次的祭  名,而是载牲之祭”,“第三种认为歳用作刿,割杀之意。歳祭就是杀牲以祭”,“从卜辞来看,歳祭不大像是一年举行一次。根据比较公认的意见,商代从武丁到帝辛共二百七十三年左右,而记载歳祭的卜辞远远超过二百七十三 次。另外,卜辞还有‘癸亥卜,父甲夕歳二牢’(佚一六六)这样的记载。和夕祭同时进 行的歳祭,当然在夜里举行,这样不像是一年一次的大祭。从后代歳用作刿来看,歳似为 杀牲之法,即是割;用这种杀牲之法祭先祖也就是歳祭。”(《甲骨文简明词典》赵诚编着 中华书局1988版)


  对于赵先生上述的三种关于“岁”字的解释,我认为第三种是与“岁”字本意最接近的,即“岁”字的本意是在祭祀时宰杀、切割牲灵的意思。至于“岁”字的时间含义(如“今岁”)和物名含义(如“岁星”),都是在“岁”字本意基础之上的借用,而这种借用在时间上是必然较晚于“岁”字本意的使用时间的。

在甲骨文中,对于“岁”字的使用有长期的和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岁”字的含义也有微妙的变化,具体列举如下:

甲、宰牲:甲骨文“岁”字是表示宰牲:(《合集》32103
图02: “……癸巳贞,侑勺伐于伊,…卯牢,其三羌。甲申贞,其侑勺岁于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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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和“伐”在同版甲骨里对举使用,句式一样,所以“岁”和“伐”二字应有相近似的含义。“伐”字表示用戈从背后击斩人的头部,这是一种斩头的杀牲方式;“岁”字与“伐”字的甲骨文都从“戈”字,所以这里的“岁”字也有对祭牲斩杀的意思。

在这里,斩杀祭牲无疑是为了祭祀,祭牲是“羌”,被祭祀的对像是“伊”,“伊”是指伊尹;据后人编辑的《伊训》、《太甲》记载,伊尹是成汤的臣子,也是太甲的老师;有说伊尹曾经流放过太甲,后来又还政于太甲,也有说是太甲逃回亳都杀了伊尹,夺回政权。总之,伊尹是最著名的殷商旧臣,在甲骨文中他经常和商王同时被祭祀。《伊训》和《太甲》被称作“伪《书》”,从行文仿伊尹原话来说,可以称其“伪”;但是做伪人是早在殷墟被发现前就作《伊尹》和《太甲》了,可见确也有其它史料根据。


乙、宰牲·祭祀:
甲骨文“岁”是表示一种宰牲祭祀的祭祀方式
图03:“……庚戌卜,行贞,王宾,父丁岁牢…亡尤。……”
图04:“……戊午卜,行贞,王宾,父丁岁二牛……”
图05:“……亡尤……父丁岁三牢……贞王宾,丁丑卜……”
图03甲骨文是祭祀记录,“牢”是祭品,而“岁”是对祭牲的宰杀方式,所以这是祭祀记录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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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宰牲·祭祀·求雨:
  甲骨文“岁”是表示一种宰牲祭祀方式,而这种方式的祭祀,经常被用作企图对降雨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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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6:“…丙午贞,侑勺岁于伊尹,二牢;戊辰卜,伊令雨;弗伊令雨;……”
图07:“…岁祖(乙)卅牢,兹用羌贯岁二示雨,不行雨…”

  在上述两款甲骨文中, “令雨”与“ 弗令雨”,“岁二示雨”与“不行雨”, 都是目的相反的祈求,这反映出商王对降雨量的渴望和惧怕。无雨的干旱和暴雨的灾难,对生产力落后的商代都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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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8:“……王侑岁于帝,五臣,正唯亡雨;……侑于帝五臣,有行大雨…” 
图09:“……己未贞,自大甲侑勺岁;己未贞,… …侑勺岁;己未卜,宁雨于土;……” 
图10:“……甲子贞,举禾于高祖(乙);丙辰卜,丁巳侑岁于大丁,不雨,其雨,兹雨。” 
图11:“甲子贞,举禾于高祖,辛未酒;丙午卜,丁未侑岁,不雨……,其雨;河燎三牢,沉牛三。” 

  从上述六幅图来看,在殷商早期,求雨是“岁祭”的重要功能,也可能是主要功能,因此在殷商后期,由于进行“岁祭”活动有特殊目的,所以“岁祭”活动也有特殊季节,由于 “岁祭”成了 季节性的活动,久而久之有迹象表明,“岁祭”有了祭祀功能以外的其它的衍生功能。
图08是一款时王对故王称“帝”的卜辞,这是殷商后期的卜辞,可见在整个殷墟为商都的二百多年的殷商时代,一直都在使用“岁祭”。在殷商二百多年的“岁祭”活动期间,“岁祭”的目的性使得“岁祭”活动是根据气候周期性地进行的,由于“岁祭”是季节性的求雨活动,才使得“岁祭”成为有了周期性的祭祀,从而衍生出“岁祭”的计时功能。


丁、宰牲·祭祀·求雨·受年:
  “今岁”这个词汇的出现,说明殷商后期已经在使用“岁祭”的周期性。
《合集·36975》:  “己巳,王卜,(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

  这是记录商王祈求“四土受年”的“岁祭”卜骨,“岁祭”的目的是求雨,求雨的目的是“受年”,“今岁受年”是说在本次“岁祭”周期内,希望谷物丰收。“今岁”这个“岁祭”周期,最早不一定和回归年周期一致,只有经过人为地规定,“岁祭”周期才能严格等于回归年周期。殷商时期的“四土”观念后来发展成“四方”观念,“四方”观念与“四季”观念有对应,但是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在商周时期有规定说“岁祭”周期就是“四季”周期,或者是回归年周期。

节五、“岁”字形意解释
  “岁”字结构的“形”和“意”,是用“戈”形器物,对“报”形容器内的祭品进行击打,犹如今日之“舂米”。现今在边远地区,也有这一类型的粮食加工器具,有的民族在过年时作“打糕”就是用这种工具。“岁”字形工具是利用杠杆原理,在木棍的一头固定一条形长石,条石下有一石臼,臼内放有谷物,在木棍的另一头,人用脚踩木棍通过支点使得条形长石高举,然后突然抬脚,使长石猛然击下,用以粉碎石臼内的谷物。这种木棍和条石的结构犹如一“戈”,而条石下的石臼犹如一“报”形容器,石臼内的谷物就是甲骨文“岁”字中的“双点”;“岁”字的含义和“碎”字的含义,在“音”和“义”上都是一致的。“岁”祭比“伐”祭更进一步,伐祭是对祭牲简单的杀死后进行祭祀,而岁祭是包含了对祭牲的进一步的加工过程,即是对祭牲的粉碎过程;“岁”作为一种对祭品的加工手段,只能说是对祭品的“生加工”,而在商末已经有对祭品的“熟加工”。在商末青铜器《必其卣铭文》里,有周祭时在“召大厅”里对祭品进行“煮”、“卤”的过程描述。祭祀从“岁祭”过度到“周祭”,对祭品的加工也由“生加工”过度到了“熟加工”。

  殷商“岁祭”由于其季节关联性,在殷商后期具有了周期性,那么这种周期性的祭祀活动是否与周期性的天象产生了某种联系呢?若真有这种联系那么是与何种星象产生了联系?
由于殷人对恒星有长期的观测历史,而对行星的关注和了解则相对很少,多以“岁祭”周期最初不可能与木星周期发生直接联系,若“岁祭”周期真的与星象发生了关联,也只可能与“辰”发生联系,也就是和恒星发生联系,因为“岁祭”周期可以通过回归年周期与恒星“辰”的运转周期固定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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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羊传》[疏] “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伐,谓参伐也。北辰亦为大辰。北辰,北极,天之中也。”作为“大辰”的“伐”字与“岁”字接近,“钺”字是猎户座的整体象形,而“伐”也包含在“钺”中。当初郭沫若认为《利簋铭文》中的“岁”字是同于“钺”字,是有独到眼光的,现在可以断定《利簋铭文》中涉及的星体,无论是用“岁”字或是“钺”字表示,都是指恒星“参”宿而不是木星;所有认为木星与《利簋铭文》有联系的见解都是受了《国语》“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的误导,而《国语》和《左传》的背景离不开秦末汉初的星占文化。星占文化是行星(岁星)进入历算的根据,只有拨开星占文化的迷雾,才能正确把握先秦“恒星历法”的脉搏;只有排除“岁星历法”的干扰,才能正确认识先秦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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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6:29: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伊人 于 2019-1-4 16:30 编辑

特别说明:

  《尸子》:“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伐。”《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淮南子兵略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这才是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利簋》“武王伐商甲子朝钺鼎”,“朝钺”就是东面而迎“岁”,但这个“岁”不是木星,而是叁星,也就是“钺”。《世俘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甲子“朝钺”和东面而“迎岁”同义,只是传世文献将“钺”字传改成了“岁”字;钺是叁星,与商星时差12小时,所以有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叁与商”。《利簋》“武王伐商惟甲子朝钺鼎”,“甲子”无疑是时间因素,“朝”无疑是方向因素,有争议的是“岁”的含义;唐兰不认为是“岁”字,他在《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里说:“首先,越鼎是指夺取了鼎。”可见唐兰释“岁鼎”为“越鼎”或夺鼎;张政烺认为是“岁”字,他在《利簋释文》中说:“岁,岁星,即木星。”又说“‘岁鼎’意谓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商国”;他在《武王克殷之年》中说:“此处鼎的诂训是‘当’,即相当。”张政烺的训鼎为“当”可用,是钺星当头之意。张政烺认为“闻夙”为“从昏到辰”,是为一整夜的时间。张政烺释“岁”为木星不可取,但他释“鼎”为“当”可取,“当”是正当之意,“钺鼎”就是叁星当头的意思;武王伐纣,从癸亥昏“夜陈”到甲子夕“有商”,是一整夜的军事行动,“钺鼎克”是说叁星当头时为克敌之时,“闻夙有商”是说从昏到夕一整夜都是军事行动,黎明时完全控制了殷商。以《鶡冠子·天则》:“中参成位,四气为正,前张后极,左角右钺。”做基准图,推算武王伐纣时的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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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基准图,是战国时期夜半子时三大正星的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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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战国昏时1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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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战国子时0h《鶡冠子·天则》“中参成位,四气为正,前张后极,左角右钺。”

22.JPG
4:是战国晨时6h《国语》:“农祥辰正,日月底于天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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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春秋末与西周初差约500年,岁差72年约为一度,故武王伐纣昏时叁星(钺)在正南向前偏东约7-10度,合“钺鼎”之位,亦合《淮南子兵略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由此推算,在武王伐纣时期,春季从昏时开始,叁星(钺)的可见时长约为七个小时左右。

  张衡《灵宪》有:“文曜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摄提、荧惑、地候见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这里“太白”是金星,“辰星”是水星,“荧惑”是火星,“地候”是土星,“摄提”是木星。

  这“金木水火土”五星是所谓“五行”观念的物理依据,而木星又由于特殊的视运动周期被命名为“岁星”,岁字与钺字由于相像而被无意或有意地混淆,使得表示恒星的“钺”演变成了表示行星的“岁”,这内在的逻辑和外在的因果今后还需要继续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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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6:32: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伊人 于 2019-1-4 16:33 编辑

[肆节]
  第四讨论武王伐纣时期的“日月推步历”,在商周时期,历法基本用观天象,主要是对月亮的观相,月食记录在商代有五、六例,用朔记录有十多次。推步历的主要表征是对闰法的使用,商代和西周的闰法一致,都是使用“十三月”。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大量的使用“十三月”的记录,说明商周时期普遍使用年终置闰,到了战国时期,才在楚简上发现有“中气置闰”的确凿证据。

非置闰结构:(“一月四癸”结构)
  
癸日
  



癸日
癸亥
10天
10天
9天
癸巳
置闰结构:(365.25/12=30.4375)
  
第一天
  



第31天
节气
10天
10天
9天
节气


  学界中有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使用“中气置闰”的证据,这种观点会给刘歆和董作宾的非年末置闰提供理论依据,而王国维就不认可刘歆的“二月后置闰”的做法。笔者研究了所谓可以“中气置闰”的相关“证据”后认为:其结论是错误的,对其“证据”的解释也是曲解的。一般学者们是将甲骨文中的“一月四癸”型卜辞当成了“中气置闰”的证据,如常玉芝等(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有关:“年中置闰法”部分)。其实“一月四癸”型卜辞的形成只是与朔日有关,而与中气无关,並且这种卜辞董作宾与其弟子严一萍都曾经用来确定朔日。所以不能用“一月四癸”型卜辞来说明置闰,只有当中气和朔日发生接近关系时,才有“中气置闰”的条件,也只有当某月的朔前和晦后都有中气出现,才可以置闰。中气是可以测定的,如冬至等,中气有十二;而“节”是被规定的,如立冬等,“节”也有十二;中气与“节”合称“二十四节气”。


  在下面三幅图中:绿线是冬至线,红线是朔线,白线是中气线;第一条中气线和最后一条中气线都与冬至线重合。这图是在笔者制作的历尺上复制的,第一图表示无闰月结构,这是BC1064年的实际结构图,第二图和第三图是有闰月结构图,这两幅图都是BC1063年的实际结构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当两条冬至线内含有12个整数月时,这一年内就可以产生闰月,在商周时期一般置年终闰月(十三月)如第二图;在战国楚历中有“中气置闰”,如第三图,六月无中气,在六月后规定为“闰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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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歆和董作宾都认为“岁在鹑火”年有“中气置闰”,这是错误的。刘歆有:“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是因为刘歆搞错月相,认为“旁死霸”在月初,是在朔后的,所以历日无法排列,才要加闰月。董作宾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要加闰月,其实董作宾是知道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都有大量的“十三月”记录,而刘歆不知有甲骨文,董作宾完全可以纠正刘歆的错误,但是董作宾没有这样做,而是沿用了刘歆的错误。


  在使用观象历的商周时期,置闰月是历法使用的头等大事,置闰月技术是“正月”的前提条件,而“正月”的责任和权力是直接属于商王和周王的,所谓“王正月”在金文中出现就是证明。
对于“日月推步历”,除置闰外,还要定“历元”,但是商周之际的历法主要还是在观相阶段,没有发现西周以前有“长历”出现,所以西周以前的历法不确定有用“历元”。


  总结西周以前的历法,可以确定的要素有:1、正月;2、置闰;3、月食观测;4、推朔;5、判定冬至;6、使用恒星判定季节。不确定的要素有:1、不确定使用除冬至以外的节气;2、不能确定使用“历元”和“长历”;3、不确定使用行星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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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6:35:4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章、历日:精确定位
“武王伐纣”BC1055年历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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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壬辰《武成》  定点:“一月壬辰旁死魄”                     一月壬辰1336119
二月癸亥《国语》  定点:“王以二月癸亥而陈”                  二月癸亥1336150
《武成》       “癸亥陈于商郊”                        
三月甲子《武成》  定点:“甲子昧爽会于牧野”(三月朔)              甲子1336151
四月乙未《世俘解》定点:“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四月乙未1336182
13361511336119=32)(13361821336151=31
前后移动只一日余地,这在BC1055前后十年内是唯一选择。
(四月乙未1336182减二月癸亥1336150=32
前后移动只一日余地,这在BC1055前后数十年内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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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6:36: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伊人 于 2019-1-4 16:37 编辑


五章、排序: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日月同辉唯甲子朝
周初历表(20181126
  
  
BC1055
九祀
《武成》

九年大統未集
《周本纪》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

一月朔乙丑1336092

《武成》
壬辰1336119一月
一月壬辰旁死魄
《武成》
癸巳1336120
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  

二月朔甲午1336121

《世俘解》
庚申1336147二月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
《世经》
庚申1336147二月
“《武成》篇曰‘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国语》
癸亥1336150二月
王以二月癸亥而陈
《世经》
癸亥1336150
“故《外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
《武成》
癸亥1336150
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

三月朔甲子1336151

《世俘解》
甲子1336151(三月)
甲子朝至接于商
《利簋》
甲子1336151
武王伐商唯甲子朝钺鼎闻夕有商
《武成》
甲子1336151
甲子昧爽会于牧野
《世俘解》
甲子1336151
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
《周本纪》
甲子1336151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世俘解》
丁卯1336154
告以馘俘
《世俘解》
戊辰1336155
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
《世俘解》
戊辰1336155
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亲爱之四千庶玉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
《世俘解》
壬申1336159
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
《利簋》
辛未1336157
辛未王在闲师
《世俘解》
辛巳1336168
至告以馘俘
《世俘解》
甲申1336171
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

四月朔癸巳1336180

《世俘解》
乙未1336182四月
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
《世俘解》
庚子1336187
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世俘解》
乙巳1336192
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
《世俘解》
乙巳1336192四月
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
《武成》
四月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武成》
丁未1336194四月
四月哉生明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戊申1336195四月望

《武成》
庚戌1336197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世俘解》
庚戌1336197四月
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越五日乙卯
《世经》
庚戌1336197四月
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世俘解》
辛亥1336198
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
《世俘解》
辛亥1336198
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慓矢宪告天宗上帝
《世俘解》
壬子1336199
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
《世俘解》
癸丑1336200
荐殷俘王士百人
《世俘解》
甲寅1336201
谒戎殷于牧野
《世俘解》
乙卯1336202
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
《世俘解》
乙卯1336202
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翼予冲子断牛六断羊二

五月朔癸亥1336210

《天王簋》
乙亥1336222(五月)
乙亥王有大礼
《天王簋》
丁丑1336224
丁丑王享大俎

六月朔壬辰1336239



六章、年表:标注王国维的《周开国年表》
20181118
  
王国维序
  
王国维标注
吴注


BC1064,文王崩,文王受命起始
元祀:
《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
BC1063,武王即位元年。
二祀:
《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二年,伐于。
BC1062,延用文王祀号。
三祀:
《尚书大传》三年伐密须。
BC1061,文王受命三年
四祀:
《尚书大传》四年伐畎夷。
BC1060,文王受命四年
五祀:
《尚书大传》五年伐耆。
BC1059,文王受命五年
六祀:
《尚书大传》六年伐崇。
BC1058,文王受命六年
七祀:
《尚书大传》七年而崩。
BC1057,文王受命七年
八祀:
武王即位元年。
BC1056,文王受命八年
九祀:
武王二年。
BC1055,四个历日精确定位:
  
《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
  
《国语》“王于二月癸亥而陈”。 《武成》“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会于牧野”。[三月甲子1336151]
  
《利簋》“武王伐商唯甲子朝”。
  
《世俘解》“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
十祀:
武王三年。
BC1054,武王崩,文武受命起始
  
《世经》“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
十一祀:
武王四年,《尚书序》唯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BC1053,周公东征,成王即位。《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
十二祀:
武王五年,既克商一年。
BC1052,成王二年。
  
《尚书大传》二年克殷。
十三祀:
武王六年,既克商二年。《书·洪范》唯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BC1051,成王三年。
  
《尚书大传》三年践奄。
十四祀:
既克商三年,成王元年。
BC1050,成王四年。
  
《尚书大传》四年建侯卫。
十五祀:
既克商四年,成王二年。
BC1049,《何尊》“唯王五祀”。
  
《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
十六祀:
既克商五年,成王三年。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
BC1048,成王六年。
  
文武受命六年
十七祀:
既克商六年,成王四年。
  
《尚书大传》二年克殷。
BC1047,成王七年。《洛告》“唯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唯七年”。
十八祀:
既克商七年,成王五年。
  
《尚书大传》三年践奄。
BC1046,成王八年。《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
十九祀:
既克商八年,成王六年。
  
《尚书大传》四年建侯卫。
BC1045,成王九年。周公薨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鲁世家》“周公卒后秋未获”
成王元祀:
既克商九年。《书·召告》《洛告》
BC1044,成王十年。


BC1034,成王廿年。《顾命》“唯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 [四月甲子1343831]
(王国维《周开国年表》,摘录自[朱凤瀚 张荣明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
20181227完稿,还未校对原籍。)
20181231粗校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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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4 22:19: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太喜欢武王伐纣的这段历史,也不爱读《封神演义》。
我是商朝后人,帝辛(纣王)的二哥微仲衍的82世孙,这打得是我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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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5 21:02:07 | 显示全部楼层
“受命”应是封王,不赞同生年说。
“昧爽”昧是时辰,爽是雨后。不赞同月相说。
古籍文献多有修改或伪造,不认同过于仔细研究。出土文物是真实的,利簋只是其中之一。“岁鼎克昏夙有商”应为“岁鼎克昏,夙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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