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国运,人口是个关键因素
作者: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
时间:2019-02-11
人口并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是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区位、政策等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人口因素还显得更为关键。但是人口这个必要条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条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将“非资源”(如太阳光、氮气)转变为“新资源”(如太阳能、氮肥)。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修建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得以改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趋同,小灶式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类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远不如当初深圳那么有效了。而人口(生产、消费、创新)越来越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国是长期低生育率,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聚焦于人口本身对经济的影响,也欢迎其他学者从其他方面予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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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人口变局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
中原地区长期是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但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难,导致中原地区人口减少,江南却因为相对安稳而人口增长较快,精英层衣冠南渡,加上气候因素,人口和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比如说安史之乱之前,江西只占全国人口的2.8%,而到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却占全国的24.7%了,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朝后,随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口占全国比例降至1381年的15.0%、1542年的9.8%、1776年的6.3%、1953年的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不断下降。
唐宋时期,四川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天宝元年(742年),四川人口占全国的22%。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259万户,占南宋的20.4%。但是宋蒙战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至1282年的12万户,民生凋敝。明朝时期,湖广(湖南、湖北)填四川,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性增长,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增至310万人,占全国的5.1%。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使得四川人口再次锐减,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仍不足10万人。清朝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四川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685年的0.4%增加到1776年的2.9%、1820年的7.8%、1910年的1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随之提高。
在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高产作物导致人口爆炸,“炸”得最厉害的是英国(含爱尔兰)和俄国。英国人口从1500年的47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5309万人。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人口更是从1776年独立时的250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1.52亿人。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人口爆炸引发了工业革命,随后传播到欧美地区。英美两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5%上升到1950年的8.1%,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6%上升到34.0%。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8%上升到1820年的25%、1950年的57%。
俄国(前苏联)人口从1600年的2070万人增加到1820年的5477万人、1940年的1.99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600年的3.7%增加到1940年的8.5%,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3.4%上升到9.3%,在1931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口在鸦片战争后却增长非常缓慢,只是从1820年的3.8亿人增加到1950年的5.5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
欧美主导的国际海运贸易给上海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年轻移民蜂拥而至上海,上海的人口从1852年的54万人增至1949年540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13%上升到0.99%。1894年上海的对外贸易占全国的53%,1936年达到60%以上;1933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50%;1947年全国主要城市有工厂14076家,上海占55%。
俄国崛起后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迫使清朝政府于1860年解除对东北已经实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崛起的俄国和日本给邻近的中国东北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东北像吸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东北人口从1871年的330万增加到1911年的1800万、1940年的4000万;占全国的比例从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49%,钢材产量占93%,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