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后期法家(指李斯、韩非这一代法家)的关系,事关儒学与法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定位荀子的问题。近代以来,对荀子的评价呈现两极:一面是将其视为儒家与法家结合的恶劣结果,从而要他为两千年的学统不彰、甚至政治不良负一定责任(以谭嗣同、熊十力为代表);另一面是将荀子视作进步的唯物主义和法家的代表(以郭沫若和文革时期的教科书为代表)。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认识都是极端的,但却突出了一个问题:荀子思想中有很多与法家相近的因素。那么,因着这些因素,荀子还是儒家么?或者,具有了法家因素的荀子,在何种意义上仍然是儒家?而法家的这些因素,在其思想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相似的问题,也可以问给李斯、韩非等曾经学儒的法家,即曾经学儒而又归本法家的他们,是如何看待儒家的?儒家的代表人物和核心观念,在他们那里具有什么意义?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提前陷入先见,而要从文本出发对双方的理论进行整理和分析;只有这样,才最可能贴近荀子与法家本身。本文即采取这一思路,从荀子对法、秦等的认识和法家对“礼”、孔子等的评价出发,来探讨荀子与法家的关系。 荀子对法家的态度及批评 首先,我们需要明晰荀子对法家诸人物及其现实代表——秦的态度。在《荀子》中,对作为法家的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皆有议论。 对于商鞅,荀子并未将其作为一位学术人物对待,而是作为“善用兵者”来评论。在《议兵》中,荀子指出,商鞅是一位世俗所认可的良将,却不足以辅佐君王、安定天下。因为他的统兵之道是以权谋之术行“盗兵”,所以不知“和齐”之道,这便比“五霸”差了一等,而五霸较之知“本统”的儒兵之道,又逊色一筹。显然,在荀子这里,欺骗公子卬的商鞅是第三等的用兵者,虽然能以阴谋诡计获胜,却无法帮助国家安顺天下诸侯,因而不足为“善用兵者”。可见,不知仁义本统的商鞅为荀子所轻视。 对慎到与申不害,荀子也予以了批评。对于慎到,荀子曾数次批驳于他。在《非十二子》中,荀子说他“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终日言成文典,反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即认为慎到只知法令之成文法而不知本统之根本法,所以他虽然能设计出详细的法令,实际上不过是循君主之意、流俗之见而已,而对根本的大法、大统、大道毫不知晓,所以他的法并不能“经国定分”。“经国”,即治国、理国;“定分”,即定职、定位。这里重要的是“分”。在荀子看来,治国之大要即在明“分”义而治之,而慎到既不明道,又不知分,所以他的法只是末法罢了。这也是荀子在《天论》中批评他“有见于后,无见于先”的缘故。另外,在《解蔽》中,荀子批评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即慎到徒知依法令而行庸政,却不知为政需由“分”而使贤人在位,故其所谓法终究不是根本之法。 申不害的问题,则在于“蔽于势而不知知”。(《荀子·解蔽》。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申不害强调君主之治在以“势”临人,迫民于必然。但荀子认为,这只是一种遮蔽而已,即只知势之大与强,却不知若不明、不知,则终将无益。荀子当然知道治理中需要有势,这也是他重视君主之位的原因,但他始终认为更根本的是知与明,即知统、明道,也即知礼义为为政之关键。申不害不明于此,只一味地强调势,最终只会使人君为之蔽塞,而招致祸乱。 对于秦政,《荀子》书中多有讨论。这里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荀子》相关篇章的作者在写作文章、构造对话时,所反映的秦政对儒家的态度。虽然其中一些对话很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的态度仍反映了一些事实,即使是“想象的事实”,仍旧具有思想史、哲学史意义。比如《儒效》篇中记载秦昭王对荀子说:“儒无益于人之国。”这句话与《孟子》开篇梁惠王之问有异曲同工之妙,劈头就把秦政与儒家的区别点出来:“益”,也就是功利性的效果,而秦政正以此为第一要务。荀门弟子在与荀子对话时也指出,秦之强大并非“以仁义为之”,而是“以便从事而已”,秦政并以此为标准来否定儒家之仁义。(《议兵》)显然,这样一种对立,是一种不言而明、而儒者必须面对和加以阐释、反对的。尤其是,儒者还须面对秦政作为胜利者的傲慢。如《强国》载应侯见荀子曰:“入秦何见?”表面是一种正常的询问,实则含有一种傲慢与自大。这一章虽有可能为后人虚构而成,却也反映出秦政的强势和儒者面临的巨大挑战。 对此,荀子一方面分析了秦政胜利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其所缺与所短,从而确立了儒家与秦政的清晰差异,并建立起儒家政治哲学的持久有效性。荀子指出,秦政“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性恶》),同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遒之以刑罚”、使秦人皆“要利于上”(《议兵》)。如所周知,荀子认为人性天生趋利避害,若顺从人之性情,会使人人争利而世风竞争惨烈,所以需要反过来用人的知明之能制作礼乐来调和、改变人的性情。秦政,尤其是商鞅、李斯(包括韩非)则在与荀子相近的人性论上,不采取对治的态度,而是用顺之、纵之的方法将人性之恶彻底释放出来,并让这种力量膨胀到极致。所以秦政是用利益来诱惑人竞争,用刑罚来逼迫人变得强横,用势位来压服人只知道服从,以隐厄使人只知道耕战,于是人性中趋利的能量被完全释放,由此形成一股压服其他一切的力量。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使秦国在战国时成为第一强国,最终统一了天下。这即是秦朝强大的秘密,所谓“便于事”的根本正在于此。因此,秦人自以为其政治简约、有效而易行,法家亦以此自傲、自大。 但是,这种政治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它无法解决长治久安、永远和平的问题。所以,荀子指出,秦如此之强大,却“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同上),换句话说,秦虽然强大却时时刻刻处于恐慌中。因为它尽管天下最强、甚至最终能统一天下,却无法做到使天下“合”,进而真正凝结为一个永固的天下。所以荀子批评秦政是“末政”而不知“本统”,而这种“末世之兵”早晚必将灭亡。(《议兵》)可见,荀子虽然肯定秦政的简洁有效,却认为它深藏祸端,并非真正的治道。而要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在荀子看来就要实行儒家的“本统”之治。所谓本统,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之治,尤其是荀子自己所阐扬的礼治。他指出,为政只有从礼出发,才能修大法、明本统,进而凝士民、成王道。 下面笔者即进入对“本统”这一治道的讨论,来探寻荀子政治哲学的根本认识与基本态度,从而明确其与法家的差异所在。为了更好地进行这一区分,我们有必要了解荀子对法家法、术、势的态度。而在与法家这些观念的对比中,荀子自身的态度会自然而然地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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