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说到的几个名家，都是我们的前辈的前辈。也就是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上大学和参加工作时，他们已是所谓泰斗级的人物了。辈分之间的落差，使我们即使有幸在一些场合见过他们，不论实际距离的远近，也只能称之为“远看”。即便是这样，他们瞬间的举止风范，依然是生动而又难忘的，至今忆及，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入学后不久，好像是初冬的一个雪天，系里通知我们去北京邮电学院听一个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讲座。主持者，主讲人，讲座的主题和内容，今天已没什么印象了，而下面这一幕，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晰：讲座结束时，主持人请在台下听讲的陈翰笙上去给听众讲几句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陈翰笙的名字，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好像还兼着和讲座主题相关的某个学会理事长或顾问一类的职务。陈翰笙应声从听众席站起来，手执一根拐杖，穿过座位之间的过道，径直走向主席台的正面而不是侧面（台阶）。我们正纳闷间，只见他一条腿已迈向半人来高的主席台。顿时全场哗然，有人疾步过去搀扶他。主持者禁不住拿起话筒向大家介绍：“陈翰老今年82岁了！”陈翰笙背对着大家，一边继续完成他的动作，一边把手一挥，朗声答应：“我二十八！”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格言，陈翰笙是当得起的。大概正是凭着这点精神，他的人生纵跨三个世纪（1897-2004），活到了107岁。陈翰笙成名很早，1924年即为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又投身社会活动。但他一生不为名利所累，晚年在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仍义务给一些年轻人做英语“家教”。他当年的学生资华筠回忆说：陈翰笙授课的教材都是自编的，写在废稿纸上。每次课前，他让学生用自己掌握的词汇尽量翻译出来，然后读给他听，再一句句通过口授修改。每改一句，他都讲清修改的理由，学生且听且记，最后把全文读给他听。下次上课，首先背诵上一课的作业，没有错误再上新课。这样的事情，恐怕连退休中学老师都不屑于或懒得为之，作为“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见陈翰笙生平稿）的陈翰笙，却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多年如一日地坚持做着。 体现在陈翰笙身上的这些反差，不论是年龄上的还是身份上的，最终都化为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魅力，刻印在他的名下。 我毕业后没能离开学校，被分配到校长办公室打杂。不久，学校开大会纪念吴玉章校长105年诞辰，我奉派在后台休息室门口的签到处当差。当天来了不少人物，除了与学校对口的官员，还有一些和吴玉章相识而年迈的名人，例如张友渔、成仿吾、钱俊瑞等，叶圣陶也在当中。印象中来宾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对这种场合显然都习以为常了，他们一概熟练地履行完签到程序，然后进休息室和熟人握手寒暄，喝茶聊天，以致后来翻看签到册，不少人的名字得花点时间辨认。惟有叶圣陶例外。他竟然像一个小学生上大字课那样，用毛笔楷书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叶圣陶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所有来宾中，职位好像仅次于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俗语说：“小处可以见大。”从叶圣陶如此规矩的签名，便不难想像他的做人。 后来，被陆续披露的叶圣陶日记也印证了这种想像。1982年初夏，叶圣陶去烟台参加全国科学童话学术讨论会，他以88岁的高龄，尽力履行一个参会者的义务，并于会议之外，额外参加了几次相关活动，在旅馆接待了不少来访的学者、记者、教师和官员。6月2日是他烟台之行的最后一天。会议已经结束，参会人员去蓬莱游览一天。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 今日共游蓬莱，天晴而风不小，余初不欲去，大家说机会难得，遂决去。一位同志以帽假余。所有衣服悉穿上。大汽车二乘，以七点半开，九点半至蓬莱。海面保留一城门洞，云是戚继光御倭寇时所筑。余不能上坡登蓬莱阁，则与至善小沫凭雉堞眺望。海天无际，岸边渔舟方集，运鱼上岸，鱼白如银。 既而余返车中休坐，至善小沫乃上坡游蓬莱阁。忽一张姓司机来车中，言专署命渠开小汽车来接余。余原云共乘大汽车则去，否则不去，今小汽车空车开来，真叫人没办法。既而又有蓬莱县委书记王君来找，邀往县委招待所休息。余言余与全体同人偕来，一切须共同行动。王君固请，乃与至善小沫随往。小坐后即午餐，备菜极丰，且有山东黄酒。王君，司机，余祖孙三人，共五人而已，频频劝酒，计饮三瓶。最后吃馄饨，制作颇精。王君劝余午休后返烟台，余言返烟台再休息，乃辞别。王君之招饮，殆是专署所通知，在余又为一突然袭击…… 余今日初有所悟，知改革任何习尚，实非容易，小汽车、县委招待所、晚食特丰，究竟如何对付方合理，余未之思，实质大值思考也。 享受这样的关照，对于叶圣陶这样的人物而言，于情于理，都不算过分，也谈不上什么“特殊化”，但从日记中不难感到，叶圣陶对此十分不安和无奈，视为“突然袭击”，并且把它上升到改革社会习尚的“大值思考”的高度。所谓大家风范，其实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生活的细节末梢上。遗憾的是，律己之严如叶圣陶者，今天似乎很难得一见了。 | 
发表于 2008-3-29 04: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