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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转:曾公求编钟并未挑战“康宫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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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3 12:00: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2-4-8 09:20 编辑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4/t20210428_5330106.shtml
2021年04月28日 11: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曾公求编钟并未挑战“康宫原则”


作者:陈民镇


新出曾公求编钟提供了关于曾国早期史事的珍贵材料,引发学界热议。对于编钟铭文中“康宫”一语是否挑战了所谓“康宫原则”,学者有不同理解,令康宫问题的讨论再起波澜。笔者认为,曾公求编钟铭文具有追述的性质和拼凑的痕迹,难以作为否定“康宫原则”的依据。

  “康宫”之谜

  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常见“康宫”一语。康宫是举行册命等仪式的场所,其性质关系到西周铜器的断代,故学者多有讨论。王国维、罗振玉、唐兰等先生认为,康宫系周康王的宗庙,故出现“康宫”一语的铜器势必在康王之后,这便是著名的“康宫原则”。由于目前的材料基本能验证这一判断,因此康宫原则多为学者所遵从。此外,郭沫若、陈梦家、赵光贤、杜勇等先生则质疑康宫系康王宗庙这一观点。

  康宫问题是西周铭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仅2019年和2020年,便有王晖、尹夏清、尹盛平、杜勇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2020年初公布的曾公求编钟也出现了“康宫”一语,其铭文曰:“王客我于康宫。”“王”是谁?“我”是谁?一时众说纷纭。如果铭文中的“王”是康王或康王之前的某位周王,无疑会对康宫原则构成挑战。

  曾公求编钟的发掘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郭长江等人指出:“如果伯括是皇祖的父辈,伯括‘在康宫’的事自然早于叶家山;如果是同人,它的年代也只能等于或早于叶家山。那么‘在康宫’这件事必然早于昭王。这样就与唐兰先生的‘康宫原则’产生冲突。”杜勇持康宫非康王宗庙的观点,在曾公求编钟面世之后,他也专门撰文加以讨论,认为曾公求编钟否定了康宫原则。曾公求编钟是否挑战了康宫原则呢?这还得从铭文内容说起。

  谁是“皇祖”

  曾公求编钟铭文共出现3个“曰”字,由此可将铭文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先是讲到“昔在台丕显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即我高祖辅佐周文王、武王,继而讲到“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聿怀多福”。发掘者最初认为,高祖与伯括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过结合曾侯與编钟与嬭加编钟的铭文,可知伯括扮演着“高祖”的角色,且同样辅佐文武、敬奉上帝,高祖正是伯括。这一点,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在叙述了高祖伯括的事迹之后,铭文紧接着讲到“王客我于康宫,伻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亦即某位周王在康宫册命“皇祖”,这位皇祖遂在南土肇建曾国。铭文继而讲到曾国与蔡国、应国结盟,成为周王朝的南方屏障,并“讨征淮夷”。有学者认为在康宫受命的是曾公求本人,这是难以成立的。发掘者则认为“伯括和皇祖南公可能是两代人,也可能是一个人”。那么,伯括和南公是否可能是同一个人呢?容下文详论。

  第二部分讲到“昭王南行”之际,周昭王在曾国发布命令,可与中甗、静方鼎等器物的铭文相验证。铭文还讲到昭王将重器——钺赐予当时的曾侯,命其征伐南方。叶家山曾国墓地M111正处于昭王时期,该墓的规模在西周早期诸侯墓葬中绝无仅有,且墓中出土了5件铜钺和2件手持钺形饰,这些线索都暗示墓主人曾侯犺或即接受昭王赐钺的曾侯。铭文继而称“南公之烈,骏声有闻。陟降上下,保乂子孙”,这是否意味着接受昭王赐钺的曾侯便是南公呢?曾侯犺的墓中出土了铭文为“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的南公方座簋,这表明南公系曾侯犺之父。且南公方座簋时代偏早,不会晚至昭王时期。结合这些材料看,第二部分出现的南公并非指接受昭王赐钺的曾侯,而是“陟降上下,保乂子孙”的祖先神形象。这类似于《诗经·周颂·闵予小子》的“念兹皇祖,陟降庭止”,谓先祖逝后已化身祖先神,庇佑子孙。

  第三部分是“眉寿无疆,永保用享”之类的嘏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享于其皇祖南公”一语,明确指出“皇祖”即南公。田成方认为,曾国的“南公”有多位,铭文第一部分受到册命的皇祖以及第二部分接受赐钺的曾侯是同一人,亦即昭王时期的皇祖南公。果其如此,康宫受命发生在昭王时期,则曾公求编钟与康宫原则并不相悖。不过从曾公求编钟、嬭加编钟、曾侯與编钟这三件春秋时期的重器看,当时曾人对先祖事迹的叙述应是相对固定统一的,南公当有其特定所指,曾国有多位南公的说法尚缺乏足够依据。前文已经论及,“昭王南行”一段所提到的南公,是就祖先神而言的,并非指昭王时期的曾侯。

  不少学者主张南公便是伯括。曾公求编钟铭文中伯括称“高祖”,南公称“皇祖”,二者是否有可能是同一人呢?在两周的铜器铭文中,“高祖”与“皇祖”均可指始封之祖,曾公求编钟所见“高祖”和“皇祖”完全可以是同义替换的关系。曾公求编钟的先祖叙述,需要结合春秋时期述祖铭文的体例加以理解。春秋时期的类似铭文中,所追述的远祖只有一位,即始封祖,曾公求编钟所叙伯括事迹和南公事迹是一贯的,不宜割裂。在同一篇文献中同一人物存在异称的现象也不乏其例,如令方彝中明保又称明公,班簋中毛伯又称毛公,清华简《楚居》中季连又称穴熊。容易引起误解的是曾公求编钟的“王客我于康宫,伻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和曾侯與编钟的“王遣命南公”,如若结合晋公盆铭文中“王命唐公,建宅京师”的记述,可知“皇祖”或“南公”之受封,依然说的是伯括的事迹。嬭加编钟铭文称“伯括受命”,即指“王遣命南公”。

  综合来看,伯括即南公的旧说仍可信从。伯括(南公)受封南土,正如鲁国、燕国的情形,伯括之子实际就封。曾侯谏当即初代曾侯,他活跃于成康时期,是曾国的实际创立者,可与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年代上限相呼应。曾侯犺是曾侯谏之后的曾侯,他的继位形式当是兄终弟及。曾侯犺也是伯括(南公)之子,活跃于康昭时期。从时代和地位看,他或是昭王时期接受赐钺的曾侯。

  追述与改造

  既然在康宫受封的南公即伯括,时间大致是成王时期,在康王之前。这是否意味着曾公求编钟挑战了康宫原则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李峰指出,除了作为康王宗庙的周原康宫之外,另有位于成周的康宫,这个康宫可追溯至周初,曾公求编钟所见康宫或即成周的康宫。他对康宫原则的修正与补充,值得我们重视。

  此外,曾公求编钟铭文的性质也是需要考虑的。康宫是举行册命等仪式的场所,在西周中晚期的册命铭文中多见。进入东周之后,王纲解纽,册命铭文的历史使命宣告终结。曾公求编钟则首次为我们呈现了东周文献中的“康宫”。曾公求编钟是春秋时器,其记录南公受封属于追述。这一追述是否有周初册命南公的原始史料作为参照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先看“王客我于康宫”。在西周册命铭文中,多见“格于康宫”的表述,而绝无“客我于康宫”之例。“格”多写作“各”,但有时也写作“客”,如衛簋:“王客(格)于康宫。”旂伯簋:“王客(格)奠宫。”师遽簋盖:“王才(在)周,客(格)新宫。”利鼎:“王客(格)于般宫。”曾公求编钟铭文编纂者所参考的素材当写作“客”,或出于不明西周册命铭文辞例之故,编纂者按照其理解(将“客”理解为使……为客)而增益了“我”字。

  再看“伻尹氏命皇祖”,这属于典型的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辞例。类似的表述如大克鼎铭文:“王伻尹氏册命善夫克。”但这种典型的册命铭文是周恭王以后才成熟的,西周早期不见其例。曾公求编钟铭文的编纂者显然参考了西周中晚期的册命铭文,故袭用其措辞,“康宫”一语抑或是对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的因袭。钟铭在铸造时还错漏了“尹氏”之“尹”,参照甬钟B得以复原,这也可以反映铸造者对册命铭文不甚熟悉。

  “讨征淮夷,至于繁阳”一句实际上并不符合西周早期的形势,彼时淮夷尚未对周王朝构成重要威胁,且“淮夷”一词在铭文中的出现要晚至周穆王以后。该句的表述可参见同为春秋时器的曾伯桼簠:“克剔淮夷,抑燮繁阳。”曾公求编钟铭文当吸收了同时期铭文的表述,进而嫁接到铭文所叙周初史事之上。

  “赐之用钺,用征南方”一句则可参见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赐用钺,用征蛮方。”

  总之,曾公求编钟铭文在追述先祖事迹时,套用、改造了西周中晚期的册命铭文格式和用语,措辞多不合周初的时代特征,并非当时记录,故难以依据它来判断“康宫”的时代和性质。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客案:陈民镇先生的说法没有说服力。

既然承认
有学者认为在康宫受命的是曾公求本人难以成立,那么,在康宫受命的无论是伯括还是皇祖,都是昭王世前的人物,自然当认为“康宫说”不成立才对。曲解那么多,连铭文都要否定?


这还不如有学者认为“在康宫受命的是曾公求本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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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3 12:0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鲁侯簋年代与“康宫”问题 2021年04月28日 11: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苏浩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4/t20210428_5330109.shtml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康宫”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罗振玉在《夨彝考释》一文中较早提出“康宫”为康王之庙的看法,其后唐兰对“康宫”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确立了相关铜器的断代标准,即著名的“康宫原则”。此说一出,信者甚众。而郭沫若则指出“康”乃宗庙美称,否定了“康宫”的断代意义,陈梦家、赵光贤、杜勇等学者亦不同意唐兰之说。关于这一问题,至今仍无定论。西周早期铜器鲁侯簋铭文中的“明公”,同时出现于与“康宫”问题密切相关的令方彝中,两器年代可相系联,如果能对鲁侯簋年代进行可靠的断定,将有助于解决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
鲁侯簋的年代
关于鲁侯簋的年代,郭沫若定为成王世,唐兰定为昭王世。诸说不同主要是基于对铭文中“明公”身份及相关史事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鲁侯簋铭可与《尚书·费誓》及《史记》记载相联系,所记当为西周早期征伐淮夷、徐戎之事,铭文中“王”即成王,“明公”为周公之子,“鲁侯”即伯禽,其器当在成王世。基于此,令方彝及相关器铭中的“康宫”并非康王之宗庙。现结合鲁侯簋年代及铭文内容,对金文中的“康宫”问题再作补义。为便讨论,兹录铭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狝,鲁侯又(有)咎工(功),用作旅彝。”
铭文记载周王命令明公伐东国之事,篇幅不长,但对于判定明公身份及周初史事至关重要。可以看出,此时明公已掌握王朝军政大权,既称“明公”,说明此时应当在作册令方彝所记明保初受册命之后,鲁侯簋年代当在成王世,理由如下。
其一,“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当指成王平叛淮夷、徐戎之事。周初东征是西周历史上的大事,《史记·鲁世家》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奄”在曲阜附近,学者多无异说。周公平叛了三监之乱,周公子明保继续受王命“遣三族伐东国”,铭文这条记载可以和传世文献相对照,据《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不难看出,成王曾东伐淮夷,并亲自到达奄地。其后,自奄归,又有“袭淮夷”之举,铭文所记“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与文献所记成王时期向东征伐淮夷系列战争正相吻合。与成王践奄相关的还有西周早期器禽簋,其铭文为“王伐蓋侯,周公某禽祝,禽有肇祝,王易金百寽,禽用作宝彝”。
铭文同时出现“王”“周公”“禽”等,年代较为确定。铭文中的“蓋”,郭沫若较早以为是“楚之异文”;而陈梦家则疑为“蓋”,即践奄之“奄”,认为“奄、盖并训覆而古音并同”。《左传》中的“商奄”,《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均作“商盖”。唐兰亦认为铭文中“王伐蓋侯”即是《书序》所说成王践奄之事,奄在今山东曲阜。铭文所记为周初伐奄之事,“王”即周成王,周公即周公旦,禽即伯禽,人物关系清楚,所涉史事与传世文献对照明确,足证明公簋中的王即周成王。
其二,铭文“在狝”之“狝”当即《尚书·费誓》所载伯禽誓师之地。今通行伪孔本《尚书》有《费誓》,记载鲁侯伯禽伐徐戎淮夷的战前誓词。《史记》作“肸誓”,《集解》引徐广曰:“肸,一作‘鲜’,一作‘狝’。”而《尚书大传》作“鲜誓”,《礼记·曾子问》郑玄注以及《说文》均作“粊誓”。关于诸字异同关系,学者们多有辨析,刘起釪论证尤详。而郭沫若较早认为此字上半部分从犬字从尒,下半部分所从是邑字,即肹、粊等的本字,本作狝。肹、粊、鲜均假借字。他将此器铭与《费誓》篇联系,可为发覆之论。据《鲁世家》及《书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粊誓。”《费誓》中誓词的作者系鲁侯伯禽。那么鲁侯簋铭文中的“鲁侯”也应当是指伯禽。
其三,传世文献所载西周早中期的鲁公中,除了伯禽有参与征伐淮夷、徐戎的战功外,其他鲁公并无战伐之事。据《鲁世家》所载伯禽之后鲁国早中期世系: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沸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
鲁侯簋铭文“鲁侯又(有)咎工(功)”,“咎”字习见于甲骨卜辞,郭沫若以为此即“骨”所从之“冎”字,读为过,解为优越,“过工”即优越之战功。马承源读为“咎”,训为大,“咎工”为大功。两说意近,说明鲁侯在伐东国过程中立下显赫战功,其身份事迹与文献中的伯禽正相吻合,那么与此事对应的王自然是成王。
其四,文献记载,成王之后的西周早期诸王亦无征伐东国之举。成王崩,康王即位,据《史记·周本纪》:“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而到昭王世,文献记载尤为简略,仅记其南征不返之事,并未提及征伐东国。《周本纪》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古本《竹书纪年》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至穆王时,《周本纪》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臩命》。”周王朝对东国的征伐乃国之大事,目前传世文献关于西周早期诸王的记载中,只有成王时期有征伐东国之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康、昭、穆三王时期也曾有过征伐东国的举动。
“康宫”并非专指康王宗庙
由以上分析可知,鲁侯簋年代当在成王世,铭文中的“鲁侯”即伯禽,“明公”为周公之子,与伯禽同辈,铭文所记伐东国之事只能发生在周成王时期。再看作册令方彝铭文:“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周公子明保接受周王册命之后,下文即称“明公”,与鲁侯簋铭中之“明公”系同一人。由此可以判断,作册令方彝年代亦当在成王之世,而不会晚至于昭王世,令方彝铭文中的“康宫”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康王之宗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出土曾公求编钟,铭文提及曾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有“淑淑伯括,小心有德……王客(格)我于康宫,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之语。“伯括”学界一般认为即文献中的“南宫括”,亦出现于曾侯與编钟铭文中“伯括上庸,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两钟铭可相对读。曾公求钟铭“王客(格)我于康宫”,“我”当如杜勇所指出的,即下文的“皇祖”,也即曾侯與钟铭的“南公”。据《尚书·君奭》及曾侯與钟铭“伯括上庸,左右文武”之语,不管“伯括”是“南公”的前辈还是两者为同一人,其在“康宫”受册命的年代必然不会晚于昭王时期,由此可证“康宫”非专指康王之宗庙。
金文中的“康宫”牵涉问题众多,鄙意一部分器铭中“康宫”表示康王宗庙与康王之前即存在“康宫”并非截然对立,如郭沫若所论,“康”字最初可能是宫庙之美称,后被用作康王谥号,“康宫”便有了康王宗庙的含义。因此,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康宫”并非专指康王宗庙。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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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3 12:04:22 | 显示全部楼层
陈民镇:曾公(田求)编钟铭文补说 2021-02-09 10:36

曾公编钟铭文补说
陈民镇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
提 要:曾公 编钟铭文所叙先祖事迹为我们认识曾国早期史事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其中“高祖”即文武时期的伯括,“皇祖”即曾国的实际创立者南公。“王客我于康宫”之“我”,或是铭文编纂者因不谙册命铭文辞例所增益。“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一语,当为“平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门,质应亳社”指曾国与蔡国、应国互为照应,以为周之南方屏障。“赐之用钺”可在叶家山墓地M111中得到反映,M111的墓主人曾侯 或即受昭王赐钺的那位曾侯。“俾辝千 ”之“ ”,系“休”之误的可能性更大。“夒余孺小子”之“夒”,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猷”一类的虚词。
关键词:曾国 曾公 编钟 铭文
郭长江等(2020)披露了曾国青铜重器——曾公编钟铭文的珍贵内容,为认识曾国早期史事提供了重要线索。铭文发表之后,学者对铭文多有讨论,精义纷呈。笔者不揣谫陋,略陈刍荛之见,祈蒙方家教正。
1.高祖与伯括
铭文曰:
隹(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曰:昔在辝不(丕)显高且(祖)[鱼部],克逨(仇)匹周之文武[鱼部]。淑=(淑淑)白(伯)(括),小心有德[职部]。召事上[1]帝,遹(聿)褱(怀)[2]多福[职部]。左(佐)右(佑)[3]有周,神其(声)[4][耕部],受是不[5](宁)[耕部]。不(丕)显其櫺(灵)[6][耕部],甫(匍)匐辰(祗)敬[耕部]。
铭文开篇先是追述了“高祖”的功绩,继而又称颂“淑淑伯括”。这位“高祖”究竟是何人呢?他与伯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郭长江等(2020)如是解释道:
铭文开始说“丕显高祖,克逑匹周之文武”(没有说这位高祖是谁),后面接着讲述伯括,从内容看伯括的事迹与高祖不同,生活的年代也不一样。铭文后面又讲到皇祖南公“建于南土”(曾侯與编钟最后部分也说“享于皇祖”),上文已经说明伯括和皇祖南公可能是两代人,也可能是一个人。而且伯括的前面还出现了一位未知的高祖,并且将左右文武的任务也领走了。这样一来,曾公铭文的记载的世系势必要重新梳理。
郭长江等(2020)认为“高祖”与伯括是生活年代、事迹不同的两个人。杜勇(2020)也将“高祖”与伯括相区分,认为高祖之名不知,而伯括即南公,又称“皇祖”。本文则认为,曾公编钟铭文中的“高祖”与“皇祖南公”自有别,二者的时代分别处于文武时期和成康时期;其中“高祖”便是伯括[7],不宜与“皇祖”及南公相混同。
“伯括(适)”一名又见于《论语·阳货》,不少学者认为伯括即《尚书·君奭》《墨子·尚贤上》《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等文献中的南宫括(适)。无论是伯括还是南宫括,文献皆表明其活跃于文武时期,铭文中的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在时代上显然是相应的。
曾侯䑂编钟铭文云:“白(伯)(括)上[8]帝,左(佐)右(佑)文武。”(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所、随州市博物馆,2014;凡国栋,2014)所谓“佐佑文武”,相当于“仇匹文武”。“伯括上帝,佐佑文武”几乎是曾公编钟铭文“克仇匹周之文武”“召事上帝”的高度概括,即伯括辅佐文武的同时,又敬奉上帝。
金文中的“高祖”,往往指始祖(参见曹玮,2003)。有时“高祖”亦可指某位晚近但地位至为崇高的先祖,但“高祖”之前不会罗列其他先祖。曾侯䑂编钟和嬭加编钟铭文在追溯先世时便从伯括说起,伯括作为曾国的“高祖”是恰如其分的。
总之,曾公编钟铭文中的“高祖”当即伯括,二者的时代、事迹、地位皆相吻合。
2.王客我于康宫
“王客我于康宫”之“王”,有学者理解为时王(周襄王),并因此将“我”解释为曾公(参见黄益飞,2020;龚伟,2020)。郭长江等(2020)谓“王客我于康宫”的“我”有三种可能:指上文的伯括,指下文的皇祖,也可能指曾公 。郭长江等( 2020)更倾向于“我”指代曾公 的意见。其实,铭文中“王客我于康宫”诸语是对先祖事迹的追述,并非曾公 时代的当时记录,且用语多袭用西周中晚期的册命铭文。铭文中的“王”不宜视作时王,从上下文语境看,“我”当就曾国而言,具体来说指皇祖南公。杜勇( 2020)认为“我”是“我皇祖”的省称,虽然“我”未必是“我皇祖”的省称,且“皇祖”并非伯括,但其将“我”落实到“皇祖”的看法是可信的。
“客”,郭长江等(2020)作如下解释:
客,金文或写作“各”,读作格,用来表示到达某地。如庚嬴鼎(《集成》02748)“王客周宫”,卫簋(《集成》04209)“王客于康宫”,楚簋(《集成》04248)“王各于康宫”。《书·舜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孔传:“格,来。”
郭长江等(2020)以“格”训“客”,确有问题。黄杰指出,“王客(各)于康宫”与“王客我于康宫”看似近似,实则结构和意思都迥异,不应简单比附;“格”为不及物动词,“客”为及物动词。黄氏认为,“客”当按本字理解。“王客我于康宫”意为周王在康宫中以我为客 [9]。黄氏所解在铭文中是成立的,但铭文创作者这一措辞的背后,可能另有因由。
郭长江等(2020)对曾公 编钟铭文是否挑战唐兰的“康宫原则”尚有疑虑,杜勇( 2020)由于认为“皇祖南公”便是伯括,故强调曾公编钟否定了康宫系康王宗庙的说法。在康宫受命的皇祖南公当是成康时期的人物,果若铭文的记录可信,确可对康宫原则构成挑战。但由于曾公 编钟铭文并非西周早期册命仪式的当时记录,且有明显的袭用、改造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格式及用语的迹象,故尚难以作为判断康宫性质的依据。
3.平尹氏命皇祖
铭文曰:
王客我于康宫,平[尹][10]氏命皇且(祖) [鱼部],建于南土 [鱼部]。敝(蔽)蔡南门,质应亳社 [鱼部]。 (屏)[11]于汉东,[南]方无疆 [阳部]。兆(讨)[12]政(征)淮夷,至于繁汤(阳) [阳部]。
以上据用韵重新断句。郭长江等(2020)的原释文作:“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敝(蔽)蔡南门,质(誓)应京社,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汤(阳)。”
“平”,郭长江等(2020)释作“乎”。黄杰改释作“平”,读作“屏”,认为训捍蔽 [13]。该字写作 ,确与同篇铭文中“既淑既平”的“平”(作)字写法一致。但句中“王”为主语,读作“屏”恐有未安。王宁认为“平”读为“抨”或“拼”,训“使” [14]。可从。虽然郭长江等( 2020)将该字误释作“乎”,但将铭文联系常见的册命辞例还是极有见地的。王森指出册命铭文中所谓的“乎(呼)”字,其实都是“平”,清华简《摄命》“王乎作册任册命伯摄”中的“乎”实即“平” [15]。曾公 编钟铭文的辞例,可进一步佐证其说。“平”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抨”或“伻”,训令、使。《尔雅·释诂下》:“抨,使也。”《汉书·扬雄传上》“抨雄鸩以作媒兮”,颜师古注:“抨,使也。”《尚书·洛诰》“伻来以图”,《汉书·刘向传》颜师古注引孟康说:“伻,使也。”《尚书·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孔传:“乃使我周家王有华夏。”另可参见《左传·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国语·周语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
“氏”,郭长江等(2020)释作“厥”。单育辰改释作“氏” [16],可从。“尹氏”在册命铭文中习见,如大克鼎(《集成》 2836):“王平尹氏册命善夫克。”
将“命”与“皇祖”连读[17],一来更加谐韵,二来句式更为严整[18],三来依照册命铭文的辞例,“命”后紧跟受命对象。
叶家山墓地M111所出南公方座簋有“作烈考南公宝尊彝”的铭文(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2020),表明曾侯之父即称“南公”。南公方座簋器形的时代偏早,晚不到昭王。嬭加编钟铭文云:“白(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汜)。”(参见郭长江等,2019)伯括受命,参照鲁国、燕国等国的情形,当是伯括之子实际就封。曾侯䑂编钟铭文中受命“(营)宅(汭)土”的南公以及曾公编钟铭文中在康宫受命的南公,当是伯括之子,或即曾侯谏。曾侯系南公之子,其时代及地位与曾公编钟铭文中受昭王赐钺的曾侯相符。
4.蔽蔡南门,质应亳社
郭长江等(2020)指出:
敝,读为蔽,本义为屏障,引申有庇护之意。《左传·昭公十八年》:“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杜预注:“为方城外之蔽障。”《左传·昭公二十年》:“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左传》以“叶”为方城之蔽,而铭文是说以曾为蔡南门之蔽,可以类比。
郭长江等(2020)之说可从。曾国所处,正在上蔡之南。需要补充的是,“蔽蔡南门”与“质应亳社[19]”指曾国与蔡国、应国互为照应,以为周之南方屏障,故下文曰“屏于汉东,南方无疆”;“蔽”有蔽障之义,“蔽蔡南门”说的曾、蔡相倚之势。
黄杰认为“敝”当读作本字,意为破坏,“敝蔡南门”是说曾国在与蔡国的战事中破坏了蔡国都城的南门,取得胜绩[20]。不过既然蔡、曾同属姬周集团,曾国与蔡国作战并破坏蔡国都城的南门,这是很难理解的,下句“质应亳社”也可说明“蔽蔡南门”表述的当是曾、蔡亲善关系。此外,笔者曾认为“敝”读作“币”[21],王宁认为“敝”读作“毖”[22],同样难以成立。
5.赐之用钺
铭文曰:
卲(昭)王南行,豫(舍)命于曾。咸成我事,左(佐)右(佑)有周。易(赐)之甬(用)钺,用政(征)南方。
“赐之用钺”的辞例近于宣王时器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睗(赐)用戉(钺),用政(征)䜌(蛮)方。”赐钺的仪式又见于同是宣王时器的师克盨(《集成》4467)。在叶家山墓地M111亦即曾侯墓中,正出土了5件铜钺以及2件手持钺形饰(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2020)。钺为象征军权的重器(参见徐鹏飞,2018),往往是君王所亲赐。其中M111:415铜钺上有“太保虘”铭文,当即该器来自王室的明证。M111的时代正是昭王或稍后,其规格之高在西周早期诸侯墓葬中绝无仅有。墓主人曾侯的时代及地位与辅佐昭王“用征南方”的曾侯相当吻合,或即受昭王赐钺的那位曾侯。
6.俾辝千
铭文曰:
隶(除)[23]辝卹,俾辝千 。
“辝”,第一人称代词,训“我”。有学者认为“千”可读作“身”[24],“辝身”犹言“我身”“余身”“朕身”,不过“千”“身”虽形声皆近,但尚缺乏通用的实例。
“”,写作(鎛钟M190:35写作),郭长江等(2020)在总释文中释作“”,同时又在注释中释作“”,认为从人从末,或是“休”字之误,并指出“休”有欢喜之意。该字右旁近“未”,当以释作“”为宜。陈斯鹏(2020)将该字改释作“偞” ,并引與兵壶铭:“卑(俾)邁(万)枼(世)无諆(期)。”(《《铭图》12445)鎛铭:“枼(世)万至于辝孙子。”(《集成》271)此外,铜器铭文所见“万世”(如之利钟、徐王子钟)、“万年世”(如恒簋盖、伯尊、盠尊)、“百世”(如师遽方彝、守宫盘、伯姜鼎)、“多世”(如班簋),均可为证。另可参见师鼎(《集成》4830)之“卑(俾)天子万年”、簋(《集成》4322)之“卑(俾)乃子万年”。从辞例上看,读作“俾辝千世”有其道理。不过该字右旁上部并无典型“枼”字(如鎛所见 )的明显肥笔或横点(鎛钟 M190:35所见字的笔画更显匀称),仍有可疑之处。此外,曾侯䑂编钟所见“世”写作“殜”,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春秋曾国铭文的用字习惯。
考虑到前句“余无谤受”韵脚为幽部,“”系“休”之误的可能性更大[25]。甲骨文中“未”或作“木”,与“木”同形。伯鼎(《集成》2344)所见“”字,一般读作“沬”(参见张桂光,2000:65-69),但声符“未”写作“木”形。可见“未”“木”时有混用。
“休”在此处不宜训欢喜,而与“福”“禄”“美”义近,这一用法的“休”在《诗》《书》中习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以礼承天之休”,杜预注云:“休,福禄也。”“千休”可参见《诗经》中的“千禄”(《大雅·假乐》)、“百禄”(《小雅·天保》《商颂·玄鸟》《商颂·长发》)、“百福”(《大雅·假乐》《小雅·楚茨》《鲁颂·閟宫》)、“万福”(《小雅·蓼萧》《小雅·桑扈》《小雅·采菽》)等,均是在福、禄一类的词之前加数词的构词法。此外,驹父盨盖(《集成》4464)铭文有“多休”之语。从意义上看,“辝千休”可与前句的“辝卹”相呼应。
郭长江等(2020)将“卑”读为“俾”,可从。郭长江等(2020)又引毛传:“俾,使。”然此处“俾”应以释“赐”为宜。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云:“隹(惟)人(得)敚(说)于尃(傅)(岩),氒(厥)卑(俾)(绷)弓、绅(弦)、辟(纰)矢。”(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2012:122)“卑”当读作“俾”,训赐(参见李锐,2013)。《书序》“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周本纪》中“俾”便作“赐”。“卑”声字与“畀”相通(参见张儒、刘毓庆,2002),此处“俾”亦相当于“畀”。
7.夒余孺小子
“夒余孺小子”之“夒”,郭长江等(2020)读为“忧”,谓忧心、忧虑之意。由于“余孺小子”以下句意完整,郭长江等(2020)之说可疑。薛培武曾指出:“‘夒’亦句首虚词,无实义,即《尚书》中某些‘迪’,金文中的一些‘繇’,兹依《尚书》例读为‘迪’。” [26]兹从之。
这个表示强调语气的虚词,又以“猷”“䌛”“迪”“道”等表示(参见沈培,2004:218-224),“夒”亦与其音近。曾公编钟铭文曰:“曰:呜呼!夒余孺小子,……”可相比较的是《尚书·多方》:“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过去有学者怀疑“猷”“䌛”是叹词(参见杨树达,1952:19),既然在它之前已有“呜呼”,且总领下文,不当视作叹词。“猷”“䌛”的用法与“唯/惟”相近,并可与“唯/惟”连用。
[1] “上”,郭长江等(2020)释作“一”。王宁指出当是“上”之缺刻,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4楼,2020年4月28日。可从。
[2] 郭长江等(2020)将“遹”释为遵循。薛培武认为“遹怀”即见于《诗经·大雅·大明》的“聿怀”,“遹(聿)”为句首虚词,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31楼,2020年5月3日。可从。
[3] “左右”,郭长江等(2020)如字读,笔者改读。下文“佐佑有周”同。
[4] “”,郭长江等(2020)读作“圣”。黄杰读作“声”,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8楼,2020年4月29日。可从。
[5] “不”,郭长江等(2020)读作“丕”。蒋文(2020)如字读,并认为“受是不宁”“匍匐祗敬”是描述伯括不敢安宁懈怠、全力以赴恭恭敬敬。
[6] “棂”,郭长江等(2020)释作“霝”,读作“令”。王宁指出“霝”当释“櫺”,读“灵”或“令”,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12楼,2020年4月29日。可从。
[7] 黄益飞(2020)亦认为高祖即伯括。付强在指出高祖即伯括的同时,还主张曾公编钟铭文中的南公也是伯括,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22楼,2020年5月1日。按:曾公编钟铭文中的南公与伯括并非指同一人,这在铭文中相当明确。
[8] “上帝”如何理解,过去有不少争论,参见黄杰(2016,189-190)。“伯括上帝”相当于曾公编钟铭文中的“(伯括)召事上帝”,由于考虑到铭文的句式,“召事”(训佑助)一类的词或被铭文编纂者所省略。此外,“上”也有可能相当于“召事”,“上”可通“尚”,有佑助、事奉之义。
[9] 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39楼,2020年5月14日。
[10] 据甬钟B组,可知脱一“尹”字。
[11] 该字郭长江等(2020)释作“适”,陈斯鹏(2020)改释。
[12] 该字郭长江等(2020)释作“涉”,陈斯鹏(2020)改释。薛培武也有相同看法,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42楼,2020年5月18日。
[13] 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15楼,2020年4月29日。
[1] 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18楼,2020年4月29日。
[15] 王森:《释“平”及相关诸字》,待刊稿。此文承薛培武提示。
[16] 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1楼,2020年4月28日。
[17] 这是薛培武的意见。
[18] “王客我于康宫”与“平尹氏命皇祖”皆为六字(参见石安瑞,2020)。
[19] “质”,郭长江等(2020)读作“誓”。承薛培武提示,从用字习惯看,“质”如字读更为恰当。“质”与“誓”义近,《左传》哀公二十年“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杜预注云:“质,盟信也。”“亳社”,郭长江等(2020)释作“京社”。单育辰改释作“亳社”,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1楼,2020年4月28日。可从。“质应亳社”即“质于应之亳社”,谓曾国在亳社与应国盟质。
[20] 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14楼,2020年4月29日。
[21] 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10楼,2020年4月29日。
[22] 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34楼,2020年5月6日。
[23] “”,郭长江等(2020)认为是“余行”二字合文。单育辰认为从余得声,读作“除”,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2楼,2020年4月28日。可从。
[25] 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24楼,2020年5月2日。
[25] 王宁已有此说,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18楼,2020年4月29日。
[26] 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31楼,2020年5月3日。
参考文献:
曹 玮 2003 《“高祖”考》,《考古》第9期。
陈斯鹏 2020 《曾公 编钟铭文考释》,《中国文字》夏季号。
杜 勇 2020 《曾公 编钟破解康宫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8日,第5版。
凡国栋 2014 《曾侯与编钟铭文柬释》,《江汉考古》第4期。
龚 伟 2020 《论曾公求编钟中的“公共知识”与“命册”关系》,《理论月刊》第8期。
郭长江等 2019 《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第3期。
郭长江等 2020 《曾公 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第1期。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2011 《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3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所、随州市博物馆 2014 《随州文峰塔M1(曾侯与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4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2020 《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2期。
黄 杰 2016 《随州文峰塔曾侯与编钟铭文补释》,《中国文字》新42期,台北艺文印书馆。
黄益飞 2020 《南公与曾国封建》,《故宫博物院院刊》第7期。
蒋 文 2020 《说曾公 编钟铭文的"骏声有闻"》,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60,05-02。
李 锐 2013 《读清华简3札记(二)》,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16,01-0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201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
沈 培 2004 《西周金文中的“䌛”和〈尚书〉中的“迪”》,《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
石安瑞 2020 《由曾公 编钟铭文错乱看制铭时所用的写本》,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574,07-24。
许鹏飞 2018 《钺代表的军权意义的起源与发展》,《考古》第1期。
杨树达 1952 《积微居金文说》,中国科学院。
张桂光 2000 《沬司徒疑簋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
张 儒 刘毓庆 2002 《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
(本文原载《汉字汉语研究》2020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推送,引用请据正式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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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3 12:07:31 | 显示全部楼层
谈谈曾公[田求]编钟铭文中的“高祖”及其有关问题付 强
https://www.gxfxwh.com/forum.php?mod=post&action=reply&fid=243&tid=93283

曾公[田求]曰:昔在我丕显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怀多福,左右有周。


铭文中的高祖,发掘者经过分析认为生活在伯括之前,是文王的某位儿子。[1]


我们认为发掘者对于这里高祖的认识是错误的,下面谈谈我们的看法。从铭文看这位高祖辅佐文王、武王,曾侯与编钟铭文说:“伯括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氵内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2]把曾侯与编钟铭文与曾公[田求]编钟铭文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曾公[田求]编钟铭文中的高祖就是伯括。奶加编钟编钟铭文说:“伯括受命,帅禹之堵。”[3]把奶加编钟编钟铭文与曾侯与编钟铭文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南公就是伯括。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曾国的始封者高祖是伯括,也被称呼为南公,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南宫括,这些都是同一个人。曾国的始封的时间根据这些编钟铭文看,在周成王时期,地点在现在的湖北随州叶家山一带。根据西周的惯例,分封者一般派自己的长子就封,自己留居京师,如著名的鲁国。叶家山M111出土的曾侯簋铭文:“曾侯作列考南公宝尊彝”,考是父亲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侯是南公伯括的长子,他前去曾国就封,是第一代曾侯,但是根据西周的惯例,依然把自己的父亲南公伯括称为曾国的始祖、始封者,这和鲁国、齐国是一样的。



关于南公伯括(南宫括)的身份,能确定的是姬姓。身份目前学术界有争论,一种看法认为南公伯括(南宫括)是文王子聃季载,《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 十人中,聃季载最少”。[4]另一种看法认为南公伯括(南宫括)是文王、武王的重臣。[5]文献记载很多,如:
《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武王时,虢叔已死,只剩四人,《尚书大传》称为“文王四友”。
《国语·晋语》记载:“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
《帝王世纪》曰:“文王昌……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咸至,是为四臣。”
《帝王世纪》曰:“(武王)命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赈贫民,命南宫伯达史逸,迁九鼎于洛邑,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飨祀于军。”而同一事,《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克殷之初,命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适、史佚展九鼎保玉。
周朝建立后,南宫适又成为武王的重臣。《周书·泰誓》《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武王称自己有“乱(治)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据马融、郑玄考证南宫适就是武王所称的十个重要大臣之一。
综上,结合最近曾国考古出土的铭文,和文献的记载南公伯括(南宫括)辅佐文王、武王的事情是吻合的。所以我们认为南公伯括(南宫括)是姬姓,是文王、武王的重臣,辅佐文王、武王推翻了商朝的统治,他不是文王儿子聃季载。
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门,誓应京社,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征淮夷,至于繁阳。
这段话透露出很多信息,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这里的王是周成王,讲的是成王封建南宫伯括(南宫括)就封南土曾国的地点,是在宗周的康宫,这个与金文中经常周王册命大臣在周康宫是吻合的。由此证明康宫不是康王之庙,唐兰的康宫原则靠不住。康宫至少在西周早期周成王时期已经存在。
适于汉东,表明曾国封的地望在汉水的东边,与文献所在载的汉东之国随为大,相互比较就证明曾、随是一个国家的不同称呼。
涉征淮夷,和曾侯与编钟铭文“王遣命南公,营宅氵内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表明成王分封曾国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控制西周的南土,一方面是防御控制淮夷,淮夷是南方的土著,至少在西周早期已经存在,而且势力很大,需要周王分封诸侯国来监视。
昭王南行,舍命于曾,咸有成事,左右有周。
昭王南征伐楚荆,这个在史墙盘铭文中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之前的静方鼎等器物我们已经知道昭王南征的时候来过曾国、鄂国,而且根据金文记载昭王南征是涉汉伐楚,曾国在汉水的东边,所以此时的楚国应该在汉水的西南一带。这就表明至少在西周早期昭王时期楚国已经在汉水的西南一带,我们认为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楚国的早期都城丹阳。
注解
[1]郭长江等:《曾公田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
[2]李学勤:《正月曾侯与编钟铭文前半详解》,《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3]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奶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
[4]黄凤春等:《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张天恩:《西周南宫氏家族谱系试析》,《李伯谦先生八秩华诞纪念论文集》。
[5]李学勤:《试说南公与南宫氏》,《出土文献》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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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3 12: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曾公[田+求]編鐘初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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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extra=&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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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3 12:14:16 | 显示全部楼层
曾公(田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
郭长江  凡国栋  陈虎  李晓杨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HKG202001001.htm

【摘要】:2019年,随州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M190出土的曾公(田求)编钟与同墓地出土曾侯與编钟、嬭加编钟铭文可以互相印证,内容非常重要。本文对该编钟铭文进行释读和初步的注释,考订出编钟年代在公元前646年。文章指出曾国的爵称为侯,但是因为曾公(田求)重新得到了周王室的册命,取得了"公"的爵命。文章还利用铭文资料重新探讨了曾国疆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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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10 08: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2-4-10 08:19 编辑

曾侯求甬钟铭.png
客案:四处有“我”字,均指曾氏。此铭表明康宫早在成康世就有了。此铭明显挑战了“康宫说”,再为之辩护,也无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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