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新出义方彝和义尊的年代学意义

乾坤客

2022年04月07日 09: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7日总第2382期 作者：张懋镕

http://sscp.cssn.cn/xkpd/lsx_20155/202204/t20220407_5402393.html

　在山西青铜博物馆里，展陈着两件珍贵的青铜器——义方彝和义尊。韩炳华《新见义尊与义方彝》（《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和张昌平《谈新见义尊、义方彝的年代及装饰风格》（《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已对这两件重器做了很好的研究。先前，我曾应韩炳华的邀请，也写过一篇小文《义尊初探》（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文物局编著：《国宝回家——2019山西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成果精粹（一）》，2019年版），谈义尊的价值。近来重读李学勤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的论说，深感有必要对义方彝和义尊的年代学意义作进一步讨论。

　　有助于解决年代纷争

　　义方彝，通梁高49.0厘米，重17.35千克。侈口，颈部收缩，腹部略微外鼓，圈足收缩，切地座盘外侈。盖作四阿式屋顶形。颈部饰长鼻龙纹，腹部和盖面饰兽面纹，圈足饰鸟首龙纹，均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底。器表有八条钩状扉棱纵向分布，下端在圈足处出戟（图一）。器内底有铭文4行23字：“隹（唯）十又三月丁亥，武王易（锡）义贝三十朋，用乍（作）父乙宝尊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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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义尊，通高34.2厘米。器为三段式觚形尊，口沿下饰蕉叶纹，颈部饰鸟纹和夔纹，腹部和圈足饰兽面纹，均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底。器表有四条钩状扉棱纵向分布，上端在口沿处出戟（图三）。铭文和义方彝基本相同（图四）。

　　关于义方彝、义尊的年代，笔者在《义尊初探》中指出，从形制与装饰风格来看，义方彝和义尊具有商周之际青铜器的特点。铭文中“武王”两字，可证义方彝、义尊是西周武王时期的两件标准器。韩炳华和张昌平认为义方彝、义尊铭文中的“武王”是谥号而不是生称，铸造年代在成王时期。即便作于成王时期，也在成王初年，仍然属于西周年代最早的几件青铜器，所以并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本文要说的是，义方彝、义尊的出现，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关于西周青铜器尤其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年代纷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铜器断代众说纷纭

　　20世纪30年代，围绕1929年洛阳马坡出土的令方彝、令尊等一批重要青铜器的年代，学术界爆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争论。其意义深远，不仅仅是因为双方的观点一直影响到现在，而且由此产生的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在青铜器研究史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最早的讨论是罗振玉于1929年发表的《夨彝考释》（日本《支那学》第5卷第3号，1929年版）一文。此后十几位学者发表专论，如郭沫若、马叙伦、吴其昌、唐兰、陈梦家、杨树达等，通论性的著作也多有涉及。李学勤认为，“令方彝堪称最受学术界重视的青铜器之一”。

　　这一讨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郭沫若和唐兰，双方观点截然不同。郭沫若在1930年写成《令彝令簋与其他诸器物之综合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等文章，不同意罗振玉将令方彝置于成康之后的说法，认为康宫不是康王的庙，不具有断代意义，力主令方彝作于成王时代。唐兰则在1934年发表《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一文（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四卷第1号，1934年），申论罗振玉、王国维的观点，即令方彝铭文中的“康宫”为康王之庙说，并指出康王为始祖，康宫中有昭、穆、夷、厉等王的庙，正好对应铜器铭文中的康昭宫（见颂鼎等）、康穆宫（见克盨）、康宫夷太室（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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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从鼎）、康剌（厉）宫（见克钟），从而证明出现“康宫”名称的令方彝的年代一定在康王之后。这就是著名的青铜器断代标准——后来被称为“康宫”原则的雏形。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令方彝的年代问题又掀起新一轮的争论。陈梦家在1956年发表《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年第9、10册，1956年第1—4期），白川静著《金文通释》（日本白鹤美术馆，1963—1980年），试图用新的证据力挺郭沫若之说，认为令方彝是成王时器。唐兰则发表了长文《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结合新发现的青铜器，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他的“康宫”原则。

　　令方彝的断代，不仅直接关乎一大批西周早期铜器的年代问题，而且因康宫原则的适用与否还涉及西周中晚期铜器的断代，影响面十分广泛。

　　不过，由于考古资料的欠缺，无论是郭沫若的“成王说”，还是唐兰的“昭王说”，证据还都不够坚实，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于令方彝的复杂性（图五），一望便知此器装饰风格有浓郁的晚商韵味，三层满花，极其华丽，所饰兽面纹、龙纹又十分传统。更重要的是，其铭文的字形书体与晚商的波磔体近似，尤其是宝、丁、父、宗、王、乙等字的写法，捺笔肥大。这很容易令人产生错觉，以为此器的年代很早。二是证据的缺乏。虽然争论双方都举出了一些标准器，如大丰簋（即天亡簋）、禽簋、小臣单觯等，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器物相互之间较少关联，无法相互支撑，难以形成证据链，故而不足以服人。

　　微氏家族青铜器提供切入点

　　这一讨论的转机出现于1976年。当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群问世时，李学勤就敏锐地意识到，解决问题的钥匙被触摸到了。他在《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因为这一批微氏家族的青铜器，“其各器间不仅有横的联系（同器主同时代的器物）”，也有“纵的联系（器主家族几个世代的器物）”，可排列出微氏第一世至第七世的器主与青铜器的对应关系：

　　第一世 “高祖”

　　第二世 “烈祖”

　　第三世 “乙祖”

　　第四世 “亚祖祖辛” 折 折方彝

　　第五世 “乙公” 丰 丰尊、丰卣

　　第六世 “丁公” 墙 墙盘

　　第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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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

　　李学勤指出，这群铜器的可贵之处在于微氏世系有两个时代定点。一个定点是墙盘，铭文表明墙盘作于共王时期，是一件标准器；另一个定点是依据墙盘铭文，微氏“烈祖”亲见武王，表明“烈祖”受武王之封，活动在武王、成王时期。有了这两个定点，其他各代微氏的活动年代就能比较准确地划定。第一世“高祖”系商末人。第二世“烈祖”应活到成王时期。第三世“乙祖”，据墙盘铭文可知，他任周王心腹之臣的时间很长，大约在成王后期到康王前期活动。第四世“折”，据墙盘铭文也是一位长寿之人，考虑到昭王在位只有19年，折方彝铭文表明他随昭王南征且安全返回，所以“折”的活动时期应自康王后期到穆王初年。第五世“丰”的任职主要在穆王时期。第六世“墙”的任职主要在共王到孝王初年，因为共、懿两位周王在位时间都不长。第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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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年代在孝王到夷厉时期。

　　综上所述，微氏家族的七代人没有缺环，而对应的铜器也有清晰的排列顺序，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检验。所以，李学勤指出，“这样的青铜器群可以当作一种标尺，用来检验我们排定的青铜器年代序列是否正确”。

　　其中有一件典型器物折方彝（图六），与上述的令方彝非常相似，形体已与晚商到周初的方彝不同，由高大向横宽发展。李先生特别指出：这两件“方彝的腹是膨出的”。殷商方彝的腹壁几乎都是直壁，进入西周，方彝腹部开始外鼓，作曲壁状，且圈足下有高阶，这些都是年代较晚的特征。既然折方彝只能排在昭穆之间，不可能上下移动，那么包括令方彝在内的令器群就只能是昭王时器，而绝不可能提前到成王时期。因此，进一步证明了“康宫”原则的可靠性，对于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李先生的这篇文章立论卓越，分析透彻，振聋发聩，影响深远，后来学术界多采用他的说法。

　　在以往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者们为某件青铜器的年代而争执不休，原因在于双方都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所谓有说服力的证据，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过考古学类型学的分析，能推定青铜器的相对年代，即某一件青铜器在另一件青铜器之前或者之后，譬如上述令方彝、折方彝一定在义方彝之后；二是必须有标准器来衡量、检验。李先生的卓然不群之处就在于将考古类型学的分析与标准器的利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既注意到微氏家族各代青铜器之间在年代上的距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又充分发挥墙盘等标准器的标尺作用，使这些铜器各守其位，不容游移。所以，李先生的论说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近期研究须进一步探讨

　　当然，作为一种观点，仍然有信奉并发挥郭沫若论说的学者。2002年，沈长云和杜勇发表《关于弧壁方彝的分期断代问题》（《文物》2002年第8期）一文（以下简称《弧壁》），专门对令方彝这种弧壁方彝（鼓腹式方彝）的年代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其主要理由是弧壁方彝在商代晚期就存在，令方彝正是这种弧壁方彝的传承，所以年代不可能晚到昭王时期。《弧壁》举出的商代弧壁方彝的例子，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偶方彝和传世的鸱鸮方彝（《商周彝器通考》图版600）。他们认为弧壁方彝在周初流行，除了令方彝以外，还有荣子方彝、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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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彝等。《弧壁》一文的发表，对于进一步深入讨论令方彝这种弧壁方彝（鼓腹式方彝）的年代问题颇有益处。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深入讨论的地方。

　　首先，关于妇好偶方彝，包括《弧壁》作者在内的很多学者依据的妇好偶方彝的图片不是器物的正视图而是侧视图（图七）。从侧面看，妇好偶方彝的腹壁好像有一点弧度。然而，看正视图则一目了然，妇好偶方彝的腹壁没有丝毫弧度（图八）。换言之，它的腹壁并没有鼓出，相反，从肩、腹交界处就开始内收，与鼓腹可谓南辕北辙。

　　至于鸱鸮方彝（图九），虽然这件器的腹部是鼓起的，但鼓起的是下腹部，即通常所说的垂腹（关于这一点，《弧壁》作者也承认），与令方彝、折方彝的鼓腹不同，从考古类型学来说，属于不同的型式，自然有不同的演化规律，不可混为一谈。可惜这件器的图片仍然不是器物的正视图而是侧视图，希望今后有了正视图再讨论。

　　总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商代有弧壁方彝。义方彝是西周第一件弧壁方彝，也是年代最早的弧壁方彝。

　　周初标准器解决纷争

　　前面说到对某件铜器进行断代的时候，最好用标准器做参照。遗憾的是，西周时期的标准器太少。即便有，譬如西周早期有大丰簋（即天亡簋）、禽簋、小臣单觯等标准器，也会因为与其比较的器物不属于同一类器，缺乏相同或相似的观察点，从而影响效果。譬如，将令方彝、折方彝和大丰簋（即天亡簋）、禽簋、小臣单觯去比较，尽管可以从纹饰风格和铭文字形书体方面着手，但无法从形制上去比较，而形制恰恰是最重要的观察层面。如今，有了周初的标准方彝——义方彝，就可以将它与商末的亚丑方彝（殷墟四期，图十）和昭王时期的令方彝、折方彝做比较，清晰地看到方彝从商末到西周昭穆时期的演变轨迹及其规律。

　　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方彝的差别有五点。第一，整体形态不同。亚丑方彝为商代方彝的基本形态，作长方体，而令方彝为西周方彝的基本形态，腹部变得横宽一些。义方彝则处于二者之间，形态不“瘦”也不“胖”。第二，腹壁的不同，这是最明显的差别。亚丑方彝是直壁，义方彝是曲壁，腹部微微鼓起，这是有别于商器的新型式，令方彝也是曲壁，但腹部比义方彝明显鼓起，这是年代晚的标志。第三，圈足不同。亚丑方彝的圈足下端稍微有一点外撇，令方彝的圈足下明显有一层浅台，义方彝则接近令方彝，圈足下明显有一层浅台，说明这是有别于商器的新型式。第四，纹饰的种类和风格不同。亚丑方彝使用老旧的夔纹，令方彝、折方彝使用晚出的双身龙纹和顾龙纹。亚丑方彝纹饰的线条比较刚直，而令方彝、折方彝的纹饰的线条比较柔和、细腻。义方彝则处于二者之间，纹饰风格接近亚丑方彝，但使用的夔纹则与亚丑方彝不同。第五，字形书体风格不同。亚丑方彝铭文的象形性比较强，令方彝铭文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波磔体意味，与折方彝一样，有些字捺笔肥大，但字与字、行与行的间距正趋向整齐，而义方彝处于二者之间，大小不一，错落有致，韵味接近商器，反而与令方彝、折方彝有相当距离（图十一：1、2、3）。

　　相比而言，作为圆尊的义尊与作为方尊的令方尊的差别不是那么明显，大约有三点。第一，整体形态不同。义尊有商末圆尊的基本形态，较为颀长，而令方尊有西周方尊的基本形态，腹部变得横宽一些。第二，令方尊和义尊都是曲壁，但前者较后者鼓起，这是时代稍晚的表现。第三，纹饰和字形书体风格不同。与上述令方彝和义方彝的区分相同，不再赘言。

　　总而言之，义方彝、义尊的出现，足以打消有人想将令方彝、令尊提前到武王、成王时期的念头。令方彝既然与义方彝差别很大，因此只能是昭王时器，是不可能与义方彝并列在武王、成王时期的。

　　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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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彝、荣子方彝、丐甫方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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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彝的制作年代都在昭王晚期或穆王初年。齐生鲁方彝盖和作册吴方彝盖，没有器只有盖，所饰兽面纹属于分解式兽面纹，铭文行款整齐，笔画粗细一致，是标准的玉箸体，也应是西周中期器物。因此，义方彝的出现，对于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将产生良好的连锁反应效果。

　　义方彝的出现，进一步证实了李学勤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的真知灼见。从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首先，他对于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具有敏锐的感悟力，并将其与以往的资料联系起来，去解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次，他对器物的形态有深刻的洞察力，能觉察到器物之间十分细微的差别。最后，他善于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做综合评价，从而准确把握器物的年代。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坤客

客案：这一器的时间有三个可能。一是BC1047年（2祀），二是BC1044年（5祀），三是BC1036年（14祀）。前两者武王还没有克商，后者在武王最后一年的十三月。《逸周书·作雒解》载：“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所以，可以排除BC1036年。只能是前二者。如果以武王克商為西周之始的話，則此器在克商前，屬先周與西周交際之時。笔者猜测大概出于山西洪洞永凝堡一带的西周墓葬。后证实是2014年盗掘自山西省洪洞县南秦村西。此处有南秦墓地,主要遗存属两周时期。南秦墓地为永凝堡———坊堆遗址的一部分。2016年发掘的南秦墓地位于南秦村西南的一处台地之上,北距永凝堡遗址约1公里,东北距坊堆遗址约2.5公里。南秦墓地出土过大量东周青铜器。义尊与义方彝就出土于南秦东周墓地之北。说明这个南秦东周墓地之北，还有西周早期的墓地。

黃組卜辭中出現過一個名義的人物。

西周時期還有一個名義的人物。


《集成》9453        義盉盖        隹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才魯。󱢆即邦君。者𥎦。正。又𤔲大射。義蔑𤯍。𥄳于王。󱱍義易貝十朋。對揚王休。用乍寶󰓼盉。子子孫孫其永寶。
這個盉蓋似是西周穆世器。

《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中谈到：


从义器可以看出，丙族并非在周人灭商以后才归附于周王朝的，至少是在武王即位之初就归附于周王朝了。说明周王朝对山西商族的势力影响在灭商以前。丙族何时归周人?怎样和武王保持密切的关系?
《竹书纪年》上的这段史料也许对认识这些问题会有所帮助。《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燕京之戎”居燕京山附近,郦道元《水经注》卷六云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管涔山在汾河上游,今宁武县附近。周人伐燕京之戎,如果从南向北走汾河谷地,必然路过灵石旌介的丙族控制范围。伐燕京之戎的是王季,王季是武王的祖父,生活在商武乙、文丁时,而灵石旌介墓葬的年代恰好也是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旌介的丙族非常有可能是在文丁二年王季伐燕京之戎时与周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考古材料看,在灵石旌介2号墓出土一件联裆鬲,这样的鬲也见于浮山桥北商周之际墓中,可以说周人对汾河流域是有一定影响的,而最早渗透汾水流域的时间可能是在文丁时,即王季伐“燕京之戎”这个时侯。由于山西洪洞、霍州、汾西以及霍山以北的晋中盆地考古工作过去开展较少,很多问题还不能说清楚。

丙族之 爵上的羌应是族名，也是方国名。商对羌地的方国或部落都称为“羌方”，两者关系十分密切。据顾领刚先生研究:“羌的孤域广大，·”…大致说来，据有今甘肃省大部
和陕西省西部，向东则已达到今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这两件有羌铭的爵在灵石发现，或可说明灵石地区在羌的活动范围之内或附近。

乾坤客

义尊是西周时期青铜重器、国家一级文物。
2019年7月，山西省公安厅警方从境外成功追回几年前被盗墓犯罪集团盗掘贩卖的西周时期青铜重器、国家一级文物“义尊”“义方彝”。国家一级文物“义尊”“义方彝”相继从境外成功追回，经专家鉴定均出土于山西省洪洞县一高等级贵族墓葬，“义方彝”是目前国内考古界所见的唯一一件带有提梁的方彝，极其罕见。
http://www.chinaqw.com/zhwh/2019/07-07/226159.shtml

乾坤客

新见义尊与义方彝
2019年11月15日 09:18　来源：《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　作者：韩炳华打印 推荐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摘要:义尊与义方彝是山西省公安机关最近追缴回的两件重要文物。铭文记载西周武王赏赐给义贝,义为父乙铸造了这两件器物。其中铭文中丙族可能与灵石旌介晚商墓地的丙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件器物对于研究商周之际殷遗民的迁徙、西周初年政治制度、西周历史与铜器断代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义尊；义方彝；丙族



　　最近,山西省公安机关在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中追缴回来大量青铜器,其中有一件义尊和一件义方彝最引人瞩目。这两件器物形体较大,纹饰精美,并且有相同内容的铭文,这对研究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铜器断代和商周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两件追缴回来的青铜器,证实是2014年盗掘自山西省洪洞县南秦村西。此处有南秦墓地,主要遗存属两周时期。南秦墓地为永凝堡———坊堆遗址的一部分,位于霍山西南麓,西据汾河6公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这里开展过多次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西周遗存,其中发现有不少西周青铜器和目前山西发现唯一的一件西周带字卜骨,说明这个遗址并非一般聚落,应该是西周时期高等级贵族活动的中心聚落,有可能是某诸侯国的国都[1]。

　　2016年发掘的南秦墓地位于南秦村西南的一处台地之上,北距永凝堡遗址约1公里,东北距坊堆遗址约2.5公里。该墓地出土过大量东周青铜器[2]。义尊与义方彝就出土于南秦东周墓地之北。为了方便学术界研究,现将两器做简要介绍。

　　一、义尊

    整体造型为筒形三段式,自上而下饰四条勾状扉棱,扉棱中间有明显的分范痕迹。敞口,方唇,鼓腹,圜底,下接圈足,圈足下为矮凸台。纹饰通体浮雕,有云雷纹底纹。颈部纹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装饰八组蕉叶纹,蕉叶纹内部由倒置的兽面纹组成;下部饰一周两两相对的鸟夔合体纹饰。腹部饰两组兽面纹,兽面弯角上方为“～”形夔纹,夔纹上部有勾状装饰。圈足饰两组折角兽面纹,上有鱼鳍状装饰。通高34.2、口径25.3、底径18、腹深25.4、圈足深8、厚0.9厘米,重7.2千克,容积3600毫升(图一,1、2;拓片一)。

　　器内底铸有4行23字铭文(图二;拓片二,左):隹(唯)十又三月丁亥,珷王易(赐)义贝卅朋,用乍(作)父乙宝尊彝。丙。

　　义尊的形制最接近扶风庄白1号窖藏出土的商尊、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从纹饰看,义尊与上二尊还有区别,尤其是鸟夔合体纹饰,鸟在外,夔在内,像两个动物纹的重影,在过去青铜器纹饰中非常少见。依据腹部兽面纹主题纹饰推断,鸟纹是主纹,夔纹是辅纹,二者共同构筑了一副鸟夔同体形象。义尊圈足上的兽面纹,其折角上有鱼鳍状装饰,这种装饰手法与西周时期的德方鼎、折尊、折方彝相同(德方鼎为成王标准器,折尊、折方彝的时代晚于德方鼎,为昭王时期[3]),而在殷墟青铜器中不见,应该是进入西周以后的创新之作,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由此可以判断,义尊的时代和德方鼎、折尊、折方彝时代相去不远。

　　二、义方彝

    义方彝,几年前曾出现在西安,最近,该器被成功追缴回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器物细节(图三,1、2;拓片三,1～3)。

　　义方彝整体呈长方形,有盖,带提梁,自上而下饰八条勾状扉棱,扉棱中间有明显的分范痕迹。器纹饰整体为浅浮雕,云雷纹为底纹。盖为仿庑殿顶形制。钮为硬山顶形制,钮前后两侧为倒置的兽面纹,兽面弯角上有鱼鳍状装饰,两侧为蕉叶纹。盖四面饰倒置的内弯角兽面纹,前后两侧兽面纹相同,兽面弯角的上方纹饰与义尊腹部兽面纹上部装饰相同,为“～”形夔纹,夔纹体部填充片状鳞纹。兽面纹侧面填充竖立夔纹。兽面纹下方还饰有对称的夔纹。盖左右两侧亦饰与前后相同的兽面纹。盖内在钮部位可见向内的方形凸起,应是铸造钮时形成。

　　方彝有提梁,提梁从方彝体部前后两侧正中颈部伸出,提梁底部为装饰獠牙的兽面,兽面的角上装饰五齿掌形目纹。提梁上装饰两个圆雕兽首和四组回首联体的两组夔纹。

　　方彝颈部微束,腹部微鼓,平底,下接圈足,方圈足下有矮的凸台。颈部每面均饰两两相对的爬行夔龙,夔身有鱼鳍装饰。腹部饰兽面,兽面样式与盖顶前后兽面纹饰完全相同。圈足饰左右对称的夔纹。圈足外底有方格纹的铸造痕迹,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加强筋,还可见有修补过的痕迹。通过X片发现,盖底出土时破碎,部分有残缺(图五)。

　　方彝带提梁高4 9、通宽2 9.5、盖长2 7.7、盖宽2 3.5、盖高2 2.5、口长2 6.5、口宽2 1.3、圈足长2 4、圈足宽1 9.3,口沿厚1.5厘米,重量1 7.3 5千克,容积8 0 0 0毫升。

　　图一义尊

　　图二义尊内底铭文

　　拓片一义尊纹饰

　　义方彝盖与内底均铸有铭文。盖内较宽的一侧铸有铭文2 2字(图四;拓片二,中):

　　隹(唯)十又三月丁亥,珷王易(赐)义贝卅朋,用乍(作)父乙宝尊彝。

　　器底部铸铭文2 3字(拓片二,右):

　　隹(唯)十又三月丁亥,珷王易(赐)义贝卅朋,用乍(作)父乙宝尊彝。丙。

　　义方彝,形体峻拔,纹饰精美,最有特点的是带有提梁。过去所见有一些卣也有提梁,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小臣系方卣和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兽面纹方卣[4],这两件器物,盖小,有肩,还不能称方彝。因此,从目前所知材料看,带提梁的方彝这是唯一的一件。从义方彝形制看,与这种弧壁方彝接近的有丐甫方彝、令方彝、荣子方彝等。与义方彝纹饰装饰特征也有相似的器物,在安阳郭家庄西1 6 0号墓亚址方尊上可以见到,如提梁兽首的五齿掌形目纹、腹部兽面纹上部的爬行夔纹。这种做法当来自殷墟,在安阳孝民屯有此类陶范出土(2 0 0 0 A G T 1 5 H 3 1∶1 8)[5]。

　　拓片二义尊、方彝铭文

　　图三义方彝

　　图四义方彝盖内铭文

　　三、两器时代及相关问题

    义尊和义方彝,尽管器形和纹饰都显示出浓郁的商器风格,但局部也有西周特有的形式,如鱼鳍状的装饰,这种装饰在商代殷墟青铜器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另外,兽面纹弯角上方加饰曲折夔纹体躯,很特殊,也是西周才出现的。

　　两器铭文虽然记载了周武王赏赐给义三十朋贝的事情,但其铸造年代不可能是周武王时期。武王在位短短几年,这么短的时间内青铜器的时代风格不太可能形成。另外,“义”器还有两件,著录在吴振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6]里,一件是义鼎(0 1 2 2)、一件是义爵(0 6 1 9),这两件器物与义尊和义方彝时代都非常相近,其中义鼎装饰列旗的兽面纹,这也是西周早期前段兽面纹的特殊形式。所以我们认为义尊、义方彝、义鼎、义爵都应该是成王时期铸造的,不可能早到武王。

　　图五义方彝底X光片

　　拓片三义方彝纹饰

　　义爵,传出山西[7],而现在又找到了义尊和义方彝的出土地,这就为认识“义”及其家族提供了更多帮助。义尊和义方彝铭文中都有日名“父乙”和族徽“丙”,这显然是商人的习惯。丙族,过去学者做过很好的研究。迄今见到的丙国铜器的年代,约自商王武丁至西周早期的康昭之世,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三百余年[8]。

　　最早的丙族应该是殷人的王族,商王的子辈,在殷墟晚期,主要活动在山西灵石县附近,是一个重要军事贵族[9]。周初,为什么会从霍山以北的灵石迁移到霍山以南的洪洞?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丙族何时归周人?怎样和武王保持密切的关系?《竹书纪年》上的这段史料也许对认识这些问题会有所帮助。《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10]。“燕京之戎”居燕京山附近,郦道元《水经注》卷六云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11]管涔山在汾河上游,今宁武县附近。周人伐燕京之戎,如果从南向北走汾河谷地,必然路过灵石旌介的丙族控制范围。伐燕京之戎的是王季,王季是武王的祖父,生活在商武乙、文丁时,而灵石旌介墓葬的年代恰好也是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旌介的丙族非常有可能是在文丁二年王季伐燕京之戎时与周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考古材料看,在灵石旌介2号墓出土一件联裆鬲,这样的鬲也见于浮山桥北商周之际墓中,可以说周人对汾河流域是有一定影响的,而最早渗透汾水流域的时间可能是在文丁时,即王季伐“燕京之戎”这个时侯。由于山西洪洞、霍州、汾西以及霍山以北的晋中盆地考古工作过去开展较少,很多问题还不能说清楚。

　　注释

　　[1]刘绪:《晋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2]杨及耘、曹俊:《山西洪洞南秦村发现春秋时期大型墓地》,《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25日。

　　[3]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西周铜器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3、112、143页。

　　[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卷第135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图一三,1。

　　[6]吴振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7]吴振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06页。

　　[8]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年第7期。

　　[9]海金乐、韩炳华:《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1页。

　　[1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149页。

乾坤客

【学闻】付强：义方彝研究
2019-10-07 21:05
义方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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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自付强古文字强刊

乾坤客

《逸周书·作雒解》载：“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