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思想批判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2-9-11 05:20:39

前言
本文写于《逻辑后缀学》之前，尽管作了修改，还是显得有点“青涩”。但《逻辑后缀学》是在本文思路上的发挥，因此可以说：本文是《逻辑后缀学》的“定调”之作。完成《逻辑后缀学》之后，回过头来看《自由思想批判》，对所谓的“自由”，会有更深入的体会。

正文
生命的本能都是自利的。
因此，人类的范式思维，是功利性的思维（《逻辑后缀学》把功利性思维彻底“扩大化”为所有的确认性判断：“是”判断）。
什么叫“功利性”？如果对某一人、物、事引起兴趣、憧憬，这肯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物事。但纯粹有吸引力“没有用”。对有吸引力的人物事，必须采取行动去追求。也就是说：被追求的对象一般被认为——或者是具体的、可及的，或者至少在概念上应该是清晰明确的，才有追求的价值和意义。简而言之，要“有所得”——这就叫功利性。
——例如：对自由的追求。

一，骡子悖论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裴多菲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百多年来激励着无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士。然而，在推翻了无数的皇权、神权、极权，砸碎了无数的旧传统旧制度旧观念之后的今天，我们真正得到了自由吗？
没有。
我们得到的只是自由的幻觉。
旧日农村拴在磨盘边上的骡子，吸引它不断转着圈的动力，是悬挂在它面前却总是吃不到的食物。自由，就像骡子嘴边吃不到的食物，更是他人编织或自编自导，但大家都信以为真的，一个美丽的谎言。
自由是一个时髦的名词，是现代人价值观里不可或缺的衡量标准。自由的追求及至达成，甚至是人生意义上的终极目标。因为，包括金钱财富、地位权力、学问求知等，无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向往，究其原始动机，都是对自由的渴求。
一种观点因此而认为，对自由的追求，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原动力。
这句话表面上看很有道理，因为这的确是事实，但这事实却体现出人类认识上的盲动性。因为，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是：得到了自由，原动力就消失了，就不必也不能再进步了。这与骡子得到了嘴边的食物就不愿再转圈是一样的道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逻辑陷阱：要自由，就必须要进步，要进步，就要保持原动力，但要保持原动力，就意味着自由不可能得到，而只能永远追求。
换言之，进步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自由，但进步的必要条件是得不到自由。
这是一个逻辑悖论。可称为“骡子悖论”。
“骡子悖论”的产生，是人与骡子的目的不一致。对于骡子来说，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眼前的食物，但它不知道这一切其实是狡猾的人玩的小把戏：人对骡子的要求，只是让骡子不停地转圈，转圈的效果是带动磨盘旋转，磨盘旋转是为了加工磨盘里的粮食，加工粮食才是人的最终目的。而这一切对骡子来说：毫无意义。
因此，参照骡子的行为，说人类进步的目的是为了自由，这是因果关系上的本末倒置：自由不是果，而是因，进步才是果。因为对自由的追求，导致人类进步了。即人类进步，不过是追求自由的副产品，是追求自由的果。
逻辑上，要确立两个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假定，必须同时符合四个原则：1，两个因素之间存在共变性；2，必须具备先有因后有果的事件顺序；3，确定两个因素间存在因果关联；4，无第三因素的介入。
进步与自由关系的本末倒置，最终造成混淆，使人类不知不觉下把进步视为因，也就有了骡子悖论。骡子悖论意味着：被视为果的自由，是遥遥无期，甚至根本不存在。这就违背了因果关系假定的1、2、3原则，意味着进步与自由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成立。结果就导致了如下情形：像把骡子的双眼蒙住，甚至将骡子眼前的食物撤去，骡子仍然会因为思维定式，而盲目不停地转圈——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已忽略甚至是忘记了进步的初衷是为了自由，只是因为改变不了思维定式，而盲目地：为进步而进步。而进一步的“进步为了什么”？就成了一道无解的，或者说只有天知道的问题。
“骡子悖论”揭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真相，这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宿命论：自由，是变相的牢笼。
人类的不断进步，恰恰证明了人类根本没有自由。
人类自以为的自由，不过是无形的一道诱饵，让受其诱惑者心甘情愿地被牵着鼻子走，结果越是追求自由者，其实越没有自由。
或者有人对以上的论述嗤之以鼻，认为这些论述过于偏激甚至是反人类的，因为不能否认：人类的进步，确确实实让人类越来越自由。
人类越来越自由了吗？
人类自以为的自由，不过是环环相扣的套，每当解除一个套时，一个新的套同时生成（注：《逻辑后缀学》把这些环环相扣的套表述为：震荡与重复）。
以自由的名义，人类往自己身上拼命加套：
以金钱为例。金钱产生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以物易物各取所需时的各种低效率及换算困难。但金钱产生后，人就成了金钱的奴隶。当现金变成了信用卡之后，人更进一步变成卡奴。
以性为例。保守的风气下受到性压抑，性解放之后却不相信爱情了，不相信爱情意思是男女之间多了防范心，这防范心就是一个新的套。性放纵带来的种种性病及伦理道德困扰也是各种新的套。性解放之后带来的社会问题比性保守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只有多没有少。
以信息为例。生活在信息闭塞的国度或年代里，求知欲得不到满足，，只能接受单一思想单一准则的人，被称为愚民。但信息爆炸的国度或年代里，人们忙于接收海量的信息，而导致独立分析时间被不断侵蚀，人实际上只是成了信息的接收器，更因为乐衷于转发信息而不知不觉地令自己变成了镜子：镜子能够事无巨细地把自己接收到的信息反射出去，但镜子本身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成为接收器，或者说成为镜子的人，不过是愚民的不同版本。
以武器为例。武器到底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为了攻击别人，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从原始的石头木棍，到机械武器、信息武器、生化武器、核武器。从阵地攻防战到太空争夺战，当我们的自由取决于互相杀戮互相威慑互相防备，这样的自由意义何在？
以穿衣服为例。穿衣服的本意只是保护皮肤，御寒防晒。但人类的衣服从远古的树叶兽皮，进步到现在的时尚服装，保护皮肤与防晒御寒的目的已经退居其次，“穿得有面子”才是每个人最在意的事。中国文革时期“全国上下一片蓝”的服装被作为当时中国人“没有对美的选择自由”的证据。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当“不得不美”甚至“当然要美”时，你同样没有自由。
以食品为例。现代科技已使人类基本上摆脱了过去那种“望天打卦”的农耕方式，但丰富充沛的食品却让现代人吃出各种各样的现代病，我们身体的功能，并不欢迎“舌尖上的自由”。
以住房为例。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遮风避雨的安乐窝，但现代有多少“房奴”，一生都在为这个安乐窝而付出？人的居住自由，已经被无形的贷款及有形的高楼大厦里的钢筋水泥所禁锢。某些大城市里，甚至为租不起房子的人发明了“胶囊旅馆”。这种“胶囊旅馆”，与远古的“山顶洞人”相比，是进步还是退步？是自由还是束缚？
以交通及其工具为例。道路的出现及完善，是为了节省时间尽快地到达目的地，但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今天，每个人都更忙了，时间更不够用了。车子是代步工具，它“解放”了我们的双脚，确实是人类进步的伟大发明。但为了汽车，我们不说环境破坏这类大题目，只说说与我们最切身的问题：双脚是解放了，但我们与自然隔阂了，我们身体锻炼的机会少了（不过就出现了开着车子去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拼命奔跑的可笑情形），交通意外造成身体受伤的机会大了，各种路费保险费油费维修保养费更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些天价的名牌车让广大的“屌丝们”不断产生人生挫败的无奈感，因解放双脚的自由感，在这种无奈感的冲击下大多荡然无存。
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都会正视以上问题，这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自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越追求自由，越觉得不自由？对自由的追求是否有实现的可能？
遗憾的是，这些思考到目前仍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哲学家、政治家们，并没有，也不能给我们一个有关自由的具体清晰的概念及诚实的承诺，一般的普罗大众更只能凭各自的“感性”，去判断自己有没有自由。
骡子为了食物而转圈尽管愚笨，但那食物毕竟是明确具体的实在，即使把骡子双眼蒙住，那食物的香气也是实实在在的，这“骡子悖论”其实还情有可原。而我们追求的自由有这种实在性吗？又或者说，我们追求的，是自由的实在吗？如果我们梦寐以求的，甚至不惜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自由，只是一个在具体和抽象之间疑幻疑真的，概念上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理念，甚至是一个不存在的幻想，我们对自由追求的行为，就比“骡子悖论”更荒唐。

二，自由具有三种属性
何为自由？
自由的定义很多，但作为概念，哲学上的自由定义应该是最基本的。其它包括法律、政治、宗教、思想、人文、自然科学等等不同领域的自由定义，只是基本定义的延伸。
犹太人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认为，自由有两种概念：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是主动意义上主体自身不受任何外力左右所做的决定及选择。积极自由也可以理解为：凭籍个人意志对自我在行为上及思想上的任意支配。简言之，就是“随心所欲”。
消极自由，则是被动意义上主体不受外力强制的意志及不受外力干涉的行为。消极自由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
“随心所欲”和“无拘无束”，确实都是人类追求及希望达到的自由境界。因此，尽管两者在概念上不尽不同，但都反映了人类对自由的认知，因此被人类所认同接受。
当中消极自由的概念，更受到西方主流思想的普遍肯定。
西方主流思想认为：积极自由会令自由与权利集中到统治者手中，而产生所谓的“极权主义”。而消极自由，能够最大化地保障个人自由。因此西方主流思想肯定及提倡消极自由。
问题是，无论积极自由或是消极自由，是否有实现的可能？
在选择认同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之前，这个问题必须要先厘清。
西方哲学把人的概念分为自然人与社会人两种。
对人的自由的讨论，当然以社会人为主要对象。
社会人的自由，即社会人所希望的随心所欲，或无拘无束，体现在不同的领域，综合起来是三个方面：人文、自然、思想。
即是：社会人追求的自由，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都具有人文属性，自然属性及思想属性三种属性。
人文属性，指自由在人类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相处时所体现的属性。自然属性，指的是自由在物质世界中人的形体及行为上所体现的属性。思想属性，是自由在精神世界中人的意识、感受及思维上所体现的属性。
三个方面的属性是共存的，缺一不可。但又是各自独立的，这是因为三个属性两两之间没有共变关系，即不存在因果关系。意思是物质世界中的自由不生成精神世界中的自由，亦不生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自由，如此类推。并且三个方面的属性相互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即物质世界中的自由体现不等同于精神世界中的自由体现，如此类推。
这个自由三属性的概念与人类对空间的概念类似。人类认识的空间是三维空间，三维空间里三维是共存的，但又是各自独立的，不能相互替代的。
对于自然人来说，自由不包括人文属性。这个但书很重要，在第七节有进一步讨论。
现实中讨论自由时，对“自由”的属性往往是含糊暧昧的。当我们说要追求自由时，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要追求什么属性的自由，或只是某一属性的自由，又或者，感受到某一属性的自由时，以为自己有另一方面属性的自由。
政治家讨论自由时，其实都是讨论人文属性下的自由。科学家讨论自由时，围绕的是自然属性。而思想家则讨论思想属性的自由。这样的讨论属于各说各话，各说各话之下讨论的自由是伪自由。就如同单纯对长度，宽度或高度的讨论，与空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一样。
普罗大众中常见的话题：追求物质生活被叫做肤浅；追求精神生活被叫做脱离实际；搞好人际关系被叫做圆滑世故。这些话题的产生皆因单一方面的自由属性都是不真实的伪自由属性，故而引起诸多争执。
社会人的自由感是由三方面的属性所统合，任何单一属性的理论，及因此而付诸于实践的模式，都不能真正解决人心中对自由的失落感、疑惑感和焦虑感。
自称自由的西方为什么迷幻药风行？为什么越发达的地方生活越有压力？越多人患忧郁症焦虑症等精神性疾病？为什么说现代人心灵空虚？正因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否，并不意味着自由三属性的全体具足，因此与真正的自由无必然的关联。把单一属性误解为全体属性，反而会产生自由的假象，假象一个接一个，像带着自由光环的套，环环相扣。对这些假象的追求，等于往自己身上加套，自己禁锢自己，失落感、疑惑感、焦虑感、空虚感接踵而来。
自由的三属性清晰明确之后，就可以把“积极自由或是消极自由，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这个问题进一步深化：无论是“随心所欲”的积极自由，还是“无拘无束”的消极自由，是否有在人文、自然及思想三个领域里都得到实现的可能？
如果三个领域里都没有实现自由的可能，认同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件无聊的事，追求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就更是一个笑话，夸夸其谈捍卫权利或保障自由，就相当滑稽。
这里的“实现”，又分两种：无条件的实现，与有条件的实现。
随心所欲、无拘无束，从字面上理解，都是无条件的。因此首先讨论：无条件的实现。

三，人文属性的自由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主要应用在人文属性方面。人文属性即是社会性。人一出生，就注定了具有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父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社会关系基本单位先天性地决定了，人一出生就没有人文属性的自由：我们一定有父母；我们一定有父母的遗传因子；我们一定要接受父母或其他成人的哺育及基本生存经验，绝对没有“天生天养”的独立人或所谓的“自然人”存在。至于后续的配偶及族人关系，更是越趋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只要存在社会关系，人文属性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现。因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就意味着一定有传承、配合、妥协、服从等，这些表现全都违背了随心所欲或无拘无束的定义。因此，独立是相对的，不自由却是绝对的。
有关人文属性自由的论著很多，其讨论基本上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本文从第六节开始，亦会以此为侧重点，提出不同的观点。

四，自然属性的自由
我们的肉身本身，受着自然规律的种种限制，首先是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总命运，其次是不能太热、不能太冷、不能太饥、不能太累，必须呼吸等等，大概只有达到了诸如佛教中的“金刚不坏身”，才有资格谈肉身的自由。我们幻想着能力超强，行动超快，因此我们发明了机器，我们发明了飞机。但这些发明，只是发现、利用了自然规律，而不是改变或创造自然规律，机器的强与飞机的快不等于我们肉身的强与快。即使将来人类的肉身能进化到如超人般的强与快，这强与快也必然与相应的自然规律吻合。
在物质世界中，我们的形体没有随心所欲或无拘无束的可能。
但是，人类在物质世界中，行为上有选择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是哲学家们长期纠结的话题，并由此而分成了两大派：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然而，两大派围绕的主题，皆是“选择本身是不是自由”，即“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却没有思考到，即使有自由意志，即使选择本身是一种自由，但选择之后，依然是不自由。
选择之后，我们仍然处在某一个，或多个被选择的系统之中，我们必须遵守被选择系统的一切（在《逻辑后缀学》里形容为“装在瓶子里的自由”）。例如，我可以选择走路、开车等不同的方式，但每一种方式都有一个自己的系统：选择走路，我必须脚踏实地，必须有先有后有序地迈动我的双脚，我身体的各部分必须配合双脚的平衡。选择开车，汽车本身即是一个系统，表面看上去我可以自由地操纵汽车，实际上是汽车自己在按它的系统模式运行，因此我的操作必须遵循这个系统，刹车与油门不能混淆，我更没有既让汽车前进又令轮子不动的自由。此外，人车还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个系统。例如，我有挑选衣服的自由，但这挑选的过程其实就是选择系统的过程：薄的衣服夏凉冬冷，厚的衣服夏焖冬暖，不同衣料自有不同系统特有的保暖功能，这些都不是我能自由控制的。例如，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牌子的智能手机，但购买之后，你的应用就一定是遵循所购买手机的系统，当人们的手指随心所欲地在智能手机屏幕上滑动，手机屏幕上的千变万化都一定在系统内定的设计之中。即使是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在物质界（欲界）里的任何变化，都必须遵守物质界的定律：变鸟就有被恶鹰扑食的危险，变蛇就会被灰鹤欺负，是鱼就该潜在水里，是树就长在山坡上，是庙就请乖乖地收起尾巴，把尾巴变成旗杆竖在庙后，就叫做不通人情世故，自然被二郎神识破。
选择的自由不等于真正的自由
哲学家萨特甚至认为：人是生而要受选择自由之苦。自由其实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一种不“自由”，因为人无法逃避选择的宿命。
物质世界中，人没有自由但有选择的能力。选择，即自由意志，让我们产生了自由的错觉，而实际上，选择，是一种宿命，选择之后，依然是宿命，因为我们只是在选择进入不一样的囚笼。
不一样的囚笼，依然是囚笼。人，在物质世界中没有实现自由的可能。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2-9-11 05:21:38

五，思想属性的自由
思想自由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你可以控制我的肉体，但你控制不了我的思想”。每个人都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似乎思想自由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只要我们不被“洗脑”，我们的思想就一定是自由的。
果然如此吗？
人的精神世界有三个层面，分别是意识、感受及思维。三个层面分工不同，但又密切相关。
人的意识，可分为被动意识与主动意识两种。被动意识是第一意识，主动意识叫第二意识。主动意识由感受与思维两个层面构成。
被动意识里“被动”两个字，就表明了这种意识一定是完全不自由的。什么是被动意识？就是我们不得不产生的意识。什么是不得不产生的意识？我们饿了，就不得不有吃的需求意识；我们渴了，就不得不有喝水的需求意识；我们冷了，就不得不有保暖的需求意识；我们累了，就不得不有睡的需求意识，这些不可抗拒的生存上的需求意识，就是不得不产生的意识。简言之，被动意识就是“我需要”（What I Need）。
“我需要”就像一台电脑不得不接受的原始指令，即使是电脑自己发出的指令，也不是自主性的，指令背后其实是人为设置的程式。我的饿、渴、冷、累等感觉，完全是我的身体机能，严格按照自然规律定下的生存法则所被动发出的指令的“应激反应”。
“我需要”了，我就想满足这种需要。这个想满足需要的“想”，就是“我想要”（What I Want）。“我想要”是一种主动意识。表面上，主动意识是灵活的，自由的，因为我可以想多也可以想少，可以立刻想也可以迟些想，可以想不同的方式满足我的需要，但这些“可以”的自由都属于选择上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再何况，“我想要”是为“我需要”服务的，要为某一个对象服务，同样意味着没有自由。
再接续下来，为了实现满足“我想要”而产生的种种“想方设法”、“聪明才智”，属于主动意识的后续意识，也称为第三意识，相当于电脑接到指令后的运算过程，同样是没有自由的。
无论是“我需要”还是“我想要”，都是需求。需求，就意味着不自由。需求越多，就越不自由（《逻辑后缀学》以交集表述之）。原始的被动意识和主动意识很简单，都是围绕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这些需求全都是物质性的，即被动意识和主动意识起源于对物质的基本需求。“我需要”方面的基本需求，其实不多。“我想要”的需求，如果仅仅为满足“我需要”的基本需求，则两者的需求是一致的。但随着精神世界另外两个层面——感受与思维的不断参与及反馈，“我想要”的内容及数量远远超出了“我需要”，本来就不自由的意识就被牢牢地禁锢了。
感受的产生，已经有医学上的研究。医学上认为，感受是情绪活动。人类的脑部有很多参与情绪活动的结构，主要有大脑边缘叶的扣带回、海马结构、梨状叶和隔区等以及丘脑前核、背内侧核和下丘脑的众多核群及杏仁核等。当感官受到外界刺激时，大脑边缘叶会发出指令激活下丘脑或杏仁核。下丘脑分析整理这些指令，发放到丘脑前核产生感受。同时下丘脑通过分泌激素，比如肾上腺、多巴胺等激素，影响意识以及靶器官，造成我们在产生某种情绪时，会出现体温升高及心跳加快的现象。下丘脑的这些反应，都是接收到指令之后产生的，这说明感受的产生和前面所说的意识产生是一样的受指令控制，只是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罢了。因此感受是不自由的。
下丘脑活动的参照模型是遗传的（后天也有一些改变，但改变一般不大），也就是说我们一出生后，感受是按照固有的方式分析产生的，因此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感受，所有痛、痒、乐、喜、酸、甜、苦、辣、咸等等感受对所有人都是一样。此外不是所有的指令都能激活下丘脑产生感受，能够激活下丘脑的指令必须是具有一定倾向性。倾向性也就是选择性。下丘脑只有接收到这些带有倾向性的指令才会发挥作用，继而产生对人和事物的喜好、嗜好、偏爱、欲望、美感、动机以及愉悦和恐惧、兴奋与沮丧等情绪。
生活中的很多行为都是由情绪所产生。觉得恐惧时的应激反应是逃跑；愤怒时的应激反应会“揍人”。2010年，由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主持的研究表明：一个名为“MAOA-L”的基因被认为和犯罪行为有关。带有MAOA-L基因型的人，更容易因为受到挑逗而产生攻击性行为。脑成像的研究表明，MAOA-L基因型通过影响控制情感唤醒、情绪调节和冲动控制的神经回路，来影响人们的攻击性行为。同时，MAOA-L基因会在大脑中分泌出一种促使暴力行为的化学物质。这种基因在遗传给下一代的时候，其影响可能会更强，即犯罪基因会以“遗传”的方式传给下一代。参与这项研究的犯罪学家凯文·比尔沃说：“如果亲生父母有过犯罪经历，他们的孩子即便在被领养后，也很有可能也会走上犯罪的道路。”。现在已经有国家根据鉴定是否具有MAOA-L基因来为犯人进行定罪了。据《自然》杂志称，在2009年的一个杀人案件中，意大利法庭第一次接受基因测序证据，犯人因具有MAOA-L基因而被减刑。2011年8月，意大利法庭再次通过接受大脑扫描和基因测序的证据减轻了对杀人犯的刑罚。
以上的例子说明：由情绪引起的行为是不自由的。至于理性作出的行为是否自由？会在这一节最后部分分析。
此外，当受到我们喜爱的情绪感受出现时，我们就会产生满足感。满足感反馈给主动意识，令“我想要”这种情绪感受的需求进一步加大。我们渴望物质世界中形体的快、强，我们渴望形体会飞，我们渴望的种种物质及精神上的享受，归根结底只是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说俗一点就是求个“爽”字。
爽的感受令我们以为这就是自由，实际上，爽的感受就像蒙住眼睛的骡子，只是闻到自由的“香气”。爽也像毒品，令人沉迷，爽完之后，都需要更爽或新的爽。所有爽的感受都具有不可持续性。精神世界里的爽不是自由。
被动意识、主动意识及感受传递到大脑里再加工，就形成思维。思维是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包括储存、分析、关联、整合、观念的形成及选择。人的思想成熟过程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以螺旋式不断交替提升的过程。
储存也就是记忆。
科学家已发现：记忆发生在神经细胞的突触部位。通过对突触的刺激，神经细胞的离子通道发生变化，使钙离子进入神经末梢，导致突触释放神经递质而产生短期记忆。当刺激增强，神经细胞的蛋白质水平会发生巨大变化，而使突触的结构发生改变，功能增强，即记忆功能加强，从而获得长期记忆。
无论是短期记忆或是长期记忆，其过程都是刺激下的自然反应，属于不自由的被动性接受模式。
记忆，是思维过程的第一步，没有记忆，就不能产生思维。从思维的角度看，我们没有当下，没有将来，我们实际上都生活在过去的记忆里。有了记忆，人的生命才有其基本意义。记忆把过去感知和体验过的东西作为映象而在脑中保持和巩固下来，人才有了存在感。语言和文字（及远古的图案）作为集体记忆的主要工具，使人类保持着共同的存在价值感。
但正因为如此，记忆就成了思想自由的第一道羁绊，第一道锁链。因为，我们的所思所想，一定是以我们的记忆为背景。
分析、关联、整合属于各种程式下的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谈不上什么自由。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形成某种观念。
观念，包含了概念、知识。
定义一个概念必须使用其他概念。如果定义是合理的、适当的，这个定义使用的概念一定比被定义的概念更基本。那些最基本的概念，我们不能定义，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中最基本的公理是不能证明的，最基本的概念也是不能定义的，只可以举例说明。我们刚刚诞生的时候脑袋里没有任何概念，也就不能定义任何东西，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形成概念，靠的就是具体的事例。有了概念、知识，我们就可以说：“知道了”。但是，我们实际上能够知道的只是：刚出生或者仍在母体里的婴儿或胎儿，能够在没有任何知识和概念的前提下形成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概念，人类其他一切知识都建立在这些基本知识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事实、这个真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通过什么方法和途径怎样完成的：婴儿或胎儿脑袋里没有任何概念和知识，但是却能够自己形成基本的概念和知识，这一切是怎么可能的？不知道！柏拉图说他生前在绝对的世界中拥有绝对的知识，因此出生以后他能够隐隐约约地回忆出一些来；康德说这些基本知识是与生俱来的，不依赖任何经验。这些解释显得强词夺理，但也无奈地反映出一个事实：基本的概念和知识是不受我们控制的，是老天爷“强加”给我们的（《逻辑后缀学》表述为根本识）。
籍着老天爷强加给我们的基本概念和知识，再加上后天被动性接受的记忆，在我们的脑袋里经过分析、关联、整合之后，以种种概念、知识等观念形成了我们对世界的一切认识及价值观，我们就自以为“知道”了，我们因此而信心满满，自以为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创造未来。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的所有观念，是否从此从被动化为主动？如同圆形金鱼缸中的金鱼看到的外景是变形的，我们眼中看到的现实世界，难道没有可能也是透过某种扭曲变形的媒介所形成的吗？我们的主动难道没有可能是预设的程序吗？
有这么一个涵盖了从认知学到哲学到流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思想实验。这个实验的内容是：想象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把你的大脑从你的体内取出，放在某种生命维持液体中。大脑上插着电极，电极连到一台能产生图像和感官信号的电脑上。因为你获取的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都是通过你的大脑来处理的，这台电脑就有能力模拟你的日常体验。如果这确实可能的话，你要如何来证明你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所有记忆、观念不是由一台电脑产生的某种模拟环境下的结果？
观念的形成，反而是不自由的铁证。观念的形成，使思想陷入种种顽固的思维定式。此外，在对世界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是未知数的情况下，人类还“多此多举”地人为“创造”（其实是选择）了一大堆自我束缚的思想道德观念。常听人说：我就是这样的人了，我就喜欢这样，谁也改变不了我。种种思想观念，喜好厌恶，道德标准，都成了捆缚自由的牢中牢。即使能够改变观念，也不过是形成新的观念，新的囚牢。
思想选择有没有自由的问题，是最具争议的话题。思想选择自由，哲学的术语就是自由意志。西方哲学史上关于有没有自由意志的巨著洋洋大观，但至今没有服众的结论。且不同的结论，反而被宗教、政治上不同的利益集团各取所需，成为各自争取维护利益的工具。这篇文章不纠结于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而是超前一步认识到：不论是自由的选择或是不自由的选择，选择之后同样还是不自由。
上一节已经讨论过，在物质世界中选择之后，只是进入系统中，行为上依然要遵循系统的模式（即自然规律），依然是没有自由。那么，在精神世界中又如何呢？
人们挑选衣服都十分在意好看不好看，这好看不好看分别属于美或丑两个观念。观念，也就是系统，是抽象化了的系统。种种观念，形成种种不同的“系统”：“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系统；“民主自由”是一个系统；信耶稣是一个系统；“做好人”是一个系统；“名成利就”是一个系统；爱与恨，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都是系统。我们自以为有自由意志，能够作出思想自由的选择，但选择的结果，我们依然被一个乃至多个思想系统所束缚，以至我们的所思所想，都不由自主地在记忆这个背景下，遵循这些系统（观念）所建立的模式。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思想会充斥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观念。这些观念，有因自己的经验而产生，有通过学习而接受，也有通过判断选择而来。这些观念，又成为我们进一步行为的指令。这里的“进一步行为”，不是前面所说的由情绪引起，而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问题是，即使是理性的，我们的种种想法，作出的行为及说出的语言，依然是不由自主地遵循观念所发出的指令。
英国伦敦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派屈克·海佳德在2005年6月份的论述佐证了以上的论点。
派屈克·海佳德是在研究了80年代至2004年由美国、法国和英国的神经生物学家做的实验结果后，做出上述论断的。那些实验旨在阐明：当我们决定做某个动作时，大脑的活动机理。派屈克·海佳德阐释说：“通常，人们都相信做某个动作时，比如天冷了，伸胳膊去取衣服，我们做这个动作是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做了。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想要执行某个动作的意愿，首先独立产生于大脑的某个领域，接下来我们只是感知到执行某个动作的意愿，然后我们才做这个动作”。更确切地说，一方面人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行动的动机，另一方面人们却无法选择执行这个动作的精确时间。
他的结论，是建立在2004年里昂认知科学研究院神经生物学家安吉拉·西里古的实验基础上。实验很简单，15名自愿参与者围坐在一张装有按钮的桌子旁。当他们决定行动的那一刻，专门为此实验设计的钟表会记下指针的位置（指针转一圈为2.46秒）。在此期间，他们大脑的电子活动被脑电技术记录下来（通过装在他们头顶的电极记录）。记录显示：行动之前电波会突然增加。这表明大脑开始发动行动，准备去按按钮。这就是大脑决定行动的真实时刻，被称为“潜在动机准备”的开始时刻：这意味着大脑意识器官对动作的无意识。也就是说“想做一个动作”——只是大脑在不为意识所知情况下发出命令后引起的一个结果！安吉拉·西里古解释说：“请看当行为主体决定按按钮时大脑内部有哪些反应吧！我们看到一切都开始于无意识的大脑生理运动程序。大脑皮层的前额叶区（位于眼睛上面），预先已经储存了在某个时刻触摸按钮的命令，它刺激顶叶皮层。顶叶皮层位于头颅的后上部，此区的功能之一便是监督管理原命令的执行。当运动皮层按命令触摸按钮时顶叶皮层就会有反应”。
“预先已经储存了的命令”，就是某个早已存在于思想里的观念。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得出结论：
思想属性方面，并没有真正的“随心所欲”或“无拘无束”的实现可能。
即是：三种属性方面的自由都没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那么，何种自由概念值得我们认同的讨论，就没有了意义，采取行动去追求自由，就没有了价值。
这样的结论，不是追求自由的人类可以接受的。但事实又摆在面前，无奈的人类只好承认，没有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积极自由及消极自由，都只是人们对自由的一厢情愿，谈不上谁更合理的问题。
——“有条件的自由”这种理念，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2-9-11 05:22:06

六，虚伪的道德承诺
“随心所欲”或“无拘无束”，都应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但现实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不但找不到，在实际中我们更为自由设定了种种的框架。
例如在政治哲学中，就对自由的定义作了补充：自由不等于任性。并强调自由与任性之间尽管只有一线之差，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即我们讨论的自由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都只能是有条件的自由，或称为“制约下的自由”。
学术上对这种有条件的自由有不同的见解。
在法律上，有条件的自由叫“无罪自由原则”，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节选）。康德称之为“自律下的自由”。
对自由不同的见解，包括自然属性、人文属性及思想属性方面的见解，只是不同条件下对自由的不同解释，但“有条件的自由”这个命题本身，则已经是人类（严格而言是西方人）的共识。（注：因为自由一词在源始的内涵上东西方有别，而当代讨论的自由已经完全是“西式”的自由。中国人的祖宗，讲的是“自觉”。但这些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积极自由或消极自由定义的中心思想是随心所欲、无拘无束，但现实中的自由却是有条件的。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我们的自由观彻底地被迷惑。
迷惑的原因是我们在修辞上出了错误，借用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话，叫“范畴谬误”。
“自由”与“有条件的”是两个内涵完全不相容的概念。
“自由”在这里是抽象名词，表述的是一种力量（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之语）或性质。无论是力量或是性质，其词性都意味着某种已确定的、完整的、但又不可数的、绝对性的、不受附设条件影响的某种存在所具有的“性状”。
性质只能用肯定或否定，或者说有或无的方式去确认。
“有条件的”并不适合对自由这个“性质”的直接形容，即不能作“自由”的定语。因为“有条件的”这个形容词，表述的是未确定的、相对的、诸多因素影响的具有某种性质的形式存在的产生、实现过程及维持过程的某种“状态”所需要的某种条件。
即：性质不等价于状态。
我们可以说“有条件的状态”，而不能说“有条件的性质”。
具有力量这种“性状”的某个状态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具有力量这种“性状”的某个状态的维持是有条件的，而不能说有条件的力量。
“自由（状态）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自由（状态）的维持是有条件的”。但不能讨论“有条件的自由”。当然，也就同样不能讨论“自律下的自由”，只能讨论“自律是实现某种自由性状的条件”（注：《逻辑后缀学》通过集合论讨论的所属性，也就是“有条件”之意）。
如此一来，当讨论“自律下的自由”，就出“大问题”了：由于性质是不能自律的，能够自律的只是状态。因此当不能自律时，也就“失控”了，也就令自己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结果我们就看到：西方哲学确实说的“头头是道”，但却是“说一套做一套”。一方面高举道德大旗，另一方面四处征战殖民。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西方哲学永远围绕的是“有我观”。所谓自律，本质上是“自我塑造”的“程度”，也就是这个“我”能够达到哪一个道德高度。纯粹“说说而已”的“理论上”的高度，当然可以无限拔高，因此在“纯理论”上，西方哲学确实是“无人能出其右”地高大上，但到了具体的行事上，那就“对不起”，我做不到。能做到的，是杀人放火之后，到祷告室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恶。对比中国人的“无我观”：既然“无我”，也就无需自律。故中国人说的是——“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讨论自由（性状）存在还是不存在，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但不能讨论有条件的自由，不能讨论制约下的自由。“有条件的自由”或“制约下的自由”都是伪命题。伪命题之下产生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结论。伪命题之下的讨论，就如同被戴上手铐的囚犯，不思想带手铐这个客观存在（的性状），不思想什么条件下才能去除手铐（这种性状），却去讨论怎样的手铐颜色款式可以令自己体面地接受被铐的事实那样滑稽。也如同被判死刑的罪犯，不想办法免除死罪，却讨论最后晚餐的菜单，或用砍头还是子弹或是打毒针何者不失尊严那样荒诞。
作为执法者，可以给囚犯某种条件下解除手铐（性状）的承诺，可以给死刑犯某种条件下免除死刑（性状）的承诺。而允许囚犯选择手铐或允许死刑犯选择结束自己生命方式的承诺，则是一种虚伪的道德承诺。
有条件的自由，是一种伪自由，伪自由的承诺，是一种虚伪的道德承诺。
同理，“平等”也是一种“已确定的、完整的、绝对性的、不受附设条件影响的形式的终极存在”的“性状”。“有条件的平等”，亦是一种伪平等，伪平等的承诺，同样是一种虚伪的道德承诺。
如果名词的词性显示出其所表述的形式，不考虑其“性状”而仅仅是以“实现、维持”某种具体状态作为其存在的意义，这种名词则可以直接用“有条件的”作为定语。例如“合同”。如果“合同”是以“执行、实现或维持”的状态作为其存在意义，而这个意义已经反映在“合同”这个词里面。合同的执行（实现、维持）状态一定是有条件的，因此允许直接采用“有条件的合同”这样的表述。类似的还有“有条件的民主”、“有条件的契约”、“有条件的工作”、“有条件的承诺”、“有条件的等待”等等。
当一个名词可以直接用“有条件的”来作定语时，这个名词所表述的形式一定不是“已确定的、完整的、绝对性的、不受附设条件影响的某种存在所具有的“性状”，而一定是以“未确定的、相对的、诸多因素影响的实现状态及维持状态”作为形式的存在方式。换个通俗简单点的说法：能够用“有条件的”作定语的名词，表述的永远只是状态。状态一定是有条件的。
“民主”是体制的其中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定是以一个状态、一种体制的维持过程作为其存在方式。故民主不是一个终极性状，因此我们不能说“某某国家民主了，某某国家未民主”，而只能说“某某国家正在实行民主的某种状态”或“某某国家正在维持民主的某种状态”。
维持一个状态是一定要“有条件的”。“民主自由平等”这个普世都耳熟能详的口号把有条件的民主，和无条件的自由及平等视作为对等的概念，亦是一种“范畴谬误”。
把有条件的民主（状态）偷换为无条件的普世价值（性质），却又把无条件的，实际上亦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平等偷换为有条件的，可实现的追求目标，则是虚伪的、误导世人的道德承诺。

七，天赋人权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意识到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意义时，他们必须找出某种根据来为权利背书，自然人的理念因此而产生。这种理念认为，在国家形成之前，人是处在自然状态之下的自然人，自然人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地拥有了自由和平等，那么自然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也即是天赋的（或者说是上帝赋予的），这天赋的权利不能因国家的出现而被剥夺。
这种以自然人的特定条件为依据，推断出自然法则，然后以自然法则为根本而制定出“天赋人权”作为社会人保障自由平等的法则，亦是一种谬误，是无中生有下再偷换概念的产物。
应该说，“天赋”的权利可以包括生存的权利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套句流行的说法这才是“基本人权”。但基本人权不应包括自由平等及财产的权利。
（这里要强调两点：1，作者并非为某些统治阶级背书，而是就事论事。自由平等权利必须争取，但不能以天赋人权作为依据。2，本文讨论的主题是自由，因此对“天赋人权”的批判是围绕着自由及与之相关的平等的批判，对“天赋人权”里所包括的生存权、幸福权、财产权等只是约略带过）。
把国家形成前的人都看作是自然人，是选择性忽略：即使没有国家的前提下依然成立的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存在：即使在子女与父母关系不确定的原始氏族社会，个人依然要依附氏族而生存，完全脱离社会关系的自然人是不存在的。因此自由权利一定是后天的，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里才能出现的，或者可称之为“民赋”的。此外，平等更没有可能是天赋的。平等（状态）这个概念，一定是和别人比较交集之下才能出现。要和别人比较交集，就一定要先有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出现了社会关系，才有平等的需求出现，何来天赋一说？财产的概念亦如是，一个没有社会关系的自然人，是不会有财产的概念的。
自然人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因为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产物，把判断一个杜撰出来的东西可能具有的特性，作为现实世界的理论依据，本身就立不住脚。这种立不住脚的理论是造成现实世界里权利之争无日无之的元凶。
即使自然人的理论能够成立，即不承认社会关系基本单位，国家形成前的人确实是自然人，“自由、平等、幸福、财产等追求是自然人的固有品质”（引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社会关系建立之前属于一种隐性存在，自然人确实具有拥有这些隐性存在的天赋权利，这天赋的权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这权利不能无条件带入具有社会关系的国家中（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阐述：国家就是人们通过缔结契约转让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利而产生的）。这叫做“国有国法”，也叫做“入乡随俗”。自然人“入籍”成了社会人，在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必须，也一定有互动的，否则就不叫做社会人。在互动中，人的自由一定会受到种种制约。即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帝，其自由同样是受制约的。那意味着，包含在这有条件的权利之中的自由（状态）也是有条件的，既然是“有条件的自由（状态）”，就不是天赋人权观里所认为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而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伪自由。“不可分割不可转让”是一种虚伪的道德承诺。
其次，天赋人权观还有一个自打嘴巴之处。自由与平等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自由是任意性的，平等却是约束性的（要求别人对我平等与别人要求我平等之间亦必须是一种平等关系）。要自由就不可能平等，要平等就不可能自由。自由与平等的要求不能以同类选项的形式提出。自由与平等也不是从属关系：“自由的平等”不能立论，“平等的自由”即是制约下的自由（性质），是一种虚伪的道德承诺。
其三，“天赋人权”的理念是人文性质的，其诉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的个人权利。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相同处，是两者都有自然属性和思想属性的自由观（只能是自由观而不是自由，因为前面已分析，三方面属性的“无条件”自由都是不能实现的）。不同之处是：自然人缺失社会人所具有的人文属性方面的自由观（有人文属性自由观的人，就一定不是自然人）。自然法则，仅仅是依据自然人在自然属性及思想属性方面的自由观而产生的法则，自然法则里并不包括人文属性的自由观。把自然人背景下根本不存在的人文属性方面的自由观加进自然法则，叫做“无中生有”，再把无中生有的法则，作为社会人专属的人文属性方面“天赋人权”的理论依据，则犯了比偷换概念更严重的谬误。
这谬误与之前分析的其它谬误，及虚伪承诺拼揍而成的人权理论，被早期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霍布斯、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笛卡尔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利用，创立出一套套煞有其事的思想体系，他们有意无意地撒下的漫天大谎，最后竟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随后政治家们把这些理论观点，纳入到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去，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建立的思想基础从此被奠定。
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孔斯坦、奥斯丁、梅因、边沁、密尔、狄骥等，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天赋人权说做出了否定。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肯定天赋人权说积极作用同时，明确地指出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因此它是一定社会的特有产物，是受一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制约的。离开一定的经济和阶级关系，谈论所谓的“天生”的、“固有”的或者是“上帝面前的”权利，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地把抽象的人性、理性作为权利的根源，把人权视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抹杀了人权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在哲学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但为什么，有很大缺陷的天赋人权观，却能够成为一股潮流，在几百年间风靡世界？
这是因为，天赋人权观吻合了人心中的功利性。
不可否认，天赋人权观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提出的理论，代表了新兴的生产关系和新兴阶级的利益。它在理论上倡导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否定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统治和压迫的理论武器，因此具有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但这种积极作用并不能反映出天赋人权观的真实合理性。必须认识到，天赋人权理论，从成熟到运用至今，只有两百来年的历史，其积极作用的显示与其说是因为合理，倒不如说是因为心理学上的暗示催眠在发挥效果。就如同对着一个没有先例可寻的病人，权威医生束手无策之际，向其煞有介事地介绍一种仙丹灵药，而实际上只是某种普通的保健产品那样，当病人信以为真之际，药不对症有时也能发挥效果。
但这种效果只是一种潮流效应。而潮流，不代表正确，不代表“普世价值”，更不代表真理。神权的拜膜曾经是潮流，皇权的拜膜曾经是潮流，共产主义也曾经是潮流，改革开放是当今中国的潮流，民主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潮流，股市的大涨是入市的潮流，种种的时尚流行潮起潮落，但谁也代表不了真理。潮流的背后，是人的盲目性，盲从性，非理性。
真理，往往与潮流背道而驰。
潮流的出现，反而是大众对真理的背离。因为，潮流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功利的出现。在功利面前，真理就是被抛弃的选项。
这种积极作用，也像一个打了激素的运动员，激素能让运动员短期内发挥超极限的表现，但对运动员的身体却会造成永久性伤害。
事实上，天赋人权观的弊端正在逐渐显露出来：1，所谓的自由平等权利，并没有真正获得保障，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不公平及战乱依然频生甚至越来越恶化；2，真正的自由平等并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感受到这一点的人越来越空虚，即使在金钱事业名利地位都得到的情形下依然如是；3，虚假的自由平等令尝到甜头的部分人失去了理智，各种畸形的、无聊的、堕落的自我表现自我放纵充斥世界；4，自由与自私划上等号，人权与霸权划上等号，利己主义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大肆横行，少部分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的自由平等是建立在对大部份国家不自由平等的基础上。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2-9-11 05:22:33

八，自由度
为了解决“有条件的自由”中的诸多矛盾及困扰，近年来开始流行一种新的说法：“自由度”。自由度的概念源自于物理学及结构力学，原义是力在系统或结构中的参数。应用在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层面的讨论上一般以统计学上的意义作参考标准。
自由度，实际上就是“有条件的自由”的升级版本。升级之后，“有条件的自由”所附有的，市集式土里土气地讨价还价的语气特征消失了，“自由度”成了充满时代感专业感权威感的摩登表述。但语气转换之后，不可能实现的伪善承诺也换成了赤裸裸的直率。就如同对死囚说：你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但改变不了你死定了的事实。自由度的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自由是不可能的，但囚笼大一点小一点还是有得商量。
自由度与自由一样，具有自然、人文及思想三方面的属性。
但自由度里的“自由”，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成了一个形容词，成为形容“度”这个衡量单位所表现的意义，因此具备了可议的逻辑性、科学性及可行性：我们不是选择“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而是选择“积极自由度”或是“消极自由度”；我们不再说“有条件的自由”而是客观地，有理有据地比较不同社会不同政治制度的宽松程度；我们不奢望追求自由却有希望争取或实现某个参数的自由度；因为“度”是可以实现、达到的“状态”。先实现不那么高的“度”，再不断努力达到更高的“度”。这意味着“骡子悖论”不成立了，“对自由度的追求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原动力”就不是逻辑陷阱了；我们捍卫不了自由的权利，但可以捍卫已经到手的某个自由度的权利；自由度与平等度不是对立而变成了相容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在争取、实现、捍卫自由度权利的同时，争取、实现、捍卫平等度权利；美国可以一方面标榜自己是捍卫自由度的斗士，一方面追杀斯诺登、监听网络而不会出现自打嘴巴的尴尬；不过那些什么“之声”的传媒或所谓的自由斗士，就应该自觉噤声及收敛，因为他们选择性的诉求，要的不是自由度而是不可能出现的自由；中国政府则可以理直气壮地承认没有言论自由但有言论自由度，因此亦可以毫不犹豫地封杀异见分子，而不必顾忌别有用心者双重标准下的指责。
自由度，消除了许多政治哲学上的歧见，解决了伪自由中许多自相矛盾的理论。自由度，才应该是人类追求的真正目标。
真正的普世价值，应该是“有条件的民主、自由度、平等度”。
事实如此吗？
很遗憾。“有条件的民主、自由度、平等度”很逻辑，一般民众不懂用之，别有用心者则避而用之。“有条件的民主、自由度、平等度”还很啰嗦，不够激情，远远不如“民主自由平等”般“铿锵有力”，故有心搞事者不喜用之，喜欢热闹的民众亦不喜听之。故尔，“民主自由平等”这个铿锵有力的“范畴谬误”估计还会一直谬误下去。
即使自由度的提法被大众广泛接受，这个“自由度”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由于自由度的计算采用的是统计学方法，这方法看似科学，却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结果自由度带来的，是更多的争执，更多的动荡。
首先，这里必须严格区别的是：自由度不是自由。即使自由度是百分之百，也不是自由本身。这既是一个客体与主体的非同一性关系，也是自为与自在之间的非同一性关系。所谓的客体与主体的非同一性，意思是我与某某明星的相似度是百分之百，我也不是某某明星。所谓自为与自在的非同一性，意思是：自由度是自为，自由是自在。自为是自在的表现形式，自在是不证自明亦不能证明的本体。自由度只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而不是自由本身，就如同我的手脚肤发身体等等“我的”，以及我的平等幸福财产荣誉地位等等“我的”都只是“我”这个本体的表现形式，但都不能证明也不能代表“我”这个本体的存在。
其次，统计学这东西不是普罗大众都明白的，它属于少数专家的专利。但自由度却是属于大众的。由少数专家来定夺大众的自由度，大众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盲信，或者是疑心重重。两种结果都不合理。事实上，正是因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专家们的引导或者说误导，常常造成一些本来安定的社会出现不必要的甚至是致命的动荡。
其三，“有条件的自由”尽管是虚伪的道德承诺，但这个承诺能产生两种心理暗示：1，“有条件”，意味着自由不是无度的；2，“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这两种暗示使信奉“有条件自由”的人，能够“自律”地约束自己，对“自由”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及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即使是“有条件自由”，他们仍然会为了追求而“当真地”把生命和爱情“两者皆可抛”。而“自由度”用的是统计方法，“统计”是集合性的，对外的。即统计一定是某个观测者或某个组织对特定人群特定社会特定制度特定国家的评估，绝没有对自己进行统计分析的行为，也绝不可能（叫做“不能自我指涉”）。换言之，这个作为衡量标准的“度”只能用来量度别人（他者），因此“自由度”产生的心理暗示是：看看社会给了我多少自由度或是我得到了多少自由度，而从没有人思考我给了社会多少自由度。即“自由度”只会使人产生自私心理，而不会有“崇高的使命感”。此外，由于不知道怎样的“度”才合理，往往在追求的过程中就变成了“无度”，即变得越来越贪婪自私。
其四，即使大众都明白统计学，自由度的“度”还是难以取得共识。因为，自由感因个人的际遇而异，不同的团体亦因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或不同的资源分配现状而有不同的共同自由感。这些自由感绝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抽象的自由度数字可以真实反映出来，绝对没有“普世”的自由度。把一个自由度的数字，强加给某个个人或某个团体或某个社会，一定会引起争议。争议的结果，同样只能造成社会的不和谐。
统计学方法得出来的自由度，只是一种经验性分析，只能够停留在某方面自由度属性定量定性的层面上。对复杂社会复杂人性下，如何运用自由度去解决道德及价值喜好的规范性分析起不了什么作用，更可能因统计选项带有倾向性而失却了公平。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调查有关各国自由度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示其自由度指数仅仅反映各国的新闻自由度，而不衡量新闻工作的质量（资料来自于维基百科词条“新闻自由指数”）。这不禁令人疑惑：求取这种毫无规范性分析指数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新闻自由只须考虑新闻工作者报道的自由，而不必考虑其报道对大众产生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吗？如果说大众需要知情权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那么那些选择性失明失实歪曲哗众取宠的报道，实际上已经是侵犯、剥夺了大众真正的知情权。在实行新闻自由度监督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实行新闻真实度责任度的监督？
这篇文章第二节已明确指出：社会人的自由感是由三方面的属性所统合，任何单一属性的理论，及因此而付诸于实践的模式，都不能真正解决人心中对自由的失落感、疑惑感和焦虑感。
统计学上的自由度，反映的主要是人文属性方面的自由度，而没有反映自然属性及思想属性的自由度。再者，人文属性还可以再进一步分类，政治制度、民间往来、文娱活动、法律、传媒等自由度都可以归类于人文属性自由度。单纯地统计某一、二项的自由度是一种极之片面的分析。
以中国国情为例。中国可以接受人文属性中，有关政治、传媒自由度不够的指责。但中国密切的、充满人情味的民间来往，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西方人却视而不见，或者说没有兴趣去统计。曾经有中国大陆到澳洲悉尼旅游的游客，把悉尼这个世界闻名的城市，形容为“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人的人文印象是“白天阳光海滩，夜晚啤酒醉汉”，澳洲人有这方面的反省么？西方人与人之间冰冷理性的人际关系的自由度又是多少呢？在自然属性方面，世界第一的中国铁路网，一个春运可以运送半个世界的人口，中国的城市化如雨后春笋，中国的产品遍布世界，其自由度又该如何计算呢？思想属性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幽默、中国人的智慧、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白猫黑猫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封建专制思想、民主思想、基督教思想、佛教思想、儒家思想、道教思想、满天神佛思想、发财致富思想、腐败思想、特权思想、名牌思想、追星思想、哈日思想、哈韩思想、穿越思想、出国镀金思想、色情思想、山寨思想、弄虚作假思想、地域歧视思想、五毛思想、狗粮思想及种种五花八门的胡思乱想，通通有着令人膛目的存在市场，当代中国的多元化思想自由度，绝对是世界第一（注：西方锲而不舍地指责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时，从不考虑言论的对错之分，那么这里的思想自由度也不必分什么好坏档次哈）。
如果有心的专业人士，用统计学全面细致公正地统计三方面属性的自由度，中国的综合自由度绝对是世界第一。目前的中国绝对是一个活力无限的国家。
但是，这样的自由度没有人去统计，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人也不屑去统计。况且，即使统计出来，也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形的好坏。
统计学意义上的自由度并非一无是处，但只能作为一种刚性参考指标，中性地反映某一方面的现状，但不能根据这个现状，来作出好或是坏的主观判断。自由度越高，可以认为社会越开放越活跃，但许多情形下，自由度越高，亦反映出人心越浮躁，不安定因素越多，社会动荡可能性越高。在法律方面，自由度越低，意味着法规越严谨，但亦意味着越没有人情味，孰好孰坏，往往引起争议。

九，分数自由度
“自由度”这种表述，就其字眼上的含义确实相当科学合理，但要真实反映社会人的自由感，必须赋予“自由度”新的内涵。（在《逻辑后缀学》中，将对自由度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人类出于自身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需要，而产生了对人文、自然、思想三方面的自由向往，并以为越有安全感或满足感，就会越自由，这其实是错误的。
参考本文第五节思想属性方面，有关被动意识和主动意识的论述，安全感源自于“我需要”（What I Need）：得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我的生存就有了延续的保障。满足感源自于“我想要”（What I Want）：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觉得满足。
但“我需要”和“我想要”都是需求，需求越多，越大，被动性越强，自由感反而越低。由于人为了生存而产生的需要是有限的，但“想要”却是无止境的，即人的需求，特别是现代人的需求，大部份来自于“我想要”。也就是说，“我需要”对自由感高低的影响不大，自由感高低的变化，主要受“我想要”多寡的影响。
因此，在假定“我需要”为不变的常数的情况下，“我想要”越多，自由感越低，“我想要”越少，自由感反而越高。根据自由感与“我需要”和“我想要”之间的关系，可以创建一个与统计学原理完全不同的自由度公式：
D=N/W
等式左面的D代表自由度DOF（Degrees of freedom）。右面的分子N代表“我需要”（What I Need），分母W代表“我想要”（What I Want）。
为了与统计学原理的自由度区别，这个自由度可称为“分数自由度” FDOF（Fractional Degrees of Freedom）。
分数自由度公式清晰地显示了：分母越大，分数的值越小，即自由感越小。反之则反。分数自由度的值越高，则自由感越强。
下面就根据FDOF（分数自由度）公式的原理，对社会人的自由感作详细解释。
第一，分数自由度公式简单明了，有一般数理基础的人都能明白。当然，这篇文章只是就分数自由度的原理，和读者分享有关自由的问题。至于具体的计算，有兴趣的专家可根据社会人各种“我需要”及“我想要”而进一步制定出专业的数理参考标准，但那些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第二，由于一般人的想要永远大于需要，因此分数自由度通常情况下都小于1——想要的越多，分数自由度越小，自由感越低：野心越大的人，分数自由度越小；现代人的分数自由度，远小于古代人；发达地区的分数自由度，一般情况下小于落后闭塞的地区；所以，要进取、进步还是要自由感，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三，需要还可分为基本需要和扩大化的需要。基本需要可视为常数。扩大化需要则视人而定，现代的社会人，已经不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要，而把名利地位时尚潮流等都看成是生活的必需，也就有了所谓的“马斯洛需求五层次”。当把扩大化需要也作为“What I Need ”的“必需品”时，扩大化需要增加，想要必然亦随着增加，则分数自由度的值理论上保持不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丰富的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并不能为我们带来更高自由感的问题。
第四，在需要得到满足后的短暂时段里，分子值会一度减少，分数自由度的值就会一度大幅下降，自由感会产生若有所失之惑，即反而觉得“不自由”了，即追求自由的欲望更强烈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饱暖思淫欲”，及“淫欲”满足后短暂的空虚感。当想要得到满足后，分母值一度减少，分数自由度的值则会一度大幅增加，人的自由感会徒然增高。这解释了中了六合彩的人；刚买了称心如意物品的人；刚刚心想事成的人，心中那种轻松快乐感的由来。但需要和想要的意识很快会“收复失地”，因此这种分数自由度的瞬间波动会很快恢复其正常值。
第五，富人的扩大化需要远多于普通人，但由于自视甚高，其想要也远多于普通人，因此富人的分数自由度并不比普通人高甚至更低。当然也不否认许多时候富足之人，因着金钱的能力容易令自己的想要得到满足，因此其分数自由度值向上波动的频率会大于普通人，即其轻松快乐的频率会高于普通人。但当分数自由度恢复正常后，富人的烦恼与普通人是一样的。
第六，当需要的值等于想要的值，分数自由度可达到1，或者说百分之百，这个理论上百分之百的分数自由度，是不分富人或是穷人，谁都有可能达到。但追求简单生活的人，其想要的难度都不会很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自甘淡泊的人，其轻松快乐又远比富人多得多。
第七，那些宗教上的修行人士，不过是把其需要尽量压缩到只剩下最基本的需要，其想要也等同于最基本需要而已，其分数自由度充其量也是百分之百。不同于俗世之人的地方，是修行人士有心在意志上坚忍，其百分之百的分数自由度，能够保持在一个恒常状态。但必须强调的是，百分之百的分数自由度不等于自由，当中的理由与上一节关于自由度的论述相同。
第八，有没有可能，令“我需要”大于“我想要”呢？那不是意味着分数自由度的值大于1呢？有可能。类似于第四点提到的，当突然之间获得想要方面的“意想不到的”巨大满足，例如中了六合彩巨奖、可望不可及的女神突然钟情于你、所买股票的价格突然之间疯狂上升等等，分数自由度都会瞬间突破百分之百。但这种突破是短暂的，原因第四点已有分析。
第九，分数自由度恒常大于1也有可能，这就是本文作者所宣扬的：成为一个“受训者”。受训者认为：世间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肉身都不属于自身拥有，因此我都“不想要”。但世间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肉身，都是受训的器材，要受到全面的训练，则所有受训器材都是“必需”的，故现实世界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肉身，都是“我需要”的受训器材。因此“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叫做“有欲无求”。笔者个人认为：这种受训方式，远比苦行僧式的修炼“先进”得多，其分数自由度远超于百分之百，理论上甚至可达致无穷大。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即使是“无穷大”的分数自由度，依然不是自由。
第十，分数自由度既能够进行定量定性的经验性分析，又能够进行道德上的规范性分析，是一种简单实用的自省工具。这样的自省，既不会出现“有条件的自由”那种满腔热血般偏激的“崇高使命感”，也不会出现统计学意义下的自由度，那种只能量度别人的自私自利。根据分数自由度进行的自省是一种中性的、平和的、超然的客观评估，能使人在激烈竞争或平淡无聊的日子里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想要什么，为什么快乐，为什么苦恼，永远以一种从容冷静的眼光看待人生，永远保持一种愉快平和的心境。
第十一，当分数自由度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分数自由度就可以用在国家层面上的分析评估。但国家层面的分析评估，无论是单项或是综合性的，与个人的分数自由度完全相反：两者的分数自由度，都是越低越好。这是因为：国家层面的“我需要”和“我想要”里面的“我”，具有“他者性”。“他者”，就是人民，或者说公民。之前提到的宗教修行人士或者受训者那种“把想要尽量下降到与需要一样甚至不想要”的做法，属于“原教旨”范畴的理念，在普罗大众里并不合适。现代社会里，一般公民的“扩大化需要”是合理的。因此，公民政府必须在满足公民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再尽可能开拓公民的“扩大化需要”，并尽可能提供、满足公民因扩大化需要而“想要”的一切。也就是说：一个政府的分数自由度越低，反而说明这个政府给予公民的所需所想越多，公民从这个政府获取的安全感和满足感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因此而放任地“想要”。因为在与此同时，民众根据自身分数自由度的自省，能够以一种“够了就好”的心态，自然“对冲”政府提供的慷慨，双方就此取得良好的互动平衡机制。
——当今这个世界里，哪种国家制度好？哪种国家管理方式好？如何评价人民的素质？人民与政府之间如何良性互动？众说纷纭，争执不断——笔者认为：一个简单的分数自由度公式，就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合理的衡量标准——人民的分数自由度越大、政府的分数自由度越小，这个国家就越健康。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2-9-11 05:23:01

十，争与不争
分数自由度中的“我需要”和“我想要”概念之间的异同，还能够解释东西方思想之间，为什么存在着南辕北辙的差异：争与不争的差异。
西方思想的源头，出发点就是一个“争”（或“得”）字。如何竞争（获取），乃至“进步”到如何公平地竞争，是西方哲学围绕的中心点。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不外乎如何民主地争、自由地争、平等地争。
如何“争”不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话题。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西方思想的出发点是“争”？
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哲学是不屑回答的。西方人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概念，不能定义，因为那是天经地义的，是“老天爷”早就预先为我们设定的“公理”。
人有“欲望”。巴鲁克·史宾诺沙在《伦理学》中写道：心灵的决定若扣掉欲望就不剩什么。
有欲望，自然要满足，要满足，就要去争取，那是没必要问为什么的。对于争取，托马斯·霍布斯据此“想象”出这么一个“自然状态”：每个人都生活在“贫穷、孤独、肮脏、残忍和短命的”无政府丛林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更总结了无政府丛林中的生存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人有原始的欲望，这应该承认。有欲望就要争取满足，这可以肯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似乎”亦没有错。问题在于：西方人在观察、思考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时，没有意识到：除了人以外，自然界中其它物种的“欲望”，“争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都是出自“我需要”！
而不是“我想要”！
狮子老虎扑食撕咬弱小动物，划分地盘，并不是它们“想要”，而是它们“需要”。物种之间的互相争夺、排挤、残杀，并不是它们“想要”，而是它们“需要”。当需要满足后，它们就会“功成身退”，此谓之“我自然”，此谓之“天之道”。
需要的欲望之争是顺其自然的，是可以肯定的。仅仅为满足需要而产生的想要也是可以肯定的。
但继续想要的欲望之争却是违背自然的，是应该被否定，或最起码应该受约束的。
西方思想，把物种中因需要而起的欲望之争，理解成为满足了需要之后“继续想要”的欲望之争而给予肯定，与“天赋人权”理念的产生如出一辙，都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天赋人权”是近代出现的，基于肯定了“继续想要”的欲望之争之后的产物，而“继续想要的欲望之争”被肯定的错误，却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只是在近代的两百年里逐步完善发扬光大，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意识。因此，肯定“继续想要”的欲望之争，是一种典型的、古往今来最严重、最大的一次偷换概念。
由于这个偷换概念的根本错误无人知晓，为“继续想要”的欲望之争就成为一切西方哲学体系的立足点。现代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就全部基于这个被肯定了的错误前提上，由此而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西方哲学果然头头是道，不得不承认西方思想“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合理最文明的思想。因为，西方人以擅长的逻辑为工具，把如何“争”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却没有人去深究，为什么这种最先进最合理最文明的思想，依然解决不了现代人深陷的各种困局？
在肯定了继续想要的欲望之争后，西方人“良心”发现了，认为欲望之争是一种“恶”，一种原罪。善恶的概念因此而出现，善恶的斗争因此而产生。在肯定了继续想要的欲望之争的前提下，如何对抗这种“恶”的道德学说纷纷出笼。当中以康德的道德哲学为其佼佼者。康德认为：真正的自由，被认为是指人在道德实践意义上具有不受自然律束缚，摆脱肉体本能而按自身立法行事的自由意志。人的理性在对象方面建立了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但却因此使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人的同一理性在实践中却能够不受自然律束缚，而按它自身一贯的自由意志的普遍规律行事。人在一切自然必然性面前就仍然是完全自由的，他完全可以不按道德律（绝对命令）办事，但他内心很清楚他本来“应当（定言令式）”怎么做，而且只有那样做了，他才真正是个自由人。这种自己为自己所定的规律，就是自律。
康德因此有一句名言：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
很精辟。
但西方人并不明白，这种所谓的自律同样是违背自然的。
肉体本能指的是“我需要”而不是“我想要”。
自然律指的是“我需要”而不是“我想要”。
而所谓的“自律”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我需要”，而不是“我想要”。
如此一来，康德哲学就产生了“错位”：用定言令式“自律”本来应该顺其自然不该被约束的“我需要”；但定言令式那种无关于任何目的而出自纯粹客观的必然性，又成为不该被肯定的“我想要”开脱（所谓解放人性）的理由（《逻辑后缀学》籍此发展出人类思维上三重倒错的理论）。
“我需要”是不可能摆脱的，能摆脱的、应该被约束的叫做“我想要”或“我继续想要”！
“除了人之外的”物种之间的争夺残杀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善恶，那都是出于“自然”的需要。人类把狮虎的扑食视为残忍，把野狼的不择手段视为贪婪，这种把“自然”人为判断为“恶”的思想，同样与自然背道而驰。
“我需要”不是恶，“我想要”大于“我需要”后才是恶。
西方哲学家们为人类自身行为建立起一套套道德体系，设立了种种道德标准，先假惺惺地忏悔不可能悔改的“我需要”的恶的原罪，再肯定“继续想要”的“人性”，把“继续想要”的民主之争自由之争平等之争大力推销以实现其“普世价值”，至此西方人完全被自己“高尚”的行为感动了，世界人民也被西方人的“高尚”行为感动了，纷纷认为现代文明出现了，出现在理性感性完美、逻辑激情兼备、自我批评精神淋漓尽致的西方。
殊不知，西方的道德要求，性质上同样是“我继续想要”的又一种，是利益我想要，荣誉我也想要的反映，粗俗的说法就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
看看当今人类世界的种种自相矛盾现象：一方面高科技研制军火，一方面口口声声高科技造福人民；一方面自相残杀，一方面人道主义；一方面野蛮地掠夺动植物矿产资源，一方面成立种种动植物矿产资源保护协会。
我们常骂一些凶残的人“没人性”，实际上，人性是比兽性更可怕的东西。因为人性除了“我需要”之外，更多的是“我想要”，而兽性仅仅是“我需要”。西方人依据“我继续想要”而建立的世界，不是文明世界，应该叫“物明世界”（《逻辑后缀学《称之为自定义真实的伪文明）。西方人对物质界的探索，确实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种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精神，实际上是“物明世界”的精神。而对真正精神界的探索，由于一开始就走进了歧路，之后渐行渐远，到“人性”被彻底“解放”的今天，人类似乎已没有回头路可行。
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文明不是语言文字，文明不是高楼大厦，文明不是飞机大炮，文明不是时尚潮流，文明不是科技产品，文明不是上流社会的彬彬有礼。这些充其量是文明的外衣。
文明必须与道德划等号。文明的本质是道德。
道德不是西方人的“自律”。
西方人的自律源自于源远流长的“原罪说”，确定了原罪之后才能树立道德的“标杆”，即道德观，然后以“带罪之身”向标杆靠拢或是看齐，即祈求道德的救赎。西方哲学的道德观，从神权到人权经历，不过是从神的权威到人是所有价值判断的最高原则，其最高成就，就是康德所提出的，相当之高大上却似是而非的“定言令式”。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定言令式”的道德观，成功地为西方人性的解放实现了背书。但这种人性解放的代价是：道德多元论与相对论并驾齐驱，形成相互对立又不可调和的道德辩护与论证的“诸神之战”，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因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失去了普遍有效的权威性，而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以至于不可诠释。也就是说，到头来西方人对什么是道德依然是糊里糊涂。但这糊里糊涂竟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先把道德模糊化，也就是说，不把道德当回事，再把这模糊化了的道德，作为维护利益的挡箭牌或获取利益的政治性攻击性武器。例如：模糊化的道德观，令日本人能够把战争罪行模糊化；令美国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在世界各地横行。
而实际上，道德与政治是南辕北辙的两个概念，捆绑两者是范畴谬误。当真理选择了立场，真理就不再是真理。选择了立场的道德是一种伪道德。把模糊化的道德观与政治捆绑，道德就成了行凶者的武器。把模糊化的道德观与政治捆绑的行为，反而暴露了捆绑者本身就是一个行凶者。
中国人，就成了模糊化道德观的最大受害者。与“原罪说”相反，中国人认为“性本善”，即“善”是与生俱来的，道德不是靠自律而是“自觉”。因此中国人并不祈求道德，而是害怕失去道德。中华文明里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儒家精神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即中国人太把道德当回事，把道德当作是一种实实在在而且是相当宝贝的东西。结果就是，当中国人看见别人没有道德时，就发自内心地义愤填膺；当发现自己没有道德时，同样是发自内心地痛心疾首羞愧难当。行凶者正好利用这点，把模糊化的道德观清晰化为“中国人质素低下”这种刀刃。这把锋利的、威力无比的、具有实质性的利刃，不但把中国人支离得血肉淋漓，还起着借刀杀人的效果，让我们自相残杀。
当我们自以为在为捍卫道德而战而进行相互指责攻击时，真正的行凶者在发笑。
独立思考有若干个层次：
把自己与国家民族割裂的独立思考，只会产生对抗。当只为自己打算的独立思考，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时，这个社会一定是动荡不安的社会。
这是因为：为个人自由而进行的独立思考，一定具有破坏性。
部分人无日无之地挑拨离间、极尽所能地诋毁中国，这些人白费心机了，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凝聚力来自何处，这也是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笔者在《逻辑后缀学》下卷，从独特的视角解读了中国人的凝聚力）。
有人说中国人如蝼蚁。这其实说到点子上。中国人确实就是蝼蚁。研究过蚁巢的人就知道：只要对蝼蚁或蚁巢骚扰一下，蝼蚁就会四处溃散。但无论走多远，最后它们兜兜转转又会回到蚁巢（当然不否认有个别彻底迷途者）。因此，除非对整个蚁巢“一锅端”，否则谁也拿蝼蚁没办法。
历史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中国“一锅端”，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妄图一口把中国吞下去的，最终会吐回出来或者把自己“撑死”。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亡国，到头来所谓的异族都被中国所包容，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把个人价值与社会、国家、民族、历史有机相连，就叫做高风亮节，这才是和谐之本，当这种理念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这个国家的强大就具有内在性。
认识到个人、国家的命运与整个人类命运息息相关，这样的独立思考才是道德上的独立思考。美国强大后，以民主名义四处搞局，实质只是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这是极端不道德的行为。
思考人类命运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客观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独立思考，则是智或慧的思考。西方的“人是”哲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平起平坐甚至超越自然，只是一种“智”的思考，从“慧”的角度来看，源自于西方现在已通行全球的“智”实属“不智”。
什么是道德？
道德就是顺其自然（《逻辑后缀学》从集合论的角度深化了道德的内涵）。
道德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视同仁），道德就是“水利万物而不争”（不想），但又“处众人之所恶”（不在乎贫贱），道德就是“圣人为腹不为目”（只为需要），道德就是“夫为不盈”（不想继续要），道德就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不掩饰我需要的根本面目，该“兽性”时就兽性）。
这才是道德，以这样的道德标准建立的世界才是文明世界。换句话说，不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界反而“够资格”称为文明世界，植物界也是文明世界。文明世界的精义是和谐，而不是竞争。和谐也包括为需要而产生的杀戮。在物资短缺的远古时期，人吃人，人杀人，人之间互相争夺，人猎杀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贫穷、孤独、肮脏、残忍和短命的’无政府丛林之中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都是因为“需要”，都是因为“自然”，而不是“恶”，因此依然可配得上文明世界这个称号！或者可称为“原始文明世界”。
到人的智识增加，懂得开发资源，物质开始丰富之后，人就应该“不争”。“不争”不是道德上的“善”，“不争”不是“良心发现”。不争是因为没有了需要争的理由，“不需要”了。不需要再吃人，不需要再杀人，不需要再争夺。这时候的不吃人不杀人不争夺并不违背自然。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人懂得了“我需要”之后还可以继续“我想要”，于是为“继续想要”找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理由，然后人就为了“继续想要”而“民主、自由、平等”地继续杀人及争夺，这就违背自然了，就不再是文明世界了。
中国的老子，以高度的智慧认识到道德的真谛，以一篇《道德经》，为后人建立了一个文明世界的道德模式，现代人类文明世界的种子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出苗，在佛学、儒学相辅相成下，现代人类文明在中国逐渐生长成熟，形成了独特的“不争、和谐、包容”的顺其自然的中华文明。不幸的是，中华文明在近现代却受尽了西方物明世界的蹂虐摧残。
现在不少中国人，指责自己的祖国已经道德沦丧，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渊。但这一切的根源，是始于19世纪末中国被西方强行打开了国门，中国等于是被西方“逼良为娼”。中国从开始的“不情不愿”，通过百多年的挣扎、摸索，到改革开放后终于“心甘情愿”地，甚至是“满腔热情、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物明世界”的“康庄大道”。中国今天的“道德沦丧”不过是“做了婊子，未立牌坊”。如果中国真的全盘西化，并终于建立起根植于“继续想要”基础上的道德牌坊，中华文明的记忆将被彻底改造甚至抹去，文明世界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亡。
无奈的是：合理的不合适，不合理的却合适。
因此，人类文明极有可能因此会“输给”人类物明。
不过，这个结论又未免下得太早。无论是人类文明还是人类物明，两者赖以生存的基本，都离不开自然。依赖自然却又违反自然甚至妄图征服自然，人类的物明世界有可能做得到吗？还是让时间来证明吧。

结语：这篇《自由思想批判》，通过对“自由”的剖析，最后引出了“分数自由度”的理念，供读者思考。《逻辑后缀学》，再根据集合论的原理，深化了“自由”的内涵，提出了“逻辑推定的退相干自由度”及“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两个新的概念。并在下卷的最后一章，构想了“绝对自由”的“假说”。

[中国哲学] 自由思想批判